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性是近代以来的主旋律。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也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探索史从经济发展视角回答了中国道路的形成，回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和三个方面“具体问题”，并总结了中国道路形成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中国道路；百年历程；现代性；社会革命论；新发展阶段

　　原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说明：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阶段性成果；是即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形成》（四卷本）的总论。

　　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的辉煌历程。“我们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个历史性跨越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论断从内涵与外延上对中国奇迹都给出了确切的规定，清晰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奇迹的问题，解决了国内外学界和政界关于中国奇迹理解上的纷争。然而，为什么会有中国奇迹的发生？中国奇迹的奥秘在哪里？这个问题还是众说纷纭，角度不同，视野各异，各言其理，自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其实，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早已做出了明确回答，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什么是中国道路呢？其实，党的十八大对中国道路也有了系统论述。中国道路表现于理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现于制度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才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党的十八大后，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日益深化，对“三个自信”理论的探讨也随之清晰，人们越来越发现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国理论的形成、中国制度的建构都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论断，在理论层面形成了文化自信的高度自觉。“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样就由“三个自信”发展到了“四个自信”。“四个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确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八个明确”的第三个“明确”指出：“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核心是道路自信，因为理论是道路的理论形态，制度是道路的制度建构，文化是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所以，要解释中国奇迹的奥秘，关键是要探讨中国道路是怎样形成的。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之中。

　　一、什么是中国道路

　　什么是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范性表述。不难看出，这是从新时代的横截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概括。这个概括反映了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在场状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性认识，这个认识是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学术界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研究成果的采纳和吸收，它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理论自觉。

　　以上是在政治层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基本规定，但是仅仅对其做政治层面的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将其转化为学术问题，从学理性的角度作出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中国道路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点。学者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揭示中国奇迹密码的核心课题。沿着这个思路思考，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似乎可以转化为以下几个学术问题: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是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前提，这是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的规定。这意味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是什么?“立足基本国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足点是中国，没有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道路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历史根基和现实根据。“国情”包括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体现在中国道路的规定性中就是中国的历史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含两种根本尺度：一个是历史尺度，这个尺度要求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价值尺度，这个尺度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力的发展要成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而不能成为两极分化的杠杆，因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就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的关系问题。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强调要解决好这个基本问题。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架构”是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道路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战略架构。这意味着这条道路是整体性的，“五位一体”中的“五位”是以“一体”为前提的，没有了“一体”，“五位”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走向和总体目标”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目标就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目标走向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十四五期间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具体化建议，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以上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逻辑分析，但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道路的内涵仅仅靠逻辑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此进行历史研究。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已经给出了“大历史观”视野中的总体性提示。正是在综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对此进行了权威解释：“抚今追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这“六个得来”就是从总体上提示大家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不同的历史脉络中来深化认识。要从六种历史语境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即从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华文明史的历史视角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种分析路径体现了一种“大历史观”。这种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发生了视域转换和视野的拓展，转向了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种视野转换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有两种必然的结果：一是深化狭义上的中国道路的研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只有转化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才能得以深化；二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推进到广义的领域，从而将之转入到研究的广阔视阈和宏大视野中。又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研究的统摄性而把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以一种连续性和间断性相统一的方式统括在一个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广义中国道路的研究视野。这样，就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历史当中来认识，通过回望百年的中共党史来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历史内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也就转换为“广义中国道路”的研究了。这百年历史的回顾虽然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主线来安排的，但是，她已经涵括了其他“五史”的丰富内涵，改革开放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历史条件，世界社会主义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国际背景和总体历史基础，中华文明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化根基。我们必定是在中国近代史、世界社会主义史和中华文明史的历史框架中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就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而且高屋建瓴地重新思考了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问题，也就是他强调的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党史观呢？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革命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本质上就是一场持续性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历史。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里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握得准。”这个论断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看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思考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总体性问题，至少提示我们以下关键性信息：一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具有连续性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场革命的继续。二是这场社会革命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诸个阶段性成果，但是取得最终胜利还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三是“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四是我们要以这种创新性的“社会革命论”回顾和思考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笔者认为，“社会革命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重大发展，对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社会革命论”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习近平总书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历史观的深化和发展。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革命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在谈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研究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问题，意识到了社会上出现的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否定的问题本质上是历史观的错误。而克服这种错误必须重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观。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现在百年历史至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自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论”的理论和方法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和研究中国道路的基本方法。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看，“社会革命论”中的“革命”也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都是“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革命”。同时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这种社会革命中的“革命”，也具有了广泛的意义，那就是这里的社会革命不仅包含着政治革命（狭义上的革命），还包含着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狭义上的社会）革命、生态革命。这种社会革命论就有了重构党史观的意义了。这种重构后的党史观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观（狭义）和中国现代化史观（狭义）的辩证综合。这样由这种社会革命而形成的中国道路也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也就是既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包括经济道路、政治道路、文化道路、社会道路和生态道路。中国道路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就都具有了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对狭义上的中国道路，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统摄性和整体性规定的性质，我们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必须在广义的领域中进行才有其根本性意义。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作为正确党史观的“社会革命论”呢？这种历史观的重构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呢？答案是有的。这种根据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及奠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从后思索法”。

