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蔡俊生 1939年生,河北井陉人。哲学人类学专家。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6—1987年在苏联进修文化学。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为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刚刚进入恢复和重建时,蔡俊生于1980—1985年连续参加了四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吗?》。由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摩尔根人类学思想的肯定,中国学术界对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一直深信不疑。这篇论文首次对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因而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自那以后,在第二、三、四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围绕着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的问题展开了连续的热烈讨论。这段时期内,蔡俊生在各届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群婚》,以及译著《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彻底纠正了摩尔根模式的过时和不足,并依据二十世纪后半叶几十倍增长起来的新的科学资料构建了新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这场争论推动了中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与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接轨。他1988年发表的专著《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后,蔡俊生由关注文化人类学直接转入文化学研究,所涉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曾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文化延续问题的哲学思考》等。2003年发表的以他为主要著作者的专著《文化论》,则是一部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2009年7月蔡俊生参加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并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文化模式与文化交往》(已收入《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一书)。2011年他还完成了一项社科院老年科研项目《俄罗斯文化模式研究》。
蔡俊生拥有著作权的作品,计有学术论文数十篇,专著三部,与人合著的专著五部,译著两部(主译一部)。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论群婚》,发表于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此文并译成英文Group Marriage,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3年第2期。《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个特征》,发表于1983年《哲学研究》第2期。《公社、氏族、家庭——三个相递出现的历史范畴》,发表于1984年《学术月刊》第1期。《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译著),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重印。《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原始社会史》(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明的跃升——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文汇出版社1992年出版。《简述文字的形成》,发表于1993年台湾《国文天地》第8卷第9期。《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发表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发表于1998年《哲学研究》第3期。《文化论》(主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Myth and Reality: The Proje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Prehistoric China(神话与现实──中国史前时代两性关系的投影)》,发表于《The Rule of Mars: Readings on the Origins,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triarchy(火星计划:关于父权家长制起源、历史和影响的文集)》,Knowledge, Ideas & Trends(知识、思想和潮流)出版社,2006, ISBN(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1-879198-31-2,第111-126页。《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人类学文化学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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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生 1939年生,河北井陉人。哲学人类学专家。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6—1987年在苏联进修文化学。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为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刚刚进入恢复和重建时,蔡俊生于1980—1985年连续参加了四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吗?》。由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摩尔根人类学思想的肯定,中国学术界对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一直深信不疑。这篇论文首次对摩尔根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因而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自那以后,在第二、三、四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围绕着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庭的问题展开了连续的热烈讨论。这段时期内,蔡俊生在各届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群婚》,以及译著《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彻底纠正了摩尔根模式的过时和不足,并依据二十世纪后半叶几十倍增长起来的新的科学资料构建了新的婚姻家庭发展模式。这场争论推动了中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与世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接轨。他1988年发表的专著《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总结了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后,蔡俊生由关注文化人类学直接转入文化学研究,所涉问题更加贴近现实。曾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文化延续问题的哲学思考》等。2003年发表的以他为主要著作者的专著《文化论》,则是一部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2009年7月蔡俊生参加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并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文化模式与文化交往》(已收入《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一书)。2011年他还完成了一项社科院老年科研项目《俄罗斯文化模式研究》。
蔡俊生拥有著作权的作品,计有学术论文数十篇,专著三部,与人合著的专著五部,译著两部(主译一部)。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论群婚》,发表于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此文并译成英文Group Marriage,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3年第2期。《摩尔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个特征》,发表于1983年《哲学研究》第2期。《公社、氏族、家庭——三个相递出现的历史范畴》,发表于1984年《学术月刊》第1期。《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译著),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重印。《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原始社会史》(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明的跃升——社会信息的形成和发展》,文汇出版社1992年出版。《简述文字的形成》,发表于1993年台湾《国文天地》第8卷第9期。《人类思维的发生和幻想思维形式》,发表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文化产品商品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发表于1998年《哲学研究》第3期。《文化论》(主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Myth and Reality: The Proje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Prehistoric China(神话与现实──中国史前时代两性关系的投影)》,发表于《The Rule of Mars: Readings on the Origins,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triarchy(火星计划:关于父权家长制起源、历史和影响的文集)》,Knowledge, Ideas & Trends(知识、思想和潮流)出版社,2006, ISBN(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1-879198-31-2,第111-126页。《追寻远古,释秘现代——人类学文化学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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