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著名的思想家, 贝尔纳·斯蒂格勒为我们理解技术现象以及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一种原创性较强的技术哲学思想。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中, 技术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现人类目的的某种手段, 相反, 技术拥有独立于人类的目的, 并因而拥有自身的进化动力和进化系谱。甚至在斯蒂格勒看来, 技术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原因在于, 斯蒂格勒开始自己技术哲学的推演时, 所做的一个基本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人类的本质的外在化:人类缺乏足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本能, 必须借助于外在于自身的技术而生存。[]这一外在化思想从勒鲁瓦-古兰 (AndréLeroi-Gourhan, 1911—1986) 的古生物学研究成果中借用而来。勒鲁瓦古兰认为, 生物的进化是把物种特征, 以及后天习得的特征内在化于基因之中;而人类的进化则是将肌肉特征、骨骼特征、神经系统特征以及意识形态特征逐步地外在化于身体之外的技术物体之中。[2]317“通过技术来实施其器官功能的外在化”[2]257, 进而实现种系的进化。

但是, 如果斯蒂格勒在自己的技术哲学中, 按照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的逻辑进行推演, 把外在化思想推演到尽头, 他必然会得出一个勒鲁瓦-古兰已推演出的观点:当人类发明出来的技术物体一步一步地接管过人类的生物器官能力和精神器官能力时, 这一外在化过程必然会导致技术架空人类、反噬人类的后果。但是, 这种结论就会反过来使他的技术哲学在处理现实技术问题时变得无效:既然技术终将架空人类, 那么, 现在针对技术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论的出现, 斯蒂格勒吸收了法国另外一位思想家吉尔伯特·西蒙栋 (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 的个性化 (individuation) 思想。这一思想与外在化思想一起构成了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内在张力, 从而为他的技术哲学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使斯蒂格勒可以通过技术视角来解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那么, 为什么说个性化思想和外在化思想能够构成一组张力?这一内在张力结构为什么能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打开新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 还需要首先回到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逻辑起点上来。

一技术与外在化的技术物体

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逻辑起点植根于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之中。作为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勒鲁瓦-古兰在他的研究中发现, 动物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遵循着两种不同的进化模式。动物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动物从其前代获得遗传特征, 并在其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 把与环境适应的基因记忆保留下来, 淘汰剔除与环境不适应的基因记忆。动物的进化过程就是把种系记忆内化于基因之中的种系生成 (phylogenesis) 过程。由于这种种系记忆落后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所以, 当外部环境突然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 动物物种很难依靠种系记忆迅速产生应对策略。而“动物物种的突变, 除了因发生核辐射 (而导致物种基因记忆结构迅速变化的) 状况外, 其自发出现的情况极其少见。”[3]4所以, 外部环境的突变往往会导致动物个体的大面积死亡, 甚至物种的灭绝。如果一个物种灭绝, 其所累积的生物特征也会随之消失。[3]4

而人类的进化则遵循另外的进化模式。这种进化模式使得人类即便是在种族灭绝的情况下, 其种族记忆也可以得以保存。人类的进化模式, 被斯蒂格勒称为是后种系生成 (epiphylogenesis) 的进化。[]“生命的后生成层次并不随着生命的死去而丧失, 相反, 它把自身储存沉淀起来, 就像一件礼物、一笔债或者一种命运一样遗传到余生和后代中去。……这种后生成的沉淀, 是对已发生之事的记忆, 也就是过去, 是我们以人类的后种系生成命名的东西。这个概念意味着, 连续的后生成的储存、累积和沉淀。后种系生成是与纯粹生命的断裂, 因为在纯粹生命中, 后生成因素恰恰是不被保留的。”[1]140

