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新文化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围绕“什么是新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怎样建设新文化”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自觉肩负起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力量，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一早期探索，不仅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步结合，而且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逐步内化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来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化  早期探索  伟大建党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是在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当时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无法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深重危机，难以满足国家、民族与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迫切需求。在这一时期，各类思想主张激烈碰撞，中西文化之争、古今道路之辩、科学玄学论战等相继出场，不仅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做出了关键性的文化选择，而且开启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启蒙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自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逐步接受并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文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阶段作出重要贡献，为其后的理论发展与文化实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挽救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文明，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书写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探索篇章。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文化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场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文化为武器，在批判与吸收、反思与超越中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出路，推动了文化革新与社会变革的有效互动。

（一）辛亥革命与社会文化变革

在晚清以降，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侵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空前危机。面对深重的内忧外患，新兴资产阶级推动的戊戌变法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在此背景下，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而且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随着社会政治变动与外来思想文化的进入，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产生交锋，既动摇了封建主义文化的根基，也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内的新的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条件。

新思潮的传播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并使中国文化出现新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文化变革风起云涌，“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乐歌运动”等相继出现。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将宣传国学与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反对一味否定中学、片面追求西学，提倡“保种、爱国、存学”，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国粹主义思潮。由此表明，中国人在学习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已经将民族文化的生存与革新作为严肃的历史课题。尽管国粹主义者未能完成这一课题的“解题”，却在关键时期为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现代化转化实现了“破题”。总体而言，辛亥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格局的变动，不仅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辟了思想空间。

（二）新文化运动与文化新出路

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改变中国命运，就必须从文化与思想层面推动中国的觉醒与革新，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的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展开批判。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理论主张纷纷登场，其实质是以现代民主文化对抗封建文化，而“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突破口。它将新文化的影响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推动了新文化探索的深入。与此同时，对孔教与儒家思想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标并非全盘否定儒学，而是为建立民国的政治文化扫清思想障碍，打破儒学的独尊地位，为构建一种兼容并包、充满活力的新文化开辟道路。

然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对西式民主的幻想，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早期传播的重要里程碑。“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但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早期传播，而且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武器开展思想斗争，为中国社会与文化探索新的出路。这一实践促成了新思潮的历史性转向，在客观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三）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各类新思潮加速涌入中国，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启示。在这一时期，学术社团和报刊杂志的数量迅速增长，它们积极译介传播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多种思潮，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新村主义等。这些新思潮的领军人物如杜威、罗素等也应邀来华讲学，直接介绍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变动，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例如，罗素在华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西方道路，建议中国以俄为师，“因为求国民的知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轰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并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信仰层面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化，新文化运动阵营逐渐发生分化，思想界围绕“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适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展开论战。例如，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张东荪、梁启超与陈独秀、李达等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黄凌霜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围绕“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论战等，都是这一时期思想激荡的体现。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并开始组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各地共产党组织在建立后，积极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创造了有利的组织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些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逐步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历经思想淬炼，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始终奋斗在中国革命的前沿，致力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播，二者一脉相承、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指引与组织保障，推动其迈入崭新阶段。

二、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学、系统、开放、实践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石，科学阐释了文化的内涵、产生、本质、主体及作用等基本内容，实现了人类文化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概念具有丰富内涵，有时具体指某种知识、艺术、思想、文明等，有时则抽象地指人类创造的一切非物质产物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等。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文化都是依赖人这一创造主体和实践主体而产生、存在与发展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文化产生于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根植并受制于社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恩格斯强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深刻揭示了文化进步对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

作为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它不仅为中国文化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思想武器。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力推进了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取得了“第三新文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等重要成果。同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成为这一探索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第三新文明

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深入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化的能动作用，并将对文化的认识拓展到文明层面，指出中国应选择第三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党的早期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文化现实、指导文化实践。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场观点和基本内容，指出“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认为“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整体性、科学性的判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制约着中国社会文化，“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瞿秋白在赴苏俄深入考察当地社会生活与共产主义运动期间，认真研究苏俄社会科学与文学作品，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文化现象，并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他提出“世界是现实的，人是活的”，强调“动的，工作的‘所得’之积累联合，相协相合而成文化。文化为‘动’——即生活的产儿。文化为‘动’——即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党的早期领导人通过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对比分析，不仅充分认识到中国旧文化的不足，而且逐渐对西方外来文化形成了清醒的判断。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尽管因早期曾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抱有期待，并将新旧文化、中西文化视为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他的认识发生重要转变，进而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进化）精神。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将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了文明层面。他认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在于动静之别，既指出了东方静态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困境，也清醒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李大钊虽然认为彼时中华文明深陷危机，但是仍然对中华文明抱有极大希望，并认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在李大钊看来，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需要取西方文明之长补东方文明之短。但现实情况是，“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显然，李大钊提出的第三新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文明。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也同样认为，中华文明的出路是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

