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来源于实践、扎根于土地、生长于田野的论文集，是哲学的学者们在山东省寿光市挂职调研期间形成的研究成果。本书从18位学者的本专业出发，又不囿于专业，根据在寿光市的挂职体验和深入调研，从济发展、文化振兴、社会建设、行政管理等方行了深刻阐发，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政策层面的建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科学理性地回顾寿光市过去的历程结现在的成就，展望未来的路径。

王立胜 主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3年

ISBN：9787515028200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源于实践、扎根于土地、生长于田野的论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哲学所）的学者在山东省寿光市挂职调研期间形成的研究成果。

寿光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这基本上成为世人对寿光不约而同的“刻板印象”。寿光因蔬菜而兴，时至今日，将近1000亿元的GDP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水平，却不是仅仅用蔬菜产业发达可以解释的。寿光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18个重大典型之一，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集中宣传和推广的典型，是“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全国3个典型被采访县市之一。可以说，这些极高的评价、极其难得的荣誉，肯定与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直接甚至是本质的关系，但是，如果要追根究底地问“仅凭蔬菜产业就能成就今天的寿光吗？”似乎又没有现成的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肯定“寿光模式”，事实上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全面的角度，更加科学理性地回顾寿光过去的历程，总结现在的成就，展望未来的路径。

哲学所的学者长期在书斋中做案头研究工作，学理学养深厚，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强大，在概念的辨析、分析框架的建立完善方面高度专业，这种学术素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本身是很强大的理论武器，在完成书斋的修养修为的同时，完全可以也必然应当在服务现实、推进发展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让学者的所学、所研与现实的所需、所盼很好结合，同时推动学术研究和发展实践的进步，在寿光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哲学所党委决定派一些学术骨干到寿光挂职，到实践一线做蹲点调研。2019年开始，第一批5人，第二批8人，第三批5人，目前均已挂职结束。

18位学者，从本专业出发，又不囿于专业，根据在寿光的挂职体验和深入调研，从经济发展、文化振兴、社会建设、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发，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政策层面的建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我在审稿过程中时常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些学者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深入的现实调研产生的“化合反应”，创造了优秀的研究成果，焕发出炫目的光彩。从学者本人研究水平提高、知识结构完善、党性修养增强、综合能力提升等方面来说，挂职锻炼作用极大。根据寿光市委、市政府的反馈，这些同志在挂职期间，恪尽职守、勤恳认真，不但发挥智力学术优势，促进工作开展，而且尽其所能地为寿光导入各种资源，为寿光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证明，这种挂职锻炼、蹲点调研的方式是成功的。

我个人和所在的学术研究团队，长期对“寿光模式”做追踪式连续研究，有一些心得，在审读挂职学者的研究成果时又受到很大启发，想谈一点认识和看法，也算是对这18篇报告的读后感吧。

一、对传统“寿光模式”的认识理解

传统“寿光模式”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化。对农业产业化的总结已经相当充分，无须从“回顾”的角度再多花费精力。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具有高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指导我们认识新时期城乡发展全局的思想体系和方法准则。同样，也应当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寿光模式”的精神内涵，从底层逻辑和本质含义上进行理性总结。目的不在于总结过去，而是更好地建设未来。

（一）“寿光模式”较好回答了“时代之问”，创造了中国北方地区“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典型模式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时代之问”。

农业产业化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方面，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成果的显现，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旺盛起来，因此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收入需要。而单纯的粮食生产无法实现较多的货币收入，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多种经营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城市改革启动，城市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对多元化、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旺盛起来。这样，供给侧和需求端同时发力，潍坊的“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商品经济大合唱”也就有了现实基础。潍坊农民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获得较高货币收入，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产生大量县域内存款，形成信贷规模，为县域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一二三产同步迭代，实现县域经济规模膨胀和结构升级。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模式，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的。潍坊和苏南、珠三角地区同时开启了“现代化起飞”阶段，实现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三个模式”的重要原因，也是下一步提升拓展“三个模式”的认识论根基。

遗憾的是，山东和潍坊此前基本将重点放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发展领域，没有注意从现代化模式层面加以总结，因而未能形成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那样的整体影响力。

（二）“三个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组形成闭环的商业模式，创造了农业现代化2.0时代的基本样貌

传统“寿光模式”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通过有为政府激活有效市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励群众首创，集小胜为大成，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实践路径上为全国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农业农村领域本质性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认为小农户很难与大市场相衔接，因而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种是取消市场，以人民公社化为极端；一种是取消小农，以美国的大农场为极端。“寿光模式”超越了这两种将小农与市场极端对立起来的认识和主张。寿光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蔬菜生产主体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家包地、户户务农”，但是却和大市场实现了无缝对接。小农户是通过完善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市场实现的对接，是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对接的市场。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发挥政府职能的结果，是党委和政府在各个时期制定符合实际的地方产业政策的结果。

