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相对于“古代”，本质上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所标识出来的。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最早兴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就是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现代化。从文明论的角度出发，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页）。在生产力发展的催动之下，西方社会率先发展出具有现代形式的分工和所有制，从而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指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其本质就是以西方文明为内核，融合了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而言的，它是以中华文明为内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原则和价值旨归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可以表征为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新道路则可以被视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新探索。

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及其文明论缺憾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什么，就要首先理解西方现代化“旧道路”是什么，从而在比较中发掘新意。而要理解西方现代化“旧道路”，首先就要理解其所根植的西方文明。美国著名政治学理论家拉塞尔·柯克曾对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的精神源泉，亦即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流做出了归纳。柯克认为，作为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无处不在，这些观念渗透进罗马文明，而后进入中世纪文化，紧接着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进入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参见柯克,第74页）。现代西方文明正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

首先，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中心主义思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西方传教士们的“布道精神”。而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渐趋发展出了一种由信仰中心扩展至经济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心主义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辩论，但是由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开启较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从物质基础的角度加深了西方社会在现代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结论。就西方自身内部而言，在19世纪以前，西方社会一直普遍认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有自己是开化的、文明的，因此作为“文明”的西语词汇一直都是单数形式，直到19世纪初叶以后，“文明”才首次以复数形式出现，但是西方人对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类文明的认知却始终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欧美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过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发达文明在西方的文明理论。例如，福泽谕吉就曾这样讲到：“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第9页）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对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直至今日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这最终表现为，过去的近五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认知中，现代化几乎约等于西方化。

与此同时，西方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传统。在古典时期，希腊的政治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就曾对腓力说过，“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参见伊索克拉底，第122页)他一生都在为建构一个具有统摄力的“希腊帝国”而奔波，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腊化”的政治浪潮。这种“希腊帝国”的精髓就在于对内民主与对外殖民，它是日后欧洲帝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参见潘岳，2020年）在中世纪，高举基督教教义之传教大旗的十字军经历了数次“东征”，其本质上也是欧洲强国向外进行的殖民掠夺。进入工业文明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了全球的资本扩张和殖民活动，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地区，随处可见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的身影。对于殖民地地区资源的大肆掠夺、罪恶的奴隶贸易，甚至是对一些原著居民部落的灭绝，正映衬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逻辑之下，这一最早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道路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了来自实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受到了传统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束缚和限制。这种世界整体的内在发展张力同时就表现为，非西方文明对自身文明性的重拾与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反弹和抗争；表现为非西方后发型国家的和平崛起诉求与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殖民主义”惯习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当前，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在这一道路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开启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无序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经济垄断、政治霸权和文化意识形态偏见随处可见。这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追求均势发展、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原则以及对自身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例如曾经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坚定捍卫者和受益者，美国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奉行长臂管辖战略，同时依靠其发达的技术垄断、金融霸权和军事强权地位，长期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表现得愈发鲜明。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区内部也存在许多既有道路所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例如在欧洲，出现了与其当初构想的民族国家体系渐行渐远的政治新局面，欧洲各国提出了基于主权共享概念的欧盟体系并将其付诸实践，然而却又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使其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纵性轮番上演，出现了一幕幕令世人震惊的“防疫”举措。一方面，在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当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软弱无力、对疫苗的垄断和价格操纵、为达到政党和资本利益而忽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自由主义”原则、为稳定经济指标而实行的无节制通胀的经济政策等，都使得深藏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对那些走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其制度漏洞在重大社会风险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例如，印度作为遵循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曾经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捧上所谓“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神坛，却在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下表现出全面大溃败。这让一切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政治掩饰、吹嘘和借口变得毫无意义，所谓的西方式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荡然无存。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及其文明论内涵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出发，并以此来作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指导思路，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不是起始于21世纪的当下，而是发端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运动时期。它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与全球工业化浪潮相碰撞的淬生物。在这一淬炼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组织和凝结的关键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紧密凝结在一起，谱写了中华民族探索国家现代化的新篇章。

与西方文明在哲学和政治传统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同，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天下观，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根性。“文明”二字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代表了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认识方法。《易·贲·彖》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振甫，第80页）这段话深入浅出地勾勒了中国传统的“文明观”，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类所从事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人文”。“文明以止”，就是指人类改变自然、创造社会的全部活动，都要自觉地意识到可能达到的界限。（参见姜义华）在这样一种人文关怀之下，人类文明的活动场域——“天下”被孕育出来。而“天下”又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参见赵汀阳）在这样一种中华文明内在的“天下观”的指引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然要维护世界多样性，反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心主义”独断论；必然是以天下共生共在原则去建构国与国之间相辅相成的存在关系，使世界的共同利益大于排他私利，拒绝一切以牺牲他人利益而满足自己的“殖民主义”唯我论。

