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儒家人性思想溯源》一书旨在系统梳理先秦至汉初儒家人性论的起源、发展与多元形态。作者以文本细读与概念发生学为方法，强调回到历史语境，破除宋明理学以来“孔—曾—思—孟”单线道统的固化叙事。全书追溯了“性”字源于“生”而关联“心”，指出早期“性”指生命本然之质，尚未抽象化。继而分析春秋时期政治语境中的“民性”观念，并肯定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探讨普遍人性确立了理论前提。书中重点辨析思孟学派内部的思想差异：《大学》侧重修身实践，《中庸》则构建“天命之谓性”的形上体系，主张人性与物性相通；而孟子强调人有独特道德本心（四端），与禽兽根本不同。这一“人性—物性同异”之分，成为理解后世儒学分歧的关键。同时，作者也深入阐释荀子“性恶—化性起伪”说的逻辑自洽性及其作为儒家另一重要路径的价值。全书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辨，揭示早期儒家人性思想并非单一谱系，而是从孔子出发，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多元展开的丰富思想生态，不仅还原了历史原貌，也为重新理解中国哲学的核心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心、生为性——早期“性”观念的发生学考察

一、 “生”与“眚”：对“性”观念起源的基本看法 / 003

二、以“生”释“性”及其不足 / 011

三、 以“德”字为比照看从“心”字角度探讨“性”字产生的可行性 / 023

第二章 政治视野下的民性——春秋时期的人性论思想

一、《左传》中的民性与“天地之性” / 035

二、春秋之前的民性思想及其可靠性 / 045

三、《左传》《国语》关于民性的其他论述 / 048

第三章 普遍与超越——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及其意义

一、孔子对于人性普遍性的揭示 / 059

二、孔子对于人性超越性的揭示 / 087

第四章 曾子的人性论思想——以《大学》为中心

一、“明明德”与“格物” / 115

二、“诚意”与“三纲领” / 121

三、“正心”与“修身” / 125

第五章 子思的人性论思想——以《中庸》《五行》为中心

一、《中庸》“性”“命”论 / 135

二、《中庸》与《五行》的思想差异 / 159

三、《中庸》与《大学》的思想差异 / 180

四、《中庸》与《易传》的思想关系 / 200

第六章 孟子的人性、物性思想——以《中庸》为参照

一、以孟子为代表的人性、物性相异模式 / 224

二、以《中庸》为代表的人性、物性相同模式 / 232

三、两种人性论模式不同的原因 / 237

四、两种人性论模式的影响 / 243

第七章 荀子人性论之综合考察——基于墨、法、道、儒诸家比较的视角

一、荀子性恶说与墨、法相关思想之比较 / 254

二、荀子性朴说与道家相关思想之区别 / 262

三、荀子性善说与早期儒家相关思想之辨析 / 268

四、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理路 / 273

后记/ 282

前 言

本书是一部关于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的著作，主要展现了从孔子到荀子儒家人性论的演进过程。

为了讨论早期儒家人性论的起源和内涵，我们有必要从“性”观念的起源入手。对于“性”字的起源，大多认为其是由“生”字孳生而来的。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中“性”字皆写作“眚”字的情况增加了对此问题认识的困难。通过对甲骨文、金文中“生”字的分析，可知其并未包含“性”方面的含义。结合《诗经》《尚书》等相关记载，可知至少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形成了“性”的观念。通过与“德”字的比照来看，“性”字的产生与“性”观念的形成应该几乎是同时的，也就是说，在西周初年就已经产生了从心、从生的“性”字。这同时说明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中“性”字写作“眚”字的情况在当时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我们不能完全根据现在发现的出土文献来否定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这样看来，考察“性”观念的产生不仅要结合古文字的演变规律，而且要考虑到思想方面的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性”观念的发生有一真正的认识。

在对“性”观念考察的基础上，我们考察和分析了孔子之前的人性论思想。讨论孔子之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人性论，对于认识孔子的人性论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历史背景。从现有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对于人性的讨论大多是在政治视野下进行的，即从君民关系的角度予以探讨。因此，春秋时期的人性论并非着眼于“性”本身，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视野下的“民性”论有其局限性，这既是孔子之前人性论的主流，也是孔子人性论思想形成的前提与基础。

对于孔子的人性论，历来见仁见智，尚无定见。总的来看，目前对其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孔子人性论是自然人性论，不涉及善恶问题；另一种认为孔子人性论是性善论，多数新儒家学者持有此种观点。从《论语》中关于“性”的相关论述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文献上的支持。其实，孔子的人性论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上述两种说法并非水火不容、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存的。与孔子之前的人性论相比，孔子对于人性论的贡献在于其把以前多从政治视野下论述人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提出了普遍的人性论。这主要体现在“性相近”和“性与天道”两个方面。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论语》记载孔子人性论思想的直接材料。从《论语》及相关材料来看，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强调人性的先天情感和后天学习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在孔子看来，人并非自然状态下的孤立的人，而是处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下的人。人一出生就处于家庭关系之中，这说明人天生就具有孝悌等情感，这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但仅仅具有这种自然情感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成就自身、完善自身、实现仁德。从这一点上讲，仁就是人的本性。后来《中庸》《孟子》等所讲的“仁者，人也”都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样看来，无论从“性”还是从“习”来讲，人类的这种天然潜质和学习能力都是普遍的，没有阶级、族群等方面的差别。