因此, 斯蒂格勒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记忆:基因记忆 (genetic memory) , 后生成记忆 (epigenetic memory) , 以及后种系生成记忆 (epiphylogenetic memory) 。[1]177基因记忆广泛地记录了物种的生存本能和种系特征;后生成记忆则是物种在后天与环境的适应过程中, 所习得的记忆。后生成记忆会被写入动物的基因记忆中, 更新陈旧的基因记忆。然而, 后种系生成记忆则是人类与动物区别的关键之所在。人类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也会获得后生成记忆, 但人类并不是将其写入基因之中。而是以外在纹迹的形式, 通过技术将其铭刻于物质材料内, 形成工具、机器等技术物体, 以及语言、伦理、文化等技术体系。这些技术物体和技术体系就是人类的后种系生成记忆, 技术就是人类的记忆。

人类后种系生成的进化几乎不受封闭的基因记忆的影响。[]比如, 从距今1.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时代开始, 狗就已经被人类完全驯化了。从那以后至今的时间中, 家犬的习性特征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可是, 对于人类来说, 尽管在这1.4万年时间中, 晚期智人与现代人的生物种系特征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1) 但人类技术的发展, 却已经使人类进化了无数个量级:从穴居狩猎、农耕聚居, 到机械化生产, 甚至到通过生物技术改变自身的基因记忆, 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同一的种系特征, 究竟能不能被称为是同一的物种, 这些尚在争论中。因技术的进化而使21世纪的人类与11世纪的人类产生的差别, 就像因自然选择而使狮子和老虎、狼和狗之间产生的差别一样大。因此, 基因记忆对人类进化的影响极小, 人类的进化遵循后种系生成的原则。

可是, 尽管人类的进化是依赖技术的后种系生成的进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 技术以及被人类发明出来的技术物体是人类实现自身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对于勒鲁瓦-古兰来说, 技术有其固有的进化动力。当我们回顾某种机器时, 我们会发现, 他们有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 就好像它们被某些‘原型’指导着进化。”[3]12从遗传学角度来讲, 特定生物物种在相似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的进化, 可以采取的进化形式非常有限。这种由外部环境施加于生命有机体上的限制, 同样也会施加于由无机物质构造的技术物体中。比如, 木材的纹理对刀片和刀柄的限制。技术的进化有自身的种系发生限制, 有几种固定的系谱, 正如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 它们只有一些给定数量的种系发生可能性。[1]46“所以斯蒂格勒说, 勒鲁瓦-古兰以生物学对技术进化的解释, 既是与生物进化的类比, 也是在人类与物质耦合的意义上, 是生物进化的继续。”[4]特定生物的进化有其特定的系谱路径的限制, 技术物体的进化也如生物的进化一样有其进化系谱的限制, 这种限制就构成了技术进化的趋势, 即技术趋势 (technical tendency) 。“趋势并不简单地来源于人类组织化的驱力, 趋势不属于物质在形成技术物体之前的构造性意图, 并且, 它也不受任何主宰意志的影响。趋势在人类对物质的组织过程中自然形成。”[1]49在技术趋势的支配下, 技术自身处在永久的进化中。这种进化虽然部分地被人类所塑造, 但是技术的进化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新发明的机器、人工制品和工具的产生发展是被沿着几条路线展开的技术趋势推动的。对于勒鲁瓦-古兰而言, 人类发明家, 就像柏拉图的工匠一样, 总是被一些原型指导着。他只是在选取材料和使这些原型具体化方面具有天才。所以, 人类与技术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即外在化的关系”。[3]12

