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深鼓舞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每一位学者。
2023年7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交办任务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翔院长亲自指示、亲自部署下,正式组建。2024年初,历经8次工作会议、3次集中统稿,完成20余稿、16个校样、3次出版质检的重磅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出炉。从起草到撰写再到发布,历时五个多月,总字数50多万字……凝聚了20多家研究机构8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建议。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启动以来的首个重大成果,《报告》同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探索跨院所跨专业“大兵团作战”、以有组织科研方式进行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时间紧、任务重、参与部门多的背景下,这份沉甸甸的《报告》究竟是如何实现有组织科研、步调统一、创新推进的?日前,记者深入走访该项目团队,听他们讲述这份成绩单背后的“组织”之道。
有效组织保证科研进度和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大局,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政治任务、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和厚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时间部署实施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
首要任务是在较短时期深入系统梳理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系统总结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系统阐释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实践经验与成效,展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前景……如此浩大而又专业的学术工程,仅凭学者个人抑或一个学术团队根本不可能完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领导小组的部署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统筹组织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为责任单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评价研究院、文化促进中心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院内外20余家研究机构,协调成立专项课题组,保质高效推进研究专项的集中攻关任务。
课题组秉持高翔院长在开题会上明确强调的“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宗旨,勠力同心,协同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介绍说,课题任务的设立与研究团队的建立,都是在院党组和高翔院长的领导和关怀下完成的。高翔院长亲自拟定报告题目,亲自撰写报告提纲,亲自主持召开课题启动会,部署编撰工作,亲自审定书稿,从项目设立到团队组建、从政治把关到学术指导、从书稿撰写到出版发布,给予全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倾注大量心血。中国社会科学院甄占民副院长亲自主持《报告》修改工作,多次召开审稿会,逐字逐句反复打磨、审读把关,提出大量修改意见。“院领导对本课题的亲切关怀和领导,提高了政治站位,提升了学术视野,强化了问题意识,更为解决跨院所跨学科协同研究提供了政治保障。”张志强表示。
课题组由12个子课题组成,不仅有院内十多家研究机构参与,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多家院外单位。如何协调动员各机构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成为此次建立协同研究机制的“中军帐”。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表示,在组织编撰《报告》过程中,课题组采取集体攻关、分工协作的方式,汇集院内外80余位专家学者,打破学科思维限制,从整体的、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人才集中的学术优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统筹协调下,课题组建立了两级协调机制。一是科研局与子课题承担单位之间的负责人和报告主要撰稿人之间建立起联系协同机制,随时沟通课题研究中的问题,协调研究方向;二是建立起总课题与子课题之间的联络人机制,做到“专人对接、专人协调”,保证信息畅通和信息同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张志强告诉记者,两级联系协调机制的建立,确保了沟通顺畅、信息同步,最大限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科研局全力保障下,各子课题安排精兵强将集中撰稿,无缝对接,保证了写作进度和写作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创新与规划处处长王继锋全程参与了项目保障工作。王继锋告诉记者,科研局成立工作专班,按照“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全程跟踪、奖惩到位”的原则,建立工作推进和保障机制,通过设置特殊交办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重大出版项目等多种形式,给予课题充分的经费支持和服务保障,组织专人全程参与跟踪报告撰写、统稿及出版工作,按照时间节点督促研究进度,随时沟通协调解决课题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张志强介绍,哲学研究所同样也制定了课题协同办法,一方面是每日沟通写作进度,汇总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另一方面,制定阶段工作任务计划,每周组织子课题负责人召开全书进度协调会和专题工作会议。针对阶段性工作目标,课题组采取集中统稿制度,全面把握写作思路、逻辑结构、行文规范等。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关负责同志和哲学研究杂志社编审、编辑也提前参与了工作,同步进行编校,全力提升过程稿件的更新速度、频率和文本质量,尽可能缩短出版周期。
集中写作,明确任务,分解流程,挂图作战,课题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紧张的研究写作当中,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动而难忘的场景。张志强谈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开了八次工作会议,组织了三次集中统稿。在统稿阶段,十几位同志通宵鏖战,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几位主力作者甚至两个月都没有回家。多位资深编辑多次参与审读,通读文稿。历经20余稿16个校样,最终才形成了《报告》定稿。