瞿秋白则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文化兼收并蓄与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性，认为“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处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他提出，“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他希望研究文学的人，要格外注意中国的国民性。

（二）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建设社会主义文明首先要解决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但在其相关著作中通过对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政党性质等的分析，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列宁则明确强调领导文化建设的关键性，“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党的早期领导人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过程中，不仅敏锐地关注到文化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能动作用，而且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李大钊通过考察俄国情况，创作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高度肯定了文学对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其浓厚的社会色彩及发达的人道主义特质“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陈独秀则认为，“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并积极倡导文化普及与平等。

瞿秋白较早阐述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主体力量和具体手段，他不仅明确表达了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崇高理想，“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而且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瞿秋白提出，“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强调“文化革命的领导已经落到了新的阶级手里”，并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事业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要始终坚守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文化实践要以现实主义为路径、以解放群众思想为价值追求、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创作导向等。

（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领域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从初步探索走向系统成熟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根据历史进程划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深入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以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原则方法和目标任务等。这些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中得到了系统呈现。

在文化理论方面，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塑造了他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包容并蓄的文化观，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并明确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文化问题，指明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他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在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具体而言，就是构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回答了“文化为了谁”这一重要命题，强调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

毛泽东强调文化的民族形式，指出中国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要 “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在文化发展方面，毛泽东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提出，文化发展应立足“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的原则，这种“吸收发展”的文化来源应为一切别的民族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他坚决反对盲目照搬，强调将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并在吸收过程中“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始终保持批判精神和扬弃态度，“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以创造一种能够改造中国、影响世界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必将推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的繁荣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早期实践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重要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而且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通过这一探索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推动了中国文化发展与文明更新，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并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与文明更新

一百多年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救亡图存之法。从洋务运动对“器不如人”的认识，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制不如人”的觉悟，再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对“思想文化不如人”的反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文化革新对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意义。在众多外来思想的激荡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研究、争鸣并实践各种文化方案。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科学性日益被认识并接受，推动中国文化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一转向愈发显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交锋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解。一是确立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观点，“不是‘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产生那‘社会的物质’（物质的生产），而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造成‘精神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精神生活，受物质生产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的程度之束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大足以规定其精神生活”。二是认识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文化能够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例如，192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中国进步文艺界和文化事业正式迈向马克思主义方向。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科学出路，而且奠定了文化自信自强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掌握了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

随着世界历史演进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文化出路的过程中，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完成了对西方文化的“祛魅”，而且开始更加理性地审视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一方面，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的宗法文化与封建制度已丧失活力，“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文化同样持有清醒认识，“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他们坚决反对将中国文化命运寄托于“全盘西化”，主张应该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一种新文化，“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艰难探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与实践更加深入和科学，逐渐摆脱了教条化、机械化的理解偏差，积极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可能路径，并实现了二者的初步结合。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中国新文化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等特征，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原则。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就明确分析了文化的阶级性：“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人民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文化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步结合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而且是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初步结合的历史进程。这一结合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并在实践中逐步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积极接触并实践考证外来思想，历经辛亥革命的思想冲击、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与十月革命的思想鼓舞，实现了文化思想的重大转变。他们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道路。这一历史性选择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科学甄别能力，也赓续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是二者在精神价值层面高度契合，尤其是在如何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人、塑造人方面相通和互补。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二者都将文化的本质指向对人的教化与提升，从而形成价值理念上的共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理论形成过程。历史地分析这三种文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文化理论形成的作用可以发现，西方文化理论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理论基石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党的早期领导人能够在接受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基因，而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内容中国式的表达，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接受度与传播度。

（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铸就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早期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逐步实现中国化，既把握了其作为普遍真理的共性，又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兼具马克思主义底色与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不仅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而且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必然根植于坚实的文化基础之中，其形成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与早期探索的历程高度同步，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集中体现。“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实现民族复兴实践变革的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根源。”它既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真理力量，又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二者的有机结合铸就了独特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基因。“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持续深化的历史进程。列宁曾强调：“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其具体的实践展现与积极的创新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整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因此，要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坐标中加以审视，从而更清晰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起点，不断夯实新时代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11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专栏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公众号201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