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哲学与跨学科研究有着天然联系和深厚渊源。“自然辩证法”学科诞生之初已染上浓厚的跨学科研究色彩，更名为“科技哲学”后实现了自身的跨学科转型，特别是推进了面向科技前沿的哲学和伦理研究。虽然当前学科最新动态反映出一些隐忧，学科定位问题也尚未解决，但是科技伦理为建设新科技哲学提供了跨学科发展的经验和启示。总体而言，科技哲学是一门立足哲学并利用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以反思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有着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研究特征、与时俱进的跨学科研究传统、与日俱增的跨学科研究需求。今后在有关科技与人文的议题上，科技哲学应充当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跨学科研究第一梯队。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 跨学科研究  自然辩证法 人工智能哲学 科技伦理

回溯学科史，科学技术哲学（以下简称为“科技哲学”）与跨学科研究有着天然联系和深厚渊源，甚至可将后者称作前者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中得到继承和显现的“基因”。学界对于科技哲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传统已有不少研究，还形成了科技哲学学科内部常被提及的多学科“大口袋”与新学科“催化剂（孵化器）”等说法。对此，一方面存在着许多批评和非议，“不少人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吴国盛，第24页）。科技哲学似乎因跨学科研究的特色突出而有松散之虞，向着成熟学科迈进的道路还很漫长。另一方面，科技哲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展开对跨学科研究的思考，并意识到其与科技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提出“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是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由此出发为科技哲学提供了作为“软科学研究”的合法性。“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交叉科学研究，即软科学研究，或软科学技术研究，它与硬科学技术研究一起共同组成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其中，软、硬科学技术交错融合，难分彼此。”（金吾伦主编，第39页）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科学技术哲学》这样论述科技哲学：“科技哲学建构出一个覆盖面宽、内容多样、边界模糊、横向交叉繁多、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的独特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哲学》编写组编，第20页）这从权威意见或者说学科共识的角度对现今科技哲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征予以承认，还就此认定科技哲学是“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和“独特”的。然而，既有的诸多思考欠缺总体和系统的梳理，未能很好地回应如下问题：跨学科研究在科技哲学中何时出现？经历何种变迁？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又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科技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的关系，对科技哲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传统进行分阶段考察和整体性回顾，立足历史脉络研判分析当前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需求，结合科技哲学的学科现状特别是困扰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探寻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科技哲学发展之道。

一、科技哲学的起步与跨学科研究的开启

科技哲学形成学科建制的开端应追溯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以下简称为“研究组”）的成立。该部门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创办和早期发展历程，恰构成科技哲学起步与跨学科研究开启的缩影之一。跨学科研究也正是科技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便已具备的特征。

（一）民国时期的跨学科研究渊源

早在民国时期，科技哲学在学科建制化以前已经具有好几条作为思想源泉的支流。这几条支流涉及今天科技哲学内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也牵涉横跨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到后来才汇聚成干流。不少本专业的西方经典必读著作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译本，可代表多条支流。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例，不仅产生了多个中译本以及修订译本和导读译本，而且反映出时人对恩格斯的身份形象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认为他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科学的哲学家”。（参见高晞，第69页）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萨顿的《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著作均进入国人视野，并在知识界引发一定的反响。此外，科学哲学也是较为突出的支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有不少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名为“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的专著；二是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孔德、马赫、彭加勒等相关人物之专门著作和思想学说的研究，其中还邀请罗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访华讲学；三是对堪称科学哲学形成标志的逻辑实证主义之研究，主要体现为维也纳学派的中国成员洪谦留学归国后对相关思想主张的宣传介绍。

凡此种种，与其说科技哲学在形成学科建制前就已有跨学科研究的渊源，倒不如说跨学科研究为考察科技哲学的“前世今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视角。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民国既是“科学”概念从见诸书刊报端到逐渐深入人心的时期，也是对“科学”的理解从单一片面走向多元复杂的时期。其时将科学与哲学联系起来的讨论愈来愈多，100年前激烈的“科玄论战”（或称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即为一例。论战中的玄学就是“metaphysics”，加上“人生观”所指的概念范畴更广，虽并非专指哲学，但大量涉及哲学。参与“科玄论战”的学者的身份、视角、目的往往各不相同，背后更是牵涉传统文化、社会热点、国际形势、意识形态、教育理念等众多因素。尽管尚未出现如同后来那种认定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一门科学的清晰学科意识，但“科玄论战”等思想事件已或多或少具备科技哲学的学科取向——围绕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对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的探讨。

