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系平等主义学者发现工作场所内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当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实质性根源，由于固守私人领域与人的自由相一致的信条，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研究忽视了这一问题。但关系平等主义者并不能发现这种不平等关系的产生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表明，当资本能够购买到劳动力时，就已经获得了对工人的支配权，因而在作为资本权力的运作场所的现代企业中，必然会形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道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关系平等主义代表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提出了工作场所内的权力关系问题。关系平等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种提倡平等主义的思想派别，在关系平等主义学者看来，当今时代所流行的诸种平等主义观点往往都仅仅强调了对资源、财富、运气、能力等因素的不合理分配而引发的不平等问题，却忽视了当代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的实质性根源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广泛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存在于工作场所内部。因此，在关系平等主义学者看来，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入手，充分把握这种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我们才能洞穿当今时代不平等问题的实质，并进而解决不平等问题。

关系平等主义虽然在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与主流的以关注分配为核心的平等主义相不同的理论道路，并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为主流平等主义所忽视的关系不平等这一问题，然而，关系平等主义者往往只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触及了这一问题，却未能深入揭示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存在根源与形成机制。这同时也就导致了，他们只能提出一些有助于缓解关系不平等问题的倡议，而无法找到从根本上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只有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道路，将研究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中去，我们才能真正切中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关系问题产生的背后实质。同时，也只有建立在这种对问题的实质的根本性揭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探索能够真实解决权力关系问题的可能性道路。

一、关系平等主义所揭示的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

关系平等主义学者试图变换审视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视角，在他们看来，主流的平等主义者的理论往往都更为关注分配方面，如关注对能力、运气、资源、财富等要素的分配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而关系平等主义学者则另辟蹊径，试图直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进一步把握不平等问题。美国关系平等主义代表学者安德森指出，在当今时代，现代企业已经事实性地成为了一种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统治机构，行使着统治劳动者的职能，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这种统治。首先，在现代企业中，老板、经理对于下层员工有着绝对的权威和支配权，而且这种权威和支配权是专制式的，并不会受到任何制度和法律的限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全凭老板、经理们的个人观点而定。“没有法治。命令可能是随意的，并会随时更改，毫无先行通知和申诉的机会。上级不对他们所指挥的人负责，他们不能被其下级所任免。除少数特定情况之外，下级既没有对他们所遭受的待遇的申诉权，也没有对被给予的命令的协商权。”[1]与此同时，现代企业对劳动者的管辖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他们对劳动者的管控早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生产领域、经济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能够控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而且也能控制人们在非工作时间的行为。“通常，这些独裁者（指企业老板）有合法的权力来规范工人的业余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言论、性伴侣的选择、娱乐性药品的使用、饮酒、吸烟以及运动等等。”[2]

安德森将这种已经成为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统治机构的现代企业称为私人政府（Private Government）。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分的主流话语体系下，人们往往认为政府只存在于公共领域，而现代企业则是在经济领域中所产生的，这一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私人领域，因而现代企业被称为“私人（private）”政府；另一方面，安德森认为政府这个概念在原初的意义上来说所体现的是统治、管控、支配（govern）等内涵，因而任何具有事实上的统治、支配功能的机构都可以被称为政府，从这一角度来说，现代企业构成了一种私人“政府（government）”。因此，根据现代企业已经成为了具有等级制体系的统治机构，它能够全方位地管控劳动者的全部生活，以及它运行在经济领域即私人领域中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合理地将现代企业表述为私人政府。

安德森进一步指出，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私人政府的现实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私人政府存在于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因而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问题还从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在安德森看来，工作场所内的权力关系问题之所以被主流政治哲学所忽视，其原因就在于，自近代以来的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往往直接在私人领域和人的自由之间画上等号。他们认为私人领域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越是充分地发展私人领域，越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然而问题就在于，在当代社会，这一理论信条事实上已经失效，私人领域中同样可能存在着阻碍人的自由的因素。安德森指出，无论是在私人领域与人的自由相一致这一信条的建立过程中，还是在当今社会中这一信条的失效的过程中，“自雇（self-employed）劳动者”这一概念都处于其理论的中心地位，自雇劳动者概念是我们理解这一理论变迁的核心线索。

