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实践哲学与实用主义均十分重视实践，但二者鲜有交集。张夏硕（Hasok Chang）提出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改变了这一局面。首先，他主张“行动知识”（active knowledge），反对“命题知识”。其次，他将信念融贯改造为“操作融贯”（operational coherence），这是实用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再次，该方案基于操作融贯分别对实在和真理概念进行了重构，勾勒出多元动态的形象。最后，张夏硕提倡积极行动的实在论（activist realism），它代表着发展科学和增进知识的积极态度。结论部分指出了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忽略了科学的社会维度等。

如果从1962年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算起，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已经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历程。不同于“科学理论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将科学视为动态的实践活动，而非静态的理论表征。众所周知，实用主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哲学形态，而且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都有参与科学实践的经历。[1]原则上，实用主义应该能够为科学实践哲学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但事与愿违，二者几无交集，令人感到十分遗憾。2022年，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张夏硕（Hasok Chang）改变了这一局面，旗帜鲜明地将实用主义引入科学哲学，“当把实用主义运用于科学哲学，它就把科学哲学变成了科学实践哲学。”（[2], p. 253）张夏硕擅长科学史，曾任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对科学实践保持高度敏感性。所以，他也是“科学实践哲学学会”（SPSP）联合创始人。在《实在人的实在论：新实用主义科学哲学》（Realism for Realistic People: A New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张夏硕尝试构建一种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本文尝试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出发对此进行分析和评论。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张夏硕

一、科学实践哲学的实用主义“暗流”

在科学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实用主义既不是明确的理论源泉，也不是直接的思想动力。尽管如此，实用主义对科学实践哲学还是发挥着间接影响，是一股潜在的思想“暗流”。下面以库恩、哈金和拉图尔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库恩不是实用主义者，从未使用“实用主义”一词，甚至从未提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但是，库恩研究专家姆拉德诺维奇（Bojana Mladenović）指出，实用主义对库恩是有影响的。“在《结构》中美国实用主义对库恩哲学的影响可以察觉到，但不明显；在库恩的成熟著作中，这种影响变得重要……他对自己的认识论和元哲学的所有修正体现了实用主义转向。”[3]她列举了库恩与实用主义的相似性，包括对共同体的重视、可错论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库恩对科学实践的侧重。劳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尝试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莫属。”[4]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实践哲学始于托马斯·库恩。

再看哈金，他的经典之作《表征与干预》是科学实践哲学的基石。哈金主张，以往的科学哲学过于注重理论表征，忽略了实验与做事。为此，他提倡从表征转向干预（intervening）。“哲学的最终仲裁者不是我们如何思考，而是我们去做什么”。[5]不难发现，他对实验、做事和干预的推崇与实用主义不谋而合，而且对杜威十分推崇。尽管如此，哈金明确宣称，“我认为自己不是实用主义者，也不把自己做哲学的方式等同于实用主义”。（[6], p. 32）在回顾《表征与干预》时他说，“我从杜威那里借用了‘旁观者知识论’的批评性短语，对我而言它最能反映那时人们所读写的一般科学哲学的特征……‘我自己的观点，即实在论更多地是干预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在词和思想中表征世界的问题，的确要归功于杜威’。归功于的意思不是说杜威激励我这么想，而是我当回顾哲学史时发现杜威在我之前已经想到了。”（[6], p. 41）尽管拒绝实用主义的标签，但哈金对实用主义的思想并无异议。

最后看拉图尔。1987年，他发表《科学在行动》，区分了“制作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和“已经完成的科学”（ready-made science）。“行动”、“制作”这类词汇无不体现出拉图尔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在一篇重建知识论的文章中，拉图尔详细讨论了詹姆斯的两种知识论模型：跳跃（saltatory）与步行（ambulatory）。[7]并且，他借用步行模型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此外，拉图尔对能动性（agency）的定义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能动性的意义在于它产生后果、影响或效果。“能动性总是体现在对做某事的描述中，即对某事态制造差异”。[8]相比于库恩和哈金，拉图尔距离实用主义更近。但是，他也算不上实用主义者，“拉图尔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绝不是自明的。它很深刻，同时一点儿也不明显，相比于其他思想来源很少被提出。”[9]