（二）“自然辩证法”学科诞生时的跨学科研究色彩

科技哲学的起步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以及科学体制的构建息息相关。作为全国首个科技哲学科研机构的研究组，其设立的直接原因是落实规划——《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以下简称为“自然辩证法规划”）。这一规划是科技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与纲领性意义的重要文件，也体现了浓厚的跨学科研究色彩。上述规划编制与机构设立的学科初创背景，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构建的科技体制特色谈起。当时科技体制的基本结构称为“五科”，即“科学院、科联、科普，加上国家管理科学机构的系统、党管理科学机构的系统”（龚育之，第205页）。另外还有经过“分科式”院系调整后的理工农医专业性院校，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科技体制的起点。自然辩证法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提议者和推动者是于光远，他当时担任“党管理科学机构的系统”之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处长。于光远在参与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时，建议编制一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一份自然辩证法规划，还邀请参与编制科学技术规划的科学家们直接参与编制自然辩证法规划。可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孕育和诞生，离不开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共同合作。

自然辩证法规划不仅列出了作为研究内容的九类题目及其条目问题，也为新生的学科明确了定位和目标，大致可归结为一条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线索。恩格斯曾有经典论断：“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第19页）自然辩证法对于哲学界的意义就在于此，应当“经常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关于研究规划草案的几点说明》），“必须重视并且大力开展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同上）。对于科学界来说，自然辩证法有助于“帮助自然科学家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克服工作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助帮他们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同上）。基于上述目的，这个学科被定位为一门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同上）学科发展“关键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同上），要构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技哲学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启的跨学科研究。

（三）真正步入跨学科发展轨道

以后世观之，自然辩证法规划虽未得到完全执行，但仍取得了部分成果，即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内设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并依托研究组创办专业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从而推动本学科真正步入跨学科发展轨道。

建制方面，组建研究组采取兼职与专职相结合的方式，初始团队人员的单位与学科背景跨度很大。组长由于光远兼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林万和兼任，学术秘书由龚育之兼任，还调来一些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职人员。如许良英原先在中国科学院主持《科学通报》杂志，赵璧如原先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赵中立原先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等等。由于他们组成的研究团队具有跨学科和兼职的特点，因而在团队内部有个说法——“半夜的自然辩证法”。据龚育之回忆，于光远和他均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从事本职工作，而那时科学处通常选择晚上开会讨论处内工作。到半夜十二点散会后，他才得到机会同于光远商量自然辩证法相关事务。即便如此，研究组初始团队仍披荆斩棘，作出不少开创性贡献。

办刊方面，《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于1956年创刊，1960年因故停刊，1963年复刊。毛泽东在1963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提及：“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这说明最高领导人经常阅览该刊，留意学科动态。1963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该文涉及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等基本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曾经专门找人谈这篇文章及其主题，并接见过坂田。在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和影响下，这个话题曾引起中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广泛讨论。

招生方面，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62年起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双方各招四名，学制四年，导师为于光远和龚育之，主持具体工作的是北大哲学系的孙小礼。研究生培养采取了跨学科的方式：前两年在北京大学，本科为哲学专业者需选一门自然科学专业并在相应学系进行基础课学习，本科为自然科学专业者需在哲学系学习基础课程。后两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入研究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参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工作、自然辩证法资料翻译工作及相关的研究工作。经过多方面历练后即可撰写毕业论文，以此夯实学生的哲学基础、科学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一批八名研究生分别是李惠国、陈益升、殷登祥、余谋昌、朱西昆、陆容安、严永鑫、朱相远，他们是中国科技哲学学术谱系的起点人物。其中李惠国、殷登祥、余谋昌毕业后都留在研究组工作，他们后来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发展均作出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转型与跨学科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的最后20年到21世纪初，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的问题不断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国科技哲学奋力开拓，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跨学科转型，而且推进了面向科技前沿的哲学和伦理研究。

（一）科技哲学的跨学科转型

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思想解放和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新时期，“自然辩证法”也于此时转型为科技哲学。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科建设卓有成效，突出体现于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课程（“自然辩证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领域，初步塑造了学科延续至今的基本面貌。科技哲学大大拓展了自身边界，不再只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而是向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广阔交叉地带进发。例如，有观点认为：“从认识论上看，从科学研究最一般的程序来看，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是可以统一的，而且也是必须统一的。”（金观涛、刘青峰，第24页）在学科扩张的蓬勃态势下，科技哲学既包括有关科学技术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也包括有关科学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

