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于“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流行，由科学与技术关系出发的批判立场较为常见。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批评其打乱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担心偏向于“技术”而非“科学”。追溯“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可以发现，前身是近代出现的“科学技术”,其生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流行于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应当转变解读“科技”概念的视角，基于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的辩护立场也有其路径。“科技”概念的生成符合中国语境与时代背景，其流行推动生产力、组织力和创新力。如今无须纠结于概念的影响如何，而应在认可“科技”的基础之上，营造鼓励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制度环境，为创新的活动领域开疆拓土。

在当代中国，“科技”(scitech)是在日常话语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专就其词源来说，它是科学技术(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缩略语，是作为种概念的“科学”和“技术”所共同组成的属概念。但组合而来的“科技”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而且其内涵也有所偏移，打破了“科学”和“技术”并列对等的原有平衡。换言之，作为属概念的“科技”产生了相比于种概念“科学”和“技术”的差异性。目前，针对“科技”概念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多基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进行“科技”概念批判。如吴海江指出：“‘科技’一词的创用及其广泛流行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造成国人对科学观念认知上的混乱以及导致国家在科学体制和科学政策上出现偏差。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必须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1既有研究立场、主张较为集中，但总体而言有欠充分深入。

与既有研究的思考路径和取向有所不同，本文旨在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科技”概念并为之辩护。首先在前人探讨的问题基础上，梳理基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科技”概念批判历程；进而追溯“科技”概念的历史源流，概念前身、生成及流行的不同演进阶段均将产生新的界定；最后通过对于“科技”概念的设问转换，亦即把问题从科学与技术是何关系过渡为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结合辩护路径再次审视概念的哲学意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科技”在当代中国传播与流行的意义，并借助概念史探析，为中国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和科技哲学研究提供个案。

一、问题缘起：基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科技”概念批判

如何看待“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流行?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基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层面予以反思，大多持批判立场。科学家方面，吴大猷曾言：“我们常常自以为很聪明地创立一些名词，‘科技’这个词就是一例。事实上应该是指‘科学与技术’。”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人本思想影响了科技发展的方向，将科学和技术缩略为一体。“我们要辨明‘应用性的技术’和‘纯粹的科学’之间的差别。”2邹承鲁和王志珍认为应当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3他们认为“科技”概念的流行不利于探索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哲学界对“科技”概念流行的批评更为多见。余英时提出：“‘科技’这个含混名词，在我的了解中不是指科学和技术，而是指科学性的技术……最可怕的是‘科技’不但征服了世界，而且也宰制了人。这是当年培根所无法梦见的后果。”4李慎之认为：“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5李醒民亦言：“这种称呼不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中也容易把人引入迷途，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6吕乃基认为：“‘科技’一方面淡化了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又割断了技术通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科学的入世与技术的‘出世’,与二者的本意背道而驰。”7吴国盛也认为：“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词，可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8

综合各家观点而言，“科技”概念的流行打乱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其中的关键弊病在于“科技”使得“技术”遮蔽了“科学”。按照金吾伦的看法，由“科学”至“技术”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跃迁”,包括“从因果性认识到技术目的性”“从真理性标准到技术功利性”“从一元性通则到技术多样性”的三种结构性转化。9由此，“科技”无疑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也抹杀了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它的后果是，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让步，技术理性的彰显忽视了“求真”而放大了“致用”。

亦有不少观点肯定“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和部分相似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醒民考证了“科学”与“技术”在建制、规范、结构、方法、评价及哲学底蕴诸方面均有“相通或相近之处”,并引用了拉图尔(B.Latour)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斯平纳(H.F.Spinner)的“认知—技术合称体”(con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现实化科学”(realized science)、福曼(P.Forman)的“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和“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等合时代性的提法。即便如此，他的研究旨趣仍是以“同”引“异”,他说：“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10事实上，拉图尔的“技术科学”如今通常被译为“技性科学”,具有其思想史特别是法国哲学史脉络。拉图尔也认为“技性科学”不等于“科学和技术”,两者分别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和“实践性被遮蔽之后的状态”。11

