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尔库塞提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尝试在经济学范式之外挖掘劳动概念的历史存在论意义，从而突破当时对马克思的教条式理解，揭示人之此在的历史性发生，并提出另一种更源始的本真劳动——游戏。鲍德里亚同样试图转换以物质生产逻辑为主导的“需要—劳动”的编码系统，提出以游戏为源代码的象征交换。总体而言，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建立在生存论劳动概念基础上的分析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之后异化劳动观念的历史演变，并揭示出其对于当时社会所特有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却消解了劳动的解放叙事，侵蚀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之批判的革命性力量。这条逻辑进路虽然疑点重重，但依然为之后的诸多社会批判理论提供着路径指引，拓宽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 异化劳动; 本真劳动; 政治经济学; 人之此在; 历史性;

劳动概念向来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问题之一。虽然具体方法和研究范式有所转换，但无论是早期提出的异化劳动和自由自觉的劳动，还是后来提出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以及对雇佣劳动的深入剖析，马克思始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切入探讨劳动问题，其革命性体现在：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抽象而片面的认知；另一方面，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同时克服了黑格尔对于劳动本质的精神哲学解释。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普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因陷入了教条化的机械论和经济决定论，缺乏对人之日常存在的关怀，一度招致诟病。此时的马尔库塞，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的早期学生，在尝试克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时，不仅发现海德格尔关于非本真和本真存在的理论有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补充，还敏锐地洞见到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历史性缺乏具体的内容，并非一种真正的“具体哲学”(1)。因此，他试图通过现象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与融合来寻求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路，从而全面揭示“人之此在整体”(人类社会或阶级)的历史性生存处境及其从历史性运动中获得的本质性规定。在他看来，“历史的发生”(2)充满诸多具体的可能性，异化劳动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而诸如“工人”“商品”“增殖”等一整套概念无一不是以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前提的，如此这般的“经济事实”恐怕无法等同于“实事本身”,因为后者无法由单一维度得到完全揭蔽。出于这方面原因，马尔库塞试图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余，我们是否还能够为探索异化劳动的发生历史乃至人的本质提供其他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为此，马尔库塞提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路，试图对劳动概念展开现象学还原，进而从生存论—存在论(existenzial-ontologisch)的视角揭示劳动与“人之此在整体”之间的生存论关联。之后，鲍德里亚也借鉴了这一进路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生产之镜，从而扩展了这一问题域。他们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与马克思对话的中介，通过存在论阐释对劳动概念进行了新的发挥，提出了另一种被喻为“游戏”的本真劳动，从而发展出某种吸纳了海德格尔本真存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理论形态。

这条理路诞生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现象学抽象化这一双重困境的需要，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之历史性生存的具体剖析击中了读者的切身体验而唤起广泛共鸣，响应着现代人对于成为本真之人的渴望与筹划。正出于此，这条理路仍然有着解读社会现实生活、唤醒自我革命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代思想界如韩炳哲等学者所继承，并随着人们对不断暴露出的现实问题的持续反思而得到深化和发展。但是，早在理路发源之际便埋下的一系列局限，也随之朝极端化方向演变，如拨反经济决定论却又走向技术决定论，强调劳动的异化叙事却消解了劳动的解放叙事导致徒成一种跛脚的辩证法，以游戏作为本真劳动削弱了革命的主体性力量等。而这种种阐释正与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梳理其源流，反思其局限，揭示其与当代生活文化状况的关联。

一、历史存在论视野下的劳动

在马尔库塞看来，早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析了“异化劳动”现象，超越了古典哲学囿于传统“存在—神—逻辑学”的理智静观视角，深入到历史性的人之此在，从而鲜活地展示了劳动异化的整个历史发生过程。然而，马尔库塞也认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劳动概念根本上仍需要一个生存论—存在论分析的哲学基础，以便解答人之此在整体的历史性发生与各类经济活动的区别和关联，重新恢复被经济学辖制、窄化的劳动概念本身所应有的历史存在论意义。马尔库塞援引黑格尔区分了存在论视野下一般的劳动概念与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概念，即黑格尔眼中一般的劳作(Tun)与某种特殊的“活动”(Tätigkeit):

在劳作之中，“意识纯粹为其自身而存在……跃出自身，而走入持存的要素环节”,经由赋予自身一个劳动对象并视之为“实体”,而在这个要素环节中“又回到自身”。……此处的劳动绝不是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相反，劳动是每一种活动的基础，也是每一种活动最终必然回归的：一项劳作。(3)

