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胡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史学界皆享有盛誉。他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所建构的历史解释体系对中国史学界的深刻影响绵延至今。现有研究对胡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考察已经较为深入，对其哲学思想的探求则极为有限，对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思想成果的探究尚未开启。考察学科发展史可知，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学派分支知识体系的建构，都需要在共享学派主要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完成四个环节的理论工作：一是发现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准确界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三是科学预测研究对象的走向；四是提出通达理想彼岸的实践纲领。否则，任何思想创造只能属于修补原有理论，并不能称之为相对独立的学派分支知识体系。胡绳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在于概括已有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的现象1,以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就遵循了这一理论逻辑。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走向及其现实路径，是胡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蕴含其中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则构成了这一新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特征。

一、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创造性

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文明挑战前所未有，在保国、保教、保种的空前压力下进行了一系列“以洋为镜”的自我革新。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构成了近代中国自我革新向纵深演进的先后次序；其自觉性在文化革新阶段才得以形成，国家也才具备迎来彻底变革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挽救危亡的真理不得不淹没在其他种种思想流派之中。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传入中国，广泛传播却迟至新文化运动后期，实属中国历史演进之必然。鉴于文化的深层塑造力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当时各种思想流派所共同面临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密切关注中国命运，深刻分析了世界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鸦片战争等问题，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讨极为有限。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领域的理论创造留下了巨大空间。

胡绳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继承和批判两种态度。一方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方向是科学和民主，但抹杀一切民族文化传统并不可取，“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306页)。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文化成就惊人，横亘万里的长城，贯穿南北的运河，“至今犹博得人们的赞叹”(《胡绳全书》第5卷，1998年，第75页)。另一方面，胡绳激烈批判传统文化，认为“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唯心论的独断教条主义，最具体地表现在复古论中”(《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259页)。这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然。这是因为胡绳文化观中包含一个深刻洞见，即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传统文化的区分仅属于外在性辨析，文化差异的根本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别。他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传统文化中间，我接受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接受了一种对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思考，进行逻辑的思维，加以论证，这样一种我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精神”(《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183页)。理性主义是人类尊严觉醒、人类力量觉醒、人类解放的哲学表达，是人类的最终根据和最终目的，是民主的根本精神基础。因此，胡绳尤为注重区分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和专制性。在他那里，不仅有两种欧洲传统文化，也有两种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是理性的、促进人的解放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传统文化，另一种传统文化则束缚和限制人民大众的理性和革命实践。

“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分，对于把握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1年，第13页),在“传统文化”前特别冠以“优秀”加以限定。那么，何为衡量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尺?胡绳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分，给予我们的启迪是理性主义和人之解放。如何理解“两个结合”?有论者指出，“‘两个结合’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任何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倾向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姜迎春，第21页)。这当然是一种扼要结论，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需要把握两者的共同性，才能为理解两者的交融和差别奠定基础。胡绳的答案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00多年前传入中国，能够后来而居于“西洋诸子”理论之上，并且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必然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深层次的一致性。否则，即使一种外来思想能在中国风行一时，也因无法与中国本土思想相互渗透生成，终究无法保全其势力。中国古典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也早已为学者所关注。在费正清看来，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参见费正清，第5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欧洲理性传统的集大成者，而“中华文明则是由诸子时代奠定的。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理性转向’的程度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相当彻底”(陈嘉映，第54页)。可以说，理性主义是两类哲学传统相结合的根本所在。

然而，我们须臾不能忘记，在两者交汇融通之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被蔚为大观的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所淹没，始终占据着中国认识现代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位，其必然蕴含着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对此，有论者已作了深入思考，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了传统哲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社会进步的各种问题，弥补了传统哲学的不足，才使得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单继刚，第53页)。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史可见，晚清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在当时属于一种富有价值的判断，但言说者并不完全理解变局的来由、性质和意义。我们看到，由于彼时中国思想领域的主体仍然是传统文化，缺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透视社会问题的眼光，因此难以深入理解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世界历史演进、资本主导逻辑、无产阶级解放、政治民主及经济民主历史潮流等现代问题。至于提出国家摆脱困境和民族复兴的现实路径，则更是远远超出了当时思想界的能力范围。

