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渊源的研究路径，可以从三种个维度推进。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极为深厚，在后者视域下进行考察符合学术进展的一般路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类哲学。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创新成果。从中追溯其思想渊源的路径主要包括和文化、仁义思想和天下大同理想。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丰富智慧。从中寻求其思想渊源的研究路径可分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关于共同体的构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和谐世界思想。人民立场思想渊源的系统性阐释、对作为思想渊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追溯、与国际学界展开高质量对话，构成了未来研究路径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渊源;研究路径;拓展空间

国内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已经有文章对总体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本文对该问题研究的推进有三个方面：一是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问题，使研究对象进一步集中，使得研究可以向纵深拓展。二是实现研究思想路径与研究成果文献相统一。充分占有现有研究成果，但无意亦步亦趋对其重述，而是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的思想构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透视，然后将其与现有研究成果相参照，从而把握该问题的必然研究路径。三是从内在逻辑把握国内外研究状况，使未来研究的拓展空间得以清晰呈现。

一、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路径

从思想传承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关系密切。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对其进行考察，自然符合学术研究进展的一般逻辑。

1.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人类的前途命运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理论的根本问题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立场、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等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深远。因此，将后者的思想渊源指认为前者的观点在学界具有广泛性，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考察任何一种新理论，首先要将其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宏大的理论图景之中，方能界定其历史方位，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地基。有论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坐标，来确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将其指认为世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历史形态。其为一个包括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总体”，承认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1]。在共享这一观点的前提下，有论者将问题继续向纵深推进，提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权力逻辑的“双重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当合理应对“两重逻辑”，立足民族国家发展的同时，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推动历史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2]。其他论者则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提供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维度深化对思想渊源问题的探究。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方法，从生产与人的交往日益全球化出发，准确把握了世界历史的运动状态与方向，敏锐回应了时代对全人类提出的问题[3]。与此同时，承认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日益荣辱与共的现实，发现了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5。

2.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理念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不仅名称相近，而且思想本质相同。前者是后者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表达。围绕这一主题也因此汇聚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不仅多次使用共同体概念，如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劳动的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原始共同体等，而且将其视为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关键。深入考察可知，马克思的诸种共同体概念往往指称同一种共同体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以人和共同体的关系为尺度，将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人的依赖关系（比如“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5]147）、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之相对应。有论者探究其继承的具体思想内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相承之“脉”包括，承接其世界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平等交往理念和实践指向[6]。另有论者认为，前者对后者的继承在于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类解放为逻辑主线，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为逻辑中介，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为逻辑归宿，是减轻从“虚幻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阵痛的“中国方案”[7]。

3. 马克思主义类哲学。关于人的类本质问题，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将其理解为无声地把许多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因为无法说明人类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具体性。马克思从现实个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界定人的类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162，在改造对象世界的社会性实践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个人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互为条件，人的社会性实现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来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必然的研究路径。有论者提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性”的真正实现状态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9]。此种观点敏锐地抓住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种思想渊源，但将其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完全等同，则与前两类观点明显不同。从前两类论者的角度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人类依然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文明之间的隔阂、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是一种从虚幻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过渡形态。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能够实现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能够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数百年梦想，因而并非一般意义的过渡形态。有论者认同过渡形态论，但同时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要求[10]。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依据。在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各国、各民族以主体性精神弘扬与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愈发凸显[11]。笔者认为，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角度衡量，作为一种解决人类性问题的中国方案，正以其真理性和科学性引领世界向人与社会的“本质统一”的方向发展。

二、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创新成果。从中探究其思想渊源，是推进此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

