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一个被看作人本主义的代表，一个被看作科学主义的代表。然而，这种划分是否准确?本文通过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等思想的论述与分析，阐明了两者的同与异，卢卡奇与阿尔都塞两人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基础，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把两者分列人文与科学两边，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性成果的忽视，也会掩盖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中存在的问题。对二者的深入考察，更为明确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思想家众多，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两位，一个被看作人本主义的代表，一个被看作科学主义的代表。然而，这种划分是准确的吗?两者的思想差异到底有多大呢?卢卡奇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他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客观上开创、代表了一种自己并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阿尔都塞也并不认同人们以结构主义、科学主义来指称自己的哲学。但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确批评过卢卡奇，认为他早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人道主义倾向。那么，两者的思想关系究竟如何呢?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卢卡奇与阿尔都塞主要思想的考察，分析其异同，以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达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总体性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遭遇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与其中的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欧洲进入了长达几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灾难性后果，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刻和尖锐。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欧洲革命形势再次高涨。从1918年到1923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相继爆发了起义和革命，还有一些国家出现了革命的骚动。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和起义都失败了。卢卡奇曾在其中任人民委员的匈牙利苏维埃仅仅存在了133天。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西欧、中欧没有成功?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反而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链条上较为薄弱的国家可以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具备，当下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显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桎梏。那么，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理论立场上孰对孰错呢?他们各自的实践与自身的理论又是否一致呢?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奇提出了他的总体性辩证法，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卢卡奇最著名的论断就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也就是说，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革命等具体问题的论断在当今时代都不适用了，甚至是都错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的方法仍然成立。那么，这个如此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造成困境与危机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出现了问题。

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错误，并指出总体性辩证法首先是主客体辩证法。“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这就是说，卢卡奇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仅仅看作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没有把主客体关系容纳在内，从而摒弃了实践，即主体发挥能动性作用的活动。剔除了主体和实践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链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辩证法吗?还能发挥“改造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革命作用吗?如果人类社会也如同自然界一样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律，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如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现成规律支配下早已被决定了运动轨迹的世界。这一世界图景，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完全排除了辩证法，更不要说社会革命了。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必须首先是主客体辩证法，即在主客体实践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而不断改变自身形式的革命的辩证法。

也许正是因为卢卡奇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作用这一点，使得后人把他归结为人本主义的，但这种归结并不准确。我们知道，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反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同时也反对他们所接受的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学”。在卢卡奇看来，“经济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人们对外部世界“采取纯粹直观的、宿命论的态度”,人们才会同时采取“完全向内的行动，即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伦理学)”。因为，“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卢卡奇向来反对片面从主观能动性出发的唯意志论，也绝不会具有片面强调人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卢卡奇所主张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是总体性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历史辩证法，就没有总体性辩证法。

“我们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这个范畴上，如果说相互作用仅仅是指两个一般不变化的客体彼此发生因果关系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会向了解社会有丝毫靠近。”卢卡奇指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这种“具体”,正是历史的具体。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把当下存在的社会现象看作永恒不变的事实；但实际上，这些社会现象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才会出现，也将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消失；“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就是说，不能把卢卡奇所说的总体理解为静态的总体，而要理解为动态的历史发展中的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只有在社会历史关系中的认识，才是真正现实的认识。然而，达到这种现实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任何认识主体，都能够掌握这种历史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意识。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自然关系，自然关系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总体控制，因此它对于意识不可能表现为人的现实。而资本主义则实现了社会的社会化，“社会对人说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但是，资产阶级由于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关系来解决社会危机，也不可能放弃自身的阶级利益。所以，它也不能够作为认识主体，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总体认识。“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只是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总过程的学说。”在这里，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无产阶级这一总体性地位，是实现总体性辩证法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无产阶级的出现，为总体性辩证法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只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及其自我认识所达到的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辩证法能够实现的历史前提条件，才能真正理解总体性辩证法的历史性和革命性。这样一种强调历史发展，强调无产阶级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与人本主义相距甚远。