既然基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科技”概念批判业已形成相当浓厚的学术背景，那么是否存在为“科技”概念的合理性进行正面辩护的可能?不妨以重新梳理“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史为根基，并使其历史源流和哲学意蕴相结合，通过转换设问的方式探寻转换立场的实现路径。

二、历史演进：重新追溯“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源流

(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概念的流行

“科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流行始于何时?我们借助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人民日报》和中国知网(CNKI)等三个数据库，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考察公共话语之中“科技”概念被使用的变化趋势，检索年份为1949—2019年。其中，《全国报刊索引》检索范围为“近代期刊”和“现代期刊”;《人民日报》为文章正文检索；中国知网为篇名检索，检索范围则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标准、成果、图书、学术辑刊等。

1949年起“科技”一词已开始零星出现，但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单个数据库中频次均未超过100,处于较低水平。20世纪70年代的“科技”出现频次略有增长，1977年三个数据库的频次均已超过100,1979年首次超过500和700。此后约40年间，“科技”出现频次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尤其是21世纪以来，单个数据库的频次可以维持在数万乃至数十万。据此可认为，出现频次的转折点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科技”概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流行起来的。与此相对应的，毛泽东的讲话中多用“科学技术”而几乎不用“科技”,邓小平的讲话中则经常使用“科技”。

进入21世纪，我国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皆与“科技”概念密切相关，促进了概念的流行。江泽民提出：“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12胡锦涛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14作为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关键词，“科技”概念深度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科技”概念的生成

由概念流行追溯至概念生成，“科技”概念的起源时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起初是“科学技术”的缩略语。《大公报》(上海版)于1949年7月至8月间较为集中地报道了上海地区组织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情况15,使用“科技”概念的频次较高。7月3日第2版一则报道名为《科技联合会昨开幕欢送上海区筹委北上》。“科技联合会”全称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主席为茅以升，成员机构包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技术协会、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等。茅以升在会上发言说新政府重视科学，科技界应主动靠拢：“过去，科学家不问政治而受政治的影响。现在是应该问政治，像这次会议，就会影响政治的。”167月8日第2版一则报道名为《科协技协等团体昨集会纪念七七》,副标题为“发表宣言 科技工作者决心和人民结合在一起”17。

梳理《大公报》(上海版)这两个月的报道可以发现，此时已出现了“科技联合会”“科技团体”“科技人员”“科技工作者”“科技界”等词，用于行业群体的划分。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49年10月20日出版发行的《科学技术通讯》杂志，“是为全国广大的技术工人，为各生产部门中的初级技术干部而办的。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交流经验，另一方面是帮助大家提高基本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水平”18。该杂志辟有“科技信箱”栏目，表示欢迎读者来信讨论有关科学技术的问题。两相比较，“科技”或“科学技术”在《大公报》(上海版)内是笼统的合称，在《科学技术通讯》内则是以技术知识和生产经验为主，辅之以基本科学知识。“科技团体”“科技工作者”“科技界”等在今天仍是常用词。

从20世纪50年代起，“科技”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其使用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事业基础薄弱，《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学习引进先进科技的对象是苏联。在行政体制层面，中央政府的部门建制也呈现出科学与技术“合流”的趋势。1958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进行合并的议案，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今科学技术部的前身)。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同意将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上述组织虽然性质和职能各不相同，但都改以“科学技术”为名，反映出对于科技事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设计，便于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三)20世纪上半叶“科技”概念的前身

再由概念生成追溯至概念前身，在“科技”概念诞生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技术”概念。目前来看，“科学技术”概念的起源时间段为20世纪10—20年代。1915年，章锡琛在《东方杂志》发表《国际关系之人种问题》,文中论及：“两国人民，其科学技术之发达，智识之普及，道德之标准，及其它诸点，皆同一程度，其国民自易于结合。”191919年，《申报》的评论《说文官考试》批评北洋政府组织文官考试时对于“国文及文法科”和“农工医商美术各种技术科”区别对待，“不重科学技术，专重国文”。201928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凡电台之装设使用，须以世界科学技术之进步为标准，力求完善。”21