多层次保障解决科研后顾之忧
《报告》坚持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大文化观,努力从全局的、历史的高度认识文化发展规律,把握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打破传统学科思维限制,以更加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为文明文化研究提供新范式。
各参与单位深刻把握课题意义、充分动员精锐力量,为协同攻关提供了学术支撑。张志强表示,课题组组成了由各相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参加的编委会,大家深刻领会院党组交办任务的重大意义,将课题任务作为这一时期最为紧急、最为重要的任务来抓,动员组织本单位精锐力量入组,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课题组织,亲自参与集中研讨,亲自动手完成写作任务,极大地调动了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性。“大家凝心聚气,热烈讨论,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工作局面。这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为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精神动力,也给我们参与者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他谈道。
“人民文化实践”是《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为“人民文化实践”部分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意娜为了给这一概念的阐释提供数据支撑,创新性地设计了一套针对人民文化实践的网络热词热度测算方法。这种将大数据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为《报告》提供了量化依据,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文化发展趋势。这项工作得到了编委会的高度认可,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题报告。这种从创意到实施的快速转化,高效的决策机制,充分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优势。
意娜认为,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相互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对人民文化实践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集中的资源和高效的决策通道,使每位研究者都能专注于自己的板块。“这次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让我深刻认识到跨学科合作和有组织科研对推动文化研究创新的重要性。这将对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产生深远影响。”意娜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胡海忠在课题中担任了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撰稿人,另一方面也同时参与了统稿工作。从最初的撰稿、调整、修改,到协调各所编辑及科研人员对各自负责章节的审读,再到与《哲学动态》《哲学研究》的各位编辑审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以及跟随哲学研究所、民文所等单位的代表,集体统稿、通读全书、逐字逐句推敲调整。可以说,他见证了《报告》的诞生。
回忆起那段心无旁骛、全身心写作的时间,胡海忠颇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这一选题本身十分宏大,全书在结构设计上体大思精,涉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中国、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发展评估等方面,必须集各学科之力才能完成。由于全书立意宏大,各版块需要从全局性的角度进行叙事,整合分散的研究成果、协调各类研究力量,才能获得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在对稿件的审读、校对、统稿工作中,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如此才能把一部差错率相对较低的稿件交给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正全程参与了课题保障与协调工作,他向记者讲述了跨院所跨专业的科研力量是如何“拧成一股绳”的。他说,在张志强、罗文东、金民卿等领导第一时间的组织安排下,各文化领域精锐人员迅速投入到课题中,不少同事集中撰稿一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写作模式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创造了融洽的氛围,促进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助。“为了保证课题进度,张志强所长等领导带领课题组进行集中攻关,几次都是从早上八九点钟研讨至凌晨。大家科学严谨、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着实令人振奋又感动。”方正说。
激活自主研究潜能与活力
责任单位是课题实施的组织者和监管员,如何在不干涉子课题组具体研究的前提下,保证课题研究写作能够始终符合课题的总要求,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地发挥作用,是责任单位的职责。张志强表示,在《报告》课题研究中,哲学研究所深刻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调配精干人员驻场联络,动员有生力量组织课题组,及时联络协调各子课题的写作内容和写作进度。
在张志强看来,集中研究讨论和写作交流,定期举行工作会议沟通各组写作进展,及时提出修改建议,以及集中统稿和集中通读,都是协同攻关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从院党组到各单位对攻关任务的高度重视和研究人员主动投入积极配合的精气神,是顺利完成任务的根本保障。
王继锋表示,有组织科研要取得成效,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于真正在集体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要在科研绩效评价和奖励方面予以倾斜。此外,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工作中,对集体成果如何认定?如何更加科学地评估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这些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胡海忠认为,有组织科研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能够较好地完成重大选题研究。一般的科研项目,往往受制于个人的有限精力、工作节奏,成果产出的周期较长。而有组织科研是在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借鉴的工作关系中展开的,有利于形成一种整体性眼光,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一管之见,观照到全局,使研究内容不局限于一隅,从而在学术共同体的切磋中形成一种较为周全、较为贯通的理解方式。“作为此次课题的参与者,我们切实确立起了一种觉悟,从未产生敷衍、应付的态度。”胡海忠表示,这次经历是锻炼我们年轻人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考验意志、提高能力和素质的机会。