　　作为马克思历史反思方法的“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使用的方法。“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对中国道路进行百年回望，显然是一种从后思索，我们要从中国道路的成熟形态采取跟中国道路形成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完全相反的道路进行科学分析。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的根基是其社会有机体理论，他把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视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他对资本的研究就是把当时世界上最典型地处于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来进行研究，“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但是它所呈现的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典型形态。虽然社会有机体方法具有生物学隐喻的前提性缺陷而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但马克思丝毫不隐讳他对这个方法的重视。虽然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家也主张社会有机体理论，但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是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基点出发来建构这一理论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有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萌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蕴含着社会是有机体的思想，后来也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不仅明确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范畴，而且把社会有机体作为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笔者认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这个范畴强调的核心原则是总体性的、连续的、相互依存的原则。一个体制需要在另一个体制中成长起来，类似于生物学的演化和变异的思想。……马克思直接将组织类比于器官，组织会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个表述非常像生物基因。这里表述的是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有机体像生物学的基因一样，规定了有机体的总体属性和生长过程。”“马克思把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在这个社会有机体所规定的总体性当中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运动，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基本矛盾，得出这个矛盾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必须有另一个社会主义来克服它。”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社会革命论”，其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已经无法克服自身的问题，这个有机体必须由另一个有机体也就是社会主义来克服它，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新的有机体替代旧的有机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表现为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总体目标，以具有连续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为内容的总体性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总体的社会革命，经过100年的历史过程，已经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性的规定性，也就是形成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普照的光”，这个“普照的光”会对它统摄下的一切社会单位赋予它们自身所不具有的属性，使其具有被“普照的光”所规定的社会性质。同时，由“普照的光”所规定的社会也会不断地生长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组织器官，使这个社会有机体不断地进行组织完善和机体生长。当然，这个有机体不会是机械的无人活动的自动生长，它的自动生长恰恰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产物。其基础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时，作为对马克思一生的总结，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从恩格斯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找到探寻中国道路奥秘的根本方法，百年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正是中国道路形成的奥秘所在。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从经济侧面来回顾百年的历史进程，通过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探索过程来看中国道路的形成问题。