到20世纪30—40年代，“科学技术”概念的使用渐趋普遍。聚焦“科学技术”概念使用的各种不同语境，可呈现出当时多元的科技思想图景。如1933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主导在校内增设一座“科学技术馆”;又如进步杂志《妇女生活》于1936年第2卷第3期刊登《科学技术事业中的妇女》一文，颂扬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女科技工作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有一种偏见，以为女人只可供作男子的玩物，不配研究什末高深学问，更不配做什末专门人才。这种偏见，现在已被一个新国度的事实所粉碎了。这个新国度就是苏联。”22再如文艺宣传对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文艺是大众的，最能与国民近接的，如把文艺与科学技术连结起来，就能唤起全国民众对于科学技术的关心。”23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将“科学技术”置于救亡图存与建设国家等主旨下的思考。1933年在兰州创刊的进步刊物《甘院学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科学技术与国难》的文章，如1936年第4卷第2期内言及中国科学技术不够务实：“欧美之所谓科学，注重实际技术，由实地观察之经验，以研究事实上之利用……反看我国之所谓科学技术，去实际而不务，尚理论好空谈，既不能改良农工，又未能提倡商学。”24当年第4卷第3期内所言已接近“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振兴科学技术以增进社会之生产力量，则百年之后，自可收国富民殷之效，又何患乎外人之侵凌耶?”25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指导发起成立了“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其目标是“使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际情形更密切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界的工作得到经济史的支持力量”“使团结与组织更能长久发展下去”,从而“推进抗战建国的科学运动”。26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曾指示在“以促进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固然要注重科学的理论，尤其要注重实际技术的普及”。271942年，设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该会还创办了《科学与技术》的刊物。

三、哲学意蕴：对于“科技”概念的设问转换与辩护路径

(一)从科学与技术是何关系到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

追溯“科技”概念的历史源流，不仅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概念，对其前身、生成与流行的演进史提出了新的时间界定，而且有助于改变解读概念的视角，跳出基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科技”概念批判所依赖的预设。设问是具有导向性的，当谈论科学与技术是何关系时，“关系”自然成为侧重点，问题的解答就在于找到并澄清“关系”。对确切结论的追逐固然可以加深对于概念之间差异性或相似性的理解，但也无法覆盖概念之间复杂纠缠的本原状态，容易忽视具体丰富的演进过程和历史细节。与这种设问相比，更恰当的设问是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将视角从“是什么”转变为“怎么样”。

作为种概念的“科学”“技术”与作为属概念的“科技”一样，都是有着演进过程的历史性概念。近代中国人将“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乃至合二为一，实际是把两个新概念组合成“科学技术”。简言之，“技术”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内涵至近代发生转变。古代“技术”概念内涵并不单一，如指技艺、技能，或合称方技、术数。到了近代，“技术”概念逐渐接近工业技术的范畴。如194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技术协会”(China Technical Association),其章程第五条规定了会员的来源学科，分别为化工、电工、土木、机械、纺织、矿冶、数理、农业、商业、医学、其他学术性之一般技术。28至于“科学”概念，相关研究甚为丰富。“科学”是甲午后传入中国的日式译词，20世纪10—20年代是有识之士倡导科学救国论和鼓吹“赛先生”的时代。29因此，近代中国“技术”和“科学”是有天然联系的新概念，“科学技术”概念的发端亦可视为它们渐趋流行的一种具体表现。

探讨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反过来有利于理解“科技”概念的演进过程。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科技”概念的使用场景是对于科技知识的翻译、学习、普及等，此时已经出现了内涵侧重点的差异。《简明科技词典》(1958)中说明：“本词典所收集的内容以有关工农业生产的名词为主，基本科学名词为次，其他名词又次之。”30该词典的“科技”概念内涵以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为主，辅之以基本科学知识，重在应用和普及。《汉英科技常用词汇》(1961)中说明：“本书侧重的范围是：(1)基础科学；(2)尖端科学技术；(3)建国以来科学文献及报刊上时常出现的科学术语。”31该书与前书同样具有普及性质，但除基础科学词汇外是尖端科学技术词汇，内容上比前书的水平层次更高。后者由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编制，当时的中科院被认为是全国的最高学术机关和科学研究中心。相比于种概念，属概念的内涵更为宽广，其使用也更具实用和灵活的特征。

