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

玖兴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王玖兴文集》即将出版，以华约写序，却之不恭，但又不敢言“序”，写一篇纪念文章吧。

王先生1957年回国来哲学研究所，那是我已经分配到所里工作近一年了，记得贺（麟）先生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归国教授时，王先生没有“赶上”。那是一次“盛会”：一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一些很大的学者，二是那个餐厅当时不对外开放，贺先生有一个什么证，允许在那里设宴招待客人；王先生没有赶上，他“赶上”了“反右”。

王先生回国时正开始“反右”运动，虽然按当时的政策，刚回国不久的归国华侨，被豁免了，但是贺先生的什么证大概也失效了，所里的形势也陡然变得很严峻了，似乎发现了不少“敌人”，要严阵以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庄严肃穆的表情，所以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个什么样子已经说不出印象了，也可能是因为被豁免而不常来所也不常见面的原故。

我记得起来的对王先生第一个印象好像是“反右”已经接近尾声，业务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在一次小组——那时候“研究室”叫“研究组”，贺先生任组长——会上，谈各人的研究计划，轮到王先生时，他说要翻译一本有关存在主义的书，被一位老同志否定，声称本组重点在古典哲学，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服务，所以要以翻译康德、黑格尔的书为主，当时我注意到王先生的表情很不高兴，但只能服从。这大概就是后来王先生与贺先生一起致力与黑格尔著作翻译的最初的动因。

说起翻译，现在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学术领域言，其学术价值绝不低于研究写作，但是当其时也，我们的观念却不是这样的。

当时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老先生”皆属于做做“资料”和“翻译”工作，而我们这些年轻人，重点在于“写作”。

当年这种“老先生”和“年轻人”的区别，是实实在在“有形”的，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老先生”有单独的“学习”组织，定期开会，有固定的参加者，不是随便可以串的。

现在想来，也许这些“老先生”都属于“统战”对象，是由组织决定的。

王先生当然就归入“老先生”这一部分。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当年这个“老先生”组的成员，我们有羡慕的地方，也有不羡慕的地方：羡慕的是，他们的级别高，工资多，住房条件好；不羡慕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培养对象”，做做翻译，作作资料，研究工作要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这里意味着这些“老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或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归的，在哲学观点上旧的影响比较深，需要大大的改造，而我们毕竟是新时代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改造起来相对简单一点。

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王先生是“两端”的人。

我们哲学常常教导人说，“两端——两级”是可以“转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先生从原来的“老先生”“极”，转化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却从“可以培养——信赖”的“年轻人”，转化成“老先生”了。只是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对于王先生固然是极好的事情，不过也还有些遗憾：他的好事情来得晚了些。改革开放时王先生已经步入高龄，时间是不会倒流的。

比起王先生来，我似乎是比较“幸运”的：我“赶上”的时间比王先生要好。当王先生做“老先生”的时候，我是年轻人，至少在业务观点上是可以培养的，我们可以集中做学术研究工作，写文章，写书，在非运动时期还是受到保护和鼓励的；作为“老先生”，主要就只能按照需要，作一些翻译工作，写文章和写书固然不会被完全禁止，也是不很积极支持的。

这样，在我的心目中，我们研究组的包括王先生在内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古典哲学名著。应该说，这样一种形势，的确造就了一批不可替代的翻译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对社会文化的贡献，有的要大大超过一般的学术专著。

就以王先生和贺先生合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来说，那是下了极大的工夫的精雕细刻之作。那时我跟贺先生同住一个大院，贺先生住后院的高级楼房，我住前院的平房，我经常见到一早王先生就匆匆进大院，我知道那准是找贺先生讨论翻译中的问题了。有一次，到中午的时候，看见王先生又匆匆来找我，说他低血糖，一饿就心发慌，我心里一紧，那时招待客人是一件大事，平常的饭食是难以待客的，这时王先生赶紧说，不吃饭，有糖没有，我松了一口气忙说有有有，我从小孩子的糖盒里拿了一块糖，等糖发挥了作用后，王先生这才从容讲话，说他跟贺先生争论起来，也不知是谁把谁改了的句子又改了回去，王先生不同意，跑去争论。我那时年轻，不很懂得翻译工作的艰难，但我已经感到，哲学的翻译工作，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更是一个学术理解问题，他们的争论，也不仅是文字转化意思问题，当有更多的学理问题在内。

我对翻译工作的观念有一个转变过程，也跟王先生有关，那是晚近的事情了。王先生翻译费希特的《知识论》，所里推荐到院里，要我写一个推荐意见，尽管外语水平低，不敢怠慢，选了几段，对照原文读了起来，对着对着，我发现，王先生的翻译，越是在难译的地方，越见功夫，他的译文，在这些地方，常常照顾到外语、汉语和思想内容方方面面，译文读起来是那样的熨贴，对照以后，才感到译者是下了多大工夫才译得如此的顺当妥切。