　　二、中国道路的现代化本质：对中国现代性的追求

　　从全球视野看，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来源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空间对比。所谓道路，在本质上就是指现代化之道路，而道路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文化特质的一种外在表现。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澄清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等有关的概念。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历史过程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它是指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到现在一直进行着的由西方开始逐渐波及全球范围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动态”意蕴的概念，是人们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或者都希望实现现代化。“现代性”是人们用来表达人或者事物某种存在状态、性质或者品质的概念，它作为现代化这一历史活动的内在规定构成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和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质态的“现代性”是作为动态的“现代化”的目的和结果，而“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实现形式和展示过程。在实践的意义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面相。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概念一般都具有滞后于社会实践的特性，“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也不例外，尽管现代化运动肇始于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但作为学术概念的提出却是晚近时期的事情。“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初的事情，直到20世纪中叶在风靡一时的“现代化理论”中才得到广泛地运用。“现代性”概念尽管提出的还要早一些，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在1863年在费加罗报发表《现代生活的画家》系列评论时就用了“现代性”的标题，提出现代生活的画家要不断追索一个更普遍的目标，寻觅一种“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东西”。但是，“现代性”研究却是现代化运动造成人们的迷茫和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时才兴起的一种理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们关注的概念，“现代性”要早于“现代化”，但是，作为理论形态，“现代化”要早于“现代性”。直到现在，无论是“现代化”的研究还是“现代性”的讨论，都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当然，理论的复杂性来源于实践的复杂性，实践没有终结，全球的现代化运动还在进行中，理论自然不会有最后的结论。尽管如此，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现代性理论还是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何中华先生在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可以分解为五个层面：“①在经济上，现代化意味着市场化、工业化；②在政治上，现代化意味着法制化、民主化；③在社会生活上，现代化意味着世俗化、城市化；④在文化上，现代化意味着功利化、科学化；⑤在哲学上，现代化意味着理性化。”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现代化”既是所谓“人的现代化”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总体转换。这种总体“转换背后所潜含的实质，乃是理性化过程，这是‘现代化’概念的内在逻辑规定。”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是简明扼要的，而且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现代化从总体上来说，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理论折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的理论总结。也就是说，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发生于西方社会和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体系的“现代化不过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带有新的历史维度、历史情境、历史内涵的再现和表达而已。”这就是说，现代化从表现形态上看，它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变迁与作为其历史前提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鲜明地变现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否则就无法表明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了。但是从文化本质上来说，这种断裂是在一种深层次连续性基础上的间断。作为西方现代化思想前提的文艺复兴本质上就是西方古典文化的复活，这表明西方现代化在深层文化上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归，西方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西方现代化的悖论和内在矛盾也内生于其固有的文化矛盾。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和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恰恰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内涵的文化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现代化的历史推进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幸日益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世界性的灾难，极权主义体制产生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工业化造成的污染使人们感觉到“寂静的春天”的恐慌等等，这一切让人们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进步和代价的双重性特性。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性成为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卡利奈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揭示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的矛盾和冲突，德国哲学家魏尔默视野中的“启蒙的现代性”和“浪漫的现代性”的区分，都是主张用后一种现代性来拒斥和批判前一种现代性。贝尔影响巨大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全面揭示了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全面对立。鲍曼的深刻在于对西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洞察一语中的，“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反对自身。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既然现代化的这种总体性质和现代性的这种内在矛盾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它们自身难以解决的总体性问题，那么，当那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实施现代化战略时，都必然会使自己的现代化实践进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个境地的根本问题是现代化或者现代性与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本根（这个概念没有问题，本根文化就是指的这个国家的“根”文化，这个意义上没法用根本一词来替代的）文化问题。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基础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切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个根本问题，决定着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的状态和品性。

　　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前途，马克思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名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表明，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发展，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那些较不发达国家的必然前途与历史必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恰好相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深刻地洞察和揭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论》正是为了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否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未来前途，但又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应当避免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这就从总体上指出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同时，马克思晚年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学问题和东方社会问题上，也是从总体上意识到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处理自身所固有的独特文明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现代性发源于西方也成熟于西方，那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以西方为参照甚至向西方学习就成为自然的现象。然而现代性研究表明，西方现代性根源于西方文化，现代性发展与本土文化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人们逐渐把现代性的研究与文明问题关联起来。“文明冲突论”的主张者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90年中期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或正发生着重大调整，其基本特点是不再像冷战前那样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而是呈现多极化或者文明多样化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随之而来的是“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提出。2000年美国人文科学院杂志Daedalus冬季号第一期出版了“多元现代性”专号。这期杂志发表了多篇从非西方国家视野看现代性的文章。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性不可能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在这个命题下，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沿袭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性根源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一样，也是“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应当追求“中国现代性”。自此，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研究突破了局限于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问题论述的范围，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爬梳中国思想史文献基础上致力于中国现代性的重塑。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何本质不同，如何去重塑中国现代性呢?