(二)“科技”概念的生成符合中国语境与时代背景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语境下，科学与技术发生的关系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科技”概念的生成符合中国语境与时代背景。人们通常所担忧的是由“科学技术”缩略而来的“科技”偏向于“技术”而非“科学”,换言之是把“科技”理解为“科学性的技术”。按因果分析，产生这样的偏向性或者说侧重点大致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历史渊源。从中国古代史来看，与“科技”息息相关的两个传统分别是人本思想和实用精神。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对“科技”的推崇又与鸦片战争以来因技不如人而“师夷长技”的思想传统密不可分。如果说近代中国存在“科学主义”思潮，那么也可以仿照说，在中国历史的更长时间尺度内存在着一条“技术主义”的思想脉络。

二是科技发展规律。“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合流符合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呈现出技术化和社会化的特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和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32尤其是在“科技”概念诞生的20世纪中叶，“技术”往往对应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的工业技术，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愈发显著。

三是国家战略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科技”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抓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努力使我国科学技术工作逐步走上自立的道路……务须迅速摆脱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现象，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3要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就得改变“科技”落后的现象，这被定性为必要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相关批判立场不仅忽视了上述因素，而且忽视了科学自身发展史的纵向差异。在知识论和后现代的视角下，“科技”概念“暗合了后现代科学的诸多特质：有机、生态、整体、非线性、价值相关、地方性等”34。一方面，今天的科学不同于希腊时代的科学，发生了“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35的特征转变，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实验科学等凝结成一股科学的求力意志。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不是绝对普遍的科学，而是地方性科学。西方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有赖于一系列基本条件，才能实现认识论上的扩张。36“科技”概念下的中国科学同样符合这些条件，同样可以获得现代科学的普遍性。

(三)“科技”概念的流行推动生产力、组织力和创新力

如果借用现代科学的特征——“求力”来形容“科技”的意义，那么就是表现为双重的“合力”。“科技”的第一种“合力”是指学科专业之间。当今时代学科专业发展呈现不断分化、高度精细化的特点，但带来各自为政、视野狭窄、力量分散的弊病。为克服此类局限性，跨学科互动与合作的趋势愈发明显。“科技”概念的精神与此契合，鼓励各科学学科之间、科学学科与技术学科之间的联合研究。“科技”的第二种“合力”是指科技与人文之间。两者结合的直接产物是为数不少的涉及“科技”的人文社科专业，如科技哲学、科技伦理、科技史、科技考古、科技管理、科技传播，等等。“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科学技术哲学应当成为科技时代精神的精华。”37“科技+人文”的模式可以构成各取所需、相得益彰的良性关系，在如今的科技时代拥有广阔前景。

国家政府视野下的“科技”是一种可规划、可管理、可引导的整体性行业力量，通常被称作“科技事业”。此时的“求力”则表现为“科技”对于三种“力”——生产力、组织力和创新力的积极推动作用。

其一是生产力，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丰富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后来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提倡发展“科技”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生产力，因而被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其二是组织力，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人员被视为支持、领导与统战的对象，因而有“科技工作者”“科技界”“科技战线”等衍生概念。简称为“科技部”的“科学技术部”,职能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及一些科技界知识分子参加的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同盟)则都属于“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其三是创新力，在“科技事业”的政策话语体系中，“科技”与“创新”是紧密相连的，而“创新”又处于“核心”地位。“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更具体的表述是：“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38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意味着中国科技的进步，可以驱动发展，增强综合国力。

四、结语

结合历史源流和哲学意蕴来看，“科技”是在当代中国生成与流行的一个通用而又颇具特殊性的概念。其特殊性是指，透过“科技”这面概念棱镜，折射出的不仅是新概念生成与传播的脉络，还有近代以来中国科技极其艰难的现代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的长足发展，以及政府对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的总体性思路。一方面，基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科技”概念批判较为普遍。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于“科技”概念流行负面影响的担忧不无道理，概而言之“科技”易导致忽略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和忽视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基于科学与技术如何发生关系的“科技”概念辩护也有其实现路径。“科技”概念的生成符合中国语境与时代背景，其流行推动生产力、组织力和创新力，体现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且反过来有利于理解“科技”概念的演进历程。