“外在化概念, 对于勒鲁瓦-古兰而言, 是其所描述的人类化进程的中心议题。”[1]116人类并不把其后生成记忆写入基因之中, 并且基因对人类的进化影响极小, 人类实则是依靠语言、文字等技术体系, 把后生成记忆写入工具和文献档案等各式各样的外在化技术物体之中而进化的。而且, 与动物相比, 人类也不得不依靠技术而生存。人类缺乏像老虎一样尖锐的爪牙, 没有像猎豹一样敏捷而迅速的奔跑能力, 既没有游泳的本能, 也没有飞行的本能, 更没有敏锐的嗅觉、听觉和如炬的视力。自从第一个南方古猿使用石块获取食物开始, 人类就不断地把自身机体的器官官能外在化于技术物体之中。人类使用石器和金属制品使自身的骨骼器官能力外在化, 使用弓箭和弹簧使自身的肌肉器官能力外在化, 使用红外线射频装备和超声感应装备使自身的神经官能外在化, 使用文字、视频和音频使自身的意识官能外在化。[2]317所有的技术物体都构成了人类的后种系生成记忆, 构成了人类进化的实质。

然而, 一旦“人类成功地外在化大脑的所有运动, 从人类直立姿势开始的大脑运动皮层区域的解放过程就会完成。除此之外, 可以被想象的外在化过程, 就剩下知性思维的外在化了。这一过程中, 所出现的机器不仅可以进行判断 (这一阶段已经出现) , 而且能够被注入情感:偏袒, 热情, 或者失望。一旦人类将自我繁殖的能力添加于机器身上, 将不会有任何留给人类去做的事情……在未来一千年的时间中, 人类会用尽其自我外化的所有可能性, 进而会感到自旧石器时代就已拥有的古老的骨骼肌器官成了自身进化的障碍。”[]人类机体官能的外在化过程最终必然导致技术架空人类的后果, 人类的身体不仅成了自身进化的障碍, 也同时会成为技术进化的障碍。

这就是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逻辑推演到尽头所出现的局面。斯蒂格勒并不愿看到这样局面的出现, 所以, 他引入了思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 以牵制外在化思想的逻辑。但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并不是仅仅对西蒙栋个性化思想的复述, 而是发展了这一思想。因为西蒙栋并不认为技术物体能够个性化, 西蒙栋一贯强调只有生命有机体能够个性化, “他只谈论技术个体, 而从不谈论技术个性化”。[5]因而, 要想使个性化对外在化的技术物体的进化在逻辑上产生制衡, 斯蒂格勒必须承认技术物体如生命有机体一样也是能够个性化的。

二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

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是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冲突的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要处理的正是个体或者说存在者的发生 (genesis) 问题。因为西蒙栋认为现象学和结构主义都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

“现象学以开启认识论空间为其目标, 以使我们可以获得通往‘超验主体’的途径。”[6]8通过把日常世界放入括号之中的现象学悬置, 迫使理论理解回到现象的现实。于是, 现象发生的问题成了现象学中心的问题:事物怎样在世界中作为经验的意识获得其在场。“对于胡塞尔来说, 这一问题将会使其发展一种发生现象学以去描述‘无处不在的发生’。”[6]8然而, 在胡塞尔看来, 发生现象学只是通往超验现象学的预备步伐。因为, “现象学的发生问题只有在超验的层次上才是可以思考的。”[6]8可是, 对超验世界的体验必须依赖于作为主体的个体。即便不去讨论超验世界的存在与否, 通过个体的存在去说明无处不在的发生, 实则就是“把个体作为其假设的发生分析的出发点, 而承认个体在认识论上的特权。”[6]11但现象学却无法解释个体的发生。

而在西蒙栋看来结构主义同样无法把发生问题解释清楚。“结构主义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早期, 是对存在主义的回应。存在主义作为主体性和主体的哲学, 是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扩展。”[6]9“结构主义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科学, 所有的科学本质上都是结构的。”[6]10它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系统的结构。结构主义认为无论系统的功能如何变化, 其结构整体都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主义“相信人类的生活现象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可以理解。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结构, 在局部变化的表面现象背后, 是抽象文化的恒定规律。”[7]对于一个陌生民族的风俗、伦理、神话的研究, 可以参考对于一个已熟知的民族的风俗、伦理、神话的研究成果。因为就其都是民族而言, 它们可能有着相同的结构。可是, “结构主义无力去思考结构的可变换性, 新结构的发明等问题, 也就是说, 结构主义无力解释结构之发生的问题。”[6]10