　　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寻求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道路是对问题的解答。寻求中国现代性的答案，考察中国道路的形成，首先要明确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如前所述，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所引起的全球化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进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作为现代化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又无时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肇始于清中叶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被全球化运动裹挟进世界现代化历史从而具有极大的被动性。在世界现代化运动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的客观现实下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使我们面临两大“基本问题”和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国际背景是世界现代化浪潮。在这种浪潮的裹挟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地区都要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都要走向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欧美现代化的这种全球性扩张过程予以前瞻性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现代化运动虽然发源于西方，但是它已经跨越国家、民族和地区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任何一个“不想灭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无法抵抗这个运动，都会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实施现代化行动。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一样，在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国际背景下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从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就开始踏上了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现现代化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中，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看法和实践探索。在这个层面上，就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是，这些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康有为虽然写了《大同书》，但是，他却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样，在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整体层面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实践以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予以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整体方向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从此，毛泽东讲的这“一种可能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那么，如何把这“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呢？这就要回到中国共产党实现这种可能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来。只有找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中国共产党以前的各种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所以破产，就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从而使他们的代表人物的现代化主张根本无法发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矛盾和基本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转变为发达的工业国的历程和路径。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和复兴与帝国主义的控制、压迫和颠覆是贯穿于这个历史过程的根本矛盾。对此，毛泽东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自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强调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另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实现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由此看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近代的这个根本矛盾表现为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中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体化过程。前者是后者的政治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和展开。在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刻揭示。胡绳在1990年就说过：“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刘大年赞同和支持这个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从具体实践过程来看，这两个基本问题又展开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的极其复杂的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和矛盾。

　　其一，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看，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在社会生活总体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因素的特征，因而，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历时性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同时存在，这使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成为多重维度的力量在实践中的非线性耦合，这种耦合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是极其复杂和多样，应如何有效解决呢?

　　其二，从西方现代性的参照来看，西方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多重的内在矛盾，“三个主轴”天然存在的“越界冲动”会使现代性自身成为一个矛盾的、流变的、不断生成的存在。“三个主轴”是张凤阳从文化学的视野探讨现代性问题概括的现代性的三重含义：一是世俗趣味的高涨，二是工具理性的蔓延，三是个性表现的放纵。他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需要在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动态平衡。”然而，不幸的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呈现的现代性图景，往往是这三种典型取向“不仅在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越界冲动，而且以各自的方式使这种越界冲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地彰显了出来。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图景是一个包含着矛盾要素、衍生着剧烈逆向摩擦的分裂性图景。”童星认为，张凤阳所说的现代性的三重文化含义是“现代性的完善和社会发展”的三大主轴，而每一个轴都有旺盛的“越界冲动”，如果它们划界而治、相互制衡形成合力，必定是现代化发展的正向力量。然而，这三个主轴的“越界冲动”一旦变成现实，就一定会出现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之中所指出的三大隐忧。查尔斯·泰勒指出：从17世纪至今的整个现代，屡屡被视为是处在衰落之中，引起人们忧虑的有三个来源：一是个人主义泛滥，导致“意义的丧失”；二是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导致“目的的晦暗”；三是政治生活的专制化，导致“自由的丧失”。泰勒所谓的“三个隐忧”和现代性的“三重文化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西方式的现代化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时，它不仅要和中国的具体现代化实践发生关系，也必然会与中国独特文明产生内在的联系。那么，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实践中如何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呢?