1. 和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时代挑战，协调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间差异，谋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携手共绘人类美好新世界蓝图。分析其深层思想内涵可知，其中蕴含着“一体多元”的思维方式，与人类发展阶段恰相对应。所谓一体，是指同心同德携手面对与解决问题，共创共享人类美好未来。所谓多元，是指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友好共存、相互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就包含了此种思维方式，并认为音乐、烹饪、人际关系、国家政治、天地自然运行均遵循此理。“和”意味着尊重差异与协调分析，使之和谐共存，“同”则强调反对差异，要求整齐划一。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00。这不仅是一种修身之道，也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有论者提出，《左传》所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若以水济之，谁能食之”[14]1463。正是对和文化一种生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使之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关系时都能够学习、采用的一种智慧”[15]48。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是和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具体运用。有论者提出，《尚书》所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就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6]15，所蕴含的“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谐，和实生物，使天下万国太和、安宁的共同体的意愿得以实现”[17]4，“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古代中国方案”[17]6。有国外论者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包容不同价值取向，尊重不同利益诉求，注重求同存异[18]196-207。

2. 仁义思想。儒家思想居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之核心，仁义思想居于儒家思想之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当代中国提出的一种世界治理方案，显然延续了儒家仁义思想。正因如此，这一点很早就为国外研究者注意。有论者提出，中国古代思想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认识，比如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学说，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观念[19]53-67。国内研究对该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有论者将“仁爱”阐释为以“亲亲”“仁民”“爱物”为具体内容的思想体系，使思想渊源的探究更为详实，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仁者爱人”的精神内核[20]。学界其它一些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深入到孟子、王阳明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具体观点。有论者提出，孟子的仁政理想所蕴含的恒产恒心论、规矩方圆论、谨庠序之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供了前提、保证和途径[21]。有论者认为，在建构“天地人万物一体之仁”时，实质上引入了“兼爱”原则，突破了儒家的“等差之爱”，创新了儒家仁学，而“致良知”并不足以实现了仁学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以之为思想渊源，并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的现代新仁学[22]。

3. 天下大同理想。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534。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理想世界的思想遗产，以《礼记》提出的天下大同理想为典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这种人人得到关爱、安居乐业、人尽其才的社会，蕴含着公平、正义、互爱的价值追求，体现了超越自我与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有论者提出，从天下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与远大追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24]。另有学者从两者所包含相同的思想内涵来阐述这一问题，认为两者是不同时代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历史上相联，观念上相通，价值上相融，比如“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25]。有国外论者认为，“天下主义”叙事凭借其“包容寰宇”的政治观，深刻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外交思维，并且支撑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崭新的方案[26]1-19。

三、继承当代中国外交智慧的研究路径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与国际战略智慧。从中寻求其思想渊源属于一种必然的研究路径。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时所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宝贵智慧，而且成为了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至今仍在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就是要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4]127。有论者提出，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空背景、外交定位、构成主体、维护利益不尽相同，但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27]。还有论者从国际法秩序的中国话语这一更为具体的角度来探讨该问题，认为从“共同”到“同舟共济”的秩序观变迁，展现了中国外交话语与时俱进的过程，展现了中国的国际法观从周边向全球、从双边向多边、从内政向外交、从接受者到推动者的演变[28]。

2. 毛泽东关于共同体构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建构原则的人民性、构建基础的现实性、建构过程的复杂性，是毛泽东关于共同体构想的基本特征。对此，有论者以人民性、科学性和辩证性来加以概括，并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共同体构想中，人民性体现为解放被压迫的阶级、族群和性别，指向一个人与人自由联合的共同体[2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秉持人民立场，以为人类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依靠世界各国人民推动这一进程。科学性”和“辩证性”用以指称共同体，意为以经济生产实践为坚实基础，但共同体并非终结了社会矛盾运动，因为“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30]131。同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复杂曲折与建构进程不可逆转的两种认识皆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4]539。因此，既要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又要对人类美好前景充满信心，还要积极应对所遇到的困难，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有论者从科学判断世界格局、科学确定中国地位、科学提出中国的对外主张三个方面来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新时代获得的理论形式[31]。此为有据之论。两者共同之处在于，中国始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都应当平等相待。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还有论者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等方面来论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法论意义[32]。当今时代背景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团结与合作因素更需要充分阐释。为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时指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33]520。由此可知，虽然国际社会不同主体的诉求不同，但在尊重彼此意愿的前提下，仍然可以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合作空间。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的包容合作异曲同工。