加拿大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1936-2023）

二、如何理解实用主义

2022年，张夏硕发表《实在人的实在论：新实用主义科学哲学》。这标志着在科学实践哲学中实用主义“暗流”正式成为“明流”。在他看来，许多科学哲学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unrealistic）。为此，他尝试将自己多年的科学史研究心得用哲学语言系统表述出来，目标是构建一种现实主义的（realistic）的科学哲学。所谓现实主义，就是符合实际，以实践为导向。在这一方案中，实用主义是首要哲学资源。那么，他如何理解实用主义？下面，让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超越语义学。在皮尔士那里，实用主义首先是语义学，即确定词语意义的方法。皮尔士说道，“实用主义本身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它不试图决定任何关于事物的真理。它只不过是一种用以弄清楚一些难解的词或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10]在新实用主义那里，将实用主义语义学化尤为明显。对此，张夏硕持不同意见，“我想把实用主义变成这样的哲学，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做事，而不仅仅是更好地思考我们的词汇意味着什么。”（[11], p. 12）在这一点上，基切尔（Philip Kitcher）对他颇有影响，“不应该驯化实用主义，将它纳入‘常规哲学’的范围，从而让詹姆斯和杜威步入伟大哲学家的殿堂。”[12]

第二、实用主义首先是实践哲学。普特南曾经将实践优先视为实用主义的四大论题之一。[13]对此，张夏硕尤为看重，“我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强调知识植根于实践，植根于行动。这与我对科学的分析是一致的，即科学由实践系统构成，并回到了詹姆斯的观点——认知者是行动者。”（[14], pp. 196-197）从实践活动而不是理论命题出发阐释科学，这与实用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我认为实用主义的最基本要点是，知识由参与行动的理智存在者所制造和使用，以便更好地生活于物质和社会世界”。（[11], p.11）根据实践重构知识，这是张夏硕实用主义科学哲学的主旨，后面会具体展开。

第三、实用主义是“彻底的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都极为重视经验、实验或实效，拒斥思辨形而上学。其中，詹姆斯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最具代表性。何谓彻底的经验主义？“它本质上是一种马赛克哲学（mosaic philosophy），一种多元事实的哲学……。为了彻底，经验主义就必须不要把任何非直接经验到的要素纳入结构，也不要从中排除任何直接经验到的要素。对于这样的哲学，联结诸经验的关系本身必须是经验到的关系，任何一种经验到的关系都必须算作‘实在的’，与系统中的其他事物一样。”[15]可见，实用主义的“经验”既不是意识的知觉经验，也不是康德式的先验构造经验，“实用主义的重要成分是将‘经验’视为人类的完整体验经验（lived experience），承认其完整的幅度和所有侧面。”（[2], p. 61）这种经验其实是实践经验或行动经验。它具有认识论意义，即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知识。它也具有本体论意义，即我们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经验并不表征自然，经验即自然。实用主义既不是超验主义，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更不是先验主义，而是固守此岸世界的实践主义，这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纯粹内在性”（pure immanence）颇有相似之处。

第四、实用主义坚持经验方法论。在这方面，张夏硕十分推崇杜威的“探究的逻辑”（logic of inquiry）。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哪种方法能够成功是一个经验问题。“关于方法学习（method-learning），不存在特别的方法，它只是一种经验学习”。（[2], p. 63）甚至，逻辑本身也是经验学习的产物，日常探究、科学研究与逻辑推理之间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或许能够对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崇拜发挥解毒剂的作用。长久以来，科学哲学总是想为科学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规则，比如证伪主义、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等。根据实用主义，不存在如此这般的普遍规则，探究是一个不断试错与调整的过程。