如果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表明了孔子对于人性普遍性的揭示的话，那么“性与天道”的关系则表明了孔子对于人性超越性的揭示。从性与习的关系来看，仁代表了人性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方面讲的。那么仁的这种人性普遍性如何才能得到保证呢？这就涉及人性的超越性问题。人性之

所以是普遍的，就在于其同时又是超越的。结合《论语》及其他相关材料，“性与天道”学说处理的实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文章与天道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天道是文章之形上根据，文章是天道实现之表现。孔子还把天命与每个个体都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了普遍性。非但如此，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上达天命。这种努力的途径就是其所强调的“学”。“下学”之所以能够“上达”就在于人自身先天地获得了内在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通过后天的学习能够完全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每个人都能实现“仁”，所以“仁”是普遍的。“仁”之所以是普遍的，就在于其有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根据，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天命”。仁的实现过程，也就是逐渐达致天命的过程。仁的实现首先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始于家庭关系，经过家族关系逐渐扩充至整个社会关系，最终达致超越性的

天命的境地。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和“忠恕之道”。

孔子之后，《大学》《中庸》《五行》《易传》等都丰富了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大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论的问题，但其所说的“明德”“诚意”“正心”等与人性论有着密切关系。《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和“三纲领”都是对于“诚意”来讲的。只有这样，“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才能前后贯通起来。而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又是建立在“修身”基础上的。这样，《大学》所讲的“外王”也是建立在“内圣”基础上的。

对于“性”，《中庸》认为其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致“诚”。《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

除了《中庸》代表子思的人性论思想外，《五行》也是子思的作品，其也反映了子思的人性论思想。与《大学》相近，《五行》强调“心”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心”的修养才能达到“天道”（“君子道”），这与《中庸》通过“尽性”的方式来达到“天道”显然不同。在《中庸》中，天道与人道是上下贯通的，即人道由天道而来，天道亦可通过人道的修养而达到。而在《五行》中，天道与人道则是截然两分的，即二者不但有着层次之分，而且有着类别之异。从思想成熟的程度上讲，《五行》应为子思的早期作品，《中庸》则为子思的中期或晚期著作。

《大学》《中庸》代表孔子之后儒家对于人性论探讨的两个方向。《大学》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讲性而不讲心。这也造就了二者在慎独、修身以及最高理想等方面的不同。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到外的过程，而《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牟宗三曾把宋明儒学的体系分为“横摄系统”和“纵贯系统”两种：前者形而上的实体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主观地讲，是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讲，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此为程颐、朱熹之系统。而后者形而上的实体是“即存有即活动”的，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道德地创生的直贯系统。此为先秦旧义以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宋、明儒大宗之系统。按照这种区分，《大学》近似“横摄系统”，《中庸》则属于“纵贯系统”。牟宗三还根据宋明理学依据经典建立理论体系的不同，把宋明理学分为三系：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为一系，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则以《论语》

《孟子》为主；程颐、朱熹为一系，其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陆象山、王阳明为一系，其以《论语》《孟子》摄《易传》《中庸》，而以《论语》《孟子》为主。牟宗三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划分并不确切，但其看到《大学》《中庸》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同，确属卓见。就《大学》《中庸》而言，在理论形态上，后来的陆王心学与《大学》更为接近，因为其以“正心”为中心；而程朱理学则与《中庸》更为接近，因为其以“尽性”为中心。

从思想体系和文字内容来看，《易传》与《中庸》有着密切关系。从天道论上来看，《中庸》以“诚”言天道，《易传》则以“阴阳”言天道。这种以“阴阳”解释“天道”的思想明显地受到战国时期阴阳家的影响。从工夫论上来看，《易传》的工夫论只有在《中庸》天道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文字表述方面，《中庸》“性命”“道德”等词皆未连用，而《易传》则明确提到“性命”“道德”等词。按照词语由单音词到复合词的演变规律，《易传》应该成书于《中庸》之后。在人性论上，《易传》也受到《中庸》的影响。