然而，近代历史给予中华文明的现实条件却并不优越。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难探索以前，中国的现代化进路一直处于“向西看”的状态，或者说是向着西方现代化学习和模仿的试验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分处于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而形成的整体生产力条件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作为较晚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从开启工业现代化建设伊始，便面对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开启现代化进程完全不同的历史境遇。换言之，西方的现代化是从工业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它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大背景之下，在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中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全球扩张，并在此过程当中衍生出全球的殖民主义和资本垄断，其自身不涉及本国民族的救亡运动，也不涉及来自外部侵略者的殖民压力和政治控制。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在殖民侵略之下被迫发展起来的、落后于同时期工业文明国家的、封建农业国的现代化，救亡图存、反殖民、反封建等政治斗争是彼时中国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促使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变革的首要原因。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国近代诸多有识之士争相登场，他们试图将那些已然在西方获得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搬迁、运用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中。然而，正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最终所表现的那样，其结果并不理想。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才真正拥有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逐渐彰显其在实践与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在今天，东西方文明不断碰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国都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开始注重和重拾对自身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多样性追求。旧有的工业化时代及其伴随而生的世界秩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褪去其往日的辉煌光芒，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以及在新型世界格局下各方力量对世界多极化新秩序的理解与重塑。放眼全球，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发展无疑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在21世纪，由于信息化的普及和到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有了新的时代诉求，亦即，人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进步性要求更加明确并富有多样性。在当前阶段，一方面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反思旧有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及其运行机制的合法性基础，新兴国家希望能够在西式价值标准下获得更多的话语解放；另一方面，由于高效联动的现代工业的跨国发展，世界各国已经在事实上逐渐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历史在呼唤一种追求文明论上崇尚“共同价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并以此来解决旧道路无法解决和完成的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任务。在这一层面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大的文明论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促成中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索和发展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所具有的不同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但是，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还仅仅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众不同的客观条件，这里还缺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观要素。而这一主观要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与中华文明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因此，要想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被广泛运用，并且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被称为一种面向未来、适合世界各国参考借鉴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必须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内容和发展机制。仅仅回溯历史上那些促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不同的客观条件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绝不仅仅是一种只适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它还是一种更具广泛意义和适用性的、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旧道路”的“新道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面向当下的历史问题、必须面向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必须拥有更具世界性和人类发展包容性、前瞻性的大格局。亦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是否符合人类历史的前进和发展规律、能不能承担起引领世界开启新一轮现代化变革的社会历史重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终能否成功发展起来的关键所在。这首先就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诉求上。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面向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提出了针对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的发展诉求：对于国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紧密结合，其最终目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本路径，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能够在新时代更好地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国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最终目标是以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追求人类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上这两种面向是相辅相成的。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实际上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际上在中国近代以来便早已萌芽，并且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逐渐具象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中国具有自身的革命特点以及自身革命的特殊性，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56年毛泽东针对照搬和借鉴苏联体制的一系列弊端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到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再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526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发展之路，是让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之路，进而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重要变化、全世界开启了新一轮的财富转移和文化权力转移，其内涵包括但不限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参见王少泉）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助于形塑新的世界秩序，以便帮助世界各国共同面对旧有世界秩序的失利与失衡。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是在近代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的根本诉求却与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化旧道路截然不同，从根本上它是反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化和剥削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再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简单增长，反对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原始积累，主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再追求GDP的单一指标，而是追求共同富裕；不再一味追求生产效率，而是追求兼顾效率与公平……总之，无论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还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主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引领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变化是全方位的。在这样一种新的发展诉求之下，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面临着新的可能性。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力量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力量既源自社会主义的制度力量，同时也涵盖中华文明的精神力量，并且它时刻凸出和彰显了人民的力量，而其力量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中国力量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2021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中逐渐打磨成型的。毛泽东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先锋型政党，是以科学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无论是在中国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还是当前所处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带头作用，它在不断的自我革命和社会变革中淬炼了一身本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始终站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宗旨和价值追求，这最终汇聚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创造辉煌的精神力量。此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2021年）的伟大建党精神，才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源不绝地转化为“中国力量”。

其次，中国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集中体现。中国秉持着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成功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加需要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组织能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应对资本无序扩张时的软弱乏力，又克服了“苏联模式”对国家社会各个层面过度管控的僵化模式，是一种成功的现代化制度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根本性质，又借鉴了古今中外经济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它既不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充分发挥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无疑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型的现代化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政党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2021年）。在政府方面，中国政府的责任型政府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政党性质相结合，构成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力量所在。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强大后盾，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心一意办实事的制度力量。

