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育 

邓文初先生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沈有鼎，逻辑学界想是还记得他；沈有乾，怕是连界内人士也已遗忘了。其实，二沈作为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天才人物，无论界内还是界外，都是不应该遗忘的。”邓又说，“但据说逻辑界是不太念旧的，逻辑二沈渐被淡忘也就在所难免了。”（见《沈有鼎与沈有乾——逻辑，中国的故事》，载《博览群书》2007年第9期）

我非常赞成邓先生的意见，沈有乾和沈有鼎“都是不应该遗忘的”。沈有乾，以后有机会再说他。沈有鼎，生于1908年11月25日，去年是他诞生100周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心中的沈先生。

1964年，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念研究生，认识了沈先生。此后25年间，我们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一起“走五七道路”。后来恢复业务工作，研究室分配我搞中国逻辑思想史，金龙荪师嘱咐我多向沈先生请教。沈先生给了我诸多的指导，晚年还命我每周到他家去一次，专门听他讲授对《墨经》逻辑的新发现。应该说，我对沈先生是有些了解的。在我的心中，沈先生是位伟大而可爱的学人。

逻辑学界没有忘记沈先生。1998年，沈先生诞生9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了“沈有鼎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香港和内地的近50位学者，提供40篇论文，对沈先生的思想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会后出版了纪念文集《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沈有鼎集》出版问世。

一

沈先生是一位兼修文理，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里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沈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逻辑学，其重点是数理逻辑和中国古代逻辑。他是中国几位有成就的数理逻辑学家之一。他对经典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模态逻辑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建立了一个比Johansson的极少演算更小的初基演算。他所叙述的七个系统，后来又扩大到十个系统，广义的演绎定理都能适用，其意义在于使我们对命题演算的构成有更深入的理解。他建立的“不依赖量词的部分的纯逻辑演算”，从带等词的一阶逻辑中分离出一个完全的、可判定的子系统。他的贡献是，独辟蹊径，采用一种新的判定方法，而这种方法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理系统。他还构造了“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和两个语义悖论，学术界称为“沈氏悖论”。研究悖论问题对于哲学和逻辑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沈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用数理逻辑处理过复杂的模态问题，有不少新的发现。他晚年花很多精力研究逻辑模态和本体论模态，计划结合后来西方模态逻辑的新发展，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做个系统的总结，写一本关于模态的书，并阐述其哲学意义。他曾在逻辑室开过讲座，可惜此书没有完成。

沈先生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去研究《墨经》中的逻辑学，挖掘出《墨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的逻辑思想，揭示了以《墨经》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体系，把我国学者对《墨经》逻辑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沈先生提出并论证中国历史上有3个有名的公孙龙，即战国初孔子弟子公孙龙，尹文之师；战国末辩者公孙龙，和尹文无关系；晋代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名家或刑名家“公孙龙”。“三个公孙龙”说虽然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它对我们思考战国末期辩者思想与晋代刑名家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很有意义。

在哲学方面，沈先生分析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以往的历史虽然没有多少系统的哲学思想，却处处充满了哲学精神。他乐观地预言：“哲学在中国将有空前的复兴，中国民族将从哲学的根基找到一个中心思想，足以扶植中国民族的更生”。贺麟当年评论说，沈先生说出了“非卓有见地的人不敢说的话”。十几年前，一位学人著文，称沈先生的《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实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招魂’，”体现了“现代文化人的良知和希望。”（新文化报1995年4月25日）前几年香港一位学者著文说：“中国哲学近年来在国内和国外的发展，大体上与沈先生年青时所憧憬的契合。”（见《摹物求比》，第155页）

沈先生对周易有深刻的理解。1936年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周易卦序分析》一文（全文不算标点只有150多个字），提出周易之卦序是采用“建构原则”而非“平等原则”，上篇“象天而圆”，下篇“法地而方”。回互之序，用于上篇；顺布之序，用于下篇；交错之序，用于上下篇。胡世华评论说，这是关于周易卦序的“真正科学研究”。李学勤说，沈文是中外最短的现代哲学论文，是对周易研究的“一大贡献”，实在是“义味深长。”

在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上个世纪30年代，沈先生发表了一篇理论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关于音乐的文章。他坚决反对所谓中国古代“没有高尚的音乐”的观点。他提出，音乐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极诣！”他还对中国古代十二律管、俗乐七律旋宫制的音阶与音值做了精确的计算和细致的论证，纠正了前人的失误。当年赵元任评价说，沈先生的这篇论文“写得很深，许多专家都不一定看得懂”。