　　其三，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层面看，我们一方面要强化理性精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快速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以提升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和规避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注重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类似环境污染、精神垮塌、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因为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存在，中国的现代化经常处于这种“选择的困惑和两难处境”：“经济上的平等与效率、高技术与适用技术、政治上的权威与民主、思想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化，以及涉及诸领域的商品经济与道德完善、历史与伦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等，这一系列二律背反，使得我们的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都将可能以丧失某一方面为代价。”

　　上述两大“基本问题”和三个方面“具体问题”解决的过程也就是寻求中国现代性的过程，即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如果把从1921年到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分成四个历史阶段来看，在这四个历史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三种道路转换。

　　第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产生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阶段，这个阶段选择的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体的道路。中国历史的事实证明，这种现代化道路无法解决两大“基本问题”和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新生的领导和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力量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现代化，是学习苏联现代化模式，走向了“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在解决三个方面“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存在问题的，并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问题。

　　第三，1979年到2012年中国现代化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十分有效。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富起来了，但是，就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来说，虽然奠定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还是有很大偏颇的，由国内外各种综合性因素而引起的现代性矛盾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四，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按照党的十九大规划的发展蓝图，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将克服以往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现代性二律背反，全面追求中国现代性，重建奠定在中国文明基础上的而又容纳世界文明发展一切适应中国需要的积极因素的中国现代性。

　　四、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基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探索史的解答

　　中国现代化在解决这两大“基本问题”和三个方面“具体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具体的中国道路的历史形态。

　　1921年到2021年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不断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可以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的历史进程划分为相对独立而又前后相继四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方向的历史选择（1921—1949）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看成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阶段。如前所述，在这个阶段，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各种方案选择，但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些现代化方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现代化道路无法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两大“基本问题”。在这个历史选择的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认清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根本矛盾，进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从根本上确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却并没有终结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虽然孙中山也有比较详细的建国大纲，虽然民国政府也一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情况下试图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进步是不可能的。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逼迫下，清醒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一切幻想，探索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暴统治，实现了民主革命由旧到新的转变，完成了政权由官僚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更替，最终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那就是抛弃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满足各族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发展的根本走向是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应该看到，这条发展道路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批判继承和时代超越。由于历代仁人志士们的阶级和时代局限，他们不可能找到拯救中国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方案。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在受到多次冲击后，仍旧保持着它们的统治地位，这样，推倒桎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使生产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生产关系的捆绑中解放出来这一巨大的历史任务必然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从历史实践看，1912—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阀割据，辛亥革命濒临失败。1919—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联合国民党打败日本的侵华战争后，又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国际上，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和掠夺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由于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国的国家权益得到一定收复，国际地位得到一定提高；西方列强与苏联共同对中国的道路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最终中国走上了以苏联模式为榜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这段历史探索不仅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充满了艰辛和沧桑，确证了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是正确和先进的，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供了镜鉴。

　　第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否则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的王朝统治，由此，中国成为20世纪在国家政权层面第一个实现民主革命的国家，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封建复古的落后思潮和行动必将被抛弃。这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尝试，与世界接轨的文明进程确保了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少走了不少弯路。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断言：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正是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事业推向建立一个平等独立大国并参与国际政治的新阶段，成为中国独立解放和崛起的开端。

　　第二，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在社会变革中，一般都会存在着革命还是改良的艰难选择。改良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发起和主导的和平性质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种由逐渐的量变缓慢达到质变的过程。中国近代180多年历史，虽然最终以革命成功收场，但是其间却充满了革命与改良的博弈和反复。历史不是没有给改良以机会，但是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统治集团，都一次又一次地过高估计自己，与人民为敌，从而丧失了改良的机会，被革命推翻。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试图与袁世凯妥协，与北洋军阀妥协，试图走和平的改良之路，但是都失败了。1927年以后，是国民党首先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又是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这些都说明，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革命还是改良的选择权，不是在被压迫者的手中，而是在统治者的手中，不要奢望人民会永远有耐心地等待下去。