从学科内部看，除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等传统分支，科技哲学又培育出科学技术与社会、工程哲学、科技伦理等新的跨学科分支。科技哲学界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培育学科增长点的重点方向放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上，但是同时认识到，任何领域或分支的生命力都在于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起国内关注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简称为“STS”）为例，中国学者不仅认识到STS兴起于欧美国家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从一开始就强调STS的特殊性或地方性。“这不仅是指把STS发展的一般原则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要从我国的国情引出需要探讨的新课题，获取有实践意义的新见解。”（陈昌曙，第86页）得益于对这一点的坚持，STS研究才能以多元的研究路径和多重的学科属性在科技哲学领域内始终占据牢固的分支地位。

从学科外部看，科技哲学的跨学科转型还催生了科学学、软科学、未来学等新兴学科，真正塑造起多学科“大口袋”和新学科“催化剂”的学科形象。不仅如此，对于社会流行思潮与社会热点事件，科技哲学界也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和较大的影响力。2001年1月由科学时报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即是一例，与会者除知名科学家外，即以科技哲学界人士为主，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会上讨论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所涉议题包括伪科学、反邪教、假冒伪劣商品等当时的焦点问题。

关于科技哲学的转型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具体体现在面向科技前沿的哲学研究和伦理研究之中，接下来将由人工智能哲学和科技伦理入手分别举例说明。

（二）面向科技前沿的哲学研究：人工智能哲学

近年来，人工智能哲学是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大热门研究领域。事实上，主要是科技哲学界引领了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可追溯至20世纪下半叶。其早期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源阶段，包括人工智能的概念与理论起源、人工智能哲学的译介和初探。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期，主要得益于科技哲学的引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展，焦点包括思维与物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三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转向，立足于科技哲学的新视野继续发展，并发生研究关注点切换的“社会转向”。

陈步是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早在1964年，他已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文纪念当年离世的维纳（N. Wiener），还翻译了维纳的文章《我和控制论的关系——它的起源和前景》。而在《人工智能的哲学探讨》中，陈步沿着人工智能研究“机器模拟大脑”的路径，讨论了两个与之相关的基本哲学问题：对于人脑的模拟方法，作为模拟对象的人脑。他将人工智能哲学的焦点归为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即“人工智能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在认识论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上”，并估计到“机器对人脑的继续模拟还将取得更高的成就”和“机器是否比人聪明的争论势必继续下去并将给科研工作带来种种干扰”。（参见陈步，第22—31页）这是在人工智能哲学研究起点上就已作出的富有预见性的判断。

第二阶段的标志性年份是1981年，数件影响人工智能哲学长远发展的大事就发生在这一年。其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哲学问题座谈会”。这是全国首次专门的人工智能哲学学术会议，亦因与会者来自多个相关学科，故也是该主题首次跨学科学术会议。其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三，“人工认识主体”大讨论如火如荼。《哲学研究》率先刊发系列论文并组织召开会议，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刊物与学者纷纷跟进，讨论比较深入，观点也非常多元。其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他哲学分支学科也非常关注人工智能哲学，在当时出版的教材中多有提及。

在第三阶段，人工智能哲学研究促使科技哲学的两大分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不仅让心灵哲学这一悠久的哲学传统焕发新活力，而且引发学界从技术与社会等视角展开对技术乐观/悲观主义、技术自主性的深入思考。所谓“社会转向”，是指一旦进入社会层面，人工智能哲学的思考就必须立足于宏观的视角和总体的关怀。“社会转向”研究的先驱者童天湘提出“智能革命论”的观点。“高技术发展必然导致智能革命进入智能时代，智能革命又要向思维革命的高级阶段发展，需要从哲学上进行超前研究，才能真正体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童天湘，第3页）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已经过时，“知识的获取、处理和使用”才能产生力量，才是“人的智能的体现”，人工智能将凭借新生产力——智能创造全新的智能社会。（参见同上，第362页）

（三）面向科技前沿的伦理研究：科技伦理

这方面的案例将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及相关部门的研究历史，笔者谨以简要回溯的方式呈现科技伦理这一科技哲学当下热点的往昔面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直紧跟时代潮流，成为全国科技伦理学学科开拓创新的重要阵地，相关发展历程也是国内科技伦理学学科史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21世纪以前、21世纪初、近十年来三个阶段。

