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谦之先生是我国东方哲学及宗教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也是最早在我国高校开设东方哲学和宗教学课程的第一人。本文试图从朱谦之先生对东方哲学尤其对日本哲学的开拓性研究，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与反思，以及东方哲学学科沿革与发展等方面，揭示其对东方哲学的开创性探索，以及在宗教文化研究上具有的独特见解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朱谦之   东方哲学   日本哲学   宗教学

引 言

朱谦之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宗教学家和东方哲学学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研究领域广涉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音乐、戏剧、考古、宗教及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可以说，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无一不精，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近代思想史上的奇人”。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交通史、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朱谦之先生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受聘于厦门大学，1929年经蔡元培、熊十力的推荐，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身份获国民政府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历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部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朱谦之先生被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朱先生在推动和创建东方哲学和宗教学学科方面，亲力亲为，贡献巨大，他在我国东方哲学和宗教学学科规划史上扮演着奠基人和拓荒者的角色。

一、开拓东方哲学学科与日本哲学史的研究

朱谦之先生在东方哲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对日本哲学史所作的开创性的研究。早在德川时代，日本哲学就开始大量吸收中国哲学的思想养分，从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朱先生在考察中国哲学对日本思想影响的同时，对日本哲学史的研究，特别在对日本哲学通史和中日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用功尤勤，成就突出。他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发表的三部巨著——《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及《日本哲学史》，可以说是首开我国日本哲学研究之先河的奠基之作和扛鼎之作，在国内外产生了空前影响。他在对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和日本的阳明学以及整个日本哲学史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尤其注重中日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思想碰撞的比较研究。朱先生在《日本的朱子学》前言中指出，“两国之间的思想接触在日本在中国均为哲学界之一大事。专就中国哲学对日本的影响来说……此类事迹，亟待加以整理，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者参考之用。因此中国哲学对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2]这无疑透视出朱先生在研究日本近代哲学时所基于的是中国哲学的本位立场，并通过中日哲学比较研究来反观中国。他对日本哲学史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学者的研究视域，以全新的学术视角，由此开创了中国的日本哲学史这一新的学科。

从上述三部力作中，不难看出朱谦之研究的主要特点：首先，朱先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以及独到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视野；其次，朱先生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明确的观点，鲜明的立场。比如：朱先生认为“日本哲学是日本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3]再者，朱先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证性，且论述颇具深度和广度。朱先生一贯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铺垫，将散落于中日两国的问题资料加以详细校勘和补正。因此，他从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入手，整理出日本哲学的思想萌芽，再从日本的佛教哲学、儒学哲学、日本精神哲学以及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新世界观、启蒙哲学、明治唯物论与无神论、西田哲学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日本哲学发展的基线来；最后，朱先生关于日本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单纯地论述日本哲学，而是着重从中日哲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上加以论述。不管是日本的朱子学，还是日本的古学和阳明学，所反映的大多是中国哲学对日本思想发展的浸染。朱先生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指出古代中国文献对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影响，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以及日本近代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此外，朱先生还著有《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论述了中国文明及哲学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多方面的影响。朱先生强调研究中日哲学思想的交流与相互影响的观点和方法，不仅对哲学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4]

二、拓展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与反思

朱谦之先生在宗教文化领域的研究是独具眼光和前瞻性的。他认为，世界文化体系不是属于宗教型就是属于哲学或科学型的；印度文化属于宗教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哲学文化，而整个欧洲的文化则属于科学文化。朱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在驱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印度文化史就是一部宗教文化发展史。虽然印度文化里蕴含了哲学和科学的成分，但它基本上都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哲学和宗教科学。