　　第三，中国的民生问题是一个政权能否合理存在的重要基础。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理性的虚弱，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是很好地利用了土地革命对农民的号召力才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对已经出台的土地政策的实施很少关心，因而未取得任何成效。相反，只有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的利益而认真奋斗”，这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

　　第四，一切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地试验、纠错之后才能得到认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各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失败、民主人士的“第三条道路”设计的没落，以及乡村建设派、改良派等各种发展道路的设计理想都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他们的经验教训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丰富的历史营养。综合全体中国人民聪明智慧和国外最先进成功经验，作为最先进思想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来全国人民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那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对苏联现代化建设模式的学习与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中国在经济体制，农业组织发展，商业贸易，科技教育，经济布局，发展原则等方面都制定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中国工业化取得很大进展。

　　科学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衰败混乱的社会经济状况。财政赤字庞大，市场投机盛行，恶性通货膨胀不时发作，大多数百姓生活困苦。1949年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是44美元，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排在倒数第一。而且贫困发生率非常高，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1949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3%。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比重只有26.6%，重工业比重只有35.5%。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在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的重要支持，苏联援建中国的工程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苏联发展模式也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还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军事政治形势，国内解放战争还在局部地区继续进行，国民党反动政权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采取各种手段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颠覆破坏。国际范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互相对立的阵营逐渐形成，世界很快陷入了冷战的境地。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即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干扰和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予承认，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禁运政策，加大了对中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压力。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深知现代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早在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论断并进行了论证：第一，“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第二，“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第三，“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第四，“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第五，“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到了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这些思想凝聚成一句名言：“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深意是什么？1944年毛泽东的报告中讲的五条当然是很全面的，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近代中国两个基本问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自洽性问题的现实表现，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综合性地看问题，毛泽东已经预料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基础工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独立问题的基础工业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又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正是因为“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现代的装备”的生产基于现代化的工业。所以，“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毛泽东认为，这是新中国工业发展与国防建设的辩证法。有些人离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条件，用西方的所谓工业化发展规律来评判中国重工业化战略的合规律性，认为这是新中国领导人不懂工业发展规律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要合乎单纯的经济运行规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作为人的一种行为，它还具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就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巩固国防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是最大的合目的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还很不富裕，要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当然很清楚，这本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重工业的发展是解决国防问题的根本，我们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重工业基础，尽管这样可能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中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1964年他提出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论断把这个关系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

　　以上分析是理解中国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认识论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基于此，我们再来呈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形成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出发，从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出发，从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出发，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党和政府中间形成了共识，从而在总体上就为中国发展道路确立了基本路径。总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路径很不相同，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之路。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基于中国工业化基础薄弱现实，为了尽快发展工业化，中国和苏联一样，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保障这个战略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兼顾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配合“一五”计划的实施。为了更有效地从农业中提取剩余来发展重工业，同时也为了促进农村合作化事业的发展。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政务院于11月19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业方面集体所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等政策掌握了粮食，因为粮食价格在物价体系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压低粮食价格，就控制住了整个物价，低资金、低汇率、低工资，这使得中国工业化的低成本成为可能。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这是一个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建设的重点为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项目和中国自行确立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此党和政府多方面筹集建设资金，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