实用主义能对科学哲学方法论崇拜

发挥解毒剂作用

三、行动知识观

回到科学议题。什么是科学？一般认为科学的基本成分是知识系统。什么是知识？一般认为知识是由概念、假设、定理等构成的理论集合。张夏硕把这样的知识观称作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命题知识观是主流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预设。不能说命题知识观是错误的，毕竟理论命题是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问题在于，命题知识观限制了科学哲学的解释力，难以对科学实践作出恰当的说明，理由如下：1、科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如何做事的知识，命题知识观对此无能为力；2、科学史研究证明，理论未必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单位；3、命题知识观过于注重科学产品，而忽略了科学过程。（[2], pp. 13-15）

鉴于此，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实践哲学”应当放弃命题知识观。早在2012年张夏硕就提出，“为理解和促进科学实践，我建议对我们的知识观作出根本性的重新定向，根据能力（ability）而不是信念（belief）去思考它。”（[14], p. 215）根据能力和行动去理解知识，这样的知识观被称作“行动知识”（active knowledge），它与“能力知识”（knowledge-as-ability）、“能知”（know-how）相近。与之对照的是“命题知识”、“信息知识”或“信念知识”。张夏硕主张，“行动知识位于科学知识的核心”。（[2], p. 18）要理解科学，就必须采取行动知识观。如何界定行动知识？“在行动（action）情境中，知道（knowing）的首要意义是知道如何做事。‘我知道如何做X’……这说出了一件常见的、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我想，在大多数人类语言中都有基本类似的表达。这就是清楚的、根深蒂固的‘知道’概念，不应该假定它可以还原为或隶属于作为信息存储和获取的知识。我提议用‘行动知识’这个短语来命名能力知识（knowledge-as-ability）的这一意义。关注行动知识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我们在科学和其他各种生活中如何获取和评价知识。”（[2], p. 18）

为具体研究行动知识，还需进一步明确分析单位。因此，张夏硕提出“知识活动”（epistemic activities）和“实践系统”（system of practices）两个概念。知识活动是行动知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定义如下：“知识活动是或多或少融贯的心灵或物理操作集，旨在以特定的方式推动知识的生产和进步，并符合某些可识别的规则（尽管规则可以是默认的）。”（[14], pp. 15-16）比如，描述、预测、建模、提出假设、检验假设、观察、表征、测量等等都属于知识活动。进一步看，知识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多种相关的知识活动共同构成“实践系统”。“知识活动一般不是而且不应该单独出现。相反，每个知识活动往往与其他知识活动一起开展，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实践系统由一组着眼于实现特定目标的融贯的知识活动集合组成”。（[14], p. 16）例如，拉瓦锡创造了一个新的化学实践系统，其中包含如下知识活动：制造化学反应，通过重量测量追踪化学物质，对化合物进行分类，通过燃烧分析有机物等等。该系统的整体目标是确定各种物质成分，依据物质成分说明化学反应。

四、操作融贯

可以看到，在知识活动和实践系统的定义中均出现了“融贯”一词。在张夏硕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中，“操作融贯”（operational coherence）是重构知识、真理、实在等概念的核心依据，“我的整个思想的核心是操作融贯概念”。（[2], p. 67）此前，他也使用过“实用主义融贯”（pragmatist coherence）。（[16], p. 112）下面具体讨论一下操作融贯的内涵和意义。

我们对“融贯”这个词并不陌生。在知识论中，“真理融贯论”颇有影响。根据霍维奇（Paul Horwich）的定义，“当一个信念系统的成分相互一致（consistent），当它显示出一定的整体简单性时，该系统就被说成是融贯的。根据融贯论，整个系统以及它的每个成分都是真的。因此，真理是归属于一个和谐信念系统的性质。”[17]融贯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普特南在20世纪下半叶使之复兴。“在内在论者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理性可接受性（rational acceptability）——我们的信念与别人的信念之间，与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融贯——就这些经验本身在我们的信念系统中表征而言，真理不是与独立于心灵或独立于话语的‘事态’的符合。”[18]不同于真理符合论，真理融贯论主张不存在“上帝之眼”，我们无法走出信念之网在信念与实在之间比较，而只能诉诸信念之间的关系说明真理，这种关系就是融贯。

