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欧亚主义是当代俄罗斯思想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欧洲与人类》是我国国内首次译介欧亚主义经典著作，这对于推动我国国内学界的欧亚主义问题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国看似坚定地踏上了西化道路，但“俄罗斯VS西方”的对立范畴最迟在18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出现在俄国知识界的讨论中，并在19世纪上半期以“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获得首次命名。

《欧洲与人类》作者特鲁别茨柯依明确自己站在斯拉夫派的立场上，从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视角出发，阐明了古典欧亚主义的核心观点，即俄罗斯文明在性质上不同于西方文明，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第三条自主性道路”。这种“自主性意识”正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实现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支撑力量。因此，《欧洲与人类》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诉求对深刻理解今日之俄罗斯民族及其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俄】尼·谢·特鲁别茨柯依 著

祖春明 译

西苑出版社2023年

作者简介：

尼·谢·特鲁别茨柯依（Н.С.Трубецкой，1890—1938），俄罗斯语言学家、思想家。曾任罗斯托夫大学、索非亚大学、维也纳大学教授，维也纳科学院院士。古典欧亚主义思潮的重要倡导者，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现代功能音位学派奠基人之一。著有《音位学原理》《对语素音位学的几点看法》《波拉比语研究》《对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等。

译者简介：

祖春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学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大连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思想史、历史哲学、国外文化理论和当代俄罗斯中亚文化政策等。目前，已出版专著2部，译著4部（含多册本），在国内外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译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序言

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俄罗斯思想史最辉煌的时期，群星璀璨，百家争鸣，新思想不断涌现，令人目不暇接。除了革命民主主义、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以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这些我国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之外，上世纪90年代苏联剧变后，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成为俄罗斯研究的焦点问题，大量相关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思想得到我国学术界高度评价。这些思想和理论当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得到学术界重视这一事实就是对其价值的很好证明。不过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有一种思潮我们常常提及但一直缺少认真研究，令人遗憾，它就是欧亚主义。

欧亚主义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俄国侨民中兴起并流行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1921年，一本名为《回归东方·预言与现实·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的文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标志欧亚主义诞生。此后大量相关著作问世，在侨民中引起激烈争论，到30年代中期，争论之声趋于沉寂，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欧亚主义不复存在。欧亚主义的理论焦点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其实这也是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争论兴起为标志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中不懈探索的中心问题。俄罗斯原本是纯粹的欧洲国家，但它地处欧洲东端，公元10世纪接受东正教，深受带有东方色彩的拜占庭文化的影响。13世纪蒙古人占领俄罗斯，随后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俄罗斯吸收了大量亚洲元素，其思想观念、国家制度中的东方色彩愈加浓厚。1582年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向东扩张，直到占领地处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俄罗斯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而且大部分领土处于亚洲。在这样一个国家，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18世纪初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用强制手段把俄罗斯拖上了西方化的道路，此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俄罗斯。此举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的激烈冲突。俄罗斯向何处去？东方还是西方？成为数百年来困扰俄罗斯人使之寝食难安、引发分歧与对立并争论不断的基本问题。自帝国时期以来，俄罗斯的国徽便是一只手握权杖、脚踏地球左右张望的双头鹰。地域上横跨欧亚两洲，文化上兼具东西方特征，精神上被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撕裂，在国徽上得到形象的表现。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贯穿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全部历史，在“十二月党人”运动、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民粹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中，尤其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创作中，在19世纪70年代问世的俄罗斯哲学中，包括在20世纪初兴起的作为俄罗斯民族骄傲的“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中，都有生动体现和深刻分析。欧亚主义聚焦于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势在必然，不足为奇。它只是100多年来俄罗斯文化与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既然如此，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存在了不到20年的欧亚主义，为什么在今天值得我们关注？这与欧亚主义的特点有关。