再次，中国力量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在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指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同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绝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同时，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在自身团结奋进、奋发图强的同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所塑造的精神力量无疑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西方文明长期信奉“强者必霸”“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不同，中华文明信奉的是“和为贵”“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社会共生论。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媒体和话语资源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制输出，借用套用“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政治理解模式，掩盖资本主义借用军事武力和经济霸权对世界市场强加支配和操控的内在实质，试图将世界的现代化解释权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从而遏制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上限，进而阻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发展诉求。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经验出发，从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天下观”切入，对当前世界秩序和全球化发展加以重新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从思想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生生不息”“共生共荣”等传统思想的精华，有力地从政治话语方面破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迷雾，为世界上真正热爱和平与发展的人们凝聚了共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精神力量。

最后，中国力量归根到底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力量之源就在于人民力量。只有把人民的力量彻底发挥出来，不断改善现实的人的素质、能力、生活、思维方式和各种社会关系，才能真正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将造福人民作为目标，这便是中国力量之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同上）。如此一来，基于人民立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便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基于资本利益和政党政治的现代化旧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现代化旧道路中所坚持的所谓“民主”其实质是以选票为中心、以资本利益为中心；其多党制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党派利益为原则。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民立场被彻底凸显出来。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要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只有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真正前提和归宿，或者说，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

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启示

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而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发展则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59页）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时空条件的视角来看，是何等地来之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现代传承，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明，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新道路，它还是向世界开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一新道路依托于中国力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新的实践方案——“中国方案”。在这一方案之下，无论是强是弱，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文化诉求去发展自身的现代化之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将成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真正主旋律，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红利也因此才能真正面向全世界开放。

首先，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都有着突出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21年)。因此，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方案，也有世界的关怀，其核心就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模式来推动和引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新发展。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站在这样一种全球高度上，中国打破了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和实践困局，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以选择的新道路。

其次，中国方案不是要把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国家或地区变成另一个美国或者欧洲，而是要求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国家的文化和国情，在实事求是的探索中追求现代化，既要发展又要坚持独立（参见郑永年）。这才是中国方案对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意义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要求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坚持走自力更生的新路，坚决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新路，坚决不走侵略主义和霸凌主义的老路；坚持社会主义人道的新路，坚决不走资本主义异化的老路。

归根到底，中国方案就是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引领社会物质财富的全面发展，从而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人类实践加以指导，追求并尊重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反对西方主导下僵化的、形而上学式的普世价值，反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霸权和独断论；以中华文明中的天下、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等思想为依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反对西方文明视角下的零和博弈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长臂管辖和世界警察，反对后现代的新型阶级压迫和全球资本剥削。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方案“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2017年）。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方案主张“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习近平，2021年）。它已然逐渐成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引领世界各国继续现代化发展的新方法。

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实践和认识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动态的总体性概念。在既往的现代化道路中，诞生自西方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通行全球，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成为主导和促进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内在机制，由之而来的“国际社会”牢牢生长在西式的“自由秩序”之上。这种由西方文明发起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力图通过一整套在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主导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达到追求自身发展和抑制世界的无序性的目的。它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确立可以接受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并在一旦爆发战争时对交战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参见基辛格，第XV页）对这一道路的坚持，使得肇始于西方的工业和资本的全球化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进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作为现代化表现形式的全球化，又无时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然而，这一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在今天遇到了两大困境：一是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二是局部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与人类整体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首先，未来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必然追求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而这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之源。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作为总体辩证发展的结果。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区别于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旧形态。相较于以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仅仅要求实现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资本主义旧文明，新道路不仅要求实现工业化，还要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给出的新答案。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绝不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片面的工业化文明，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与后者不同的新特点。它是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全新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文明，是从全面的、整体的视角出发，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全新人类文明发展方式。它要求以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根本目标。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现代化，而且还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总体现代化；它追求的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阶级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口的现代化。在这一意义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导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新的文明形态必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未来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必然追求全球化共同发展，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主张形成世界各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各国能够凭借自身优势发展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国际上不再受制于他国的资本垄断和金融霸权，国内反对任何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取财富积累，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从政治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主张实现世界多极化，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上各国奉行“不干预”政策，坚持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在国内实现人民立场，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体制，践行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从文化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国际上奉行文化多元主义，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偏见，在国内拒绝种族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尊重少数族裔的平等文化发展权利，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社会领域来看，在国际上注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有长远规划，富有使命感，在国内努力实现社会均衡发展，注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从生态领域来看，全人类共同努力维护地球生态，遵守国际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公约条款，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团体、任何个人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攫取物质利益。

由于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式的，因此它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把坚持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社会的必然追求，坚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人类文明，坚持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谈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意义上的最新升华和总结，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特质和“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核心诉求出发，阐明了现代化道路发展的中国式新路向，更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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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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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