要解释发生的问题必须从个体的发生过程入手。“我们应该通过个性化去理解个体, 而不是从个体开始去理解个性化。”[6]5在西蒙栋看来, 个体处在永恒的个性化过程中, 个性化过程就是个体的发生过程。个体虽然可以被生成, 但个体从来不是与其环境切断联系而孤立存在的。“它依赖其环境而存在, 每一个体都只是一个主要的个性化过程的次级表现。”[6]7个体就像在生命的洪流中, 不断地生成的一个又一个的气泡或旋涡, 个体就处在这种个性化的亚稳定状态 (metastability) 中。个体既是个性化的结果, 又构成了新的个体生成的前个性化环境 (pre-individuated milieu) 。[]但西蒙栋并不认为所有的物体都处在个性化的环境之中, 也不认为所有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是个体, 如动物的尸体。动物的死亡迅速导致其生命体的解体, 动物生命体作为有机环境在此时已完全封闭, 其与外部环境失去了信息交换的能力。死亡的机体成为熵不断增大的封闭系统, 因而失去了个性化的能力, 被排除在个性化过程之外。同时, 动物尸体处于稳定的状态下, 因而也不再是个体。亚稳定状态之所以是前个性化环境, 因为在这种环境中, 不断地进行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 信息的交换有助于负熵的产生, 避免系统达到绝对稳定平衡。在此意义上, 个性化就是通过信息交换而生产负熵的过程。同时, 西蒙栋把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称为是跨个性化 (trans-individuation) 。由于个体处在永恒的个性化过程中, 个体既构成了个性化过程, 它本身又处在与别的个体跨个性化的亚稳定状态中, 因而, 个性化过程也就是跨个性化过程。

西蒙栋谈论了两类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构成性意义的个体, 即心理个体 (psychic individual) 和集体个体 (collective individual) 。 (1) 心理个体构成独立的人格, 这种人格“只能够通过集体个体的个性化, 并与之一起, 作为心理-集体的跨个性化过程, 才能被个性化。”[8]112而集体个体既是心理个体的承载者, 也依赖于与心理个体的跨个性化而实现自身的个性化。集体个性化的成果就是不同人类社会群体的不同文化传统、精神面貌和风俗习惯。集体个体在与心理个体的信息交换的跨个性化过程中而存在。这两种个体的个性化过程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生存。

西蒙栋并不是一位形而上学家, 他的主要思想———个性化思想正是在对抗本质论的形而上学。然而, 西蒙栋之广为人知的思想却是他的技术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 当西蒙栋于1958年以《基于形式与信息概念的个性化》 (Individu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notions of Form and Information) 获得其博士学位后, 他并没有着手出版这本学位论文, 而是另外写了《论技术物体的存在方式》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一书作为其学位论文的副论文, 对个性化思想作更为简明的阐述。这本书在当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其学位论文则被分为两个部分, 于1964年和1989年分别被出版。 (2)

《论技术物体的存在方式》一书是西蒙栋个性化思想的具体化。而西蒙栋之所以选择技术物体为其个性化思想作阐述的原因在于, 西蒙栋认为, 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 机器等技术物体越来越成为人类心理个性化和集体个体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们一般的观点则是认为, “文化成了一种旨在避免人类遭受技术侵袭的防卫体系。这种结论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技术物体没有包含人类的现实 (human reality) 。不过, 我们将会表明, 文化未能考虑到, 在技术的现实中有着人类的现实。如果文化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 它必须与技术达成一致, 让技术作为构成其自身的知识和价值的一部分。”[9]11然而, 目前的人类文化对技术物体仍有两种敌对的态度:一种是把技术物体看作是物质的集合, 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另一种则是把技术物体看作是隐藏有对人类敌对意识, 正在逐步进化的机器。这两种态度都把技术物体排除在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构成意义的心理个性化和集体个性化过程之外, 其实就构成了当今世界中最强有力的异化现象。“今天的世界中, 最强有力的异化并不是由机器引起的, 而是由对机器的错误理解引起的, 是由未能理解机器的本性与本质而引起的, 由机器从意义世界中的缺席, 由文化完整的概念和价值表上对机器的忽视而引起的。”[9]11