操作这个词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张夏硕不仅钟情于实用主义，还致力于复兴操作主义。“说‘操作融贯’，我是特意致敬佩西·布里奇曼提倡的操作观”。（[19], p. 109）操作主义作为意义理论是失败的，但作为操作或行动理论对于科学实践哲学极富价值。“如果我们从晚期布里奇曼那里汲取灵感，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实践导向的新科学哲学的领路人……。布里奇曼开创却从未系统和完整实现的是依据活动（activities）对科学进行哲学分析。操作为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单位：行动或事件，与对象、陈述、信念、理论、范式、研究纲领等对立。操作概念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以吸收有关科学实践本性的极具价值的一些洞见。”[20]

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1882 - 1961）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操作融贯？2017年“作为真理之源的操作融贯”一文作了如下界定：“一个活动是操作融贯的，当且仅当构成该活动的操作之间存在和谐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融贯活动的具体实现是成功的；后面这个条件作为判断融贯的间接标准”。（[19], p. 111）在听取了一些人的批评意见后，张夏硕在《实在人的实在论》中作了一些调整：“操作融贯在于目标导向的协调（aim-oriented coordination）。一个融贯的活动是为实现其目标而精心设计的活动，即便我们不能期望它在每个和所有场合都能够成功。操作融贯基于实用理解（pragmatic understanding）；它在于在目的性行动的具体场合中做有意义的事”。（[2], p. 40）调整后的定义避免了“和谐”隐喻，进一步明确了融贯与成功的关系，而且采取了行动者的“实用理解”视角。

本质上看，操作融贯旨在对信念融贯进行实践哲学改造，将信念（命题）融贯重构为实践（操作）融贯。与信念融贯一样，操作融贯反对真理符合论和形而上学实在论。所以，张夏硕很欣赏康德。类比于“哥白尼式的革命”，“针对有关真理和实在的实用主义融贯主义（pragmatist coherentism），我们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存在物是实在的，我们的理论命题是真的，所以我们的活动是融贯的；相反，我们之所以把存在物和陈述看作实在的、真的，是因为它们支撑了融贯的活动。”（[16], p. 121）但与信念融贯不同，操作融贯立足于实践，避免了信念融贯蕴含的唯心主义嫌疑。真理融贯论遭到的最严厉批评是，它无法在融贯的命题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关系。实践操作与信念不同。实践不是关于（of）世界的实践，而是在世界之中（in）的实践。在世界之外的实践仅仅是想象的实践罢了，正如一位球迷在球场外想象自己踢球一样。“为了融贯地做事，我们必须理解和掌握我们的环境。操作融贯自身包含着自然的限制。通过操作融贯，外在于心灵控制的世界对知识施加着影响。”（[2], p. 42）

五、重构实在与真理

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提出了行动知识观，并确立了操作融贯作为该方案的中心思想。据此，应如何理解实在与真理等概念？首先，张夏硕对实在进行了操作融贯性定义：“某物是实在的，就操作融贯的活动能够显著依赖于它的存在和性质开展而言”。（[2], p. 121）请注意，这里的实在不是形而上学实在，不是大写的实在，而是经验实在。“这个实在（或实在性[realness]）概念的‘r’要小写，以区别于“Reality”观念，后者指称整个‘世界’，或某种超验存在物”。（[16], p. 116）据此，当我们说原子是实在的，DNA是实在的，电子是实在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拿它们去做事，即展开融贯的操作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张夏硕显然受到了哈金的“实验实在论”（experimental realism）的影响。哈金的著名口号是：如果你能发射它们，那么它们就是实在的。类似地，“我们使用‘实在的’这个词意味着具有支撑融贯活动的能力，在此如下说法是误导性的：某物之所以能够支撑融贯活动，是因为它是实在的”。（[2], p. 121）换言之，实在性依赖于操作性。我们对某物是否实在的判定，取决于是否存在操作融贯的活动且这些活动预设了该物的存在。这样，实在成为依附于操作的概念，它派生于认知实践，而非认知实践的表征对象。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作出如下推论。第一、实在是实践成就。只有通过试错、调整、迭代等确立起操作融贯的活动，我们才能宣称X是实在的。“实在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概念和活动取得的成功。”（[2], p. 142）第二、实在性有程度，而不是一个二值概念（是与否）。这是因为操作融贯性是有程度的，有高度融贯的活动，有中等融贯的活动。X支撑的活动类型越多，活动的操作融贯性越高，X就越实在，反之便越不实在。第三、实在性有特定范围。比如，牛顿的质点在牛顿式的知识活动具有融贯性的范围内是实在的。张夏硕反对超越一切范围的抽象实在性或形而上学实在性。第四、实在是多元主义的。存在不同类型的知识活动和实践系统，与之对应的实在性也有不同的类型，因此是多元的。第五、实在是动态的。科学的知识活动和实践系统是历史的、动态的，派生自认知实践的实在性概念也应如此。动态的实在概念可以避免将当下科学绝对化的错误，与辉格史保持距离。