沈先生非常博学。他懂英、德、法、俄及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在数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佛学和因明等领域里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沈先生为什么能在众多领域里获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沈先生很有天赋。据他的小姐姐沈有琳说，沈先生早在中学时就对逻辑学有过独立的思考，对《易经》的哲学价值也很有一些体会。

沈先生做学问的起点很高。在国内，他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高足。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对数理逻辑有深入的思索，颇多收获；他钻研康德哲学，也有自己的体会。沈先生在清华毕业后，先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留学、访问，做过怀德海的弟子，听过海德格尔的课，与胡塞尔讨论过现象学的哲学问题。1935年，沈先生27岁时就当上了清华哲学系教授，指导研究生。

沈先生对学术有极为浓厚的兴趣，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做学问，除了追求真理、愉悦心情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他不为名，不求利，甚至写出文章是否公开发表也不在意。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给学生开晚周名学课，就对中国古代逻辑有很多新的发现，但直到1954年才在光明日报上连载《墨辩的逻辑学》。此后，他又多次修改，直到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前，出版社希望他把只有5万多字的书稿扩充到十万字，他不肯。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也得了奖，但他仍然在不断地修改。沈先生自己说，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总想自己的著作能“尽天下之美”。他说他同金老一样，完全是“蜘蛛结网派”。

有一年，王浩觉得沈先生来信中讲述的偏序集问题很重要，就想代他写成文章送给美国的一个杂志去发表。当王浩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沈先生，沈先生立即回信表示“不必要”。他还说，“如果你对于集论和格论的这些基本方面有新的体会新的发现，我建议你用自己的名字写一篇文章。文章中可以提到我，至于在哪里发表，我认为都可以。”沈先生和同事们风趣地说，他写的文章“就叫耗子去批判吧！”沈先生一生写的论著很少,他的全部文章收集起来只有三四十万字。

沈先生赞美老庄精神，钦佩老庄“绝对自由的灵魂。”他自己在思考学术问题时，他的思想同样是绝对自由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影响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扰他。就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他仍然能自由地思考学术问题。当年，工军宣传队进驻学部，规定学部全体人员按连、排、班编制，集中到单位吃住、搞运动，哲学所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幸免”。运动中，沈先生很少在会上发言，也不和同事们聊天。我猜想，他每天晚上躺在研究室的地铺上，十之八九是在思考他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后来到河南走“五七”道路，一段时间他在菜园子光着膀子推水车，整天围着井转圈，不晕，还在聚精会神地思考学术问题。有人看见，他常带着一枝小铅笔和几张小纸片：可能是拆开的信封、烟卷合，也可能是手纸。一休息，他就在小纸片上写呀、算呀……那时，李泽厚也常同他讨论康德。

1972年7月，旅居海外的王浩回国看望金岳霖先生，与沈先生重见。3个月后，沈、王开始长达10多年的通信。现在有信可查的，仅1974年一年沈先生就写给王浩先生15封信，其中8月份一个月就寄出4封信。他们信中讨论的主要是学问，闲话极少，几乎没有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沈先生阐述的问题包括逻辑、数学、哲学、语言方方面面，提出了很多新的重要的思想，有些问题是技术性很强的， “沈先生较一般性的言论，对有志研究西方哲学的青年人意义更大。”（参见《沈有鼎文集》第510-511页）在“文革”后期，沈先生还为哲学所逻辑室的同仁开过多次专题讲座。

沈先生走路时也常常在思考问题。怎样区分他是否在思考问题呢？据我的观察，如果他上身前倾，右肩微高，胳膊摆动，步子较大，就像孔子走路一样，你尽可以上前打招呼；如果他上身直立，头朝向天，走得较慢，肯定是在思考问题，你不要跟他打招呼，因为即便是迎面走来，他大概也不会看见你。

沈先生有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大脑。只要他想“思想”，随时可以陷入沉思，完全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就像一个好演员，用不着怎样“酝酿情绪”，就可以立刻进入角色。叶秀山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一般人有时即使对自己的“思想”也有点虚无飘渺的味道，抓不着，也摸不着。但是沈先生不同，“思想”对于他就像是一个成形了的具体的东西，是他修炼出来的一件“物品”，而且是个“活物”，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要它往东，它不会往西。