在马尔库塞看来，一方面，劳作与活动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一般的劳动概念，而后者则意指某种特定领域的劳动，尤指经济学视角下的“生产劳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马尔库塞的解读下立刻带上了海德格尔式的滤镜：“劳动”呈现为人之此在的基本发生样态，持续地渗透人之此在整体，同时，人之世界的整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就此而言，劳动不再仅仅是某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因为任何单一维度的活动都只能影响此在整体的某一个侧面，也只能使世界整体的某一事域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劳作与活动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呈现出根本的存在论差异：前者是存在论层次(ontologisch)的劳动概念，而后者则是存在者层次(ontisch)的劳动概念。任何特殊的活动都以一般的劳作为存在论根据并最终返回到劳作。劳动的本质必须从“历史性的此在”出发来加以阐明，从而使它与人之此在整体的生存论关联得到揭示。在马尔库塞看来，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开展了这项工作，尤其是在1844至1845年的相关著作中，他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基本观点，但其理论旨趣在于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基础。(4)

在现象学的历史存在论视野下，劳作的具体发生过程如下：经由劳动，人与对象世界发生关联，从而实现二者的根本统一。这种关联有着二重对象性：第一，人将自身对象化；第二，打交道的事物亦成为人的对象。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在任何一种劳动中，某个固定的对象都始终停驻、有待制作。劳动过程与劳动对象应以人之此在的整体实践为中介，这一建构性的环节不可或缺。正是经由某个朝向此在自身的“事务”(task),人之此在才能以自身为目的，从而返回自身。同理，正是经由那项事务的实现，人之此在方始运作并居有对象世界。总之，劳动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即领会“人之此在自身的存在”的概念，是此在的在世存在形式。那么，一般的劳作又如何转化为特殊的活动，尤其是经济学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呢?

在马尔库塞看来，就劳动而言，人之此在与动物之实存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劳动是“有为的发生”(making-happen),而后者的劳动则是“无为的发生”(letting-happen),亦即，动物让自身的实存直接发生，比如筑巢、自保、求生等活动，而人则经由“事务”这个建构性的中介而迂回地返回自身，从而居有此在。“有为的发生”过程具体就表现为生产与再生产，但并非局限于以经济活动呈现的“质料性的此在”的发生过程，而是关涉人之此在“有为的发生”这一“整体形式”,包括人的实际生存中各个方面的本有、扬弃、转换、发展等环节。回到存在者层次的实际生活，人之此在的发生过程也呈现为劳动。出于实际生存的促逼，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劳动以满足需要，此乃经济学对劳动的传统定义，即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受到“需要—满足”这一底层逻辑的支配。但如果过于强调“需要”,将其视为活动的决定性动机，那么人在本质上就已被矮化为了一个生物学层面的有机存在者或有机“生命”,因为只有自然的有机统一体才有“需要”。(5)

这正是马尔库塞所理解的人之此在的非本真存在或“沉沦”,他将海德格尔的术语熔铸到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概念框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历史处境下，“非本真不再意味着失落在无名的‘常人’(das Man) 中，而应归咎于劳动的物化或异 化”(6)。由 此，关于劳动的科学应当超越经济—技术(economic-technical)的维度，否则，劳动就会仅仅被视为一个广义的心理学问题，尤其是建立在生物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现象(比如劳动所独有的心理负重感特征),它的基本特性从一开始就将遭到扭 曲。③而 只有未被扭曲的“本真劳动”才能承担得起作为本真存在形式的革命行动对变革劳动条件的诉求。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行动即是人之此在受历史处境逼迫而唤起的回应，在当下具体实际中作出决断，从而成为本真状态的此在——具有革命性的阶级。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地基上对海德格尔“良知的呼声”加以创造性重铸，马尔库塞为现象学抽象的历史性注入了具体的内容。同时，他也借助海德格尔式非本真与本真的生存论概念框架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及其扬弃做出新的解读，从个体历史性生存的角度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运动的宏观阐述。