首先，在私人领域与人的自由相一致这一信条的建立过程中，十七世纪英国的平等派（Levellers）最先提出了通过发展自由市场来破解封建统治权、实现人的自由的观点。平等派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些脱离传统等级制链条的人，他们被称为无主之人（Masterless Men），他们并不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处在某种特定的等级关系中。而这些无主之人之所以能获得自由独立的社会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无主的男女在思想和宗教问题上的个人独立性取决于他们在财产和贸易方面的独立性”[3]。而这也就意味着，受保障的经济生活的充分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亚当·斯密推进了平等派的理论发现，他揭示了市场与自由之间的必然关系，同时也就揭示了封建等级制度和领主的统治权的形成实际上根源于原始社会中商业、制造业和市场的不发达。斯密指出，在商业和制造业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领主们拥有大量的物资，而奴仆、佃农们则只能依靠领主的慷慨施舍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这就奠定了领主与奴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便是一切古代封建权力的基础。他们在平时，是境内居民的裁判者，在战时，是境内居民的统领者。他们有统率境内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权力，故在境内，居然成了治安的维持人、法律的执行者”[4]。而充分发展的商业社会则将有助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斯密指出，一方面，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将导致利润率被降到很低，这将使得即便是之前的大资本家也最终必须亲身投入到劳动中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只有熟练的手工业者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大地主由于缺乏精打细算的品质而不会像那些自耕农和小业主一样勤奋地从事土地改良工作，这最终也会导致其收益下降，大地产瓦解，而这将进一步为市场提供更多新的土地从而拉低地价，使更多人成为自耕农和小业主。因此，一个斯密式的完全自由的市场里将会是这种状态：“自耕农主宰农业部分……商业和制造业部分同样也将由小型企业主导，由独立的工匠和商人经营，最多只有几名员工。”[5]在这里，经济活动的主体将是互相平等而自由的自雇劳动者。

这样，以自雇劳动者概念为中介，私人领域及经济领域的充分发展与人的自由就建立起了必然联系，因为充分发展的商业社会将会摧毁原有的封建式生产关系，使劳动者都从领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和奴役的、自我雇佣的、仅仅为自己负责的无主之人，也即自雇劳动者。这种观点为自由主义者所广泛继承，当林肯在美国开展奴隶解放运动的时候，他所遵循的也是同样的信条。“它的中心原则——反对奴隶制——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对奴隶制本身所包含的道德错误的考量的基础上的（尽管人们认可这其中有道德错误），而是建立在奴隶制将对自雇劳动者构成威胁的考量的基础之上。”[6]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代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以自雇劳动者为经济主体的商业社会却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斯密等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都仅仅生活在工业革命尚未起步或是刚刚起步的年代，因而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革命将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斯密对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描述符合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在他的论述中经常出现的也都是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等这些独立的自雇劳动者的典范。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7]。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比熟练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更具生产效率的劳动组织形式：机器化大生产。机器化大生产抹平了熟练工和普通工人之间劳动技能的差距，它与斯密的设想正相反，在这里，资本和工人越是集聚，所能创造出的产品就越多，而与之相应的，“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8]。这样，工厂与现代企业制度就代替了斯密所设想的自雇劳动者，成为了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制度。现代经济领域的主体从来就不是自雇劳动者，而是工厂、企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当今社会的经济领域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依然是现代化的工厂、公司、企业。

因此，安德森认为，私人领域的充分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充分实现相一致这一理论的成立，要以自雇劳动者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为理论前提，而在当今社会中这一理论前提已经彻底失效，因而私人领域的充分发展与人的自由相一致这一传统信条实际上也应宣告失效。与此相对的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经济领域是以工厂、企业为参与主体的，而根据安德森的揭示，现代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私人政府，其中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因而事实上，就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私人领域已经不再是使人实现自由的领域，而是反而成为了使人遭受压迫和奴役的领域。因此，依然坚信传统信条的主流政治哲学无法发现工作场所内的权力关系这一新的理论问题，他们对不平等问题的考量从理论基础上来说就是成问题的，而只有这种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才是当今时代不平等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

二、马克思对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之实质的解读

通过安德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时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着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雇主成为了专制独裁者而雇员只能听命于雇主，并且安德森也进一步分析了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研究往往会忽视这种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根源。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在安德森的分析中实际上存在着一处理论空白，那就是为什么在工厂、企业等现代生产组织方式中，必然会形成这种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安德森仅仅揭示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以及人们忽视这种关系的原因，但却没有揭示这种不平等关系产生的深层原因，她至多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证明这种关系确实存在。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了其强大的解释力。事实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分析中，就已经包含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必然产生的深层根源的分析了。

安德森在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中，仅仅从现象的角度来把握工业革命与工厂的产生，因而她仅仅将二者理解为人类历史上的偶发性的新社会现象。但马克思则进一步意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着的实际上是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9]货币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满足这两个先决条件，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先决条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首先，当资本能够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生产资料的时候，资本所发挥的是一种从货币那里所继承而来的购买的力量，即购买力。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一种通约一切的能力，能够以自己为尺度来衡量万事万物。而只要任何东西的价值能够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就能够以其购买力占有它，从而拥有对它的使用权、支配权，这是一种对物进行支配的权力。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直接批判的就是这种如魔力般的购买力。“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10]只要拥有了大量货币，“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11]。