一是开创引领阶段。老一辈学者邱仁宗和余谋昌率先开启生命医学伦理和生态环境伦理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成为国际交流对话的主要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年逾九旬的邱仁宗先生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2019年还和他的弟子们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see Lei,Zhai,Zhu,Qiu,pp. 184-186）另一位老前辈余谋昌围绕生态环境伦理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一方面从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基础出发，对环境伦理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也从学科发展的维度，对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环境伦理学的历史演进、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等进行了系统梳理。

二是开拓发展阶段。21世纪初，金吾伦、刘钢、段伟文等学者进军信息网络伦理研究领域，对互联网等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冲击作出积极回应。如段伟文于2001年以博士学位论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基础》出道，又于2020年出版专著《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二十多年来坚持深耕于此。除了科技哲学研究室，伦理学研究室也从应用伦理方向对科技伦理研究有所发力。该室依托于1995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要在伦理学理论、中外伦理思想史领域为科技伦理研究的合法性夯实学理基础。早在2000年，甘绍平就已在《哲学动态》发表《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一文，讨论了科技伦理作为研究课题的正当性问题，认为不能漠视科技伦理的存在。（参见甘绍平）

三是当下新阶段，也是拥抱深度科技化时代，是引领人工智能哲学伦理等前沿、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新阶段。当下一系列具有广泛性和颠覆性影响的新兴科技方兴未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积极应对，在学术成果发表、重大项目申请、教材编写、学术集刊出版、实验室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所建树，奠定了横跨政产学研的科技伦理治理基础。2019年底，哲学研究所成立了具有探索性质的智能与逻辑实验室，旨在探究涉及人工智能哲学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建立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哲学研究基地和学术交流平台，并出版集刊《逻辑、智能与哲学》。段伟文和甘绍平分别受邀担任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生命科技分委会委员和人工智能分委会委员，段伟文还担任教育部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三、科技哲学的未来与跨学科研究的前景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科技哲学可借助跨学科研究开辟广阔前景。虽然学科最新动态反映出一些隐忧，学科定位问题也尚未解决，但是科技伦理为建设新科技哲学提供了跨学科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一）学科最新动态与学科定位问题

当前，科技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些跨学科新动向，反映于2020年以来的多方面学科最新动态之中。以下试各举几例。机构方面，新成立的机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202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系（2020年，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2022年）。社团方面，新成立的学会分支组织有中国伦理学会科技伦理专业委员会（202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与社会发展专业委员会（202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研诚信与负责任创新专业委员会（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现代科技史专业委员会（2023年）。此外，全国性的中国科技伦理学会正在筹建之中。

人才方面，当前正处于科技哲学学者群体代际交替之际。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学者逐渐淡出，近两三年去世的中国学者有苗东升（1937—2020年）、刘珺珺（1933—2021年）、李惠国（1938—2022年）、陈文化（1938—2022年）、远德玉（1934—2023年）、桂起权（1940—2023年）等。去世的海外学者有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特里弗·平齐（Trevor Pinch,1952-2021）、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1927-2023）等。按照中国学界总体情况，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学者正陆续退休，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学者陆续登上学术舞台。作为中坚力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学者大多连续接受教育至获得博士学位，本专业基础、多学科背景和国际化视野俱佳，但要成为与先辈比肩的学科领军人物尚需时日。

诸般现状之中，最受关注的是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引发这一问题的导火索是政策性因素。由于作为思政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被缩减，长期以来为科技哲学提供现实依托的力量因此大为削弱，导致近年来出现学科点数量减少、学科队伍萎缩的普遍现象。为了寻求学科转型，补充增强学科的“合法性”，业界同仁提出了将科技哲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将自然辩证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等多种建议，有的已进入操作层面，但迄今为止未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面向科技前沿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以哲学研究为主调者日渐火热，哲学内部的其他二级学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等，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对此有所用力。相对而言，科技哲学却未能很好地发挥其本应发挥的引领作用，这一落差愈发凸显了亟待破解的学科定位问题。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滞后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热度。