二、当代“编码/解码”视野下的劳动

如果说马尔库塞历史存在论的进路是对马克思或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批判继承，那么鲍德里亚则在批判之余更鲜明地展现出解构的姿态。沿着马尔库塞的理路，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进一步借用需要与劳动的“共谋”展开了颇具特色的解释。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视角本质上仍然遵循着物质生产的逻辑，他将之喻为“需要—劳动”双重的编码系统。那么，这将产生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能否在政治经济学之外找到另一种更为源始的编码系统呢?在这里，鲍德里亚的理论图景立刻显示出与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运思方式的同构性。

鲍德里亚首先考察了“需要—劳动”共谋的编码系统的形成。自然物之所以有用，是由于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是，仅有功能还达不到价值评估的维度，因为对人类而言，各个自然物的功能都是独特的，存在“质”的区别，彼此之间无法比较，直到出现某个共同、可量化的统一标准，即“劳动”。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作为编码系统的“源代码”解码出价值，即具有“质的独特性”的使用价值和具有“量的可计算性”的交换价值，正是为了使不同自然物的功能能够在同一编码系统中得到量化，从而解释在质上存在差别的物品之间的等价交换何以可能。但是，在源始的自然状态下，树木本来自在，汲取雨水、吸收阳光，尚无所谓的功能性。既然如此，功能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鲍德里亚说，这一切正是在人类学视野下解码树木的结果，“交换价值使得产品的使用价值显现为自己的人类学视野”(7),那个编码系统的源代码就是“需要”。

只有当树木在“需要—劳动”双重的编码系统下被解码为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木材(产品)时，它才具有使用价值这一功能属性，换而言之，所谓“功能性”就是被我们的需要“生产”出来的。如果换成另一种源代码及编码模式，树木便会呈现为截然不同的解码符号。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当生产劳动被确立为价值尺度时，旨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如生产力、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劳动”这对源代码生产出来的。不光如此，“需要”和“劳动”的共谋关系构成了人的双重“类”面孔，而这同样也是由政治经济学体系生产出来的。(8)

依循鲍德里亚的解释进路，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异化劳动”实质上也是由“需要—劳动”双重的编码系统解码的结果。而且，他认为，倘若将这个编码系统推向极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自由的劳动”可能会否定“劳动的自由”,从而导致更为可怕的“劳动异化”,也就是说，如果把劳动视为价值尺度以及自身的目的，甚至绝对命令，劳动便失去了它的否定性而被提高为绝对价值。如果劳动被视为绝对价值，那么人的类本质就同时被视为劳动或生产。由于生产劳动旨在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劳动的价值体现在商品即劳动对象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经由外在于我们的劳动对象来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及类本质。劳动对象成为了一个绝对的“他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不再只是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工具手段”,更成为我们实现自身的“绝对目的”。为此，鲍德里亚特地引用了马尔库塞的话加以说明：

这种劳动的负担性归根到底表现为人类存在本质中的否定性：人只能通过自身的他在才能达到自身，只有通过“外化”和“异化”才能达到自身。(9)

那么，无论外化劳动还是异化劳动，本质上皆是经由自身的“他在”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活动，区别仅在于：前者肯定自身价值，后者则否定自身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二者都是同一编码模式下解码的结果。假如人类仅被视为一个生产者，那么，不但劳动对象已然成为我们实现自身价值的绝对他者，而且，由于我们的本质就是生产，这是一种经济学的理性方式，强调合理与计算，因此，我们必然会在自身之中压抑那些在这个编码系统之下不大适合的、类似于系统“病毒”的欲望，从而走向某种类型的禁欲主义。这一点也早已被韦伯洞察。(10)

总而言之，鲍德里亚借用“编码/解码”这套框架，从侧面揭示出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将物质生产逻辑奉为圭臬的“劳动”(包括异化劳动)概念恐怕无法整全且本真地解释19世纪英国人现实生活的“全部历史”。那么，除了物质生产逻辑下的“需要—劳动”这一编码模式，是否还能设想其它更能呈现出人之此在整体的编码系统?对此，马尔库塞与鲍德里亚展开了艰苦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最终都将焦点对准了与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概念迥异的另一种劳动：游戏(play)。

三、作为本真劳动的游戏

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是受制于生产模式、被分门别类、被管控的不自由的活动，那么，如何以存在论视角来给予这种劳动概念一个哲学基础?或者说，经济学的生产劳动具有什么样的存在论特征?对此，马尔库塞引入了“游戏”来加以衬托。 通常来讲，游戏是劳动的“反概念”或者反现象，而对存在论视野下的一般的劳动概念而言，游戏实质上是区别于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另一种劳动，即本真劳动。