有组织科研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采访中,几位参与者均提到,有组织科研中拥有一位既有学术战略视野又有充分组织协调能力的协调者对项目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胡海忠表示,有知识、有见识、有情怀、有担当的牵头人能够制定科研计划,确定研究提纲,为团队答疑解惑,团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研究方向。意娜谈到,本次《报告》的协调团队能力超群、经验丰富,有力协调了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与编辑,保障了项目的推进。而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机制,超越了传统的常规行政边界,更加展现了机构制度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河认为,有组织科研与个体科研不是对立的,二者的目标都是能够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因此,都要服从科研活动的基本逻辑和规律。科研人员具有扎实的学术专业背景,较高的能力与写作水平,认真负责、毫不懈怠的态度等,是有组织科研能够有效开展的基础。在个体科研基础上的“组织”才是锦上添花,通过详细的计划、有力的协调、可操作的步骤和完善的保障,解决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意娜也提到,如何在追求整体一致性的同时保留个人学术特色,如何处理不同个人特色的差异从而实现个人创造力与集体协作的平衡,是有组织科研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张志强总结称,通过这次课题任务,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文科学的有组织科研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他说,我们需要从自主研究和有组织研究的张力关系中找到突破口,通过重大课题的问题意识和宏大视野,激活自主研究的潜能,提升自主研究的高度,让自主研究通过有组织的协同研究方式为重大问题研究作贡献。人文科学的有组织科研需要建立集中讨论的机制,在讨论中协调方向、调度内容,在交流中萃聚群力,围绕统一目标共同发力。有组织协同研究需要形成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团队,需要在个人自主研究基础上凝聚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同攻关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报告》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以跨院所、多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打破传统学科思维限制,探索以有组织科研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工作模式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科院专刊 总第7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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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深鼓舞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每一位学者。
2023年7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交办任务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翔院长亲自指示、亲自部署下,正式组建。2024年初,历经8次工作会议、3次集中统稿,完成20余稿、16个校样、3次出版质检的重磅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出炉。从起草到撰写再到发布,历时五个多月,总字数50多万字……凝聚了20多家研究机构8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建议。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启动以来的首个重大成果,《报告》同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探索跨院所跨专业“大兵团作战”、以有组织科研方式进行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时间紧、任务重、参与部门多的背景下,这份沉甸甸的《报告》究竟是如何实现有组织科研、步调统一、创新推进的?日前,记者深入走访该项目团队,听他们讲述这份成绩单背后的“组织”之道。
有效组织保证科研进度和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部署,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大局,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政治任务、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和厚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时间部署实施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
首要任务是在较短时期深入系统梳理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系统总结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系统阐释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实践经验与成效,展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前景……如此浩大而又专业的学术工程,仅凭学者个人抑或一个学术团队根本不可能完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领导小组的部署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统筹组织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为责任单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评价研究院、文化促进中心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院内外20余家研究机构,协调成立专项课题组,保质高效推进研究专项的集中攻关任务。
