中国到底有无哲学
夏国军
编者按“中国有无哲学”如同“中国有无科学”、“中国有无宗教”一样，离不开中西文化交汇这个历史背景即语境。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互不相知，各行其是。在此之后，异质文化相逢了，有无之争、同异之辩，油然而生，逐步成为热点。同处于一个语境下，西方便没有这些问题群的产生，即使有也只是在“汉学圈”内有些讨论，从没有达到中国学界现在达到的这样的热度和规模。截取这一横断面不难看出，这个不对称的局面是由中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及由“西学东渐”对中学的刺激反馈出的社会变迁、学术进展的新景观：在中国，再次反省自身，比较中西，取长补短，发展前进。同时，引起西方哲学界的关注。
“让事物自身呈现”，便不是“欧洲中心”(黑格尔)或“中国本位”(张之洞)的“自我中心”这些简单的价值判断所能奏效的，也不是对它们的变相展开所能“返朴归真”的，当然更不是否定一切、解构哲学、无视历史的后现代所能承当的。
加之，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教训(如穿靴戴帽的“两个对子”的教学体系)，故希望这次讨论会有新的进展。其实，学界已经积累了“让事物自身呈现”的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如西方哲学重“是什么”，中国哲学重“怎么做”，包括学人不大注意的在翻译界的“是论”与“存在论”的分歧，凸显了把“本体论”套到中国哲学身上并不妥当的启示等等，都可以给我们的讨论提供有益的成分。
就《中国到底有无哲学》这篇文章看，尽管并不成熟，论证也嫌草简，判断难说周延，但要言不烦，直扼主题，特别是“哲学的起源”一节能回溯中西文化源头的客观历史差异，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通向“让事物自身呈现”的合理维度。
鉴于这个问题国内讨论已经很多，而创立“哲学”术语的西方同仁的看法我们却知之甚少，因此，除了吁请国内同仁参加这个讨论外，也希望西方同仁赐稿，进行对话交流。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氛围下，这是一个困惑了中国哲学界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外学者就此问题争而又争、辩而又辩，时至今日，仍然争而未决。对此问题，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角度，即“哲学”的含义、哲学的起源、中外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外国哲学家的中国哲学有无观加以探讨。
一、厘清“哲学”的含义
首先，“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是个西方术语，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Nishiamane)首先将“philosophy”译成汉语“哲学”，其含义为“爱智慧”或“启发智慧”等。后来黄遵宪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哲”字也有“学”字，但没有连结在一起的“哲学”一词。在汉语中，“哲”具有“聪明”和“贤明”等意义，与“哲”相关联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以认识社会、人生为目的，追求成圣。从词义上概要地讲，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尽管从词义上不足以表达哲学的全部实质，但这也绝非文字游戏。依据中国学界接受并使用“哲学”概念的事实，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出这样的理性推断：外国哲学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同，中国学界所从事的理论活动或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同外国哲学有某种相通之处，否则，中国学者不会无缘无故沿用“哲学”这个外来术语的。据此，我们至少可以形成一种朦胧意识：中国有自己的哲学。
其次，翻开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我们便会发现，“philosophy”一词含义主要有如下六种(汉文为笔者自译)：
（1）the r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ruths and principles of being,knowledge or conducts./哲学是对于存在、知识或行为的真实性和原理（或原则）的理性考察。
（2）the three branches,namely natural
philosophy,moral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al philosophy,that are accepted as
composing this study./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构成哲学研究的三个分支。
（3）a system of philosophical
doctrine: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一种哲学学说的体系，例如斯宾诺莎哲学。
（4）the critical stud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a particular branch of knowledge,esp,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or reconstituting them: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对知识的特定分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行的批判性研究，以期改进或重构它们：例如科学哲学。
（5）a system of principles for guidance
in practical affairs./哲学是指导实践的原则系统。
（6）a philosophical attitude,as one of