对于真理，张夏硕作了类似的操作融贯性说明。真既不是与外部实在符合，也不是信念或命题之间的融贯，而是“操作融贯性真理”（truth-by-operational-coherence）：“一个陈述为真，就操作融贯的活动能够依赖于该陈述的内容开展而言。”（[2], p. 167）据此，真理概念奠基于知识实践的融贯性。“不同于与不可接近的终极实在相符合的观念，操作融贯性真理是一个可以在所有实践中操作的概念。”（[2], p. 180）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融贯构成真理。不是说因为命题X为真，所以基于X的操作是融贯的。相反，因为基于X的操作是融贯的，所以X为真。“如果一个理论能够推动融贯的活动，并且就我们所知不是任何怪异事件或巧合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该理论（中的相关陈述）为‘真’”。（[2], p. 181）第二、定义中的“依赖”意味着实践和经验需要（need），即倘若不使用该陈述，那么相关知识活动事实上无法开展。比如，如果不依靠麦克斯韦方程，经典电动力学的许多解问题活动就无法进行。

对于操作融贯性真理的特征，同样可以作如下推论。第一、它是相对的，相对于特定的操作融贯活动。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立场，它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超验真理。第二、真理是多元的。因为存在不同种类的操作融贯的知识活动和认知实践，所以存在不同种类的真理。第三、真理有程度。真之程度与对应的知识活动的操作融贯性高低成正比。第四、真理有范围，而且它的范围是可拓展的。“我的定义仅仅说‘在给定的情况下’什么为真，因此真相关于具体的范围（以及程度）。但这也是说，通过在其他融贯的活动中使用该陈述，我们可以拓展这个陈述的真理范围”。（[19], p. 116）

概括一下。张夏硕基于操作融贯对实在和真理这两个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了全新阐释。首先，实在和真理是二阶概念，其意义奠基于一阶科学实践或认知操作。其次，实在和真理不是规范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它们不是科学家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而随着科学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最后，实在和真理都是罕见的实践成就。在科学探究中，操作融贯性需要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在诸要素和行动之间建立融贯性是代价高昂的。失败是常态，而成功则是特例。总之，二者都基于操作融贯，实在针对的是事物，真理针对的是命题。

六、积极行动的实在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张夏硕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显然不是实在论。实在奠基于操作融贯，科学的目标不是表象客观实在，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实在世界。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区分了“心灵框定”（mind-framing）和“心灵控制”（mind-controlling）。在经验层次上，事物不受心灵的控制。但在先验层次上，事物必然受心灵的框定。这一划分明显带有康德的先验哲学烙印，与实在论可谓天壤之别。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曾经是科学哲学的热门话题，如今已少有人问津，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怀疑争论本身是否有价值。可是，张夏硕为何提倡“实在人的实在论”（realism for realistic people）？

