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勋

 （一）

我在一九五零年考上中山大学哲学系时就听说过金岳霖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大哲学系讲逻辑学的老师容汝熀先生曾是金先生在清华时的学生，他在讲课时曾经常谈到金老。可惜我当时无缘一睹金先生的尊容和风采。

（二）

一九五三年全国院系调整，我国八大院校的哲学系皆调整调到北大哲学系。一时间北大哲学系聚集了全国哲学界的“精英”，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这里，最为耀眼的当然是金先生，他是合并后的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金先生在主持会议时说话并不多，但言简意赅。

金先生个子甚高，清瘦，近视，怕光，外出时头上总是戴着一顶配有墨镜的遮阳帽。他经常手持一根文明棍，有时是西装革履，有时还在外面罩上一身中式长袍。在他身上虽是中西合璧的装束，但总是透出一股绅士气派。他说话时总是一板一眼，不急不慢，吐字清晰，令人听起来很有亲切感。

一九五五年我被选送去苏联留学，在我离开哲学系之前，金老曾亲切地接见过我，与我谈过话，勉励我好好学习，回来后好好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

（三）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初，我从苏联回到了祖国。一九六一年四月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我到哲学所报到后，金先生以副所长的身份亲切地接见了我。那次接见是在建国门内原学部大院8号楼金先生的临时寓所进行的。我注意到，先生寓所里唯一的饰物是摆在办公桌上的用异常精致的相框框着的照片——林徽因青年时的照片。照片上林女士确实很漂亮。先生对我的来所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并勉励我好好工作。先生知道我是广东人，因而说了几句广东话，还说到他喜欢广东粤剧，并说他与红线女有些交往，说红线女唱得实在太美了。谈话间我觉得他的亲切待人、儒雅风度依然不减当年。

（四）

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里，随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过去，国民经济情况的逐渐好转，人民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加强阶级斗争的喊声也越来越高，国际上高举“反帝反修”旗帜，国内大抓阶级斗争。

哲学所的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四清运动”去了。没有下乡的人，基本上都是“老先生”。在当时，所谓“老先生”，虽然是尊称，说他们是有知识的老人，但实际上却带有一定程度的贬意，意指他们是“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是旧社会培养教育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又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因此，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世界观，使之成为具有马列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知识分子。

哲学所的“老先生”相当多。除刘及辰先生（曾留学日本）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以外，其余的都集中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逻辑各组。中国哲学史组有容肇祖、王明，西方哲学史组有贺麟、杨一之、温锡增、王玖兴、管士滨，逻辑组有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这三个研究组的“老先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老先生组”进行政治学习。我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属于“老先生”范畴，但我有病，不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此，只好安排在“老先生组”参加学习，与“老先生”为伍了。这就难怪后来在“文革”中有一些大字报上，不仅称我为“苏修苗子”，而且在称“老先生”为“遗老”时，也把我置于“遗少”之列。

“老先生组”的11位老先生大部分都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15号新建的大楼里，只有温锡增和王玖兴两位住在别的地方。这样，集中学习是比较方便的。一般地说，每月集中学习一次，地点主要是在贺麟先生家中，但偶尔也在金岳霖先生家。会议的召集人是金先生，我做会议记录。这些“老先生”开会都很守时。在金先生家开会时，他家的服务员老汪总会给大家准备茶水，而在贺先生家开会时，贺师母黄人道先生也是一样茶水招待，有时还会端上一些点心请大家吃。他们两家都有沙发及软椅子可坐，大家坐定喝茶、寒暄之后正式开会。这种学习会“老先生们”开得都极认真，专心学文件，听读报，谈心得体会。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从无冷场现象。他们发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在说理，温文尔雅，从不大放厥辞，张牙舞爪。由此亦可看出，虽然他们当年西装革履的英姿早已不复存在，但其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犹存。

对于老先生组的学习，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当所里的大部分人都到农村‘滚泥巴’的时候，你们这些老先生却在‘滚沙发’！”这似乎有些不平之意。但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毫无办法。

记得有一次，党内的老同志周景芳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们组（指西方哲学史组）的老先生，留过学，外文好，但马列水平差，写文章、专著有难处，不过，搞翻译却是他们的优势，因此，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搞些翻译，让他们考虑好想译什么，做个计划报给组织，每年都要报个计划。后来，周景芳还出席过一次老先生会，并将此意见给大家说了一遍。自那以后，我们西方哲学史组的五位老先生都照着这个“指示”办：在年终每人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和来年的计划。这种做法一直执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后来便自动停止了。

老先生们觉得，能让他们搞翻译，这无疑是极大的好事。于是，他们翻译得极其认真，在1966年“文革”之前的3-4年里，翻译了不少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名著，例如，贺麟、王玖兴合译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杨一之翻译得黑格尔的《大逻辑》、温锡增翻译的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管士滨翻译的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这些西方哲学史上的名著，后来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并被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老先生们翻译出版的上述西方哲学名著，代表着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哲学史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其功不可没。这些名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老先生们都分别赠送我一本，而且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题字，签名留念。老先生们的这些赠书，对我这个后学者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而且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一直把它们珍藏在书柜里。我有时（尤其是在退休以后）会把它们取出来翻阅一下，那怕是看上一眼。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会回想起我们在“老先生组”一起度过的那些极其难得而又难忘的时光。我也会由这些老先生而联想到其他一些令人敬爱的老先生、老师长——金岳霖、容肇祖、王明、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

有人对我说：你能有幸与“老先生们”在一个组相处，这也是一个缘。信夫？！

这个“老先生组”一直存在到“文革”开始后不久为止。在这数年期间，金先生一直是学习组的召集人。在会上，他总是以主持人的身份，说声“现在开会”，到会议结束时则说声“散会”。会议过程中，他几乎总是沉默不语，闭目静听，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但从未做过长篇大论的发言。他这位大思想家、著名逻辑学家，究竟想些什么？恐怕谁也不会知道，这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

二零一零年六月

（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