朱先生对印度宗教文化乃至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佛教研究领域。朱先生认为，应当以批判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审视和研究佛教。他主张以梵文作为真正佛学研究之助力，提倡借鉴海外有益的经验，对中国佛教作适当的改革。1921年，朱谦之在其《自叙》中宣称，要在佛教界进行虚无革命之改造。于是，他到了杭州，准备随太虚大师出家，后来由于无法适从于佛门清规生活，就到了南京支那内学院，向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请教，后又因不满于唯识论而离去，最后还是受梁漱溟的影响，由怀疑逐渐转向对佛教的好感与认可。[5]根据黄夏年先生多年来对朱谦之手稿的整理与研究，认为朱先生在信仰上虽然没有直接接受佛教，但他对佛教由当初的感兴趣，到对现实佛教弊端的失望，再到对中国的禅宗和华严宗的偏好和喜爱。朱先生思想的前后转变，从表面上看转变很大，但从实质来看，其思想里有相当一部分仍在佛教的架构上徘徊；他虽摒弃了佛教的空的思想，但又接受了佛教的“三界唯心”“慈悲利他”的思想内涵。朱先生晚年，对自己的一生曾自嘲写道：“少年破旧好空言，敢把乾坤一口吞；粉碎虚空沉大地，推翻世界从无元；唯情哲学身为累，主义虚无首似昏；妄论奇谈真应叹，归根不出老禅门。”可见朱先生对学问的追求与执着，以及对佛教的研究旨趣，皆是在不断的起伏和转变中逐步形成的。朱先生通过对佛教的了解，做了许多的与之相关的研究。他的《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一文，又不自觉地浸染了许多佛教的禅观及空观的思想内容。朱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后，随即开启了他对禅宗的研究。他在《七十自述》中说：“在这期间（指到宗教所工作），我开始特别注意中国禅学。当我知道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而现在欧洲、美洲，居然靡一时之中国禅宗……因此我着手翻译了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禅学思想史》和《朝鲜禅教史》（即中文版《中国禅学思想史》和《韩国禅教史》）二书。”朱先生说，《韩国禅教史》一书所搜集的资料，均是在汉文文献中很难遇见的，可以籍此窥见朝鲜佛教史之一斑。此外，在他撰写的一些关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涉及到佛教思想比较研究的内容。朱先生通过对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看到了佛教在日本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影响。

朱谦之先生对日本佛教的研究，亦十分精到。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视角，对日本佛教史作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划分。认为第一时期，以平安初期最澄之天台宗、空海之真言宗为代表；第二时期，以平安后期至镰仓初期源信、源空(法然)之净土宗，荣西、道元之禅宗为代表；第三时期，以镰仓时期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日莲的法华宗为代表。[6]

就以上三个时期的日本佛教，朱谦之先生特别对日本净土宗以及其后的新教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与洞察。他认为日本净土宗是在混合了天台与真言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了佛教日本化的宗派佛教的进程，指出日本净土宗思想的混融化的宗派特点，因此他判定早期的日本净土宗是地道的“贵族式”的佛教。朱谦之以其独到眼光和研究方法，概括出日本净土宗的鲜明特征来，这在当时是极具理论启发性和重要学术意义的。

朱谦之视最澄的天台宗为山林佛教，是日本平民化佛教的代表，认为这一思想对后期日本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针意义。后来在日本所产生的众多新宗教（佛教宗派），大多是在接触到天台思想之后而创立起来的，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等。而这一时期新宗派佛教的兴起，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变迁。[7]镰仓时代封建制的确立，造就了日本新宗教的产生。朱谦之认为，这与净土思想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特殊社会影响和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朱谦之指出，新宗教与代表贵族意识形态的平安时代的佛教不同，它所代表的是当时武士阶层的意识形态。新宗教从贵族之末世观出发，因此客观地成为为驰驱疆场、不惜牺牲生命的武士阶级服务的工具。[8]在谈到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思想时，朱谦之认为西田的哲学以宗教感情开始，同时也以宗教的世界观告终。[9]在考察了西田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受净土真宗的影响之后，他指出，“西田哲学毕竟是站在所谓‘灵性的事实’上，站在万叶精神与亲鸾之绝对他力宗的立场上，所以只能成其为‘宗教化’的哲学，而决不能成其为科学的哲学。”[10]显见，朱谦之对西田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他对西田美化净土真宗，将净土真宗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和彻底的驳斥。朱谦之还指出，“西田不但站在净土真宗的立场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辩护，而且更积极地把净土与日本国土相联系，高唱其反动的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11]因此，他明确地说，西田哲学正是拥护天皇制的一种哲学。[12]由此可见，朱谦之可贵且鲜明的反战立场，精到的宗教问题意识，独特的哲学洞察力和思想敏锐性。

