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  Qiu Renzong

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后改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现为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下面简称“学院”）是我院与外国相应学术机构之间最为成功的合作的项目之一，如果不是最为成功的项目的话。任何一个为学院工作或学习过的年轻或中年哲学家，都会为之自豪，更何况担任了20年中方委员会主席，见证了学院20年历史的我，在中英澳美各方哲学家的合作下创立学院并组织各期的活动，是我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件之一。

学院是怎么成立的呢？这首先要，而且主要要归功于Bunnin博士。人民日报访英代表团访英归来后曾经在第7版发表过一篇关于Bunnin博士的报道，题目为：Bunnin博士的中国情结。Bunnin博士原在英国Essex大学哲学系工作，凡是有中国哲学家访问英国，他必定要邀请他/她去Essex访问。1982年我有机会作为英国学士院的访问学者访问英国，Bunnin博士得知后，邀请我去Essex访问，那时现任英国学士院院长的Onora O’Neill女男爵也在那里工作。我和Bunnin博士也算一见如故。Bunin博士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East Anglia大学哲学系的Timothy O’Hagan博士，我又应邀到East Anglia哲学系访问。可能是在1985年左右，Bunnin博士访问北京，住在他的亲戚Edwin Lin的家里，而Lin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驻华代表。Bunnin博士邀请我到Lin家，主动谈起如何能开展中英两国哲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他希望这种交流能够可持续进行的。他曾建议过，例如举办讲座、组织学术研讨会等，但我们都觉得这种方式不太理想，因为它们都不是可持续的。那天分手时大家都说再考虑吧。1986年9月我访问英国，他约了O’Hagan博士和我在伦敦Russell Square见面。我们三人在Russell Square小花园的长椅上苦思冥想，终于有人提出：“咱们办个暑期哲学学院吧！”。可惜，由于时隔久远，我已记不得这个“发明权”应该归谁了。但是当时我们三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所以，我将Russell Square称作我们学院的发明地。

但是把一个好主意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Bunnin博士的毅力，他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1987年7月他就写信告诉我，说1988年就可以举办第一期了。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联系好了由英国皇家哲学研究院和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作为英方主办者，中国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他请到了牛津大学世界闻名的哲学家A. J. Ayer爵士担任名誉院长，中国方面由我和北京大学世界闻名的哲学家洪谦教授联系，洪谦教授于1987年11月22日亲笔回信给我，同意担任名誉院长。但Ayer和洪谦两位教授不幸相继故去，乃由牛津大学另一位世界闻名的教授Peter Strawson爵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教授担任名誉院长。1997年澳大利亚社科学院和人文科学加盟作为主办单位，改名为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增添了J.J.C Smart为名誉院长。后来澳大利亚退出，2005年美国哲学家加盟，增添了Ronald Dworkin为名誉院长。2006年Strawson爵士不幸去世，英国方面该由英国学士院院长、Onora O’Neill女男爵担任名誉院长。院长一职始终由邢贲思教授担任，学院一事的启动是在邢贲思教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之时，得到他的大力支持。Bunnin博士和我则分别担任英方和中方的委员会主席。不仅如此，Bunnin博士还邀请前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和英国学士院院长、Isaiah Berlin爵士、前任皇家哲学研究院院长Hardinge Halsbury伯爵、前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Antony Quinton男爵、Jonathan Cohen院士、Michael Dummett爵士等作为学院赞助人。

在成立学院过程中应该提及Mary Tiles教授和Anthony Grayling博士的贡献，他们在协助Bunnin博士创立学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Tiles教授，她那时在皇家哲学研究所工作（她现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工作）。英国方面特别要提及的是当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的Adrian Johnson先生，他对创立学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但推动了英国方面对学院的资助，而且他有时亲临学院现场，在开幕式致词。我们很少见到有如此文化根底的外交家。当然，所有来华在学院进行教学的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哲学家都对学院作出了贡献，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学员都对学院作出了贡献。但我在下面特别要提及Jonathan Cohen院士和David Archard教授。

在中国方面，对学院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有汝信教授和邢贲思教授，没有他们的支持学院的创立时不可想象的。在学院创立过程中，哲学研究所内外的同行（例如于光远、张孝文、李先琨、徐友渔等教授）给予了宝贵告的支持，使第一期得以顺利举办。我应该提及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的领导，如姜汉章局长，尤其是当时担任欧洲处处长的吴领梅处长，他们给予了刚成立的学院以行政、道义和财务上的支持。在学院经历许多磨难而仍以得以继续顺利运转的过程中，我特别要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前所长陈筠泉教授、前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前副所长李惠国教授、前科研处处长周晓亮教授的一贯支持。

1988年学院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期：“分析哲学”。是年8月世界哲学大会在英国Brighton举行。许多哲学家在那里参加大会准备聆听Strawson教授的讲演，但是被意外地告知：Strawson教授不在英国，他现在中国。这一消息在世界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我们在准备第二期时，发生了“六四”事件。许多国家中断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但是英国不同，英国方面认为在作出决定前应该进行事实调查，于是他们于1990年3月派遣了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副院长、英国学士院院士Jonathan Cohen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调查，其中有成员Nick Bunnin博士和David Archard博士。他们在中国广泛接触了哲学家和哲学系学生后，一致得出结论，不应该中断学术交流，学院应该继续办下去，考虑到马上办班有技术上的困难，因此改为举办研讨会。1991年开始举办第二期。Cohen院士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每次去英国，他总要邀请我去女王学院，并在High Table用晚餐。在High Table用晚餐应该是个难得的经历，但我觉得我花不起那个时间。Cohen院士的父亲是个记者，曾在哈尔滨生活过，因此他也一直想去哈尔滨看看。但不幸的是，他未能如愿就患老年痴呆症，不久就告别人世。David Archard博士先在贝尔法斯特的Ulster大学哲学系工作，现在兰开斯特大学担任哲学和政策教授，2007年大学新成立生命伦理学和医学法研究中心，他担任研究员。这两个地方我倒都访问过。

学院还经历过经济上的困难。由于人事更迭，我们既不可能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那里获得资助，也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那里获得资助，于是我们只好一方面尽量紧缩开支，另一方面寻求大学的支持。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天津市改革开放办公室、复旦大学、番禺理工学院、苏州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给予雪中送炭的支持。尤其是随着教育部重视文科教育，给予哲学系或文学院更大支持时，我们也就更有可能得到大学更多的支持。例如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曾考虑学院今后能够在他们那里长期举办，甚至在他们那里设立办公室。我还必须指出的是，福特基金会给了我们举办例如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讨会的支持。

由于我在后来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生命伦理学的活动，因此学院的日常活动由中方委员会副主席江怡教授负责。在庆祝学院20周年后，希望江怡教授来担任中方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各大学哲学系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学院。

原载：《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20周年庆典纪念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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