卢卡奇通过对总体性辩证法的阐释，批判了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与列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阿尔都塞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二、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同样是在危机中提出的，而这是应对危机的危机。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的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揭露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事实真相及其所犯各种严重错误。这一报告震惊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信任危机。如何解释并渡过这一危机?在阿尔都塞看来，“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是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当作一种‘解放’来经历的。这种‘解放’导致了一种深刻的‘解放’-‘伦理’倾向的意识形态反应。”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应体现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恢复。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泛滥带来了双重的无能和双重的危险，“无能一方面是不能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危险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混同于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无能的另一方面是不能解决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形势所提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危险的另一方面是仅仅以意识形态的虚假的‘解决’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双重危险，阿尔都塞在1960年之后，写作了《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等文章，并于1965年以《保卫马克思》为名结集出版。同年出版合著《阅读〈资本论〉》。这两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也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阿尔都塞批评所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为了提出他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独特性的阐释。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描述，人们得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对于如何发挥这一决定作用的问题，却没有定论。关于这个问题，第二国际秉持的是“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直接决定其他领域，其他领域都处于附属地位。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一种机械论观点。他提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多元决定”。阿尔都塞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指出“一切‘简单范畴’都意味着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简单过程不但不是原始的过程，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无非是复杂过程的产物。……正是有结构的整体才能赋予简单范畴以意义”。而生产总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整体之中的生产”。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结构必定是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局部的既与复杂结构，复杂结构是各个异质性要素的结合。在这里，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复杂结构中的部分领域和局部结构，其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必然要经由整体结构和各个要素的参与来实现。在实现其最终决定作用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局部结构或单个要素都有可能占据临时的“主导”地位，表现出“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称之为“多元决定”。那么，在这个多要素参与的“多元”作用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如何体现出来呢?

如果复杂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仅仅是一种平衡的作用与反作用，那么这里就只有“多元”,而无所谓“决定”。多元是复杂结构中的多元，阿尔都塞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针对他所谓黑格尔的矛盾母型而言。他认为，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是简单的、抽象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我们看到历史社会中包括政治、风俗、习惯、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经济制度、艺术、哲学、宗教等无数具体因素。但它们“在其本质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这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独特的有机整体，而且主要因为这个总体在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中得到反映，这个本原就是所有这些具体的决定因素的真理性。”例如，罗马的覆灭就被黑格尔归结为“抽象法人的内在本原在当时的表现和破灭”,因此，“罗马的全部复杂性丝毫不多元地决定罗马的简单本原的矛盾，因为简单本原这个矛盾无非是这些无限丰富的历史因素的内在本质。”阿尔都塞认为，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有纯粹的简单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把承认一切具体‘对象’具有复杂结构的既与性上升为原则，并认为正是复杂结构决定着对象的发展，决定着产生其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发展。”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复杂性的把握。

复杂结构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矛盾的特殊性，阿尔都塞援引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确认了矛盾发展的各个环节上各种矛盾、各种要素的不同地位，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与整体之间的不同关系。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决定作用表现为“多元决定”。这是阿尔都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在精神分析学中，多元(over-determination)表明的是梦对现实的替换机制，即以梦表面的内容把潜在的梦思表达出来的工作机制。弗洛伊德指出：“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在梦的工作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发生作用，它一方面消除具有高度精神作用的那些元素的强度，另一方面则利用多重性决定作用，从具有低度精神价值的各元素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然后各自寻找途径进入梦内容中。”阿尔都塞以此来表明，最终决定作用(现实)与矛盾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矛盾(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矛盾的不平衡作用，“不平衡不仅以简单的外在形式而出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而且以社会总体的每个因素、每个矛盾的有机内在形式而出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而主要是……矛盾的交替、转移和压缩的结果”。就多元决定论而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归根到底”的作用，在事物的具体发展进程中，这种作用是隐而不现的，只能通过结构诸要素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同结构整体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这一“归根到底”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阿尔都塞所谓“无因之果”概念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分析了“无因之果”概念。他举了斯大林主义或者说个人迷信作为例证。产生“斯大林主义”和“个人迷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苏联有专制主义的传统，战争对人的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敌视，斯大林在思想上的控制等等。但这些原因都是一些具体的局部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确定这些原因在“斯大林主义”这个结果上发生作用的比例，而且，类似原因举不胜举，无法列举完全。阿尔都塞认为：“这一原因本身只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运动中阶级斗争辩证法的一个环节，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本身又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际工人运动在世界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因为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个“归根到底”是“总的来说”,也是“从根本上说”“就根源来说”,而在社会实践中，“总”“根本”“根源”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条件、时间、空间来发挥作用的，人们也不可能把根本矛盾当作某一历史事件或情势的原因。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普遍适用的原因的解释力等于零。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阿尔都塞所谓“无因”现象。这里的“无因”想要说明的是，“归根到底”的矛盾从来不亲自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谓“最后决定的钟声将永远不会敲响”,人们永远不能把“矛盾”作为“当事人”抓住。“无因”这个概念是阿尔都塞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的提出对于防止“教条主义”意义重大。这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防止机械主义，即把任何一种从社会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来的具体原因当作根本原因。正如黑格尔之前的那些哲学家们所秉持的机械因果论，把世界完全看成是打“弹子球”一样的因果相续的世界，总不免会把某些特定的片面的东西当作普适的来看待，从而忽略了另外一些具体原因，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主体方面的原因，最终否定了发展变化本身。二是防止对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理解。辩证法秉持矛盾论，但这里的“矛盾”只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原因”,它在历史舞台上是不出现的，否则就无异于那些具体条件下的原因了。如果凡事都诉诸于根本矛盾，那就无异于形式主义了。三是辩证法提出了另外一种“因果论”,在促使占主导地位的原因不出现的同时，使得人们可以掌握已经与实体、主体等等同一化了的原因。这其实就是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就是矛盾的历史存在，人们只能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抓住矛盾。

