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龙研究员是中国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逻辑、西方逻辑史、逻辑哲学、中国逻辑史等。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逻辑室”）主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家龙研究员是国内最早推动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主要学者之一，其在逻辑史研究中提出的“用人体解剖研究猴体解剖”的研究方法亦成为该领域中的主导思想之一。他不但在学术研究中成果卓著，在逻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金岳霖先生的《罗素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在此基础上，张家龙研究员撰写了研究著作《罗素的逻辑与哲学探究》。在即将成书之际，逻辑室以及毕业于逻辑室的诸位同仁对张家龙研究员作了一次深度访谈。本访谈访者一共四位学者，分别是刘奋荣（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余俊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刘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逻辑学研究室主任）和贾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最终由贾青整理并执笔。在访谈中，张家龙研究员就西方逻辑史、现代逻辑以及逻辑哲学等方面畅谈了自己关于罗素逻辑与哲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由此提出了对《罗素哲学》的重新评价，并就治学经验以及逻辑室学科建设作了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一、罗素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刘奋荣：家龙师，祝贺您完成新作《罗素的逻辑与哲学探究》！大家都知道，罗素（B. Russell）在1920年来中国讲学，在当时他讲授的数理逻辑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1935年金岳霖出版的《逻辑》一书系统介绍了罗素的数理逻辑思想，从此罗素的逻辑学才真正开始在中国传播。请您结合现在的逻辑学发展，就罗素的逻辑思想和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谈谈您的看法。

张家龙（以下简称“张”）：中国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始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罗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有一批最早的数理逻辑学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金岳霖先生。你说得对，金岳霖写的《逻辑》（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1935）一书系统介绍了罗素的数理逻辑思想，从此罗素的逻辑学才真正在中国传播。中国的大学开始设立罗素的数理逻辑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数理逻辑学者，如沈有鼎、王宪钧、王浩、周礼全、苏天辅、唐稚松等。金岳霖先生在哲学方面还培养了黄楠森、冯契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哲学家。这是中国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由金岳霖先生的学生王宪钧开启。他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哥德尔（K.Gödel）门下学习集合论，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肖尔兹（H.Scholz）门下学习数理逻辑，学成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希尔伯特（D.Hilbert）和哥德尔的逻辑，使得中国的现代逻辑教学与研究从罗素时代跨越到希尔伯特和哥德尔的时代，前进了一大步。金先生的另一名学生王浩赴美留学，在集合论、逻辑演算的判定问题、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取得了逻辑界和计算机界的国际一流成果，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非常关心中国数理逻辑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多次回国开设数理逻辑讲座，讲稿后以《数理逻辑通俗讲话》（科学出版社，1981）为名出版，对中国的数理逻辑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同志曾接见王浩，我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的标题是“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1977年11月3日）。沈有鼎和周礼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设现代逻辑的各种课程，培养了一批学生，并且发表了不少具有国际水准的逻辑研究成果，对中国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天辅以西南大学为基地，也对中国的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唐稚松后转向计算机科学，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研究成果“程序逻辑”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进展较为缓慢，后又因“文化大革命”停顿了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现在，中国逻辑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很多领域甚至已经与国际水平接轨。全国逻辑工作者都在为逻辑学的发展与振兴而努力奋斗。

刘奋荣：金岳霖先生写过《罗素哲学》，全面批判罗素的哲学。您在新作《罗素的逻辑与哲学探究》中不同意金先生对罗素哲学展开的全面批判。您能谈谈金先生写作时的社会背景么？我们今天的学者应该怎样对待《罗素哲学》呢？

张：在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在清华大学开设辩证唯物论课程，批判罗素、胡适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同时进行自我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批判自己的《逻辑》和《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全心全意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罗素哲学》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正如金顺福先生所说：“金老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虽早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但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追求进步，于1956年满6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听到这件事时，就对他的这种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十分钦佩，并使我想起马克思在由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后曾说过的话：对于一名哲学家来说，他首先应该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然后才是一名哲学家。金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恐怕也经历着这样一种转变。基于此，他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然，由于他还没有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在自我批判中不免有不够贴切，甚至有过头之处。”[1]周礼全先生亦在《罗素哲学》一书的“序”中指出，在金岳霖先生写作《罗素哲学》的时期，中国极“左”思潮盛行且当时国家相对而言比较封闭，这必然对其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

