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材的学理化不足和政策解读的味道太浓成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本文结合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论述，从哲学基础、科学研究方法、实践认识论三个层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中介范畴”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基本原理是其核心命题，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枢纽，国家、文化、理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组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科学抽象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认识论上的创新是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方法。在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本文结合马克思和苏联东欧学者的成果，对西方经济学数学滥用进行批判，对数理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科学的思维方法；实践认识论

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材，无论是板块结构的著作或教材，还是按照《资本论》结构编写的著作或教材，大多数缺乏作者所述的“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一致”等基本逻辑，政策解读味道太浓和学理化不足依然是“阿喀琉斯之踵”。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毛泽东所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间太短还不足以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邓小平所言也只能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20年前习近平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间太短所讲“不可能就此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既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升为“系统化学说”，又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为应用经济学奠定基础的著作或教材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影响根深蒂固，摆脱该路径依赖的转移成本很高，需要对其方法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方法论是对科学方法的研究，本文从哲学基础、科学研究方法、实践认识论三个层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以英国唯物主义哲学为其哲学基础，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都做过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哲学基础，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却弥漫着证伪主义的故事，我们熟知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整体主义也是基于哲学基础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哲学基础一定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自己40年代以来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概况和总结。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被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

但是，把它作为经典描述是有内生缺陷的，这不仅因为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且因为马克思在成熟著作《资本论》中专门对它进行了修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过专门的论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在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的基础上，将新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的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马克思专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叙述进行了修改，把“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1872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也做了同样的修改。这说明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作为经典论述是有瑕疵的。何况，在《资本论》出版后，在马克思亲自参与编写的《反杜林论》的“第三编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节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强调了“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对此，马克思早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明确讲过：“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因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明确指出：“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不过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分析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它的生产力状况。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命题误读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把基础和先决条件当作了决定因素，并试图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来解释不能解释的事实。事实上，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图式中还存在中介范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形成生产方式的基础条件，亦即生产方式的选择并不是随意产生的，它要以已有的生产力为先决条件，而新的生产方式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亦即生产力是生产方式滞后变量而不是相反。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依赖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准确判断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选择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短短几十年里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努力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对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科学地判断，创造地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产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山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等著名思想，并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制度的优势，如何选择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命题，但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可以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出来，因而它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元命题，但它存在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且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过精彩的评述，他讲道：“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主要分析的是社会形态更替意义上的关系，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更中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调整并不具有社会形态更替的含义。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提出过“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相关论述。对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从布鲁斯197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书名中看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习近平指出：“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的权力机关，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与运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且还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国家是一个具有强大建设功能的主体，而这些都建立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要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需要充分理解国家的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为理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为什么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提供了依据。

习近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系列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力地指导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做过相关的论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有哲学基础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辩证法这一科学研究方法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应用于理论构建之中。

（一）科学的思维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的根本方法。习近平创造性地将辩证法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形成了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完整的科学思维方法。

系统思维（又称为系统观念）是将研究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从全局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去认识不断变化的经济规律的思维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是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辩证思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等，把握经济规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完整辩证思维。

创新思维是突破旧有理论或制度羁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事业，需要不断突破已有实践和认识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生产力所处的阶段，对我国经济形势做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二）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法是《资本论》中运用的重要方法，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讲：“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是因为分析经济形式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做重复的实验，就交易价值而言，倍数再高的显微镜也无法看出商品中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化学试剂也一样，“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而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分析经济形式只有借助于“抽象力”。

科学的抽象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科学思维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对社会的研究从感性具体出发，对“浑沌的具体”进行分析，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形成“抽象的规定”；第二个过程是从抽象到具体，以“抽象的规定”为出发点，经过综合，在思维行程中形成理性的具体。对于这两个过程，马克思指出，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某一个国家的时候，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第一个过程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需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抽象；第二个过程是叙述的方法，由于从抽象的规定再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叙述方法也离不开研究方法。