课题组秉持高翔院长在开题会上明确强调的“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宗旨,勠力同心,协同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介绍说,课题任务的设立与研究团队的建立,都是在院党组和高翔院长的领导和关怀下完成的。高翔院长亲自拟定报告题目,亲自撰写报告提纲,亲自主持召开课题启动会,部署编撰工作,亲自审定书稿,从项目设立到团队组建、从政治把关到学术指导、从书稿撰写到出版发布,给予全程指导,提出明确要求,倾注大量心血。中国社会科学院甄占民副院长亲自主持《报告》修改工作,多次召开审稿会,逐字逐句反复打磨、审读把关,提出大量修改意见。“院领导对本课题的亲切关怀和领导,提高了政治站位,提升了学术视野,强化了问题意识,更为解决跨院所跨学科协同研究提供了政治保障。”张志强表示。
课题组由12个子课题组成,不仅有院内十多家研究机构参与,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多家院外单位。如何协调动员各机构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成为此次建立协同研究机制的“中军帐”。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表示,在组织编撰《报告》过程中,课题组采取集体攻关、分工协作的方式,汇集院内外80余位专家学者,打破学科思维限制,从整体的、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人才集中的学术优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统筹协调下,课题组建立了两级协调机制。一是科研局与子课题承担单位之间的负责人和报告主要撰稿人之间建立起联系协同机制,随时沟通课题研究中的问题,协调研究方向;二是建立起总课题与子课题之间的联络人机制,做到“专人对接、专人协调”,保证信息畅通和信息同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张志强告诉记者,两级联系协调机制的建立,确保了沟通顺畅、信息同步,最大限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科研局全力保障下,各子课题安排精兵强将集中撰稿,无缝对接,保证了写作进度和写作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创新与规划处处长王继锋全程参与了项目保障工作。王继锋告诉记者,科研局成立工作专班,按照“责任到人、任务到岗、全程跟踪、奖惩到位”的原则,建立工作推进和保障机制,通过设置特殊交办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重大出版项目等多种形式,给予课题充分的经费支持和服务保障,组织专人全程参与跟踪报告撰写、统稿及出版工作,按照时间节点督促研究进度,随时沟通协调解决课题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张志强介绍,哲学研究所同样也制定了课题协同办法,一方面是每日沟通写作进度,汇总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另一方面,制定阶段工作任务计划,每周组织子课题负责人召开全书进度协调会和专题工作会议。针对阶段性工作目标,课题组采取集中统稿制度,全面把握写作思路、逻辑结构、行文规范等。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关负责同志和哲学研究杂志社编审、编辑也提前参与了工作,同步进行编校,全力提升过程稿件的更新速度、频率和文本质量,尽可能缩短出版周期。
集中写作,明确任务,分解流程,挂图作战,课题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紧张的研究写作当中,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动而难忘的场景。张志强谈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开了八次工作会议,组织了三次集中统稿。在统稿阶段,十几位同志通宵鏖战,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几位主力作者甚至两个月都没有回家。多位资深编辑多次参与审读,通读文稿。历经20余稿16个校样,最终才形成了《报告》定稿。
多层次保障解决科研后顾之忧
《报告》坚持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大文化观,努力从全局的、历史的高度认识文化发展规律,把握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打破传统学科思维限制,以更加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为文明文化研究提供新范式。
各参与单位深刻把握课题意义、充分动员精锐力量,为协同攻关提供了学术支撑。张志强表示,课题组组成了由各相关研究机构负责人参加的编委会,大家深刻领会院党组交办任务的重大意义,将课题任务作为这一时期最为紧急、最为重要的任务来抓,动员组织本单位精锐力量入组,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课题组织,亲自参与集中研讨,亲自动手完成写作任务,极大地调动了课题组成员的积极性。“大家凝心聚气,热烈讨论,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工作局面。这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为课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精神动力,也给我们参与者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他谈道。
“人民文化实践”是《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作为“人民文化实践”部分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意娜为了给这一概念的阐释提供数据支撑,创新性地设计了一套针对人民文化实践的网络热词热度测算方法。这种将大数据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为《报告》提供了量化依据,还揭示了一些有趣的文化发展趋势。这项工作得到了编委会的高度认可,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题报告。这种从创意到实施的快速转化,高效的决策机制,充分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优势。
意娜认为,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相互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对人民文化实践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集中的资源和高效的决策通道,使每位研究者都能专注于自己的板块。“这次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让我深刻认识到跨学科合作和有组织科研对推动文化研究创新的重要性。这将对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产生深远影响。”意娜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胡海忠在课题中担任了双重身份,他一方面是撰稿人,另一方面也同时参与了统稿工作。从最初的撰稿、调整、修改,到协调各所编辑及科研人员对各自负责章节的审读,再到与《哲学动态》《哲学研究》的各位编辑审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以及跟随哲学研究所、民文所等单位的代表,集体统稿、通读全书、逐字逐句推敲调整。可以说,他见证了《报告》的诞生。