composure and calm in the presence of troubles and annoyance./哲学是一种达观或冷静的态度：例如，面对麻烦的境遇表现出来的镇静沉着，或遇到令人恼怒的人物或事情表现出来的冷静。
下面，我们再举出胡适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第1页)至于何为“人生切要问题”，胡适先生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例如“行为的善恶”，“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等等。将胡适先生的哲学定义与上述“philosophy”的六种含义进行比较，胡适先生的哲学定义与“philosophy”含义的相同或相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philosophy”的六种含义告诉我们，“哲学”是一个具有多种内涵的语词。罗素曾经说：“哲学的定义是随我们所主张的哲学而变的，所以我们所能说起的，不外是有某种问题是某种人所感到兴趣的，而此问题至少在当代的世界之中并不属于任何科学的范围。”(罗素，第1页)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哲学的内涵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可以断言：外国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也应该是哲学，外国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只不过是哲学共相中的一个殊相，而并不像某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无哲学。
二、哲学的起源
关于哲学的起源问题，我们首先引述两位外国哲学家的观点。罗素曾说：“哲学的起源是由于我们要用一种非常沉毅的企图去追求一种真实的知识。平常生活中我们所承认的知识有三个缺点：即坚信而不追问(Cocksure)，头脑不清晰(Vague)与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ion)。哲学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觉悟到这几个缺点，但其目的并不是仅仅得到一个懒人的怀疑就可以满意，而是在于代以一个精确的、自相一致的、具有试验性的知识去作为修正的答案。”(罗素，第1-2页)亚里士多德则“把智慧、把哲学称之为思辨科学。他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在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关系中，对哲学做出不同的规定。首先，在哲学的起源上，在它和创制科学的关系上，他把智慧规定为关于最初原因和本原的科学。哲学不能满足于事物是什么，还要探索日常所见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原因，要去解决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样才能使人去了解这样的难题。……哲学起源于好奇，不仅是在现在，还是在最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在开始，人们对身边所不懂的事情感到好奇，如关于月象的盈亏，太阳和星辰的变化，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好奇的人，就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苗力田，第2-4页)
其次，我们再列举出胡适先生所认为的哲学要解决的六个“人生切要问题”：（1）天地万物怎样来的；（2）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3）人生在世应如何行为；（4）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5）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6）人生究竟有何归宿。这六个切要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显然都是十分突出的，同时，在每一“切要问题”中也隐含着胡适先生对哲学起源问题的某种哲学思考。而且，通过比较上述中外哲学家们的观点，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至少在“人类因感到困惑而感到无知，为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去追求真正的知识”这一点上具有相同性，也就是说中外学者们所从事的这种特定活动具有同源性。外国学界称这种活动的理论体系为哲学，那么中国学界该如何称呼呢?回答当然是：非哲学莫属。根据事物属性的多样性而客观辩证地讲，中外哲学具有同源性，但却不同流。
中国哲学由于其经济的、社会的和地理的等多种原因，具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东亚大陆，以西北黄土高原为中心的大陆民族(有别于希腊、罗马、英国等濒临大海的海洋民族)，数千年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有别于近代欧美的工业社会)，与此相联系，社会制度长期以来是一种宗法制度，政治制度是一种中央专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有别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民主制和欧州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了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特点。尽管哲学本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总结与概括，但是不同民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进行这种总结和概括时往往有所侧重：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则侧重于科学和思维。“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发明者各有不同。”(吕思勉，第3页)即使是外国哲学本身不也是拥有许多分支和流派吗?