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主导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将政府信誉注入地方农产品品牌中去，极大降低了农户经营者资本形成的门槛和市场风险，使小农户作为分散经营主体与市场销售体系、科技研发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实现了很好对接，较好解决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问题。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避免了很多地方在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

更具体地看，在寿光从事蔬菜种植业的小农户，由于其主导生产品类是鲜食蔬菜，加工深度不深，因此更加需要政府主导建立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沿着生产链条进行水平整合，更加强调政府直接功能的发挥；在诸城，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产业链条长、加工深度深，因此更加强调“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强调资本沿着产业链条进行垂直整合，更加强调政府扶持龙头企业作用。无论是寿光还是诸城，种植业或畜牧业都是构建和匹配了一组系统化的商业模式，使分散的小农户挂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与大市场实现了紧密联结。

当然，潍坊和寿光在传统农业2.0时代“赛道”上的巨大成功也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只知大势将至，不知未来已来”。应当尽快切入3.0时代，建立标准，引领潮头，完成新的商业模式闭环，讲好“新的故事”。

（三）“寿光模式”是重大的生产关系变革，为寿光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一产业不具备扩大再生产条件，农民仅仅依托第一产业很难实现收入持续增长，必须拉长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条，实现三产一体发展，使农民能够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利益。在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和第一产业在区域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一般而言，必须不断降低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人均份额。正如刘易斯所说，传统农业中的隐性失业者应该从农村解放出来到城市中去，因此也就有了“刘易斯拐点”等理论观点。但是这样就必然要求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在导致农村衰败的同时，给城市发展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在我国人口和土地等基本国情条件约束下，这一过程不可持续。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要相得益彰重要指示的现实基础。

寿光在达成第一产业内部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涉农生产性服务业三次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条整合，吸纳大量分散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充足就业机会，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增加的同时，使农民可以分享到整个涉农产业链条的利润，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发达县域经济，在保证合理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农村没有出现衰败；三次产业融合形成完整闭环，保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种城乡一体、三次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巴特利特-刘易斯过程”，在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设计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寿光模式”事实上形塑了寿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形塑了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特点，形塑了基层党委和政府行为模式，形塑了县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塑了城乡关系结构。因此，“寿光模式”并不仅仅是产业发展方面的意义，而是构成了寿光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底色，形成了潍坊均衡发展的特点，为实现“城乡融合”打下很好的基础。

二、提升拓展“三个模式”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认识

（一）新时代“三个模式”的定位

传统的“三个模式”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和必然，脱胎于城和乡相分离、工与农相脱节的客观时代背景，更多着眼于农业现代化的单一任务，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目标，与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任务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新时代的“三个模式”是包含“诸城模式”“寿光模式”在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是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要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方面交出满意答卷，要回答“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之问”。

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要着力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民的关系，推进农村产权明晰化、农村要素市场化、农业支持高效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组织化程度，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等方面出发，克服解决这些在全国普遍存在、在潍坊表现也十分突出的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实施开创性实践，进行理性化提炼，形成政策性范例，在深化农村改革上走在前，奋力蹚出一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子来，用这条路子更好实践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

（二）需要关注的“四个定位”变化和认识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他还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这就说明，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着眼于领导体制和治理体制而提出的，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就村庄谈村庄。

一是从“农村”到“乡村”内涵的丰富完善。从指称含义上讲，农村与城市相对应，主要是经济概念，强调的是物质方面的内容差异；而乡村所指称的是一个内涵更丰富、内容更综合，更有情感色彩和人文关怀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更加强调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归属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是要强调说明，乡村不是暂时的栖居地，乡村的本质含义是“家园”。

二是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进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明确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确保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始终坚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意蕴深邃，意义重大。

应当承认，对于什么是农业现代化，以及怎样推进农业现代化，我们有比较深切的体会，有比较丰富的实践，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但是对于农村现代化，我们的认识体会还不深，实践积累还不多，理论认识和相应的政策储备还相当不完备。必须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方面同时进行深入思考，深刻认识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影响，深入分析农村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农村治理方式同步演化的内在规律，积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实践路径，并不断丰富其政策含义，尽快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体系。