马尔库塞认为，游戏亦关涉对象，但与劳动对象相比，游戏道具则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游戏者使用道具，却又不依赖于它，无须以道具及其特性为根本导向，不以索取道具的“对象内容”为目的。并且，游戏者彼此约定自由地制订游戏规则。玩游戏时，道具本身的对象性及其效果、人通常认知并与之互动的对象世界之实在都暂时被悬置了，人获得了一种超越对象性的“自由”:

经由将自身置于对象世界之上，人回到自身之中，回到在劳动中曾被否定的自由维度之中。简单的掷球游戏中，与技术性劳动所能达成的最大程度相较，游戏者实现了人类自由对于对象世界更大程度的克服。(11)

从人之此在的整体着眼，游戏无需持续，这一点更为根本。游戏发生于持续维系人之此在的其它诸种劳作的“间隙”,不以原有的劳动发生过程中的“积累”为圭臬。它旨在让游戏者释放自身，以另一种可能的发生形式为向导。正是从存在论视野出发，游戏揭示出了人之此在整体“在世存在”的诸多可能性。

在游戏的衬托下，经过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还原，生产劳动基本的存在论特征就展现了出来：持续性、持久性、负担性。在生存论结构上，这种劳动总是早于游戏，它是游戏的出发点、基础和原则。马尔库塞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为了烦忙而游戏”来表示游戏与劳动的基本关系。(12)在此在实际的“有为的发生”,即持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促逼之下，人不得不带着负担不断地进行劳动。在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运思中，海德格尔的生存之“烦”由是被转化成了生存之“劳动”。而游戏，作为一般的劳动概念下的另一种劳动，就人之此在实际生存的(existenziell)境况来看，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间奏与“缝隙”,而不是延展的连续。

鲍德里亚将马尔库塞关于游戏揭示生命之流的“间隙”这一洞见推向极致，直接将其称之为“断裂”,并提出与经济学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完全不同的编码模式，即以“游戏”为源代码的“象征交换”。“真正的断裂并不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而在于象征交换和劳动(生产、经济学)之间。”(13)“象征交换”这一新的编码系统解码的结果就是“消费”。对人的实际生存而言，游戏是一种非积累的、耗费式的活动，并非追求可被经济学的理性方式计算的价值。可见，在生存论结构上，源初的劳动绝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的维度，不只是生产性的劳动，同时也可以是单纯耗费式、非价值以及非生产性的游戏本身。不过，他并未直接界定象征交换，而是侧重描述它不是什么，比如排除了任何异质的剩余，与经济原则相对立，不是连续抽象的，排斥“生产”逻辑，等等。

鲍德里亚借鉴了莫斯《礼物》中对原始文化“总体呈献体系”的描述(14),设想在“象征交换”编码模式下的原始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物物交换并不遵循物质生产的劳动逻辑，不存在任何公式化、教条式的经济现实，任何存在论意义上的劳动都是单纯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游戏”,任何交换都出于偶然的契机。因此，由这个编码模式解码出的“消费”本身并不是“生产”的结果，而仅仅是肉体力量的单纯无偿的狂欢。

四、疑点与反思

沿着上述这条劳动概念诠释的脉络，我们得以廓清异化劳动问题的范式演变。置身于全新的技术统治的历史处境，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目睹的是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随着马克思不曾预见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我们势必无法仅仅从单纯的生产劳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技术—文化”帝国。资本整体的统治更深入地表现在消费等再生产的领域中，尤其在鲍德里亚看来，所有社会生产和现实都已被符号化的拟真世界所取代。因此，当他们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介与马克思展开对话时，他们实际上并非反对马克思，而是批判对马克思的教条化理解，鲍德里亚更是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也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符码帝国而成为维护及合理化其统治的知识工具。由此可见，他们是在技术统治的新情境下对异化劳动作出了新的拓展，从单一的经济维度突围而将之深化到多元复合维度，尝试更切近人之此在的历史性生存，如马尔库塞之后一再强调的技术意识形态控制这种精神异化、鲍德里亚揭示出的符号统治和“屏幕化”(15)对后工业时代劳动及生活的重构。