三、东方哲学学科沿革与发展

1958年，朱谦之先生以其极富前瞻性的眼光在北京大学推动并创建了我国首个东方哲学教研基地，即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组。初期开设有日本哲学史、印度哲学史及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史等课程，朱先生是学科带头人。可以说，这是朱谦之学问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也是他在学术研究上所作出的最大贡献。1964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教研组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朱谦之先生因此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任继愈先生并肩合作，一起组建了我国专门研究世界性各大宗教的权威科研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随朱先生一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还有黄心川先生、戴康生先生和金宜久先生等人。“文革”期间，东方哲学及宗教学与其它学科一样，各项工作陷于停顿或中断。1977年与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得以成立。1978年，在季羡林先生和黄心川先生的倡议与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南亚研究所，季羡林先生任所长，黄心川先生任副所长，共同培养了一批如今仍活跃于国内外学术舞台上的东方哲学和宗教学学术精英，如朱明忠、方广锠、王邦维、段晴、姚卫群等佼佼者。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在哲学研究所建立东方哲学研究室，1984年东方哲学研究室正式成立，首任研究室主任为巫白慧先生。东方哲学研究室成立之初，与当年北京大学一样仅设有三个小组，即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朝鲜哲学小组。研究人员主要有巫白慧（研究印度哲学及佛教）、卞崇道（研究日本哲学）、王家瑛（研究阿拉伯哲学及伊斯兰教思想）等。经过3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东方哲学研究室在上个世纪末再经过徐远和先生的中兴后，终于形成了今天涵盖印度、日本、阿拉伯、韩国及越南哲学等学科门类齐全、人员配备合理的综合性研究基地，并呈现出各学科研究相得益彰的勃兴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是我国目前唯一一所东方哲学研究基地，并为我国的东方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支撑。为了进一步拓宽东方哲学研究与交流的学术视野，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1997年，在时任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徐远和先生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并联合国内外研究东方哲学的专家学者、学术团体及社会人士，开展东方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东方文化走向世界，为建构21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我国高校的东方哲学经历了一次从恢复、到成立、再到被撤并，一波三折、命运多舛的学科发展史上的变迁。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恢复了东方哲学教研室，此后，山东大学、宁夏大学等高校也先后设立了东方哲学教研室。然而好景不长，高校的东方哲学学科因人员或编制等诸多因素，又随着院系学科间的调整、重组，被撤并到其它学科里。高校的东方哲学学科就这样一次次地被无情的学科调整而撤销、合并和重组了。所幸的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为核心所开展的东方哲学各类研究，包括宗教学研究，在与国内外进行广泛交流的同时，整合不同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活动，成为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堡垒，在推动东方哲学长足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方哲学学科因其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特征，研究成果分布于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阿拉伯伊斯兰哲学、韩国哲学、越南哲学等分支学科领域。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东方哲学领域的研究丰硕，成果喜人。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由徐远和等主编的《东方哲学》5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史上首部涉及学科面广、时代跨度大和国别研究多的东方哲学通史性巨著。该书先后荣获2013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2016年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值得自豪的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东方哲学领域所撰写出的一系列东方哲学各类丛书，包括宗教哲学类的论文和论著，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共同展现了东方哲学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可以说与朱谦之先生当年独具的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开放的研究视野是分不开的。在今天看来，朱先生是我国东方哲学和宗教学学科的奠基人、开创者和拓荒者当之无愧！正是在他的引领下，东方哲学一路走来，其研究事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局面。可以预期，东方哲学研究将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进程中，不断发挥它独有的学科优势，扮演重要角色，并将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而不断壮大。

结 语

朱谦之作为亲历清末至民初，见证新旧中国学术风潮交替变迁的一代学者，他的治学成就，正如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所赞誉的那样：视野开阔，气象恢弘，是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精英的楷模。他钻研之精，涉猎之广，治学之勤，待人宽厚，在学术界是交口称道、尽人皆知的。朱谦之先生所拥有的深厚的哲学底蕴、博大的胸怀、独到的见解与丰厚的思想，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文化现象持有明显的唯物史观立场，体现了其宗教观的哲学态度。无论是对宗教本质、特征与作用的看法，对哲学、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看法，还是对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等宗派的精辟论断，无不体现出他对宗教，特别是对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的深入把握和精到阐释。这对于我们今天在东方哲学及宗教学方面的研究不无深刻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他的一生，正如其高足王守华先生在《追思恩师朱谦之先生》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他“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振兴，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不停止对真理求索的心迹与思索。”朱谦之先生永远是我们后学者的榜样和学术楷模，将时刻激励我们沿着其所开创的学术研究事业不断前行，再创辉煌。

【注释】

[1]张国义：《朱谦之先生学术年谱》，《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2]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

[3]《朱谦之文集》第八卷，第33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参见《朱谦之文集》第九卷，第239—253页。

[5]张国义：《朱谦之先生学术年谱》，《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6]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7]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8]同上书，第19页。

[9]同上书，第322页。

[10]同上书，第324页。

[1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340页。

[12]同上书，第342页。 

全文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