我们今天读《罗素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罗素哲学》虽有失误，但是研究该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正确地了解金岳霖晚年思想及其在研究罗素哲学时失误的原因，对其一生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研究罗素哲学的科学方法，推倒一些不实之词，对罗素哲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而吸取罗素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新的元素。

刘奋荣：据我所知您一直研究数理逻辑的发展史，罗素当然是这段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除了这个原因，您开展对罗素的逻辑与哲学的研究，完成新作，还有其他原因吗？

张：这是由国内外研究罗素的逻辑与哲学的情况决定的。国内外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罗素逻辑的专著，也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罗素哲学的专著，更没有一部能把罗素的逻辑学与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构成一个整体的专著。同时，在国内研究罗素哲学的论著中，对罗素的不实之词颇多，特别是金岳霖先生的《罗素哲学》一书对罗素哲学全面否定。我对这种种情况很不满意。罗素是20世纪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对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作为一名逻辑学与哲学的工作者，我有责任为罗素树碑立传，全面系统地研究罗素的逻辑学与哲学，吸取罗素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对其作出科学的评价，填补学界空白，为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二、罗素思想再解读

贾青：罗素深刻地批评了莱布尼茨（G. Leibniz）的“内在关系说”以及布莱德雷（F. Bradley）的“内在关系说”。在此基础上，您认为罗素所提出的“外在关系说”主要表达了什么想法？在哲学上以及逻辑学上有何种重要意义或者影响？

张：罗素认为，“内在关系说”的本质就是混淆关系与其中的关系项，甚至否定任何关系的存在。假定我们认为某种“关系”存在，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关于整体的形容词，而这个整体是由我们假定存在的“关系”中的关系项构成的。“内在关系说”认为，任何命题都由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构成。因此，在语言表达上，任何对某种特定关系的肯定都可被表述为一则由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构成的命题。可以说，“内在关系说”导致主谓逻辑。而罗素的“外在关系说”的实质是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是关系逻辑得以构建的理论基础。“外在关系说”认为，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关系项也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不是同一个类型。罗素从哲学和逻辑上推翻了“内在关系说”，为关系逻辑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哥德尔对关系逻辑大加赞扬，评价极高，认为罗素的关系逻辑丰富了数理逻辑的内容，在从逻辑向数学推演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康特尔的集合论、普通的算术以及度量理论都是用关系逻辑来处理的。

贾青：对于“存在”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例如康德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弗雷格（G. Frege）认为“存在”是一个二阶概念。罗素则明确指出，“个体存在”是无意义的。请问，罗素为什么会形成这一观点，您又是如何看待罗素这一观点的？

张：要理解罗素关于“个体存在”无意义的论述，就要学习罗素在一阶逻辑演算系统中对摹状词的形式处理。罗素发展了康德和弗雷格的思想，在摹状词的形式演算这一部分，“摹状词存在”（形式公式是E!(าx)(φx)）是可定义的，而“个体存在”（形式公式是E!a）则在谓词演算系统中毫无意义。例如，“《红楼梦》的作者存在”的意思就是恰好有一个人，他写作了《红楼梦》，而“曹雪芹存在”则是无意义的。根据简单类型论，“曹雪芹”是个体，也可说成是第0层谓词，“写作《红楼梦》”是第1层谓词，“存在”是第2层谓词，即谓词的谓词，也就是二阶概念。罗素将其形式研究之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关于“存在”的哲学问题，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澄清了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开始的、两千年来关于‘存在’的思想混乱。”[3]

三、逻辑与哲学

余俊伟：虽然罗素与弗雷格一样，同被视为名称的摹状词理论代表，但他们的名称理论其实有着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在一般教材甚至二手文献里也不怎么提及，希望您能概要说一说这个差异并据此谈一谈治学经验中研读文献的方法。

张：关于弗雷格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之间的差别，我在《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与《模态逻辑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等著述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克里普克（S. Kripke）把弗雷格与罗素的理论内核归为一类：专名是缩写的摹状词，这样的摹状词给出了这个专名的内涵。这样的概括严格说来并不正确。