这就说明，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因此它“从不亲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是“决定着人们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应该抓住哪一个‘决定性环节’”。因为一旦被形式化，就意味着僵化，导致把某些因素和关系固定化，从而排斥实践过程中新的要素和新的关系的出现和建立，同时是对主体能动性作用的否定。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不仅根除了一元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机械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大作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科学之所以是革命的，不仅因为革命者可以运用它来搞革命，而且因为由其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也是革命阶级的理论观”。

三、认识论基础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有一个认识论基础。他把总体性辩证法看作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而不断改变自身形式的革命的辩证法。“不断改变自身形式”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种表现，没有自身形式的改变，就没有实质的变化，也就无所谓历史。因此，卢卡奇指出：“我们所说的相互作用必须超出本来不变化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在它同整体的关系中走得更远：因为这种关系决定着一切认识客体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与认识有关的一切实质变化都表现为与整体的关系的变化，从而表现为对象性形式本身的变化。”卢卡奇关于总体性辩证法的认识论阐述与黑格尔的认识论阐述十分类似。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黑格尔指出：“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识的。……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对象性形式的变化以客体的可知性为前提，这恰恰是认识论的核心所在。

不同于黑格尔，卢卡奇认为客体的可知性只有在认识主体是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达到。私有制社会中，客体的对象性形式只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的笼罩，商品关系被看作物的关系而非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无法超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分而达到可变资本的概念。无产阶级与此不同，无产阶级作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的阶级，必须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自身，它的自我认识与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总体认识可能性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总体关系中的客体，把握客体的对象性形式，洞悉客体在历史变化中的对象性形式的变化，达到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在这种强调历史性的认识论视野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以及认识成果(客体的对象形式)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指出：“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现实。”

尽管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的实现寄希望于无产阶级，但由于同样以认识论为基础来建构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上，卢卡奇才会得出以下结论：黑格尔已经以很近似马克思的方式表述了这一点，尽管披上了过于抽象的外衣。他认为黑格尔没有达到社会的自我认识，而只是对一种与自己根本不同的材料的认识。卢卡奇还从非常具体的角度，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黑格尔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的真正承担者，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那种‘向来就存在，只不过不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的理性，通过发现它的真正根据，即人类生活能据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础，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这就最后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纲领，尽管以牺牲他的体系为代价”。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反而是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完成，黑格尔恰恰是因为认识上的局限性半途而废。因此，卢卡奇才说：“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也同样具有认识论基础吗?阿尔都塞专门批评了黑格尔的“经验认识论”。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对现实与本质的区分，类似沙里淘金，是对现实对象与思维对象的混淆，最终导致了把现实整体人为割裂为本质与非本质两部分的经验认识论错误。本来浑然一体的经验世界被割裂开来，把一部分看成是本质，另一部分看成是非本质，并以本质来解释非本质，这不就是一种经验认识吗?这不就是把抽象思维强加给生动具体的现实吗?这与宗教神学又有什么不同?不得不说，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认识论的批评是振聋发聩的。黑格尔认识论的实质就是以理性来统领感性世界，把世界看作是大一统的规律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谁掌握了理性真理，谁就是权威。因为黑格尔虽然承认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但最终还是把现象归结为本质的表现。因此，阿尔都塞批评黑格尔认识论是表现的因果性，即现象不过是本质的表现，在背后起作用的是本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真理观是简单的统一的单一真理观。黑格尔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大一统的追求。阿尔都塞虽然通过“复杂矛盾”和“多元决定”否定了黑格尔认识论，但是，这种否定能否贯彻到底呢?