3.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新安全观、和谐世界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做出了时代主题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有论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发展和理论创新[34]20。此为有据之论。梳理邓小平外交思想可知，他主张从世界前景的高度去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意义，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5]105。这一深刻论断穿透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表象，准确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的本质，是中国外交重大思想成果。以此为基础，邓小平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35]282。其遵循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包含平等、自由、公平等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江泽民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论者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既要推陈出新，也要守正创新，注意从建国以来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范式中汲取营养[36]。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外交智慧的创新成果。

四、未来研究路径的拓展空间

在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其内在逻辑后，研究路径的拓展空间也就得以清晰地呈现。未来研究需要解决基本立场的深入阐释和与国际学界展开高质量对话等问题。

1. 人民立场思想渊源的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得到世界人民的深刻认同，其根本就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既可以追溯至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也可以追溯至儒家哲学之仁义思想。目前对这一问题已有部分研究，但还缺乏体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人类需求，深刻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4]41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出发，充分相信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坚持依靠各国人民建设美好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491。只要各国行尊重民意、依靠民力的大道，相处必能和睦、繁荣必能持久，安全必有保障。“第二个结合”是一种汲古润今、固本拓新的融通，实现了古今之会通[37]。因此，需要进一步开拓的研究路径为，注重在考察群众史观与仁义思想相同之处，并以之为支点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民立场的固本拓新。论证人民立场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理论支点、思维方法、基本框架、主要结论之中，以群众史观透视世界历史演进大势，以人类自由全面发展预测人类社会前景。同样，关于“仁者，爱人”的探讨，要通过自爱、以亲情践行孝悌之道、以推己及人践行忠恕之道，以行仁政践行王道政治，以爱物惜命践行天地万物一体，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2. 追溯作为思想渊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38]23-24。目前，追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缺乏专门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存在若干种可能的研究路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现代化道路多样性与开放包容的相通性。马克思在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揭示出东方社会可以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启示我们，各国在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共同绘就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多彩图画。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依据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考察当今世界，发现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差别在于，“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不同文明”[4]421，决定了不同文明必然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塑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其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的相通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主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因为其“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39]45。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中国实现了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的高度统一。中国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平等政治地位和充分的经济权益，人民在劳动中为个人创造幸福生活，在协同劳动中出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其概括为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繁荣，认为一国家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为共赢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各国应当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从全球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假如一些国家长期无法实现繁荣，那么另一些国家的繁荣也将无以为继。因为富裕国家持续发展需要开辟新的资本投入空间和产品销售空间，而这只有在贫困国家取得相应发展之后才能实现[40]。因此，一国繁荣是世界各国繁荣的基础，世界各国繁荣是一国家繁荣的前提。各国必须在推动自身与他国一体发展之中，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其三，自然和谐共生与主张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相通性，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相通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与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相同性等，皆国探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的研究路径。

3. 与国际学界展开高质量对话。总体来看，国外各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普遍给予充分肯定[41]。对其思想渊源认知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理解深度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如上文所述，国外论界对其思想渊源解读主要集中于儒家思想，对其他哲学派别涉及不多，比如从兵家角度解读就极少。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为贵时指出，“《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4]423。国外论界追溯其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误解主要分为两类，前者认为其为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后者认为其为民族主义的区域统治。在前者看来，基于“信义、情义、正义、道义”的“中国义利观”的理想主义色彩较重，不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实现[42]。我们认为，这类评价是一种误读。深刻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明特性。其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智慧，而且发展出了新的富有操作性的实践方式，比如“一带一路”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在后者看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天下观”实质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普遍抱有“区域统治”的历史幻梦，所以“共赢、共享”并不可信[42]。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渴望，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共同追求，凝结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43]68。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而且主张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互促进，一国发展与他国发展相互促进。此类问题需要中国学界与之展开高质量对话加以解决，同时为增进国际学界的理解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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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岭南学刊》网络首发时间：2025-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