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其他社会-历史理论一样，集中思考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关注俄罗斯与东方、西方世界的关系，而且与其他理论一样认为俄罗斯对于人类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不同之处在于，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亚主义者看来，这次战争标志着欧洲文化的死亡，因而欧亚主义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拒斥。更重要的是，欧亚主义对俄罗斯和欧洲各自的特点做了深入分析，以此作为全部理论的基础。关于俄罗斯，它强调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把东方的因素与西方的因素在自身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俄罗斯所处的地理空间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亚洲，而是“欧亚洲”。地理环境、气候、生物种类等方面的特点构成俄罗斯各民族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形成特殊的自然联系和社会联系，形成各民族在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宗教观点、情感、语言方面的共同性以及牢固的政治联系。这种综合考虑地理、历史联系把俄罗斯作为统一的欧亚洲国家的观点，是欧亚主义为俄罗斯的社会研究提供的独特角度，使得人们能够对其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出新的思考。至于欧洲，欧亚主义并不否认其文化的价值，但是反对赋予它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意义。H.C.特鲁别茨柯依认为：第一，没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欧洲罗曼-日耳曼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第二，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接受另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三，一个民族即使能够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中，这对它也不是善，而是恶。基于这样的认识，欧亚主义者对把俄罗斯强行拖上欧洲化道路的彼得大帝提出强烈批评，同时它与同样批评彼得改革的斯拉夫派也有不同。它认为斯拉夫各民族事实上没有共同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基础，没有共同的斯拉夫文化。基辅罗斯只是欧亚洲各民族，也即俄罗斯各民族，文化的摇篮，真正作为整体的俄罗斯的欧亚洲文化，是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中首次呈现出来的。成吉思汗使欧亚洲各民族在地理、种族、经济、政治上统一起来，结晶出由他领导的国家体系。蒙古人的帝国解体后，俄罗斯国家本能地一再努力恢复这种统一，因此成为成吉思汗遗产的继承人。

这样的思想的确为认识俄罗斯的历史与未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兼有东西方的特点，因而对东西方文化都做了肯定，但是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其特点主要是“从东方看”，突出俄罗斯文化的东方色彩，警惕、批判、拒斥西方的扩张。他们把西方文明自我膨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自居的傲慢做法，视为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侵略，是殖民主义。认为罗曼-日耳曼人把俄罗斯看作潜在的殖民地，俄罗斯走西方化的道路只能使自己沦为欧洲文明事实上的殖民地。他们提出，“领导自己的亚洲兄弟们共同反对罗曼-日耳曼人和欧洲文明，只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才是拯救俄罗斯的唯一希望。”由此出发，欧亚主义者对国家主义、集体对个人的优先地位，甚至对社会施以意识形态强制，作了正面评价。因为它们是与俄罗斯文化的欧亚主义特征，与它的东方性，相吻合的，是有客观的合理性的。遵循这一思想，部分欧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强有力的国家体系，是合理的，不能简单否定。这一结论是许多俄罗斯侨民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欧亚主义很快销声匿迹，说明它并不是改造俄罗斯的现实方案。但是不能由此否认它的价值。相反，在今天，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提示我们，有必要认真回顾这一社会思潮。欧亚主义是纯粹由概念分析逻辑思维建立起来的思想或学说，本身就不是实践方案，但是正因为如此，它能穿透实际生活的层层迷误，抓住问题的本质，表现出巨大的解释能力，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欧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文化不能照搬，俄罗斯社会发展一定要从俄罗斯文化的特殊性出发；俄罗斯文化的特点是，由于地理和历史的缘故，地处欧亚洲的俄罗斯内在地把东西方文化在自身结合起来了，其中蒙古人统治带来的亚洲文化因素更重要；不能全盘接受欧洲文化，那将使俄罗斯沦为欧洲文明的殖民地。这些思想如何评价，可以讨论，我本人认为它并非无懈可击，相反可以商榷之处甚多。但是最有发言权的是生活实践。欧亚主义问世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些思想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解。关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解体后人们发表了无数评论。其中绝大多数人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立场泾渭分明，势同水火。肯定者把十月革命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赋予它们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否定者认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少数非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列宁有四分之一的蒙古族血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强加在俄罗斯身上的，本来就与作为欧洲文化一部分的俄罗斯文化格格不入。这些说法都是十分肤浅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苏联一度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苏联时期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几乎被所有的苏联人接受，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与苏联的国情相吻合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这可以用俄罗斯落后的村社制度和沙皇贵族的封建统治来解释（不能把欧洲、俄罗斯的特点及其关系作为历史过程加以科学解释，是欧亚主义的重要缺陷），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看，恰恰说明欧亚主义具有过人的洞察力。亚洲因素是俄罗斯文化从而俄罗斯人固有的，因此，如欧亚主义者所说，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专制，是俄罗斯国情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国情在变，它们也不会有永恒价值）。欧亚主义把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放在俄罗斯国情的大背景中审视，从俄罗斯国情的特殊性出发解释它们的种种特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苏联的历史很有帮助。相比之下，那些从西方的民主、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指责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或者用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解释这段历史，是没有说服力的。讲到对布尔什维克事业的评价时，当代俄罗斯哲学家B.梅茹耶夫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比布尔什维克更好。这种说法显示出了欧亚主义的意蕴，然而它是有道理的，比各种流行的说法要深刻得多。

