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所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邀请，德国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教授偕夫人于2001年4月15日至4月29日访问我所，并在北京高校和上海进行学术访问。

这次访问受到了我国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会见哈贝马斯教授；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设晚宴招待哈贝马斯夫妇；4月24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中央党校与哈贝马斯进行了深入交谈；4月25日，哈贝马斯夫妇在上海受到汪道涵同志的会见。

在访问期间，哈贝马斯学术活动的频度和影响力也为多年来所仅见。哈贝马斯教授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4月17日）、清华大学（4月19日）、北京大学（4月20日）、人民大学（4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4月24日）、复旦大学（4月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4月27日）和华东师范大学（4月28日）进行8次学术讲座，并参加了几次座谈。

由于我们在学术和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和细致安排，这次中外关注的学术访问终告圆满结束。认真总结这次接待工作，可以积累与西方著名思想家对话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后在学术上扩大对外交流力度是十分有益的。

一、正确认识哈贝马斯教授的来访

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原定于1999年4月，后因健康原因推迟到今年。作为他的主要接待单位，我们所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从1999年3月就开始了。

要搞好来访接待，首先要对哈贝马斯教授有一个准确了解。为此，1999年3月到4月，我们两次组织哲学所以及北京其他学术单位的哈贝马斯研究专家和学者，探讨他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脉络。

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发言人之一。作为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卓越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从深度到广度在西方哲学界都是第一流的。50年代以来，他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重新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主张以交往合理性来取代技术合理性，这些工作不限于某一狭窄领域，而是覆盖哲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其论题在世界学术界一向具有先导性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意识到，哈贝马斯与许多西方学者有一个明显不同：他在当代西方世界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声音。从一开始，他就把法兰克福学派特有的“批判精神”灌注在他的一切著述和大量演讲中，这种批判的对象包括当代技术社会、以实力代替对话的各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等等。尤其是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致力于以交往伦理为基础，为正在发展着的欧洲联盟，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提供制度性的准则。正因为这样，他的传记作者一向称他是西方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代言人”；他的思想被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同时他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听众和大众读者。

注意到哈贝马斯教授作为哲学家和西方思想的发言人的双重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能够与作为世界一流思想大师的哈贝马斯对话，对于我国学者和学术是一个难得的检验机会。因而，对他的接待，就不但是一次中西哲学界的对话，而且也是一次现代中西思想的直接沟通和商谈。

然而，仅仅从学术上作好准备还是不够的，因为哈贝马斯还是一个在西方很有影响的思想发言人，这意味着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直接决定着他向西方世界的公众和读者谈论的内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哈贝马斯将维护人类理想和普遍价值视为己任时，他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西方中心论局限。此外，由于他在来华前对中国现状和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因此，怎样使他在访问中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了解20世纪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巨大变化，就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总之，针对哈贝马斯作为思想家和发言人的双重身份，我们便给接待工作制定了两个相应方针：学术无禁忌，外事有纪律。这给我们圆满完成接待哈贝马斯的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哈贝马斯教授访问盛况空前

哈贝马斯教授不仅在西方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我国学术界和公众中也有相当知名度。80年代以来，他的著作有10本译为中文，有些著作甚至有几个译本。此外，自从90年代以来，国内写作和翻译的他的传记有4种，研究他的专著超过10部，关于他的研究文章超过200篇。这样的影响使人们对他的来访给予很高期待。虽然我们严守媒体上不炒作的原则，但《北京晨报》还是在他来访当天在头版宣告：“哈贝马斯来了！”

由于这种期待效应，哈贝马斯的演讲规模日益扩大：4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演讲时报告厅爆满，人数约有400—500；4月19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人数更超过千人，以至会议组织者不得不临时更换报告地点；最大规模的演讲在北京大学，两层“百年大讲堂”坐满了听众。由于采取了预先的人数控制措施，后来在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讲演时，人数才有所减少，但也是盛况空前。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哈贝马斯每到一地，该地书店中他的著作和关于他的研究文献立刻销售一空。

在我国过去100年的学术交流史中，这样重量级学者的访问以及访问盛况，惟有1919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和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可以与之相比。德国电视二台、法兰克福总汇报、明镜报和时代报以及中国国内一些媒体等都对他的访问给予追踪报道。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哈贝马斯所作的多次演讲和座谈中，虽然场上问答活跃，所涉及问题十分广泛，但却没有发生任何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或交流误解的不和谐事情。这固然说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仅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而且也有相当的政治觉悟，同时，这也是我们在学术和组织上周密安排的结果。

当我们在1999年初次接到哈贝马斯的论文题目时，大家确实有些紧张。其中大部分文章虽然反映了哈贝马斯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但对我们来说又确实属于敏感话题，如：“人权的文化间性”；“民主的三个模式”；“全球压力下的民族国家”。这些话题的确反映出哈贝马斯特有的那种思想家和发言人的双重身份。组织这种演讲会，弄不好会使讨论超出学术范围，产生一些非学术性的后果，以至造成我们预想不到的影响。