　　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和中国道路的继续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所谓“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推进和粮食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一些重要的市场贸易商品如粮食棉花等掌握在国家手里，市场的主体如个体工商户、小摊贩、商业资本家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纳入了国营和集体经济之中，社会主义商业流通渠道大大缩减。农村的集市贸易也随着国家管理加强和上市物品的缺乏而逐渐式微。这种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当然，包括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在内的国内贸易的三大渠道由于缺乏配套的市场环境，并不能高效地配置资源。对外贸易基本上由国家垄断，党和政府还采取多种举措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封锁禁运，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为了更好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保障粮食安全，1958年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公社是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构建的农村制度保障。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基础，由于重工业也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上讲，就是选择了把发展教育科技放在重要位置的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发展，新建了很多学校，学生入学率和学科体系建设相比过去都有很大发展，设立科研机构，培养科研人员，吸引国外科学家回国，还聘请了大批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并且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去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些在促进国家科技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装备引进。在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还十分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部署，统筹各地资源优势和国家发展战略，先后提出了让东北先行一步、沿海内地、经济协作区、三线建设等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原则和立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在若干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5%。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5.2%。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深刻塑造了中国道路，其坚持工业化建设的战略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中国道路有着奠基性的重要贡献：一是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二是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三是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显著提高。四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较快，外交领域取得很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阶段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1978—201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步走向了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范本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尽管在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但是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上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因而，在取得诸多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起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法和步骤。从解决近现代两大“基本问题”的角度看，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解决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的同时，在工业化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三个方面”具体问题的解决来看，这种探索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不可避免的个人主义泛滥和工具理性控制社会的问题，同时保证了全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逄先知所言：“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但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的加在后一方面。”历史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在解决三个方面“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处理上注重了价值理性的弘扬，而对工具理性注重不足，以至于有人把毛泽东的现代性视为“反现代的现代性”。并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没有将对现代性的批判置于文化特殊性的框架之下，而是以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为前提，力图重构现代性的平等政治。……这是一种立足于独特历史情境的平等政治，它是普遍主义的，而不是特殊主义的；它对中国的独特性的关注被置于现代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如何把握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还是作为问题留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探索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使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再度崛起的历史成就以铁的历史事实确证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科学判断中国的历史方位，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实现，离不开理论创新的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于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三大理论创新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和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道路“现在何处”，发挥的是“定位”的作用，即我国社会主义处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需要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揭示了中国道路“走向何方”，讲的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发挥的是“定标”的作用，即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了中国道路“如何走法”，讲的是“够格的”社会主义实现的路径，发挥的是“定法”的作用，即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融会贯通和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对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来说，这三大理论基石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之所以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既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之所以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也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只有搞清楚了“现在何处”，才能明确“走向何方”和“如何走法”；同时，“走向何方”又需要从“现在何处”出发，需要“如何走法”来指引。“如何走法”是针对“走向何方”来设计的，同样也是基于“现在何处”这一历史方位考量的。之所以称我国的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就要大胆借鉴和积极利用市场经济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方式方法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规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姓“社”而不姓“资”，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必须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共同富裕，这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

　　确立“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把发展视为实现富起来的基础和关键。从进入历史新时期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处在“未发展起来”的阶段。因此，发展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当然也是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基础和关键。要发展，首先要凝聚起发展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和中国这两个维度，主要从回应时代主题转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等四个方面，对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凝聚起了发展的共识。然后，就需要对发展的战略安排进行谋划。战略安排主要涉及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步骤。20世纪末，随着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江泽民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际，党的十九大就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部署，明确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步骤的设计则经历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新“三步走”再到新“两步走”的演变，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秘诀所在。

　　全面实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1978年至2012年，中国农村改革大致经历了农村改革起步时期(1978—1984)、农村市场化改革探索时期（1985—1991）、农村全面转向市场经济时期（1992—2001）、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2—2012）四个阶段。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程。自1978年至2012年，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探索“两权分离”为主的放权让利时期（1978—1991）、以“转机建制”为重点的制度创新时期（1992—2002）、以建立新的国资监管体制为核心的国资监管时期（2003—2012）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的历史时期实施的对外经济开放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对外经济开放大幕的开启（1978—1984）、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1984—1992）、全方位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形成（1992—2001）、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2012）四个历史阶段。对外开放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坚持和发展（2012—）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十分有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胜利。从近现代“两大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个角度看，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在第一大“基本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实现的，对第二大“基本问题”的解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成为中国崛起的主导力量，人民富裕起来的问题从总体上已经解决，但是“强起来”和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还需要努力。从“三个具体问题”的解决看，富裕起来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富裕了，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生态环境代价严重，社会阶层固化、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比较严重等问题解决起来困难比较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能够全面贯彻落实，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资本逻辑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成为顽疾。就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来说，虽然富起来的过程奠定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但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还是有很大偏颇的，由国内外各种综合性因素而引起的现代性矛盾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实践发展下矛盾运动的结果。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认清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根本依据。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根本的依据就是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逻辑，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概括为“四个转向”：即“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并指出：“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新时代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说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到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为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过15年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为第二个阶段，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我们党就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分为三步走和两个重要阶段，这是我们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行动纲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蓝图。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才能为新发展阶段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构建科学的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第一，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宏愿的新阶段。可以说，新发展阶段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实现更高目标、实现更大发展的阶段。