事实上，他的实在论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哲学立场，而代表着对科学探究和认知事业的一种态度。“我并不把科学实在论当作一个描述论题。与范·弗拉森一样，我认为它是有关科学目标的陈述。更积极地说，我把它当作一种政策甚至意识形态”。（[21], p. 31）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实在论的内核是积极行动的（activist）探究理念：承诺去追求越来越多关于实在的知识，同时承诺为了这个目标而去推进我们的知识活动。实在论的全局目的应该是在广度和质量上推进知识，不仅是命题知识，而且是行动知识的一切方面”。（[2], p. 209）他把这种追求科学和知识进步的态度称作“积极行动的实在论”（activist realism）。这一态度并不新鲜，它完全秉承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念：追求进步，增进知识，掌握更多的真理，揭开更多自然奥秘。

从哲学立场上看，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既不是实在论，也不是反实在论。用法因（Arthur Fine）的话说，它应该是“非实在论”（nonrealism），即“自然本体论态度”（NOA）。“很大程度上，我追随法因”。（[21], p. 31）自然本体论态度意味着接受科学实践及其成果，但不要为此添加额外的哲学作料。法因问道，“什么是接受自己感官的明证并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得到证实的科学理论？这就是把他们当作真的纳入生活中，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包括实践行为和理论行为，进而容纳这些真理。”[22]实在论秉承外在主义精神，试图用超验实在为科学真理提供解释。反实在论秉承内在主义精神，试图为真理提供内在性根据，比如范式、概念图式等等。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哲学应当坚持自然本体论态度，通过追随科学实践理解科学，而不是对科学实践及其成就添加不切实际的（unrealistic）哲学解释。自然本体论态度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而非实在论的（realist）。

科学的目标不是表象客观实在

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实在世界

七、简短评论

总结一下，张夏硕旗帜鲜明地将实用主义引入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实践和行动为导向的科学实践哲学。他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案基于操作融贯性，对知识、真理和实在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而连贯的重构。尤为可贵的是，这一方案建立在他多年的科学史研究基础上。这种重构突破了当前主流科学哲学的局限性。从此，实用主义不再是科学实践哲学的暗流，而变成明确的思想支柱。下面，我想对该方案作几点评论。

第一、张夏硕严重忽略了科学的社会维度。在库恩之后，科学的共同体属性被确立起来。科学实践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科学共同体。后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则进一步将科学、技术与社会结合起来。然而，张夏硕对科学的社会维度几未提及，操作融贯性未能为社会文化要素保留概念空间。

第二、康德哲学不能为科学实践哲学提供本体论参考。本体与现象的二元论是实用主义的对手，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前提。正如杜威所说，实用主义是一场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的中心被再次转移到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彻底经验的实践世界，一个纯粹内在性的世界。它既不隶属于本体，也不是先验主体的构造。

第三、“积极行动的实在论”有违实用主义精神。实用主义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主张科学探究的意义在探究之外。而且，当代对发展科学的谨慎态度早已取代了启蒙时代的乐观态度。张夏硕的实在论似乎脱离了时代精神。

第四、操作融贯概念过于宽泛、模糊。正如斯唐普（David Stump）指出的那样，“张夏硕对它的讨论似乎相当抽象”。[24]操作融贯是评价知识活动的标准，是判定真理和实在的依据。然而，对操作融贯的评价本身缺乏进一步的标准和依据。当然，这不是张夏硕本人的过失。与科学理论哲学相比，整个科学实践哲学在精确性和形式化方面都略显乏力。这是本性使然，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哲学反对为实践先天地确立普遍有效的形式规则。

第五、该方案并未指明如何从行动知识重返命题知识。知识植根于实践和行动，这没有问题。然而，科学实践的产品毕竟是以理论为代表的“命题知识”。那么，科学家是如何从行动知识最终走向命题知识，如何从动态的实践过程最终获得相对稳定和精确的理论？对此，该方案并未提供说明。

第六、现象学的缺席。张夏硕对当前英语学界专业化和碎片化的科学哲学研究颇有微词，他对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康德的引入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正如他本人意识到的那样，现象学是一种重要的实践哲学形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现象学能够与实用主义相得益彰，共同为科学实践哲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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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年第11期

来源：科学实践哲学公众号2024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