但是，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建立在更源始的生存论劳动概念基础上的分析却疑点重重。从实质上说，技术和符号统治下的生存论劳动概念是对马克思包含“异化—解放”双重可能的辩证法式劳动概念的裁剪，将劳动作为解放基点的意义削弱甚至解构了，从而侵蚀了马克思成熟时期对资本主义特有社会形态和统治形式之批判的革命性力量，据此所建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博人眼球却相对乏力。

首先，最关键的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或自由个性，是以超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形态为先决条件的，亦即，自由个性需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16)。而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却在资本主义建制内寄望于间隙式的“游戏”来达到某种间歇性的自由，无论借由审美救赎还是象征死亡，换来的只不过是作为天真幻想的自由，而非真正全面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制定游戏规则、超越社会现实生产的对象性，这种游戏注定只能令人沉溺于内在体验中的自由幻象。或许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超越了异化状态的本真性社会存在，但它并不是一种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7)。而当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沉醉于作为本真劳动的游戏迷思之时，恰恰将本真性局限于抗拒资本主义洪流的内心自留地，透露出对革命未来的无力感和绝望。正是在此处，蕴含在劳动中的解放潜能被消解，“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引以为傲的对于革命的英雄式呼唤沦为了空响，马尔库塞加以创造性阐释的人之此在整体作为具有革命力量、革命意识的阶级，也最终退回到某种主观上自以为自由的个体。而这正是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所批判的：所谓本真性的语言过度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生存状态，活在虚假的自主性和内心的暂时安慰中，根本无力触及乃至对抗外部世界真实的压迫和束缚。阿多诺写道：“在所谓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群体中……行话就是一种职业病。……精细的双手鄙夷地拒绝对正在生效的财产和统治关系作出任何改变；这种声调使这个拒绝充满蔑视，正如海德格尔对待单纯存在者层次上的事物(Ontische)那样。”(18)回到非功利、非积累的本真存在状态，如若可能，也只能以创造更高的社会形态为前提。在此之前，对本真性的渴望无法避免陷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或“明知道却不得不”的困境之中。正是对间歇性自由的小富即安式心理，将宏观层面人类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伟大运动降格了。

其次，由于历史局限，他们对游戏的理解根本上还停留于传统田园牧歌式的理解。捉迷藏、下棋、掷球等，似乎表达了单纯耗费式的、非价值以及非生产性的活动，从而可被认定为一种源始的劳动范式。但是，游戏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以游戏道具、游戏思维为条件，而游戏道具依赖于社会生产，游戏思维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游戏产业勃兴，游戏的方式和定义完全受到了颠覆。规模化、社会化、网络化的游戏是由资本集团开发的产品/商品。于是，游戏的设计，很难再谈得上是游戏者彼此之间的“自由约定”,反而受市场的价值规律约束，从一开始就有意被引导为一种资本的诱捕器。传统意义上超越对象性的游戏，如今已经被绑架、被吸纳到社会生产再生产的经济架构中，成为资本“柔性”统治的诸种方式之一。只要你进行游戏，你就已经在进行“生产劳动”,无偿甚至还需付费，这恰恰与“本真劳动”背道而驰。游戏时间不光是为了重新投入劳动、恢复精力的休息时间，而且正是劳动时间。资本集团悦纳了广大游戏用户所贡献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恰恰源于日常生活之流的“间隙”的耗费。此时再无间隙，游戏时间、劳动时间构成了封闭连贯的时间链条，将人之生存整体缚锁进了当今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之中。对“常人”而言，要想通过游戏来实现“人类自由对于对象世界更大程度的克服”,“回到本真状态”,不啻于痴人说梦。