三、哲学的研究对象
有的外国哲学家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例如已故的美国汉学家莱特(A.F.Wright)，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不是哲学，而只有西方哲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哲学。他们的观点可以用逻辑学中的欧拉图法表示：
即：“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哲学)”这两个集合之间为全异关系，也就是二者没有任何共同的分子。现在，换个角度逆向思考，假如二者之间在研究对象上哪怕仅有一个共同分子，那么二者的全异关系便不能成立，自然会得出“中国有哲学”的说法，这也正是我们所格外关注的。中外哲学史实最具说服力。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外哲学史。
在中国，胡适先生认为，“善恶问题”是一个“人生切要问题”，对善恶问题的解决就是哲学。那么中国传统学术中有没有解决过善恶问题呢?稍有中国古典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毫无疑问是有的。胡适先生并替大家作了回答：“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胡适，第2页)无独有偶。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有所谓善恶之起源的问题。比如，黑格尔曾提出一种说法：“人初只是天然的存在，当其离开此路之时，人即为自觉的主体。于是人与天然世界之间，即有界限，但此界限，虽为精神概念中之必要的分子，而却非人之最终目的。思想意识之一切有限的动作，皆属于此内的分裂境界之中。在此有限的范围内，人各求达其自己之目的，并聚集自己的行为之材料。当其此等追求达于极端之时，其知识与意志求其自己，与共相分离之狭隘的自己。当此之时，人即是恶，其恶即在其是主观的。”按照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一切活动，都是绝对精神的活动的一部分。“绝对精神必须经过这些活动，才能够得到自觉，自觉其是绝对精神。如果把这全体活动中的部分活动同绝对精神的全体活动分裂开来，单独观之，那就看它是恶的。可是部分不能从全体中分裂开来，必须在全体的活动中才有意义。照黑格尔的说法，从全体的观点看，负的分子亦有正的意义。恶与好内的相同。恶与好相同，则恶亦非恶，好亦非好，此二者实皆已消泯矣。”(冯友兰，第371页)比较以上两位中外哲学家的思想观点，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都曾研究过“善恶问题”，即二者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分子，这样，否认中国有哲学的外国哲学家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四、外国哲学家的中国哲学有无观
外国哲学家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有的持完全否定的观点，有的持肯定的观点，而持肯定观点的外国学者中，又褒贬不一。总之，我们可以说并非所有的外国哲学家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下面，我们主要列举几位认为中国有哲学的外国哲学家的观点。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是肤浅的、不合格的，因为中国哲学缺少抽象和逻辑。这是持贬调的一种观点，但是按照他的逻辑并不足以否认中国有哲学，恰恰相反，应该得出中国有哲学的结论。
法国18世纪的“狄德罗与西方一些蔑视中国文明的学者不同，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他说：‘举世公认，中国人历史悠久，智力发达，艺术上卓有成就，而且讲道理，善政治，酷爱哲学；因而，他们比亚洲其他各民族都优秀。依某些著作家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同欧洲那些最文明的国家争辉。’‘中国人的哲学的缘起是难以确定的，而中国的年表则不会是靠不住的’，按照狄德罗的划分，中国哲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代哲学，第二个时期为中古哲学，第三个时期为现代哲学”。（《中国哲学》第13辑，第377页）
再来听一听日本冈田武彦教授的说法：“……现在对中国哲学首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课题，以及对它们在世界思想界占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加以审慎的考察，就至为必要了。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虽曾风靡东亚思想界，但时至今日已渐趋终点，甚至连西学本身也已被认为处于衰退期了。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哲学家们却开始瞩目于东方哲学，甚至出现积极地汲取东方哲学的潮流。东方不是也有依据传统哲学，赶超西方哲学，建立独创性哲学的学者吗?这大概是未来发展的前兆。我们希望今后这样的哲学家辈出。中国哲学对世界思想界所作的贡献，其中也就包含着创造新哲学这一层意义在内，这是有目共睹的。”(见马振铎 等编，第2-3页)“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课题。……它们被认为是向世界人类提供创造新哲学和思想的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三个方面的课题就是：现实主义，超越主义和理想主义”。(同上)无论冈田教授的预言能否实现，无论中国哲学能否为世界思想界创造辉煌，但显而易见地是，冈田教授的论述基于一个最起码的客观前提：中国有哲学。
参考文献
冯友兰，1980年：《哲学回忆录》(一)，载《中国哲学》第3辑，上海三联书店。
胡适，1996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东方出版社。
吕思勉，1985年：《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罗素，1937年：《哲学大纲》，台北正中书局。
马振铎 等编，1986年：《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苗力田，1990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1985年，《中国哲学》编辑部，人民出版社。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生平(《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