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的认识论，是认为他混淆了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把理论与现实混杂在一起，企图实现以理性概念统领世界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必须对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加以严格区分。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有理论实践，而除此之外，包括经济、政治等其他具体实践都是具有现实目标的意识形态实践。阿尔都塞认为，“被人们共同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在其最‘纯粹的’形式即表现为仅仅推动思维力(例如数学和哲学)与‘具体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实践，即科学的和理论的实践”。然而，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人们普遍认为，阿尔都塞主张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分，是基于斯宾诺莎对知识的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的区分，即经验知识与理性真理的区分。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而理性就意味着真理的自身展开，真理的标准在于真理本身。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分，就是他所主张的认识论断裂。这就是说，要把意识形态与科学截然两分，否则就会陷入经验主义认识论。且不说，阿尔都塞把划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标准归结为科学本身，使得这种判断带有自身的武断性；就算是我们能够把意识形态与科学划分清楚，阿尔都塞最终也没有真正把二者截然分开。他相信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实践，但如果意识形态与科学根本上是不同逻辑的两种东西，一种又如何去指导另一种?如果像卢卡奇那样，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兼具革命性和科学性，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是否还能存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阿尔都塞恰恰是这么做的。

阿尔都塞认为，“令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所着迷的哲学应当是一种‘非哲学’……马克思……通过开创一种——在同一时刻作为阶级斗争的赌注和特许场所的——哲学和社会实践之间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关系，成为第一个向我们指明道路的人。这种新的哲学实践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哲学实践”。他认为这种新的哲学实践可以改造哲学，也可以有助于改造世界，尽管他将这种改造加以限制，“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们’,而是‘群众’,即在同一场阶级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但是，我们怎样发现阶级，怎样界定阶级，又如何判断无产阶级的意识就是科学的呢?阿尔都塞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必然使得他的认识论断裂无效。更进一步，阿尔都塞割裂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做法，反而使得他更加依赖主体和意识形态。因为这种割裂把理性认识绝对地独立出来，那么在实践中就只能依靠主体而不是理性认识的成果——客观规律。阿尔都塞之所以强调阶级斗争和斗争策略，就是这个原因。阿尔都塞十分推崇列宁的矫枉过正说，即矫枉必须过正。在他看来，这是对观念背后各种物质力量的斗争的揭示，也是他所谓“多元决定论”不平衡性的表现，但这种物质力量的强弱对比和不平衡都无法具有方向性。但阿尔都塞又强调历史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这就使得他不得不陷入矛盾，同时在实质上陷入自己极力回避的意识形态陷阱。

阿尔都塞把哲学定义为“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这一定义散发着浓烈的意识形态气味。就最终目的而言，阿尔都塞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斯宾诺莎划分知识的等级，是为了达到理智直观的真理，而阿尔都塞借助于这个划分，则是为了现实中的革命。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是彻底反对斯宾诺莎的。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则是因为把感性世界与理性认识加以绝对划分，从而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失去了逻辑依据，才不得已与结构主义亲近起来。阿尔都塞之所以陷入矛盾境地，无法彻底贯彻对黑格尔认识论的否定，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理论与实践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是相互依存的；仅仅通过对二者的绝对划分，是无法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这反而说明，阿尔都塞依然试图依赖认识论来解决问题，试图从理论(科学)中彻底剔除实践(意识形态),或者相反的做法，都会更深地陷入他所谓的相互割裂的意识形态(主体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科学(理性主义)。阿尔都塞试图在多元决定论中剔除黑格尔单一决定论的影响，但无法解决历史趋势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因而是不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也是奠基于认识论领域，在认识论领域中依赖一种绝对的划分来解决问题；他没有看到划分本身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认识论。这也是阿尔都塞在自我批判时承认自己犯了一种理论主义错误的原因。以认识论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

四、社会本体论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从上面关于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主要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如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整体性和历史性，肯定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这些共同之处的存在，并非偶然。一方面，这是因为时代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挣脱当时主体哲学与认识论哲学这一主流模式。但应对时代危机的手段，也总是矫枉过正，最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颓败。