但当资本形成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得以完成时，资本的权力就发生了巨大的扩展。资本购买到活劳动本身，即购买到劳动力，虽然在表面上资本所发挥的仍然是购买的力量，但事实上在这里资本已经获得了对劳动的支配力，这就将购买力这种对物的权力转变成了对人的权力。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根本性的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地平。斯密实际上就已经意识到了资本具有权力属性，他指出：“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12]然而，斯密的研究视角却仅仅停留在交换领域里，而未能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因而在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唯一决定权力关系的就是是否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事实上，安德森对斯密的分析也就停留在了这一阶段，虽然她发现了自雇劳动者概念是斯密理论中的重要环节，但她依然和斯密一样默认了等价交换原则就是一种交换双方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关系，因而无论是购买劳动产品，还是购买劳动，只要交易是在市场中依照等价交换原则完成的，就都并不会导致统治或奴役关系。

马克思的创造性之处就在于，他发现要想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我们就不能停留在交换领域中，而必须进一步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去。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购买到的劳动力与购买到的一般商品有着本质性区别。普通商品作为工人的劳动产品，是能够与工人本身相分离的。在普通商品买卖的过程中，买方所获得的是对商品的支配权，而不是对商品生产者的支配权，因而在这里，买卖双方的关系仅存在于交换领域中。然而劳动力则是不能与工人相分离的劳动能力本身，劳动“被出售并被买者使用之后，工人即劳动的载体还存在着。所以，工人所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是一种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自由使用其劳动能力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13]。这也就意味着，在购买劳动力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关系不仅限于交换领域，而是会进一步持续到对劳动的消费领域，即生产领域。因此，马克思发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4]。交换领域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一旦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5]。因此，当资本能够购买到活劳动本身即劳动力的时候，事实上资本就获得了一种对劳动能力的支配力，也即对工人的支配力，对人的支配力。

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能发现，资本所具有的这种对劳动的支配力、对工人的支配力，绝不是一种传统形式的权力，而是一种具有生命政治性的新型权力。福柯所充分开启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主导形式及其运作方式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16]。但在今天，这种直接掌握人生死的传统权力运作形式早已日渐淡化，而被一种新的，旨在增进人的有用性的权力形式所取代。在福柯看来，这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7]。这种权力不再以消灭人为目的，而是以控制人、管理人，使人能够发挥最大的有用性为目的。而资本所具有的对劳动的支配力也具有这一特点。一方面，由于工人所出卖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因而资本家并没有如古代君王那样直接获得对人的全部生杀大权，他所拥有的只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这首先是一种有限性的权力，这与新型权力形式的特征相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资本的自我增殖，因而资本家运用劳动支配权的最高目的也是为了使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有用，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并不以消灭人为目的，这与新型权力形式的特征也相一致。因此，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所拥有的对工人的权力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其生命政治性特性。资本家只拥有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高的资本增值，资本家就只能运用规训的方式，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领域内采取措施，安排工人的肉体行为方式，以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此，资本家必然会模仿军队、医院等的管理方式，制定工作纪律，通过各种方式监督工人的劳动，制定生产的时间表，通过训练的方式提升工人的生产技能，通过一系列零敲碎打的方式来直接作用于工人的肉体以期提高生产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绝非想要消灭工人，他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只能充分运用自己手中仅有的对工人的劳动能力的支配力，而从结果上来看，资本家实现了“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最终将工人打造为了驯顺的肉体，并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这套与资本家的规训权力相配套的设施毫无疑问就是工厂和现代企业，因此，现代企业之所以会成为私人政府，其中之所以会充斥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根源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关系、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获得了对工人的支配力，而只要资本家想要促成资本增殖，就必然要运用这种这种权力。因此，工作场所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只要生产活动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就必然会形成这种不平等关系。

三、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分析超越了关系平等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平，揭示了这种工作场所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产生的深层根源。而且更进一步来说，透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性揭示我们还会发现，正因为没能切中问题的本质，关系平等主义学者虽然在形式上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但其所提出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反过来说，只有沿着马克思的思想道路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探索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真实方式。