　　第二，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更高级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在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但与以往的发展阶段相比，新发展阶段的“新”主要体现在新的发展主题、奋斗目标、发展任务、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发展环境上。

　　第三，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推进的过渡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阶段。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之后的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更高级别的阶段，新发展阶段就是促成我国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更级别迈进的质的飞跃的阶段。

　　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作用。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第一，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始终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第二，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如果部分要素发展落后，那么这种发展就不是协调的发展，也就无法称之为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只有把“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价值尺度”的理念落实到位，才能解决好发展中的区域、行业、阶层等领域的不平衡问题，使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早日到来。第三，绿色发展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为共同构建绿色家园而努力，为美丽中国的发展提供助力。第四，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能否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共同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第五，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下，才能解决好人的共同富裕问题。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从三个方面理解新发展理念。第一，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

　　第二，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解决好诸如科技自立自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经济全球化逆流等问题。在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要不断深化，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特别是要增强威慑的实力。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构建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美关系“脱钩”危险、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科学选择。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上升。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还要避免一些误区。在实践中，我们要注意防范一些认识误区：一是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二是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三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四是认为畅通经济循环就是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物流循环；五是一讲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什么都自己干、搞重复建设，专盯“高大上”项目，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结果成了烂尾项目；六是讲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又开始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甚至又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七是不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注重需求侧管理，无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八是认为这只是经济科技部门的事，同自己部门关系不大，等等。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三者紧密关联。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五、中国道路的历史反思：百年经济道路探索的基本经验

　　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南，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依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国内外环境、时代特点，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奋力前行，在实践中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等基本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待革命的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任何时候都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与中国的历史实际。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并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基础。

　　坚持党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的一大法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尽管不同时期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但是都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之中。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通过以“精准脱贫”等实践形式充分展现了出来，并将继续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充分展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百年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条。

　　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正是有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中国人民才有了志气和底气，才能依靠自己攻克各种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与核心技术上要依靠自己，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目标。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制定了改革开放的策略，实现了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目标。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开启之际，我国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更严峻更艰苦更复杂，这也就更需要我们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宝贵经验用好发挥好，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我能力。正是基于这一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在探索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独立自主方法是否有效，只有我国人民自己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际出发，在继承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丰富，积极寻求更符合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方法来走自己的独立自主特色之路，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针对各国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新状况，提出了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念，等等。这些都是在坚持独立自立和自力更生经验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谋划。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与苏联模式不同。1958年，“一五”期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垂直管理中央企业88%下放到地方，属地管理地位被大大加强，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模式，成功解决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分税制改革等措施，中央的权力得到加强，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精力办大事无疑是重要的举措。在新时代，正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协调发展”为主要理念，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和进行动态调整。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根据所处的生产力阶段和文化传统，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国，无论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建设时期围绕重工业优先战略采取的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渐建立的市场经济，都是我国在不同时期都根据时代特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积极探索并作出的正确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界定。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运行机制。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历来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援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争取外援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举措，并与美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注重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两头在外”，但是也非常注重国内市场的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的“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法的创新与发展。一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既是一个难题，也是我党积累的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以农补工”的需要，我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多达5400多亿元资金。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构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系，原有的社会基础被打乱，新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小农户与市场经济之间、小农户与大政府之间的对接非常困难。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活力基本释放完毕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以创新为动力的新发展理念，并将它用于农业农村经济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