三是从“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的深化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这些政策语境中，虽然已经对农业农村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农村始终还是被定义为落后的、被动的、消极的、弱势的一方，与作为先进的、主动的、积极的、强势的城市相对应。在这种城乡关系条件下，农村仍然是作为城市的附属而存在，处于“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状态。农村工作的重心必然还是指向城市和工业发展的目标，服从服务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农村更多只是手段，不构成目的本身，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农村的“无主体性”或“去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把振兴乡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历史性地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优先位置。

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就不能理解为片面强调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工业带动农业，而是要改变对农村地位性质的定义，使农村建设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要赋予农村与城市平等、对等的主体地位，将农村地区作为独立的而非附属的战略区赋予发展优先权，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四是从“统筹”城乡到城乡“融合”体制的创新升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城乡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统筹城乡政策的导向在于“统筹”，即城和乡都要兼顾，不可偏废；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导向在于城乡“融合”，即城与乡要水乳交融、混为一体、互为内在。城乡融合是“总体论”，统筹城乡是“两块论”。事物之间总有矛盾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统筹”的前提在于承认并首先考虑其矛盾性，从矛盾性出发进行统筹兼顾；“融合”的本意是承认并首先考虑其统一性，从统一性出发进行创新发展，形成新的形态和样貌。因此，城乡融合不是就城市谈城市、就农村谈农村，更不是城市“吃掉”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乡结成一种新的融合状态。这种融合状态不是传统的农村，也不是传统的城市，而是兼具城乡要素性质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新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新的社会组织运行方式，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

（三）需要注意理顺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理顺农村社会治理单元、行政管理单元和经济发展单元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村庄层面上高度重合的农村社会治理单元、行政管理单元和经济发展单元，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错位。一方面，随着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流动以及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越来越突破村庄的界限，村庄越来越难以单独完成基本经济发展单元的任务职责；另一方面，村庄范围小、经济体量小、产业链条短、产业层级低，应对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能力很弱，效益必然比较差。

当前，既要发挥村民自治功能，夯实村一级作为基本社会治理单元的堡垒作用，又必须在重视挖掘村一级经济发展潜力的同时，超越村庄层面构建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因此，必须打破行政村界限，进行社会空间重构，探索建设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通过多种纽带达成农民的再组织化，形成农民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农民与集体组织之间的新型联系，消除城市和农村在性质上非此即彼的对立，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二是理顺农村行政区划与功能区划的关系，创设城乡融合基本单元。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的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宜简单理解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问题。必须将村庄充分纳入到更广阔的城乡融合体系中去，以更大的物理空间、容纳和承接空间，对接市场体系、服务体系、管理治理体系，对接各种政策资源、政策工具和治理手段，在原有的“县-乡-村”行政区划体系基础上创新“融合支撑点”。

实践中应当超越村庄层级，更加强调强化功能区划，以功能规划区为相对整体，实现资源整合互补、要素集聚投入，形成承接资金、人才、技术的经济发展平台，从而解决“钱、地、人”三个关键问题。摆脱几十户、百余人的小村庄“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构建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全面综合进行城乡布局，克服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割裂、工业与农业脱节、城乡非此即彼的被动局面，为实现乡村振兴整县推进、实现县域全域振兴创造条件。

三是理顺中心城区和县域发展的关系，创造乡村振兴整县推进的条件机制。自实施郡县制以来，无论从行政层级设置来讲还是从地域管辖范围来讲，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的行政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县一级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三产一体”，事关产业布局、链条延伸、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资源大规模筹集调配，关键在县；融合城乡，事关基础设施投入、公共产品统筹和社会空间、物理空间重构，关键也在县。必须大力推进“县-乡-村”体系化布局，以县域为单元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整体推进。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要求，要压实县一级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2023年中央1号文件也指出“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未来要进一步给予县域发展更充分的优先权，要在财力分配、指标分配、审批权限等方面使县一级能放手发展，从领导体制层面上、从制度上保障“整县推进”的实现，为实现“全域振兴”创造条件。要以县为单位，设立“五大振兴”协同推进机制、工作抓手和实施平台，统筹各种要素资源，形成体系配套，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经济布局、人口结构、空间布局协调统一。

三、创新拓展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如前所述，对“寿光模式”的定位，提升拓展“寿光模式”的方向，都应当超越农业产业化的分析框架，不能局限在农业现代化一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一级工作做好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县委书记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农村工作上”。县域既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又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山东省县域经济体量、人口体量比重大，县域经济发达、城乡发展均衡，改革创新经验也大多来自县域。寿光在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理应以习近平总书记“要准确把握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指示要求为遵循，走在全省全国最前列。