第二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之后俄罗斯历史的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把建设美国式的民主国家作为努力目标。当时社会上流一种说法：回到欧洲大家庭！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失败了。除了经济濒于崩溃以外，在国内缺少比较完善的法制，广大民众一时不适应西方式的民主，强制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导致犯罪率飙升、腐败横行、众多政党恶性竞争、社会动荡不定；在对外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奉行新思维，向西方示好，放弃对立政策，但得到的是北约东扩，俄罗斯国内的各种动乱也无不显示出西方黑手的影子。前者说明，社会生活民主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以什么方式、按照什么步骤、分什么阶段实行，必须从俄罗斯具体国情出发，而俄罗斯文化，包括苏联文化，依靠并且不断培养的是欧亚主义者所说的蒙古人带来的亚洲特点，这样的国情是不可能只凭国家领导人或者少数知识分子的鼓动就可以立即改变的。2005年，当今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位画家И.格拉祖诺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一开头便说：俄罗斯需要一位家长，这就是沙皇。文章署名，在作者姓名前特意加了“贵族”二字。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同样让人想起欧亚主义。西方积极促进苏联解体，解体之后，作为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善意的回报，是西方国家竭力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是在全球强制推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现出清晰的新殖民主义。普京于新世纪初上台执政，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发表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该文最基本的思想是强调放弃“主义”之争，立足现实，把获取俄罗斯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唯一目标。这显然是在强调一切政策必须从俄罗斯的国情出发。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在内政方面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在外交方面，必要时敢于与美国对抗，捍卫国家利益。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民主的倒退，甚至是在退向斯大林。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做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符合了俄罗斯的国情。正因为如此，国内局势迅速稳定，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俄罗斯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得到捍卫。当然，全面评价苏联改革和今天的俄罗斯，是十分复杂的事情，但是让人明显地感受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策是从理想、“应有”出发，漂浮在空中，普京的政策脚踏实地了。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欧亚主义的幽灵。其实不仅仅是幽灵。有一位1992年去世的俄罗斯哲学家Л.Р.古米廖夫，写了大量文章，依据从考古学到地缘政治学的最新成果，高度认同欧亚主义。他说：“如果俄罗斯要复兴，唯一的途径是欧亚主义。”

其实，说到底欧亚主义最可贵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认识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虽然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任何时候在考虑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时，都必须从这个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文化特点出发。它们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顽固”地发挥作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尤其要警惕全面“欧洲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无视后发展国家自身的特点，掩盖了某些欧洲国家把后发展国家纳入自己利益格局的意图，是十分有害的。具体到俄罗斯，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欧亚洲国家，东方因素是自身固有的，必须探索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欧亚主义的主张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乃至未来发展，同样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论述了。但无论如何，欧亚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正在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正在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深入了解欧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对欧亚主义的了解太少了，令人遗憾。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H.C.特鲁别茨柯依的文集，收录了他关于欧亚主义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在欧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欧洲与人类》是1920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它对罗曼-日耳曼文化的侵略性以及各种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做了深刻说明。大家知道，1921年问世的《回归东方·预言与现实·欧亚主义者的主张》是欧亚主义问世的标志，然而这部著作的基础便是特鲁别茨柯依的《欧洲与人类》。因此《欧洲与人类》被今日俄罗斯学术界视为欧亚主义的奠基之作，特鲁别茨柯依本人则被认为是欧亚主义的奠基人。特鲁别茨柯依参与了欧亚主义运动的全过程，不仅参加了《回归东方·预言与现实·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的写作，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欧亚主义做了深入阐述。特鲁别茨柯依是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他的父亲C.H.特鲁别茨柯依是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校长。犀利的目光加上深厚的学养，使得特鲁别茨柯依的著作在欧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哲学家M.A.马斯林，当今俄罗斯在俄国哲学史方面最有影响的专家，称特鲁别茨柯依为“欧亚主义无可怀疑的精神领袖”。

除了欧亚主义之外，特鲁别茨柯依对语言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同时对文化问题、民族问题也有深入研究。他特别强调“自我认识”对于个人或者民族的重要性，指出，无论个人还是民族，目的是建立一种能够使自己的独特本质得到充分、和谐展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文化，就体现了这一个人或者民族真正的自我认识。特鲁别茨柯依的工作得到其他俄罗斯哲学家的高度评价，他与С.Л.弗兰克、Н.О.洛斯基等人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了别尔嘉耶夫在巴黎出版的杂志《道路》的编辑工作，成为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特鲁别茨柯依反对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对文化和民族施加暴力。他的思想引起德国法西斯的不满。希特勒的军队入侵奥地利之后，盖世太保搜查了特鲁别茨柯依在维也纳的住所。他当时正身患重病躺在医院，很快因病去世。

特鲁别茨柯依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是研究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特别是欧亚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欧洲与人类》中文版在内容上比原作有所扩展，它包含了特鲁别茨柯依关于欧亚主义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以此为序。

安启念

201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