沈先生主张开展学术批评，有不同意见可以“吵”，可以“骂”，就是师生之间也不例外。1978年4月，他在讲课时说，学术研究要贯彻百家争鸣。如何争？有人认为不能“骂”得太凶了，但不骂就争不起来了。前几年汪子嵩回忆说，1952~195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开会总是争辩最多的，在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三代师生间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后来，金、沈、周三位先生都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研究室，该室同样是经常争论不休，争得面红耳赤，声音高昂。为此，相邻的研究室的同仁常常“抗议”逻辑室制造“声音污染。”其实，他们都是为学术是非、判断真伪而争而辩。他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院里组织编写大百科全书，逻辑编写组将一些辞条送给沈先生看。沈先生总是直言，绝不吞吞吐吐。比如，他看了“中国逻辑史”条初稿以后，写了近千字的意见，非常之尖锐。他在指出初稿中关于逻辑史的对象和对《墨经》一些具体解释的失误之后，说：“总之，你们对《墨经》的体会太肤浅。……比起×××来，你们所写的是大大倒退了。……你们这样‘无特点’的写法，把逻辑史看成物理学史一样，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我的这个批评并非过分。”字字句句透露出他对学问的真诚。殷海光曾说过，“从没有听到金岳霖先生把学问上的话当做应酬的话来随便恭维人。”沈先生也是这样。

沈先生是一位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的学者，是一位在众多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伟大学者。

二

不了解沈先生的人看见他，会觉得他懒散，邋遢，不懂得人情世故，整天懵懵懂懂。其实，生活中的沈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

沈先生待人真诚，从来没有坏心眼。因此，和他相处不必有戒心，不用提防什么。他很乐于助人，当然是在做学问上。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向他求教，他都会认真地、高兴地指点你。我得到沈先生的指教很多，尤其是在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方面，这里暂不去说。我举几个其他人的例子。

梁志学译一篇关于胡塞尔的论文，认为应该把现象学的中心概念Epoche译为“悬搁”，而有人译为“断层”，于是去请教沈先生。沈先生围绕Epoche，从古希腊一直讲到胡塞尔，最后说译为“悬搁”是可以的。目前国内已普遍采用了这个译法。还有一次，梁志学翻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讲声音的篇章，遇到5个疑难问题，其中4个问题经请教别的先生已经解决了，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只好再去请教沈先生。沈先生看过德文原本，很快地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还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一番推算，让梁亲眼看到解释与推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阮仁慧说，向沈先生求教翻译问题，他从来不是就词解词，就句说句，而总是先把整段文章读一遍，甚至两遍，他读得很有节奏，读得悠然自得，然后回答你的问题。他不仅帮助你解决疑难，还让你有一种美的享受。

沈先生喜欢聊天，“聊”的也全都是学问。他聊天同样是不分时间、场合。只要他觉得你是他的“聊天”对象，就会马上同你“聊”，甚至不管你在干什么，是否想同他“聊”。他为了同你“聊天”，可以三番两次请你下馆子。同沈先生“聊天”，只要你有兴致，如果还能同他“对话”，就是“聊”过了吃午饭、晚饭时间，也看不出他有想打住的念头。我在他家里就有过几次饥肠辘辘的遭遇，当然吃馆子的时候也是有的。据说，沈先生因为喜欢聊天，也遭到过斥责。钱穆回忆说，抗战初期，京津大学南迁。在南岳衡山时，他和闻一多、吴宓、沈有鼎共居一室。入夜，闻先生灯下读书撰文，聚精会神；吴先生专心备课，一丝不苟。唯沈先生或喃喃自语，或找话聊天。因此吴先生多次申斥沈先生：“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入睡，且勿在此妨碍人。”听到斥责，沈先生只得默然，不过呆一会儿他又讲起来了。

沈先生有一个理论，叫做“耳根胜于眼根。”他喜欢读书，“凡是纯学术方面的书籍，他可以说是无书不读。”（贺麟语）但是，他认为从书本里汲取学术营养，不如在学术讲论中去汲取营养。拿他自己的话说，用“耳朵”去汲取胜于用“眼睛”去汲取。所以，他不仅喜欢一对一的聊天，凡是有关于学术的讲座、研讨，他都跑去听，而且很少有到会而不发言的时候。我这里举个与他学术本行较远的故事。也是抗战时期，在云南蒙自，文学院师生成立“南湖诗社”，请闻一多、朱自清二位先生担任诗社导师。一天晚上，诗社开会，谈到新诗的动向和前途问题，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先后做了指导性的发言。话音刚落，沈先生起立，也对诗社的未来走向做了一番指导。不知沈先生具体讲了什么意见，居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认为是对诗社很大的鼓励。然而诗社并没有邀请他，他是自己“腆着脸皮”主动去的。你说好玩不？我没有读过沈先生的诗作，但我知道他是会写诗的。杨向奎晚年撰文，称赞沈先生“谈经夺席，当代仅有”。