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拓展三个模式”，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拓展，即进行创新提升，力争做到生产力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同步创新；二是从推广和辐射范围上进行拓展，即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际进行模式输出。

拓展“寿光模式”的实践由来已久。寿光农民早已走出寿光、走出山东，甚至走出国门，指导各地农业生产者种植蔬菜；寿光企业也早已在全国各地“开疆拓土”，帮助建设和经营蔬菜产业园区；寿光蔬菜的种植技术、质量标准已成为引领全国蔬菜生产的领跑者，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就设在寿光。但是长期以来，似乎始终侧重于输出产品、输出人才、输出技术，输出标准的工作虽然在大规模进行，但也是局限在种植技术、园区运营、产业管理等操作性、微观性的生产力要素层面，而在输出机制、输出体系等制度性、模式性层面还比较欠缺。这与长期以来，将“寿光模式”的认识定位于农业现代化有关，与对“寿光模式”全面深入研究的缺乏有关。

正如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一样。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并没有实现中国这样的成就；同样是领土和资源大国，巴西也没有获得中国这样的成功。资源禀赋的优势，不会自动成为竞争优势和成功保障。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是“中国道路”的成功。寿光以蔬菜著名，但是蔬菜只是寿光成功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寿光今天的成就，绝不仅仅依托蔬菜产业发达这一个方面。假设一下，国内其他地方，完全学习复制寿光蔬菜种植、经营、管理的经验，就可以获得寿光这样的成就吗？或者说，没有整体性的体制框架和各种具体实施机制作为保障，其他地方有可能复制并且接近寿光蔬菜产业的成功吗？寿光蔬菜产业的成功是综合因素结构性优化的成果，“寿光模式”当然还要比寿光蔬菜产业这一个方面复杂很多。对“寿光模式”真正的内在机理、逻辑机制和制度含义、模式意义的探究，似乎还比较薄弱。如果假借“术、法、道”的表述方式，目前对“寿光模式”的研究大概还停留在“术”的阶段水平。

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缺憾，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必须明确，“寿光模式”不是特指蔬菜产业发展的模式，而是中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当前背景下，是在县域范围内正确处理城乡、工农关系的样板，是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模式。因此，拓展“三个模式”，可以理解为包括农户个体、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三个层级，涵盖产业进步和县域发展的技术、管理、机制、体制、制度各个层面，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的含义。应当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显性化、指标化、数字化甚至指数化，成为一整套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案例库、说明书、规则体系和操作指南。

这样，拓展“三个模式”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其他地方学习借鉴“三个模式”也就有了从感性认知、实践案例到理性认识、路径指引、政策集成的清晰明确的范本，农户个体之间、各类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几个层面各自都有了学习复制的明确样板。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从战术层级到战略层级，从技术领域到运营领域，涵盖“五大振兴”，协同推进县域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全面系统经验的集成才是真正的“寿光模式”。

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县域发展，“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一个点子、一个主意就能异军突起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犹如从游击战转入阵地战，越来越依靠综合性、集成性、合成性的经验制度体系和规则体系作为达成必然性的依托和保障。华为花费40亿美元和5年时间，系统学习IBM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是我们对“寿光模式”最大的期望，对寿光最大的祝福，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是为序。

王立胜

2023年9月

目录

第一编  哲学理念

“组织化驱动”的实践与理解：从《齐民要术》到“寿光模式”

胡士颍

“寿光模式”的迭代嬗变及其哲学理念

韩骁

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寿光模式”为例

王幸华

深度科技化社会与西方哲学传统反思

王伟长

第二编  文化教育

2019—2020年中国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报告

员俊雅

实现乡村振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对寿光、青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思考

王正

家园如何重构

——寿光、青州的乡村儒学观察与反思

范文丽

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

——以寿光经验为中心的观察与思考

陈明

从“送”到“种”：论寿光市“三位一体”的县域文化哲学

何博超

第三编  社会治理

多面的技术：操作、技能、科研与文化

——从潍坊科技学院历史沿革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刘未沫

老年友好型社会背景下村居养老的“寿光模式”

张丽丽

寿光市曹官庄村农村发展状况

韩蒙

论信访制度与政府服务测评的关系问题

贾青

“寿光模式”中的高效服务型政府

张捷

“信用寿光”建设视野下的“寿光模式”

——由一则商务合作案例浅析寿光市信用应用创新平台建设

邓定

大数据协同防疫与网络蔬菜订购

——新时代寿光市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式分析

吕超

第四编  产业经济

新发展阶段寿光蔬菜产业战略路向研究

张琳

健康视角下的盐文化产业研究初探

——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

米媛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