从人性、物性的关系方面来看，早期儒家的人性论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易传》为代表；另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有没有本体论设定是造成这两种人性论模式不同的根本原因。《中庸》有一个本体论的设定，即天下万物都是由天生成的，这样天下万物就从同一个本体那里继承了同一种“天命”，此种“天命”落实到每个具体事物中就成了每个具体事物的“性”，此即“天命之谓性”。《中庸》还对“天命”的内容做了说明，即“诚者，天之道也”。虽然天下万物皆从“天命”而来，但“天命”在每个事物中表现的情况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种种不同的事物。人与物的不同，在于人能对其所有之“性”有自觉的认识，并能通过修养工夫的方式使其充分发挥出来。而物则没有此种自觉、此种工夫。与《中庸》人性论相似的《易传》也有着类似的架构，即本体论的设定，如其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等等。万物在由天道生成的过程中，各自形成自己的“性命”。“性命”是从不同方面来讲的，实际指的是一个内容。从天道赋予万物之方面来讲即是“命”，从万物之继承天道的方面来讲即是“性”。对于人性、物性之间的关系，《易传》也认为人性、物性源于天道。因此，《易传》也是持人性、物性相同思想的，尽管其与《中庸》的具体内容不同。

孟子对于人性则没有本体论的设定。孟子虽然也认为“心”是天之所赋予的，但他强调天对人的独特性，即认为只有人才有“心”的自觉。动物则没有此种“心”“性”，更遑论其他物种。孟子特别强调人、物之间的区别。虽然在生理属性等方面，人与动物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孟子并不以此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孟子那里，从人推到万物是缺乏基础的。虽然他也谈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但如果按照其人、物之辨的思想，这种推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孟子的人性论思想是有一定缺陷的。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色。但到了朱熹注“四书”的时候，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文本，于是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矛盾。这对其以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的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其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而且受到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的影响。因此，研究荀子的人性论，除了依据《荀子》本身的相关材料外，还需要将其与墨家、法家、道家、儒家内部其他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理路是基于“性伪之分”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又是建立在天人相分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天与人有着不同的要求，性是天然的、不可改变的，按照其本身的要求不能发展出人类社会的礼义制度、道德价值。因此需要对这种天然的自然本性进行限制，这也就是伪的作用。伪与性是对立的，伪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人的自然本性，但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从性伪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性恶、性朴的说法并不影响我们对荀子人性论逻辑结构的认识。

后 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展现了我十余年来对于早期儒家人性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大概在2010年下半年，我开始系统研究《大学》《中庸》《五行》《孟子》等早期儒家文献，也就是所谓"思孟学派"方面的研究。最先写成的是《〈大学〉本义试探》一文，意在从《大学》文本本身对其本义做一探讨，旨在说明《大学》本身非常完整，并不存在宋儒所说的阙文，错文等问题。此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2011年8月底，我前往韩国高丽大学访学。在此期间，对《中庸》以及其与《大学》《五行》关系进行了研究，先后写成《〈中庸〉性命论》〈《大学〉〈中庸〉不同论》〈《五行〉〈中庸〉差异论》三篇文章。〈《中庸〉性命论》一文主要从性命关系的角度说明《中庸》是一部思想体系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不存在后人所说的分为上下两篇的情况。这篇文章后来以《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为题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大学〉〈中庸〉不同论》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主要探讨了《大学》与《中庸》两者之间思想体系的不同，从而说明宋明儒者所说的孔，曾，思，孟"道统"谱系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出于理学家的理想建构。《〈五行〉〈中庸〉差异论》一文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4期，主要分析了《五行》《中庸》思想之间的差异，旨在说明子思早，晚期思想的不同。在研究《中庸》的过程中，我又发现其在人性、物性关系方面与孟子并不相同，前者是人性、物性相同的模式，后者是人性，物性相异的模式，这两种人性论模式的不同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庸》、孟子二者在哲学思想方面存在着差异。此即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以〈中庸〉、孟子为中心》一文的主要思想。在研究人性、物性两种模式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先秦儒家文献中只有《易传》的人性论模式与《中庸》相似，于是又写了《〈中庸〉影响〈易传〉论》(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2期)一文，以说明二者的关系。以上文章构成本书第四至第六章的内容。

在研究《中庸》、孟子人性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可以从人性、物性的关系角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思想做一系统的梳理，于是以"人性、物性关系视域下的中国人性论研究"为题申报了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单列课题，并获得立项。除了上面所说的文章外，本书的其余部分都是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第一章以《心、生为性——早期"性"观念的发生学考察》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11期，主要从"心"和"生"角度考察了"性"观念的起源。第二章以《政治视野下的民性：春秋时期人性论新论》为题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主要考察了春秋时期人性论的思想特点，并以此展现孔子人性论的独特贡献。第三章第一、二节先后以《孔子"性相近"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文章·性·天道——〈论语〉"性与天道"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和《齐鲁学刊》2023年第4期。这两篇文章分别从普遍性和超越性的角度揭示孔子普遍人性论的伟大意义。最后一章《荀子人性论之综合考察基于墨、法、道、儒诸家比较的视角》发表于《中州学刊》2025年第9期，主要在与墨家、法家、道家、儒家等思想比较中彰显荀子人性论的内在逻辑。

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很长，写作风格难免不一，但在研究思路，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却是前后一致的。本书的写作始终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和经典诠释基础之上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全书在内容和风格上的一贯，本书对收入的部分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最后，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得到同门王正，王思惠伉俪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任蜜林

2024年4月30日初稿

2025年10月1日修订

原载：教化儒学公众号2026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