所以, 西蒙栋主张重新解释技术物体的存在方式。“技术的发展似乎是世界之稳定的保障。机器作为技术元素被融合进技术整体之中, 从而成了增加信息量, 提升负熵, 和对抗能量衰退的积极单位。机器是信息和组织化的结果, 它类似于生命体, 并与生命体协作以对抗无序……机器是对抗宇宙之死亡的某种东西, 它就像生命体在做的事情一样。”[9]16然而, 西蒙栋并不承认技术物体像心理个体和集体个体一样能够自主个性化。[9]63

三技术物体的个性化

西蒙栋承认技术物体如机器是可以自主运行, 甚至是可以完全自动化的, 正如现在已经被发明出来的无人驾驶汽车所代表的技术发明倾向一样。然而, 自动化并不是个性化, “自动化是一种相当低的机器完美程度的评价标准。因为为了机器的自动化, 将会使机器失去很多功能和用途。自动化有经济和社会意义, 而没有技术意义。”[]机器的完全自动化将会使机器作为独立的系统完全孤立起来, 而不能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换。因而, 也就不能形成个性化过程和跨个性化过程。“机器的真正完美性在于, 机器运行中隐藏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允许机器对外部信息保持敏感。”[9]13可是, 要想使机器保持与外界信息交换的敏感性, 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必须承认“人类作为永久的组织者和机器内部关系的真正解释者”[9]13, 就像管弦演奏需要音乐家作为指挥者一样。技术物体, 甚至高度自动化的技术体系, 由于其只是孤立系统, 而孤立系统只会导致熵增, 只能依靠人类引入负熵, 因为人类掌握着这一孤立系统信息交换的开关。所以, 西蒙栋认为, 技术物体并不能够自主地进行个性化。[5]

可是, 斯蒂格勒并不同意西蒙栋技术物体不能够个性化的观点。因为, 根据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 技术物体是人类机体官能的外在化表现, 而这一外在化过程处于独立的技术趋势之中。这种技术趋势就好像为某种原型所指导, 因而, 技术物体的进化是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解释技术现象就要把人类 (活性物质) 和承载技术形式的惰性物质 (非活性物质) 之间的关系, 作为动物学的一个特殊例子来分析。”[]“技术物体来自于无机化的物质, 因为物质是惰性的, 但它又被有机化了。”[1]46“技术物体这种有机化的惰性物质在其自身的机制中进化:它因此不再仅仅是惰性物质, 但它也不是活性物质。它是有机化的无机物质 (organized inorganic matter) 。”[1]49虽然, 技术物体无一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 但被发明出来的技术物体之存在方式很容易脱离人类最初发明时的意图。塑料作为一种轻质、便捷、结实、耐用的技术材料, 在20世纪初期被发明出来, 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和使用;但很快, 塑料也成了20世纪人类技术发明史上的噩梦, 其病毒一样的存在方式, 给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手机最初被发明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变电话不能移动的缺点, 但现在手机的功能已远远超出当初的设想,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 也改变着社会的道德形态。技术物体的真正存在方式在其被发明出时从来不被知道, 人类发明的意图与发明的技术物体之间没有直接关系。[3]6人类的发明活动相对于技术的进化只是催化作用, 技术物体一经发明出来很容易就脱离人类的控制, 进而改变作为发明家的人类的生活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样态和精神文化。因此, 在斯蒂格勒看来, 技术物体是可以个性化的。