总的来说，安德森虽然认为自己的理论构成一种对主流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但事实上她在探讨如何解决她所发现的权力关系问题时依然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之上的。安德森认为我们可以从退出、法治、宪法实质权利、声音这四个方向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18]而这四个方案本身实际上都是在近代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人们用以对待国家和政府时所采用过的方法。安德森指出，其一，我们应该首先完善一种员工对企业的退出机制，保障员工随时退出企业的权利，消除企业对员工自由退出所设下的各种阻碍手段，实际上这对应于通过移民外国的方式摆脱某一特定国家、政府。其二，应该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立法，从而保障员工的自由与利益，这对应于完善国家的制度法律。其三，在企业中应该存在着某种用以保障员工的基本权利的企业宪法，“一种正义的工作场所宪法应该包含基本的宪法权利，类似于一种针对雇主的权利法案”[19]。这将有利于保障员工的自由和利益，这对应于国家宪法对人们基本权利的保障。其四，通过合适的方式使员工的声音能够表达出来，从而有利于保障员工的自由和利益，这对应于国家中的民意表达机制。然而安德森随即发现，这四种方案可能都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保障员工的退出权利只能使他有能力退出某一个特定企业内的不平等关系，然而由于现代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方式，因而只要他还想继续谋生，就必须加入到某个企业中，也就意味着进入到另一种不平等关系中，因而事实上不可能有彻底的退出。其次，企业内部的立法往往会在企业的现实经营过程中造成限制，因为很多商业活动都需要针对不同问题进行随机应变，在这一意义上，只要企业始终以获取最大盈利为最终目的，那么雇主和经理就需要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保证一定的行为灵活性，而不能被规则完全限制住。与此同时，在很多大企业中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丰富而合理的规章制度，但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再次，即便在企业成立时订立了一种所谓的企业宪法，用以保障员工在企业中的基本宪法权利，但这种根本性的规定也仅仅只能在整体的意义上规定员工权利的底线，而在实际运行中无法有针对性地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最后，表达工人的呼声往往意味着谈判成本的增加，这与企业的利益相悖，很难得到具体实行。这样，安德森就自己反驳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通过安德森所设想的四种解决问题的方向以及她自己提出的反驳我们就能看到，她实际上希望照搬自由主义在近代政治解放的过程中用以对待政府和国家的方式来重新用在处理现代企业问题上，他所提出的方案基本都是在近代政治解放斗争中所使用过的政治方案的翻版或缩影。但事实上，现代企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与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面对的国家、政府的权力问题在根源上是完全不同的，而由于安德森的分析并没有触及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没有触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权力这一新的问题领域，因而她就只能把现代企业中的权力问题类比为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中已经存在的政治权力问题，而这就只能导致她无法切中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看到，关系平等主义至多只能在发现问题的意义上为我们揭示现代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权力关系问题，而既无法洞穿问题的本质，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关系平等主义理论本身的局限性。

而沿着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分析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就会看到，现代企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实际上只是资本权力的外在表现，而问题的实质则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正如马克思对资本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揭示那样，虽然很多资本家都表现出了对财富的贪欲，然而从本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资本家不断追求资本增殖的动力根本来源实际上并不主要是资本家的个人贪欲，而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与集聚起来的一定量的货币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是按照G—W—G′的方式而运动的，“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20]。资本追求为贵卖而买，追求永无止境的自我增殖，这构成了资本的逻辑。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21]。资本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发挥作用，帮助资本完成不断的自我增殖，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22]。因此，资本家追求资本的无尽的自我增殖，并不断压迫工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行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资本家本人的贪欲，而是资本的逻辑的驱动。

根据同样的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征才是造成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关系的真正原因，雇主对雇员的压榨既非根源于雇主的邪恶性格，也非根源于企业制度上的漏洞，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资本不断地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其无尽的自我增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就必然会要求以某种现实的权力关系来完成这一剥削过程，而正是在这里，雇主作为资本权力的人格化，代替资本行使了其剥削工人的权力。因此，无论如何严密地完善企业制度以保障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只要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消除，雇主就必然会继续以更隐蔽的手段来继续行使其权力。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作场所内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问题。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首要地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对于雇佣劳动关系这种最为普遍而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对工人已经拥有了一种支配力，而这种权力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只有使资本不再能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对工人的权力才能够真正得到解除，而这实际上也就是超越雇佣劳动关系。与此同时，与超越雇佣劳动关系相伴随的是，现代企业和工厂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生产组织方式也需要得到彻底变革。通过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关系的实质是资本家对于工人所拥有的支配权，而其根源在于雇佣劳动关系之中。如果反过来看的话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事实上为这种对工人的支配权的运行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事实上不管是近代形成的机器化大工厂制度，还是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都是服务于这种支配权的运行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雇佣劳动关系赋予资本家的权力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证明，而对雇佣劳动关系的扬弃必然也同样意味着对现代企业制度本身的合法性的扬弃，因而现代企业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生产组织方式也必然需要得到根本性变革。

【注释】

[1]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7.

[2]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9.

[3]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4.

[4]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第353页。

[5]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1.

[6]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0.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0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4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46页。

[1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第25页。

[13] 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张苏等校，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05页。

[16]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7页。

[17]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6页。

[18] Cf.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65-66.

[19]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8.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8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0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78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