弗雷格知道专名与摹状词之间有区别，认为如“亚里士多德”才是一个真正的专名；但他在论述内涵与所指的理论时又不加区分，把它们都叫作专名，而专名（包括真正的专名和摹状词）都有内涵与所指。“亚里士多德”这个“真正”专名的所指是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其内涵是摹状词“柏拉图的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或“生于斯塔吉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摹状词“晨星”和“昏星”的内涵不同，但所指相同，即金星。有的摹状词如“离地球最远的天体”具有内涵但没有所指。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只出现于不完善的自然语言中，而在完美的逻辑语言中，每一个专名不但有内涵而且有所指。弗雷格最早使用符号来表示摹状词，罗素后来对之加以改进。

罗素的理论比较复杂，其中确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专名与摹状词有区别，含有摹状词的命题与将专名代替摹状词后产生的命题不同。（2）专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直接指称一个个体，而这个个体就是专名的“意义”，摹状词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从其各个词的意义当中产生的。（3）摹状词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不完全的符号，单独拿来不意指任何东西，仅仅在一种语境关系当中才可获得意义。例如摹状词“《红楼梦》的作者”可以在命题“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中获得定义，这种定义叫“使用中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消去摹状词的规则。上述命题可被分析为三个命题的合取。（4）精确定义了“摹状词存在”，澄清了哲学史上关于“存在”概念的混乱。（5）提出摹状词的“初现”和“次现”之间的区别，解决了同一律、排中律（或矛盾律）的失效以及虚构对象的存在等难题。（6）一阶谓词演算过程对摹状词进行了形式的处理，使之成为一阶谓词演算的一个组成部分。（7）普通的专名不能应用于讲话者亲知的一个殊相，它实际上是缩短的摹状词，如“苏格拉底”之于“柏拉图的老师”“饮了毒酒的哲学家”，或“逻辑学家断定为有死的那个人”。这最后一点与上述理论是不一致的，不能代表罗素整个的摹状词理论。罗素主要是提出了“专名的指称论”，“专名的摹状词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偶然成分。

比较一下两个摹状词理论的要点可知，罗素的理论比弗雷格的理论要丰富得多，对逻辑学和哲学的贡献比弗雷格要大得多，两者差异实际上相当大。克里普克为了阐明他的名称和指示词理论，仅仅抽取两人的一个共同之处，即“专名的摹状词理论”而大加批评，完全忽略了罗素丰富的摹状词理论，忽略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对分析哲学新领域的开创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同意克里普克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一般教材和二手文献不怎么强调两者的区别呢？这就涉及你所说的研读文献问题。逻辑研究的材料或文献是逻辑研究的生命，这些材料或文献包括第一手的和第二手的，但必须以第一手材料或文献为基础。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辅之以第二手材料的基础上后面的工作才能展开，即分析材料中所体现的发展形式并探究这些发展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形成从材料到观点的飞跃。

拿弗雷格和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来说，有些著作仅根据克里普克的片面概括，人云亦云，说弗雷格和罗素的名称理论是“专名的摹状词理论”，实为大谬不然。如果我们深入研读弗雷格和罗素的大量原著，就不会相信这种说法。这里还有一个“究竟是敬畏文献还是敬畏权威”的问题。我主张“敬畏文献”。克里普克是一位权威学者，但是他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对弗雷格和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概括就是一例。总之，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地研读并理解文献永远是第一位的。

余俊伟：除了文献研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您可否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治学经验，例如，逻辑研究中如何处理好技术与哲学的关系，让逻辑技术与哲学更好地衔接、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张：首先，我谈谈个人的学习经验。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时就立志要学习数理逻辑，选修了数理逻辑课，认真做习题；同时，我还选修了数学系的两门课程：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并积极参与习题课。本科毕业后，我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习了当时先进的数理逻辑论著。可以说，我接受过很强的逻辑和数学的技术训练。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时年27岁。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科研工作，整整13年我没有读过一本逻辑书，也没有读过一本英文书，把原来学到的逻辑技术的基础全都丢掉了。中国有句俗话，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不但“离”了，而且是“丢”了。于是，只好恶补。因此我在1978年以后的研究工作，就是在恶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虽然失去了搞技术性很强的研究的条件，但是搞一般性的技术研究还是可以的。在研究中，必须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用自己所掌握的现代逻辑技术，选择适合自己能有所创新的课题，一个一个地“吃掉”，如数理逻辑史、用现代逻辑方法重新构建亚里士多德直言三段论和模态三段论系统等，同时也开展一些与逻辑技术有关的哲学研究。