回忆起那段心无旁骛、全身心写作的时间,胡海忠颇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这一选题本身十分宏大,全书在结构设计上体大思精,涉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中国、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发展评估等方面,必须集各学科之力才能完成。由于全书立意宏大,各版块需要从全局性的角度进行叙事,整合分散的研究成果、协调各类研究力量,才能获得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在对稿件的审读、校对、统稿工作中,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如此才能把一部差错率相对较低的稿件交给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正全程参与了课题保障与协调工作,他向记者讲述了跨院所跨专业的科研力量是如何“拧成一股绳”的。他说,在张志强、罗文东、金民卿等领导第一时间的组织安排下,各文化领域精锐人员迅速投入到课题中,不少同事集中撰稿一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写作模式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创造了融洽的氛围,促进了充分的交流与互助。“为了保证课题进度,张志强所长等领导带领课题组进行集中攻关,几次都是从早上八九点钟研讨至凌晨。大家科学严谨、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着实令人振奋又感动。”方正说。
激活自主研究潜能与活力
责任单位是课题实施的组织者和监管员,如何在不干涉子课题组具体研究的前提下,保证课题研究写作能够始终符合课题的总要求,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地发挥作用,是责任单位的职责。张志强表示,在《报告》课题研究中,哲学研究所深刻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调配精干人员驻场联络,动员有生力量组织课题组,及时联络协调各子课题的写作内容和写作进度。
在张志强看来,集中研究讨论和写作交流,定期举行工作会议沟通各组写作进展,及时提出修改建议,以及集中统稿和集中通读,都是协同攻关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从院党组到各单位对攻关任务的高度重视和研究人员主动投入积极配合的精气神,是顺利完成任务的根本保障。
王继锋表示,有组织科研要取得成效,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于真正在集体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要在科研绩效评价和奖励方面予以倾斜。此外,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工作中,对集体成果如何认定?如何更加科学地评估团队成员的实际贡献?这些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胡海忠认为,有组织科研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能够较好地完成重大选题研究。一般的科研项目,往往受制于个人的有限精力、工作节奏,成果产出的周期较长。而有组织科研是在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借鉴的工作关系中展开的,有利于形成一种整体性眼光,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一管之见,观照到全局,使研究内容不局限于一隅,从而在学术共同体的切磋中形成一种较为周全、较为贯通的理解方式。“作为此次课题的参与者,我们切实确立起了一种觉悟,从未产生敷衍、应付的态度。”胡海忠表示,这次经历是锻炼我们年轻人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考验意志、提高能力和素质的机会。
有组织科研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采访中,几位参与者均提到,有组织科研中拥有一位既有学术战略视野又有充分组织协调能力的协调者对项目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胡海忠表示,有知识、有见识、有情怀、有担当的牵头人能够制定科研计划,确定研究提纲,为团队答疑解惑,团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研究方向。意娜谈到,本次《报告》的协调团队能力超群、经验丰富,有力协调了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与编辑,保障了项目的推进。而一些创新性的工作机制,超越了传统的常规行政边界,更加展现了机构制度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河认为,有组织科研与个体科研不是对立的,二者的目标都是能够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因此,都要服从科研活动的基本逻辑和规律。科研人员具有扎实的学术专业背景,较高的能力与写作水平,认真负责、毫不懈怠的态度等,是有组织科研能够有效开展的基础。在个体科研基础上的“组织”才是锦上添花,通过详细的计划、有力的协调、可操作的步骤和完善的保障,解决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意娜也提到,如何在追求整体一致性的同时保留个人学术特色,如何处理不同个人特色的差异从而实现个人创造力与集体协作的平衡,是有组织科研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张志强总结称,通过这次课题任务,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文科学的有组织科研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他说,我们需要从自主研究和有组织研究的张力关系中找到突破口,通过重大课题的问题意识和宏大视野,激活自主研究的潜能,提升自主研究的高度,让自主研究通过有组织的协同研究方式为重大问题研究作贡献。人文科学的有组织科研需要建立集中讨论的机制,在讨论中协调方向、调度内容,在交流中萃聚群力,围绕统一目标共同发力。有组织协同研究需要形成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团队,需要在个人自主研究基础上凝聚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同攻关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报告》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以跨院所、多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打破传统学科思维限制,探索以有组织科研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工作模式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科院专刊 总第7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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