但是, 尽管技术物体可以个性化, 甚至能够脱离人类的控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 技术物体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因为, 使人类机体官能外在化的技术物体, 尽管可能会导致勒鲁瓦-古兰所说的架空人类、反噬人类的局面, 但在斯蒂格勒看来, 技术物体离开了人类的个性化根本不可能存在。“人类发明了技术, 技术同时又发明了人类, 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1]137人类与技术是后种系生成过程的一体两面, 谁也离不开谁。而之所以能够如此, 是因为外在化的技术物体, 既被人类个性化, 又能够个性化人类, 技术与人类处在跨个性化的过程中。在此, 我们就可以看出, 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和西蒙栋的个性化思想, 在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构成的内在张力。

西蒙栋把技术物体看作是影响人类生存意义的重要因素, 同时, 西蒙栋不认为技术物体是能够个性化的。因而, 对人类生存具有构成性意义的个性化过程只有两类, 即心理个性化和集体个性化。但在斯蒂格勒看来, 西蒙栋还是低估了技术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人类遵循着与动物之种系生成进化模式不同的后种系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从肌肉骨骼系统到神经意识系统的人类机体官能外在化于技术物体中的过程, 也是人类将其后天获得的经验传统等后生成记忆, 通过技术写入外在技术体系的过程。因而, 技术不仅构成了人类的本质, 也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同时, 斯蒂格勒通过引入勒鲁瓦-古兰的技术趋势概念, 赋予技术物体也能够自主个性化的能力。于是, 对人类生存具有构成性意义的个性化过程就有三类:心理个性化、集体个性化和技术个性化。“集体-心理个性化的两极只有在与第三种个性化的紧密连接时才能够形成, 这第三种个性化就是技术个性化。心理个体通过个性化自身参与了集体个性化, 并且心理个体也在不自觉中参与技术个性化。在此状况下, 技术个性化 (事实上, 同时是这三者) 就会产生巨大改变, 进而导致技术体系的整体外观发生形变, 并改变集体心理个性化的条件。”[10]这三种个体处在彼此个性化的跨个性化的过程中。因此, 人类就是在三重个性化的跨个性化张力中构成其生存的。这就是斯蒂格勒通过引入外在化思想和个性化思想而使其技术哲学产生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结构就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四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新局面

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中, 技术的含义被极大地扩大了:所有涉及人类的生成都是技术的生成。[1]ix不仅弓箭、锄犁、机器、文字等属于技术范畴, 而且语言、道德、文化、艺术等也属于技术范畴。技术物体与心理个体、集体个体进行着三重个性化的跨个性化过程, 三重个性化缔结成了缔合环境 (associated milieus) (1) 。但这种缔合环境并非总处于亚稳定状态。在人类的进化史上, 每一次关键技术的产生或者技术体系的革新都会破坏集体-心理-技术之缔合环境的亚稳定平衡, 进而破坏其跨个性化进程。[12]2而我们目前就正处在一个技术进化非常迅速的时代。

自18世纪的蒸汽革命以来, 技术物体更新换代的动力不断得以革新, 从蒸汽动力, 到电气动力, 再到原子动力;再加上科学与技术的联合, 技术物体的个性化速度远远超越了心理个性化与集体个性化的速度。这三重个性化的亚稳定平衡就因技术不断加速地进化而被打破。[12]3技术的迅速变迁, 使传统的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显得已不再适应时代, 但新的道德标准尚未形成;精神文化活动因新的技术手段而缺乏高雅和低俗的分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部分秩序已被更新的技术手段打乱, 其教育方法显然已不适应于技术体系的进化, 无法形成新的跨个性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 借助于新的动力和科学理论, 每天都有新的技术物体被发明出来, 但这些技术物体由于很难获得与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的适应性, 因此, 人们往往无法预料新的技术物体所能产生的真正后果。并且, 这些技术物体能够迅速脱离人类意志的控制, 而造成对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的破坏。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并不是以技术终将反噬人类这类不着边际且耸人听闻的结论告终, 而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时代的忧患意识。他在《政治经济学新批判》和《怀疑与失信》中批评政府废除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任由虚拟资本迅速膨胀和消费主义的日益盛行, 是对国计民生的极度不负责任;也在《照顾好年轻人与后代》一书中批判家庭教育, 父母把孩子直接丢弃给玩具和视听娱乐节目, 是缺乏承担关怀照料下一代责任的表现;也在《象征的苦难》和《休克状态:21世纪的愚蠢与知识》中批判分享着廉价快乐、没心没肺的电视娱乐节目, 以及制造短暂激情、简单粗暴的电影等共时化时间客体, 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消极雷同的经验, 破坏了心理个体的个性化和欲望的升华, 也破坏了社会集体高尚的价值观的形成。