针对这些顾虑，我所多次召开所务会和外事会，大家一致认为，能否组织好这次学术访问，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只有认真实施“学术无禁忌，外事讲纪律”的方针，才可能搞好接待工作。

学术无禁忌，就是要以学术的方式与他进行平等的对话，要在对话中体现出我们的学术水平。为此，在2001年3月和4月，我们数次邀请我所和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专门举办为接待哈贝马斯来访的“预备性学术研讨会”，认真细致地讨论哈贝马斯的学术思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对他将在北京和上海发表讲演的讲稿中的观点进行仔细推敲，并准备了一些对其学术观点进行深入讨论和对话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准备和他进行平等交流和讨论。清华大学还专门给大学生举办有关哈贝马斯的讲座。此外，在他访问期间除了安排演讲会外，我所和《哲学译丛》编辑部还两次组织有关专家与哈贝马斯进行座谈。这些高质量的学术讨论同那些盛况空前的演讲一样，都给哈贝马斯夫妇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事有纪律，是要在接待哈贝马斯过程中加强领导、策划和形成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从而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那些非学术性事件或影响。为此，我们两次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负责组织接待的同志，就演讲活动的组织的各个环节进行推敲，力争在演讲会组织、新闻报道等方面保障安全，严守纪律，不出纰漏。

在学术上严肃准备，在组织上周密安排，在态度上积极热情，这是保证哈贝马斯访问获得圆满成果的基本保证。

三、帮助哈贝马斯教授了解中国

4月22日，《哲学译丛》在访谈哈贝马斯时评价说：“一个星期的学术访问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它之所以不同于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或许是因为，这是一次跨文化的对话”。哈贝马斯对此表示同意。

近年来哈贝马斯日益关注“跨文化交往”问题。为此，他几年来先后到日本和韩国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几度推迟后，对我国进行访问。然而，对哈贝马斯来说，跨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距离，同时意味着跨越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跨越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误解。这是不容易的。也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十分出色。

首先，哈贝马斯来访受到了李铁映、郑必坚、汪道涵等领导同志的会见，他多次谈到，这些会见决不仅是礼仪性的。中共领导的坦诚态度和深入交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新的印象。

其次，为帮助他了解中国，我们要求为他做翻译工作的同志帮助他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20世纪中国的伟大变迁，尤其是了解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地使哈贝马斯夫妇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上海浦东和东方明珠塔的参观更使他赞叹：这样的奇迹看来只有在中国才是可能的。

为帮助哈贝马斯了解中国学术界，哲学所《哲学译丛》编辑部与哲学所资料室特意编制了哈贝马斯译著、研究著作和研究文章的目录索引：《哈贝马斯在中国》。这些目录全部被翻译为德文。看到他的10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看到10余部研究他的思想的中文著作和数百篇研究他的论文，哈贝马斯夫妇深受震撼。4月22日，他在《哲学译丛》的访谈中首次表达说：“一周来的访问让我越来越感觉不舒服，其原因就是，你们中国人对西方，包括对我本人了解得如此之多，而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却几乎没什么了解。”4月24日下午，在中央党校演讲会上，哈贝马斯教授又换了一种方式说：“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对称的，你们对我们知道得很多，而我们却对你们了解得很少。”当然，哈贝马斯的最重要反应是在4月24日上午他会见德国ZDF电视台和《法兰克福总汇报》时的讲话。他称：“中国方面给我的接待是友好的、热情的、很多时候是令我感动的。……我越来越有一种尴尬的感觉，那就是中国人对我们了解得如此之多，而我们对中国却知道得那么少。”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说：“我要向德国新闻界说一句话，你们关于中国的许多报道是肤浅的、不全面的。”

最后，哈贝马斯认真地说：“现在我觉得，我们与中国人已经进入对话过程了。”作为一个终生主张“交往伦理”或“对话规则”的思想家来说，这个说法是相当有分量的。

哈贝马斯在上海时还谈到，以前他在考察政治哲学问题时，将尽可能考虑到东亚和中国的背景。现在，哈贝马斯教授的谈话尚在整理，但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这次访问使他对我国学术界和我国政府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建立了一定的信任感。也正因为这样，在4月24日晚上，他特意书面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来整理、出版他在华访问期间的一切演讲、谈话和音像资料。

四、结论

此次圆满接待哈贝马斯的工作表明，依靠我所的学术素养和组织力量，依靠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自信的、以坦诚开放的态度来与具有不同观念的西方学者打交道。而一旦这些学者了解了我国知识界、了解了我国古老文化、了解了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就有可能与我们建立起信任关系，就可能将他所看到的东西传达给西方的听众和读者，这会比我们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这次接待哈贝马斯来访，进一步加强了我所与西方、与欧洲哲学界的学术联系，推动了我所的对外学术交流。

原载：《哲学所志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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