科学的抽象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的方法。就作者掌握的文献来看，在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材中并没有发现这个逻辑，这一点与是否采取《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并无关系。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的规律”的话，那么《资本论》中的逻辑也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依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三）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是科学抽象法中第二个过程紧密相关的辩证思维方法。这里的“逻辑”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行程的逻辑，包括起点范畴、中介范畴和终点范畴的各个环节，展现为概念和范畴的逻辑体系；而这里的“历史”是指在一定时期实在事物自身运动的现实过程。一般来说，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由于“历史”杂乱无章，有时还会出现跳跃或偶然的事情，因此需要对历史“去伪求真”，将不能反映本质或规律的偶然事情剔除出去。

逻辑与历史一致体现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因为即便是古典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也很少做到逻辑与历史一致。有些历史感的亚当·斯密由于发现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商品的交换价格不再围绕价值波动，因而在他的体系中出现了被马克思称为三种甚至四种相互矛盾的价值理论；而缺乏历史观的李嘉图正好相反，竟然让原始的猎人与渔夫按照商品生产者进行交换而忘记了时代，逻辑的不一致成了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根本原因。《资本论》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典范，熊彼特称《资本论》（主要是“相对剩余价值”篇）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化学融合”。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遵循的方法。除了需要加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构建外，还需要加强“历史”尤其是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到逻辑与历史一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认识论

尽管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熟悉，但是将实践认识论纳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范畴，尚不多见。习近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稳中求进工总基调等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鲜活的实践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坚持问题导向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实践认识基础。中国具体实际就是现实中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不是来源于文本，不是来源于空洞的说教，而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如果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那么我们一定会将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同时在实践中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二）注重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获取真实信息，做出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习近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正定县工作期间，作为县委书记，习近平骑自行车跑遍25个公社222个大队，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作为地区书记，习近平拿着柴刀披荆斩棘3个多小时步行，来到有着“西伯利亚”称谓的上党村，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四下基层”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例如，在脱贫攻坚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之中，习近平深入贫困村贫困户进行了50多次调研，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主持了7次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三）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工作方法，是实践认识论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做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弥足轻重，习近平在多个重要会议和讲话中都进行了强调，是新时代实践认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都强调的工作方法。例如，习近平在2014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稳和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稳”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调和大局，只有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守住资源、生态、民生的底线，才能守住防范系统风险的底线，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在“稳”的基础上，要在关键领域“进”，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进展。

四、数理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

尽管充斥着“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确实存在着数学的滥用问题，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掩盖了对事务本质的理解，但是作为工具属性而不是价值属性的数理方法依然有借鉴意义，排除数理方法等的应用，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进入“重定性轻定量”的误区中走不出来，不仅影响其本身的学理化，也影响它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应用。

（一）马克思非常重视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

对于数学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方。”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专门强调了数学的重要性：“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

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高等数学的应用还比较少见，马克思没有使用微积分、线性代数等高等数学知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经济增长公式等进行表述，不过《资本论》中同样使用了数学方法，例如，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图式、剩余价值率的数学公式表示。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马克思在推导剩余价值率时还使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微积分知识，马克思写道：“从严谨的数学的角度来看，这里阐述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因而，用微分计算，假设，其中Ｃ是不变量。ｘ变为，不会改变Ｃ的值。因为不变量不发生变化，所以 。可见，不变量的微分是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数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留下了《数学笔记》。

对于数学的应用，恩格斯不仅在《反杜林论》中给予了马克思“精通数学”的高度评价，而且，恩格斯在物理学、数学笔记中使用了大量的高等数学知识。

对于政治经济学是否适合数学应用的问题，正如吴易风先生所讲：“有些学者认为，数学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运用数学无法解决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排斥数学方法。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误解。”

（二）加强数理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

马克思重视数学的传统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所继承，我们熟知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使用的就是一般均衡方法，1960年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的《产出—投资比和投入—产出分析》堪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应用数学的典范。涅姆钦诺夫1965年出版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学方法和模型的参考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数理方法等人类文明的成果，习近平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

对于数理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杨瑞龙有一个中肯的建议：“我们应该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重观点的提出轻观点的证明等不足，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时应更加重视定量分析、实证分析及观点的证明。推进分析方法的现代化不等于把经济研究变成数学游戏，但必要的现代分析方法的训练包括数学训练以提高计量分析的能力是需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揭示经济运行背后隐藏的本质，而且应具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在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数理方法是完成不了的。当然，数理方法仅仅是工具，我们不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滥用数学。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