现在，对于有志于从事逻辑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应该学点数理逻辑，有条件要学点数学，并攻读逻辑学研究生。逻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必须学好逻辑演算、集合论和模态逻辑等基础课程，要动手解题，重视逻辑技术的训练。如果基础没有打好，不会解逻辑题，以后是很难从事逻辑研究工作的。当然，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对技术的要求不能一刀切。对于从事现代逻辑教学与研究的人，必须强调以逻辑技术为主——我不赞同年纪轻轻一上来就搞逻辑哲学，要先作逻辑技术性的研究，等基础打好了再搞逻辑哲学的研究。对于从事现代逻辑以外学科研究的人来说，有现代逻辑的基础是一项巨大的优势，有助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作出优秀的成果。

四、治学思想的传承

刘新文：《罗素哲学》是金岳霖先生最后一部著作。您在《罗素的逻辑与哲学探究》中批评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证。您在上面还谈到今天研究《罗素哲学》的意义，我们晚辈需要向您学习这种做学问的精神和方式。那么，能不能请您谈谈研究金岳霖先生的其他著作对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

张：金岳霖先生的代表作是三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研究《逻辑》可以使我们知道他对中国逻辑学发展的贡献，即开辟了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道路。《论道》和《知识论》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分别建立了两个哲学体系，汲取这两个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知识论》的哲学体系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岳霖先生的学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金岳霖先生的认识论实际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论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他转向辩证唯物论搭起了一座桥梁。

刘新文：家龙师，我告诉您一个最近的出版消息。《哲学动态》编辑部在2020年3月出版了《他们的思与想：〈哲学动态〉人物专访辑录（1988—2018）》。这部两卷本文集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以来，中国哲学界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99位学者的思想历程和基本观点。书中的每一篇访谈都是学术进步的忠实记录，每一位被访者的思与想均为当代学界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启发。书中收录了逻辑室的两篇访谈，其中一篇是1995年的《繁荣逻辑科学，促进哲学发展——访周礼全、张家龙、张清宇、刘培育、王路》。作为当时的受访者之一，可否请您回忆一下这篇访谈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以及对逻辑室学科建设所起的作用？

张：这篇专访是在1995年11月进行的。在1978年5月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后，中国的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重新步入正轨，到1995年已有17个年头。但是，这17年来，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缓慢，成果并不理想。当时国内学界对国际上现代逻辑的发展情况，对现代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对国外大学哲学系开设现代逻辑课的情况知之甚少；国内大学的哲学系尚未把现代逻辑作为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课。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也不丰硕。面对这样的情况，逻辑室确定以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为研究重点，并投入一定人力研究中外逻辑史。逻辑室当时的这一学科规划对逻辑界的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5年适逢金岳霖先生诞辰100周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纪念大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委员会主任胡绳同志以“向金岳霖学习，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贡献力量”为题，对金岳霖先生的学术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在纪念大会上，金岳霖学术奖的获奖者亦在发言中谈及现代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

以上就是这篇专访的背景。专访围绕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以“繁荣逻辑科学，促进哲学发展”为题，简明扼要地探讨了逻辑学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专访还向有关方面提出在大学哲学系开设现代逻辑课程，以及培养现代逻辑人才等问题。

这篇专访至今已逾25年。这些年来，逻辑室的学科研究始终坚持“以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为研究重点，并投入一定人力研究中外逻辑史”这一方向，哲学逻辑、逻辑哲学和中外逻辑史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有些已成为逻辑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我衷心希望，逻辑室的明天更加美好！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编：《缅怀先生 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纪念金岳霖百年诞辰座谈会发言》，载《理有固然——纪念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第1—19页。

[2]参见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金岳霖全集》（全6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页。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第392页。

原载：《哲学动态》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