当然，辩护的目的不是跳入“辉格主义”泥潭的另一侧，而是通过重思尽可能地补足历史的过程与细节。梁启超曾论及“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的“学”与“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的“术”,指出“我国之弊，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39“科学”与“技术”亦应避免类似的毛病，而“科技”不失为合理可行的术语。“科技”属概念的流行与“科学”“技术”等种概念的常用是并行不悖的，种概念代表的“分”与属概念象征的“合”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前者的合理性在于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上，“科学”与“技术”原初概念都有区别。后者的合理性则在于符合当代科学技术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前沿趋势，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在“分”与“合”的基础上回顾“科技”概念批判，一定程度上可断定其侧重点在“科学”不在“技术”。因此即使持辩护立场也不意味着否定批判立场的基本合理性，而应充分重视“科技”概念所蕴含的科学观念内涵，使之凸显而非边缘化乃至消解。尤其是现实场景中使用“科技”概念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强调功利性，此种弱化科学价值的风险仍有待化解。

总之，透过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审视“科技”概念，它从来不是简单的“分”与“合”。采取辩护立场旨在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助力塑造符合时代需求、引领时代风气的当代科技观。“科技”成为社会建制性质的“界”“战线”和“事业”,无疑证明新中国建设的基础力量和方针策略与旧中国相比有云泥之别，拥有实现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后的崭新面貌和精神气质。今天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在内。进一步，如今无须纠结于“科技”概念的影响如何，而应在认可“科技”的基础之上，营造鼓励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制度环境，为创新的活动领域开疆拓土，让“高科技”“黑科技”“硬科技”成果涌现。具体而言，尤其应着眼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从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运用科技力量构建发展新优势。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且也将赋予“科技”概念更为丰富的新时代意义，提升用中国话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潜力。

【注释】

1吴海江:《“科技”一词的创用及其对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影响》,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5)。

2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3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3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载《科技日报》,2003-08-05。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5-2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5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载《学会月刊》,1998(7)。

6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载《光明日报》,2003-04-29。

7吕乃基:《在“科技”的背后》,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0844-215227.html。

8吴国盛:《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载《人民论坛》,2012(2)。

9金吾伦:《必须划清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载《科技日报》,2000-12-15。

10李醒民:《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1)。

11刘鹏:《“技性科学”的思想史审视》,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12)。

12《江泽民文选》,第2卷,132页,人民出版社,2006。

13《胡锦涛文选》,第2卷,402页,人民出版社,2016。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59页,人民出版社,2021。

15 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京召开。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在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团体。

16《科技联合会昨开幕欢送上海区筹委北上》,载《大公报》(上海版),1949-07-03。

17《科协技协等团体昨集会纪念七七》,载《大公报》(上海版),1949-07-08。

18《编者的话》,载《科学技术通讯》,1949(1)。

19章锡琛:《国际关系之人种问题》,载《东方杂志》,1915(4)。

20《说文官考试》,载《申报》,1919-11-11。

21《中华民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载《无线电月报》,1928(3)。

22若华:《科学技术事业中的妇女》,载《妇女生活》,1936(3)。

23《科学技术与文学》,载《申报月刊》(复刊号),1943(10)。

24醉翁:《科学技术与国难》,载《甘院学生》,1936(2)。

25涓生:《科学技术与国难》,载《甘院学生》,1936(3)。

26纽丝:《介绍“自然科学座谈会”和“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载《抗战科学》,1940(17)。

27蒋中正:《论国防科学技术运动》,载《国防周报》,1942(8)。

28《中国技术协会章程》,载《上海工业品展览会特刊》,1946(1)。

29雷环捷、刘大椿:《20世纪初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反思》,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30《简明科技词典》,1页,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

31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翻译室编:《汉英科技常用词汇》,1页,商务印书馆,1961。

32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1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56—2000),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34李杨:《“科技”概念的后现代审思》,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35吴国盛:《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1)。

36吴彤:《再论两种地方性知识——现代科学与本土自然知识地方性本性的差异》,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8)。

37雷环捷:《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构建——经验回顾与发展前瞻》,载《哲学动态》,2021(5)。

38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05-29。

39《梁启超全集》,第八集,3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