（二）从科技伦理到新科技哲学

那么，应如何看待科技哲学的动向与问题？换言之，科技哲学的前路何在？笔者仍从当下作为显学的科技哲学分支——科技伦理谈起，并认为建设新科技哲学须走出一条跨学科发展之路。回顾这几年科技伦理的兴起，政策层面有几件标志性的大事，自上而下地将科技伦理推上了发展快车道。一是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201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后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正式组建，现为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的学术性、专业性专家委员会。二是发布科技伦理治理意见。20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次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为名正式印发。三是增设应用伦理一级学科。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哲学学科门类下新增应用伦理一级学科，可授硕士学位。2023年，全国应用伦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四是开展科技伦理教育。2018年，工程伦理课程即已被列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202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文组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专家委员会，并组织开展科技伦理系列重点课程建设及教材编写工作。

在此背景下，科技伦理呈现出如火如荼的高速发展态势。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科技公司、行业领域随即跟进，围绕科技伦理设立委员会、编订制度、进行审查、开展咨询、试点教学、从事研究，等等。学界的科技伦理研究亦已蔚然成风，其中一些关于生命伦理、信息伦理等前沿科技的伦理研究成果尤为突出。除前文述及《自然》杂志刊文例子外，新近的例子如2022年李晓洁、丛亚丽、刘瑞爽在《科学》（Science）杂志联合发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研究的影响》，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后对医学科学的跨国研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新的挑战提出了大数据研究等方面的对策建议。（see Li,Cong,Liu,pp. 713-715）从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来看，科技伦理已然成为哲学界和科技界齐参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横跨政产学研的一片新兴广阔天地。建设新科技哲学亦当如此，不能局限于哲学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科技时代的哲学与科技哲学应该成为21世纪人文思想的总引擎，科技哲学应该以思想发动机为己任，迈向新科技哲学和新科技人文。”照此思路，科技哲学应当把握科技时代的精神，学科定位问题的破解之道也呼之欲出。过去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现在则应将“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自然辩证法转变为“在科技和人文之间”的新科技哲学。

（三）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跨学科研究力量

至此，可结合跨学科研究的主题尝试为科技哲学下一定义：科技哲学是一门立足哲学并利用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以反思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反映出如下三点：一是与生俱来的跨学科研究特征，二是与时俱进的跨学科研究传统，三是与日俱增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关于第三点仍有必要予以充分说明，即跨学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学科的分化而言的。“跨学科的研究——这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而不是一种合乎科学的说法，因为所谓跨学科的‘学科’是指新学科形成之前的传统学科而言的。事实上，在大学和科学与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跨学科之‘跨’始终只有相对的意义，而其实质的意义就是新学科的萌芽与成长。”（韩水法，第77页）“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诞生和更名为“科技哲学”均带有这种学科分化的背景色彩，此后STS和科技伦理等新分支的衍生更是学科内涵与外延变化的证明，即都是为了满足相应的跨学科研究新需求。

与日俱增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归根结底来源于科技在当今时代与日俱增的存在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处在这一总体背景之下，完全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技哲学更为特殊，既直接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影响，也势必受到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影响。另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对于科技伦理、科研评价、科学精神等不断提出新要求，科技革命和时代变革在社会与人的层面不断引发新挑战，这些也都可以转化为科技哲学的跨学科研究用武之地。

我们或许很难预判科技哲学今后能否满足与日俱增的跨学科研究需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此提出愿景：在有关科技与人文的议题上，科技哲学应充当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跨学科研究第一梯队。作为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跨学科研究力量，科技哲学必须深入汲取历史经验。第一，发展学科事业必须考虑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等宏观因素，尤其要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如果说自然辩证法的创建顺应了哲学学科拓展尤其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思想指导之需要，那么今天科技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就是研究日新月异的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所以加强面向科技前沿与人类未来的跨学科研究既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第二，学科事业的纵深推进需要依托相应的抓手，亦即需要依托相应的平台阵地。最早的研究组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转，一个重要原因是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今后要想真正开辟一片科技哲学的阵地，除了办教研机构，还要办刊物，发展学会、智库等，从而树立起学科旗帜。第三，学科事业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哲学可以说是依靠开山祖师和发展规划起家的，第一代前辈们有点类似神话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大神”，风云际会开创出一番事业。而如今，或许汇聚更多有着横跨文理的多元学科背景者、能贯通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者、可展现哲学对其他学科乃至社会大众的影响力者，共同发挥跨学科研究的力量，方可为作为“软科学研究”的科技哲学赢得灿烂前景。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