沈先生喜欢音乐戏剧，也有很深的修养，本文前面已经介绍了他的一些观点和功底。据叶秀山说，沈先生对京剧很熟悉，他能把京剧“撮口”、“齐齿”以及十三道辙和《中原音韵》的韵部分得清清楚楚。说到昆曲，更是他的拿手戏。大家都知道，俞平伯（1900-1990）是著名的昆曲研究家和活动家，1932年被聘到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授，1935年初成立昆曲社团“清华谷音社”，俞平伯自任社长，沈先生是谷音社第一批成员之一。我到哲学所后就听说沈先生会唱昆曲，但一直没听他唱过。1982年，哲学所在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召开科研成果表彰会，沈先生的《墨经的逻辑学》荣获一等奖。有人提议请沈先生唱昆曲，只见他站起来，张嘴就唱，清音婉转，甚是好听。这真是不唱则已，一唱惊人，赢得满堂彩。

沈先生喜欢吃馆子是出了名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岁月里，他几乎没有在自己家里吃过饭。抗战时期在昆明，他经常是坐在小茶馆里，边喝茶边看书。传说，当有人喝完茶走了，他便走过去把吃剩下来的花生米、瓜子倒入自己的盘中，慢慢享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沈先生搬到东城干面胡同，他常常带着几本书到东安市场的一家小西餐馆，边吃边读，一坐就是一天。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他到莫斯科餐厅吃西餐，中午吃完没回家，就在附近找个地方睡觉，到了傍晚走进餐厅接着吃。沈先生的这般表现，还一度引起餐厅保卫人员的关注呢。他吃遍了京城有名的馆子，对吃也很有研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到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一天，沈太太来到我家，对我说，沈先生喜欢吃糖，让我带一包糖果给他。到了干校，我把糖果交给了沈先生，并“教育”他说，现在是走“五七”道路，改造思想，你让太太往干校带糖果影响不好。沈先生的回答让我吃惊，他只说一句话：“吃，不浪费。”还有更邪的，干校后期，周总理指示纪登奎把我们从息县调到明港军营。沈先生又“馋”了，他求人陪他到镇上去吃一顿。凑巧，那段时间总下雨。一到周六，他就念叨：“明天别下雨，明天别下雨。”后来终于到镇上饭馆饱餐了一顿。看他回到营房的样子，我敢说，那是他在干校期间最幸福的一天。

除吃以外，沈先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讲究。首先是对住不讲究。上个世纪60年代，干面胡同的楼房建好后，沈先生也有资格搬进去住，但他嫌搬家太麻烦就一直住在平房里，和年青人为伍。有人去过他的家，对房间里面的观感就是一个字：“乱”。他穿衣服很随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很长时间不换。如果你想从他穿的衣服上判断季节的话，一般要加三个月的时间量，就是说，你看他穿的是夏装，你就猜是秋季，大概没错。有一次，下大雨，他穿了件塑料雨衣，后来一连几个大晴天，他身上还穿着那件塑料雨衣。沈先生很少戴帽子，他的头顶上“栽”着稀疏而细长的头发，有风必舞，也算是一景儿吧。我没见他梳过头，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梳子。所里人的“共识”是沈先生“太邋遢”，而贺麟在一本书里给了沈先生八个字的概括：“囚首丧面，破衣敝履”。贺先生似乎说重了点，但也不完全失实，比如他的那双皮鞋，穿了多少年，是否擦拭过，都无人可知。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沈先生不讲卫生，不干净。在我看来，他有两点做得非常之好。一是便后洗手，而且洗得非常认真。他洗手的时间比一般人要长，洗完手从不用手帕或纸巾擦手，而是通过甩手的方式让手干爽。他甩手不厌其烦，直到真正将手上的水甩干为止。二是饭后洗碗，同样洗的很认真，同样不用手帕或纸巾擦，同样是不厌其烦地甩。有一次，我悄悄地站在他身旁观察，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他一共甩了38下，而且甩的幅度和频率都十分规范。

沈先生很少发火，如果真的发起火来是很凶的，周围顿时一片寂静。我和沈先生共事25年，只见过一次，也不怨他。

总之，沈先生是位真诚、乐观、随和、有趣、可爱的老人，是我的良师益友。贺麟说，“沈先生的生活比他的谈论更富于哲学风味，他的谈论比他的著作更富于哲学风味。”贺先生的这话值得玩味。

【附注：本文使用了本人的《沈有鼎的贡献》（2000年）和《大智若愚的沈有鼎先生》（2007年）两篇文章的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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