卢卡奇与阿尔都塞还有非常相似的一点，即都对自己早期思想进行了自我批判。如前所述，卢卡奇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客观上开创、代表了一种自己并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他在学术生涯的晚期写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认为用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等方式来揭示世界关联必然是错误的，必须用本体论的方法去把握存在。卢卡奇指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是实践，“社会存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但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同样坚决地排除了简单地、以庸俗唯物主义方式把自然的规律转移到社会中的做法”,就此完全排除了黑格尔历史进化论中的认识论和目的论成分。

而阿尔都塞晚年则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彻底抛弃了目的论哲学。他认为，凡是关于本质、理性、起源和目的的哲学都是假定意义优先于一切现实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体。“对阿尔都塞来说，世界是一种完成的事实，在这个事实中，意义、理性、目的等都是后设的，它们完全是偶然相遇的结果，在相遇之前，我们拥有的只是不真实的原子、不真实的世界和未完成的事实。”而“抹去偶然相遇的唯物论的最高明的理论是将偶然性置于脱离自然王国的人类自由王国的领域。”这就说明，阿尔都塞所说的偶然性，并非与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而是与一切主张必然性的哲学彻底割裂的偶然性。在他那里，偶然性是必然性视角的前提。并非巧合的是，卢卡奇在批判宗教、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黑格尔哲学等逻辑学、认识论模态范畴的本质观时，也谈到必然与偶然的问题，认为他们把必然性绝对化，导致了完全否认在客观上存在偶然情况的可能，并指出“一切存在之物的当前的此在和定在，‘必然’只能从过去的诸多存在性质中推导出来”;而且“这里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这样一些观念，即好像存在的一些‘最终’的因素在本体论上相对于更加复杂更加复合的因素具有一种优先的地位，好像在后者中，认识主体的综合作用在它们的对象性的本质和性质中起了某种作用。”向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的转折，是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前提。

的确，阿尔都塞批评过卢卡奇早期的人道主义倾向，并且指出“总体”与“整体”的不同。他说：“我谈论整体。从而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观念里，一切事情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要素的独立永远只是它的依赖性的形式；而且各种差异的交互影响是被一个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统一性所控制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谈总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是复合的、不平衡的，并且是被那个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给它打上了这个不平衡的烙印的。”然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论述何其相似乃尔!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并不是总体性辩证法所排斥的；否则，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一统一性又从哪里得到解释呢?统一性本身，就包含了对立统一，是表现的因果性的逻辑依据。这就说明，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表现的因果性不够彻底。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所指出的，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低潮，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中，加强组织领导，搞工农联盟，就可以用能动的主观性力量，通过政治介入来弥补这个裂缝。而第二国际则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那个水平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两种不同做法，都以必然性规律的存在为前提。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必然性的绝对权威，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对必然性的重新定位，成为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必经之路。卢卡奇与阿尔都塞的思想历程及其异同，与此不无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世已近百年。从引入、批判到高潮、反思，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也有几十年之久，当前正处于一个总结、开新的关键点上。但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因为，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代表……以不同的原则提供了解读马克思的个案，而且正是他们拓展了关于‘重读’原则的争论并迫使人们面对马克思的‘非现成性’从而把眼光转向‘解释’原则，可以说这一点正是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因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一个定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划分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流派，也需要在新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中进行审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哲学发展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它们的革命意义，发掘其广泛的历史意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两大著名人物——卢卡奇与阿尔都塞，在面临革命危机时，同样选择了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尽管方法上有所不同，却同样表现出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主体哲学倾向；把两者分列人文与科学两边，反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性成果的忽视，也会掩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性哲学的基本特征，造成对其发展趋势的失察。

【注释】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页。

2(3)(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51、93页。

3(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63、59、58、72、72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

5(7)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8、250-251、190、189、90、91、19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7(9)[奥地利]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08页。

8(10)[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8-209页。也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将阿尔都塞的这一概念翻译为“过度决定论”。

9(11)[法]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还是理论主义?》,张烨译,公直译校,《哲学译丛》1981年第4期。

10(12)(13)[法]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还是理论主义?》,张烨译,公直译校,《哲学译丛》1981年第4期。

11(1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64页。

12(1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0页。

13(16)(17)(18)(1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7、69、70-71、67页。

14(20)[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15(21)(22)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9、169页。

16(2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63页。

17(24)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里、张西本、李秋零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42-643、181、660页。

18(25)[意]奥古斯都·伊鲁密纳蒂:《阿尔都塞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寇荷超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2期。

19(26)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20(27)张一兵、胡大平、张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原载：《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