这件事情后，我常常跟人谈起，王先生的翻译，有的条件是难得的：首先他的外语好，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在文革后期，我和王树人同志每星期去他家学德国作家施杜穆的小说《茵梦湖》，对王先生的德文水平有较深的理解；其次，他的中文好，这是我从他的译文和写作文章中，可以看出来的。这一点，过去我仅简单理解为“老先生”中文底子一般都好，而这次看到这个文集里说他原本是跟冯友兰先生学中国哲学的，才使我明白，王先生对于中国学问，是下过专门的功夫钻研过的。

这第三个条件，就是王先生的哲学训练当然很扎实，而且还是很有创造性思想的一位哲学家。这是我和王先生不很多的交往中有深切的体会的。

同在一个研究组，为什么说“交往不很多”？还是因为那个“老先生”的界限当时是实实在在的，虽不是“不可逾越”，也是相当固定的。

当然毕竟有一些机会可以常常接触的。

譬如，我们这个组在“三面红旗”飘扬的时期，曾到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半日劳动锻炼，半日学习马列著作，在那里一住三个月；更不用说那当时并无定期的干校劳动了。这些都是我能够向包括王先生在内的“老先生”学习讨教的机会，当然，学习和交谈的方式要“多样”而“隐蔽”一点，被发现出来，就是不很小的问题。

终于盼到了可以公开谈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室——那时已经改成“室”了——有一次盛会，规模很小，除商务的高嵩和兰州大学一位进修同志外，全是室内的研究人员，之所以说是“盛会”，是因为那是全室同志都参加的难得的一次聚会。我们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因为什么关系，我们还住进了园子里面，连晚上都可以游园，那景色的确是幽静而带有皇家气派，在那里坐而论道，使得我们这些“老－小”先生－－那时我也可以称做“小先生”了��真的得其所哉。那一个星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王先生聊天，在聊天中也经常谈到学术，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王先生学问的力度。我感觉到，他不仅哲学史的知识渊博，根基扎实，而且思维非常敏捷，理解力极高，并很有自己的见解，怪不得贺先生有一次谈到翻译时，说了一句，“讲到哲学嘛，还是玖兴好”，因为我很认同这句话，就记住了，这几天，我又常常想起贺先生的话，因为辈份小，我不敢到住在隔壁的贺先生那里再次表示我的认同，只是加深了这个记忆。

所以我一直认为王先生没有一部自己的哲学专著留给我们，是王先生自己的遗憾，更是我们后辈的遗憾。

当然，以王先生这样的学养和思想的理解力做古典哲学的翻译工作，成绩之优异，是在意料之中的。

翻译工作的种种学养——上面说了三种，要在极高的层次上统统具备，已属不易，但尚不能说后无来者，只是尚有一个条件，大概后来者就难以“克隆”了，那就是“时间”。

不错，在那个时期，“先生”无论“老”、“小”，都有各种“运动”使之不能做业务工作，但一旦作起来，除非搞“大批判”，那是“紧迫”得很，好在既然称做“先生”，这些任务就不大容易派到头上，而一般的学术业务工作，倒也不像现在那样赶任务、抢时间；那时似乎有“无尽”的时间可以用，工作可以“精雕细刻”，王先生是这方面的典范，雅号“久磨”，当时是开玩笑的谑称，不无“拖拉”之责，但是更多是“慢工出细活”的意思，所以王先生也“笑纳”不怪；如今想来，这样一种“十年磨一剑”的“久磨”精神，是不大容易培养出来了，因为缺乏了那样的条件。现在项目立项，按时交卷，更有那社会之种种名利诱惑，遂使那聪明才智之士，都去搞那“短平快”的工作去了，王先生那“久磨”精神，失去“滋养”的土壤，所以我感到前面那三个条件——外语好，中文好，专业也好，当然会有后来人，只是那最后这个条件，有点不可再复了。

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说到王先生的《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我是知道的，这次主要阅读了早年以及后来的讲演稿子，特别是在1945年46年，王先生只是三十左右的年轻人，就已经显示出他的思想之清晰，逻辑之严密，语言之严谨而流畅，难怪当时就受到金岳霖、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大家的赏识，这些大师们的眼光是很严格的，我尝想，在学问上，金先生认为好的，大概总是好的，因为太严格，他认为不好的，也许并不那么不好。王先生有一次跟我说，金先生有恩于他，但金先生过世后，他一篇文章也没有写，很遗憾。

人生常有遗憾的事情。对于王玖兴先生，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留下他系统的哲学思想，他是有的，可惜他带走了。

原载：《王玖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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