斯蒂格勒提出了我们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当然他不仅仅是提出问题, 而且也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斯蒂格勒相信, 技术是制造出目前各种社会问题的毒药, 同时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解药。 (2) 尽管心理-集体-技术的跨个性化过程因技术进化的加速而被破坏, 但这三重个性化的新的亚稳定平衡也正在形成中。因为速度是相对的, 技术的毒性和药性也是相对的。而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之所以有着如此的人文关怀和对时代的忧患意识, 正是由于他的技术哲学中由外在化思想和个性化思想构成的内在张力所打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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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TIEGLER B.Technics and time, 2:disorientation[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注释】

1 晚期智人与现代人最重要的区别是脑容量的变化, 但这种差别并不大, 现代人的脑容量只比晚期智人增加了约7%。

2 集体在其完整不可分割 (in-dividual) 的意义上, 也是个体 (individual) 。西蒙栋所谈论的个体是相对于个性化而言的, 而不是相对于赋予个体以形式 (form) 的材料而言的。

3 西蒙栋的博士学位论文被分为两部分, 分别以《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发生》 (The individual and its physico-biological genesis, 1964) 和《心理个性化与集体个性化》 (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1989) 为题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前后相隔25年之久, 直到2005年, 西蒙栋学位论文的完整版才得以出版。西蒙栋生前并没有像最近二十多年这么有名, 不过国内学术界尚无对西蒙栋的深入研究。西蒙栋最近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声誉, 主要原因在于, 吉尔·德勒兹 (1925—1995) 对其思想的解读, 尤其是近年来斯蒂格勒对其思想著作的深度引用。

4 缔合环境是斯蒂格勒借用西蒙栋的术语。西蒙栋不认为技术物体能够个性化, 只承认生命有机体能够个性化, 他始终有自然与人工的分野。因而, 缔合环境在西蒙栋这里, 成了技术元素与自然元素的缔合环境, 是二者关系的协调者。[9]49-53而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中, 则没有自然与人工的绝对分野, 技术物体也被看作可以个性化的有机体。因而, 缔合环境在斯蒂格勒这里, 就成了集体-心理-技术三重个性化的缔合环境, 三者互相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彼此。

5 斯蒂格勒认为, 任何一种技术本身都是一味药 (pharmakon) , 既能致毒又能解毒。这就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药学立场。药学 (pharmacology) 是斯蒂格勒在分析技术现象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指技术致毒与解毒的一体两面性。以药学的眼光来看待技术, 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技术中立的观点。“使斯蒂格勒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哲学家的事实在于:斯蒂格勒认为, 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由技术构成并被技术限定的, 这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外在的支持, 人类只依其自身是不能够生存的。在其最近的著作中, 斯蒂格勒不断地强调, 所有技术……都是他所谓的一种药。这个希腊语词在其既能治病又能致病的意义上, 既是解药又是毒药。由于作为动物的人类在根本上是开放而不确定的, 因而人类需要技术作为其本质。于是, 对于人类来说, 技术既能补充人类的本质, ‘治愈’其不确定性;同时, 又能阻碍人类的自由, 侵蚀其开放生存的可能, ‘毒害’其不确定性。”[8]113-114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