最后，本真性理想本身蕴含着一个二律背反：旨在摆脱“常人”状态的对本真性的积极追求，同时也是一个极易使人堕入“常人”状态的陷阱。这一点尤其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极致体现。正如阿多诺所说，海德格尔“没有预见到，被他命名为‘本真性’的东西，一旦成为一个词语，就会成长为商品交换社会那种千篇一律的匿名性，而这个社会本来是《存在与时间》要反抗的”②。韩炳哲用“功绩主体”“功绩社会”概念更为清楚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成为你自己”“去做你自己”等鼓励自我实现的话语，将本真性理想转变为一种绝对命令，促使作为“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的人积极地开发自身、开展自我剥削，恰如当今众所周知的“内卷”。受效绩强迫症驱使，人无休止地提升效能，永远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中，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19)对本真性的渴望反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将自己变为“常人”,自我超越的积极行动反而将自身塑造为尼采说的“末人”,同时却仍自以为是自由和自愿的、是具有本真性存在的。这恰恰体现了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灵活性积累对于提升劳动效能的要求。出于本真性理想的劳动，悖论式地变异为新型的异化劳动。无独有偶，泰勒也提到，本真性理想在当代已广泛滑入一种低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文化，成为某种变质的和琐碎的模式。“自我实现的文化已经引导人们丧失了对他们自身之外的事物的洞察。它已经采取了浅薄的和自我放纵的形式。这种文化甚至可以导致一种荒谬性，因为在这些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中出现了种种新的服从模式。”(20)在当前数字时代，忽视“游戏”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而将本真性理想寄寓其上，或者干脆暂停对于本真性理想的积极追求而消极地进行自我疗愈，本就容易滑向犬儒式的玩世不恭和自我放纵的低劣形式。据此而言，当今的“躺平”现象也具有这种自恋文化的影子。“内卷”和“躺平”本就是一对孪生体，均诞生于追寻本真性理想的路上，一个表现为自我剥削性的积极追求，一个表现为自我疗愈性的消极歇止。这两种社会文化现象互相纠结又矛盾的根源正是本真性理想所蕴含的二律背反式陷阱。

尽管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基于生存论“异化(非本真)—本真”逻辑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无力从根本上革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依然为之后的诸多社会批判理论及学术研究提供着基础支撑或路径指引。比如，当韩炳哲用功绩主体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之后，即刻就将解缚的希望寄托于远离劳作与效绩奴役的“节日”与“游戏”:“如今我们正需要使工作、生产和资本世俗化，使工作时间世俗化，把它转变成节日和游戏时间。”(21)在此，我们再次清晰地辨认出与马尔库塞、鲍德里亚一脉相承的运思方式。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理论局限，他们对人之现实生存的解析及对批判话语的探索和充实依然富有价值，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让我们看到它响应人类新的历史性处境的鲜活生命力。正如泰勒所指出的，在以个人自主性(22)为基石的现代社会中，本真性理想虽然经常表现为扭曲琐碎的形式，但它本身是正在发展并且值得捍卫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发展引向最远大的前途，并且避免滑向低级形式”④。无论如何，自由自觉的劳动、美好生活，以及成为本真的完整的人等价值理想依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只不过，我们需要摆脱间歇式、自以为是的自由幻象，更切实地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注释】

(1) 马尔库塞:《论具体哲学》,王宏健译,《哲学分析》2017年第1期。

(2) 德语中有两个术语直接表达“历史”:(1)Die Historie,指历史学向度的历史,它是对历史现象的逻各斯探究,即依据具体现象发生时间点的前后,人们在历史事件的共时并置中规整出某种特定的秩序或规律。(2)Die Geschichte,指发生向度的历史,从词源看,它与“发生”(geschehen)和“天命”(Geschick)有关,源初的历史现象并不是类似点状的、已完成的历史事件,它始终发生着,仍然持续对当下现实施加着影响。海德格尔曾从对时间性问题的现象学解析入手,区分了“发生历史”与“历史学”。关于发生历史,海德格尔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狄尔泰和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观点。海德格尔高度评价道:“马克思在体验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Anschauung von der Geschichte)就比其余的历史学(die übrige Historie)优越。然而,由于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因此,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同样的维度,而只有在这个维度层面才可能同马克思主义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GA9),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1976,S.340.中译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3页,译文略有调整。]

(3)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Richard Wolin & John Abromeit ed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26.

(4) Cf.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Richard Wolin & John Abromeit ed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p.125-126.

(5) ③ Cf.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Richard Wolin & John Abromeit ed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p.131-132;p.124.

(6) 安德鲁·芬伯格:《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论物化与具体哲学》,高海青、陈真君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7)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页。

(8) 参见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1页。

(9)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7页。

(10)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57—276页。

(11)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Richard Wolin & John Abromeit ed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28.

(12) Cf.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Richard Wolin & John Abromeit ed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29.

(13)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8页。

(14) 参见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页。

(15) 参见屠音鞘、胡大平:《被俘获成为技术系统中组件的人——论鲍德里亚的屏幕化及其触觉性感知》,《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9页。

(18) ② 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谢永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第14—17页;第14页。

(19) 参见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70页。

(20) ④ 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39页;第33页。

(21)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100页。

(22)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原载：《世界哲学》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