虽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属于推动人类进步的精神力量，但从更为宏阔的思想史视野来看，现实意义上的进步历史观只能产生于现代社会，产生于大机器生产推动生产力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生于资产阶级在资本增殖驱动下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时代。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大工业所带来的物质财富飞速增长，才构成进步史观的真正基础。对此，美国杜克大学哲学和政治学教授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M. Gillespie)强调，“这种进步历史观是现代所固有的，是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本质要素”(吉莱斯皮，第364页)。在此种历史观的解读下，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就呈现为一部人类摆脱自然束缚、驾驭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历史，并为实现人的解放奠定真正的物质基础。从人与人的关系视角来看，则体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张的人摆脱他人奴役、实现政治自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政治层面的解放虽颇具进步价值，但终究不过是无根浮萍，因为“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09页)。只有超越资本主导逻辑，重构有利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以经济解放为根基的人的全面解放，也才能构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视中国为世界之有机组成部分，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有论者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可能，其第一个重要根据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直面人类问题、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的真正的哲学理论”(王立胜，第27页)。

近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胡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蕴含着他对“两个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创新性解读，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胡绳认为，“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它一直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55页)。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胡绳全书》第3卷，1998年，第47页)。显然，此论所体现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是对“两个决定论”的一个重要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矛盾。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9页)。“两个决定论”因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本身已经强调了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胡绳借助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述，突出了各种矛盾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强化了“两个决定论”各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尽管资产阶级、地主、帝国主义掌握着社会生产资料，但如果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条件一旦形成，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就发生了转化。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两个决定论”内部要素“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习近平，2020年，第9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不仅包括思想创造，还包括对这些创造性思想的阐释。胡绳在后一方面的理论建树，可以分为详细化和系统化两种类型。前一种突出具体化、细致化，以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革命两步骤论”的合理性为代表。毛泽东区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提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在胡绳看来，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毕其功于一役”来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取消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在两种制度下的本质区别，其真相是为避免减租减息而高论社会主义集体农场，为遏制私人资本发展而空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以只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话”(《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290页)。后一种突出整体性、结构性，以阐释邓小平哲学思想为典范。胡绳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胆的革命家、理论家，在他指导下我们初步地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184页)。他的解读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是最早将邓小平哲学理论作出系统化阐释的学者之一。发展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胡绳将其贯穿于阐释邓小平哲学理论之始终，强调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胡绳全书》第3卷，1998年，第216页)。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解答了何为中国最大实际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胡绳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阐释，正以这一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新界定为社会基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实事求是”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原则的重新表述为理论前提。

二、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建构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主解决中国问题为理论前提。胡绳对此具有清晰的自觉意识，这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界定。胡绳提出，“马克思主义一到中国，立刻和‘五四’时期的群众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496页)。据此可知，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1919年以后。不过，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后70年，中国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者。”(同上，第476页)由此可见，胡绳在这里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界定为1918年以前，甚至可以追溯至1905年，认为“自1905年以后，社会主义的名称就在中国渐渐地被人熟悉了”2(同上，第495—496页)。胡绳所言似乎自相矛盾。不仅如此，借助今日研究成果，我们还可以知晓，马克思主义于1899年就传入了中国3。通过这一史学考据，我们似乎还可以推翻胡绳的上述判断。然而究其实质，胡绳所言完全能够成立，史学考据结论也同样成立。两类结论是在不同层面言说事实，两者并不存在相互证伪的关系。因为在1899年或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是以“两种身份”在中国出场的。前者是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

近代中国处于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文化覆灭之三千年未有大变局。在各种救亡方案宣告失败后，“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习近平，2021年，第3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给中国以真正希望。马克思主义哲学此时才以解决中国问题方案的身份出场，引发中国历史重大转折，因而构成了一个“历史事件”。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界定，正是在此种思想层次上完成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认知方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本身就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发生过的事情，即“历史事实”;二是更为重要的只能在反思层次上才能显现的“历史事件”。在经验意义上，前者与后者等同；在哲学意义上，绝大部分前者并不能构成后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历史之目的，当然包括史学考据，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人类提供一种自我理解方式——自觉所在的社会关系总和，自觉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自觉所属共同体的发展阶段，进而提出引领现实走向理想彼岸的实践纲领。这需要从数不胜数的“历史事实”中提取出为数有限的“历史事件”,形成理解历史、当下及未来的认知图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和资本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工具。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及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依然没有诞生。有学者提出，“中国命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总问题。(参见陆剑杰，第27页)这当然是一种深刻洞察。然而，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是，洋务运动之封建思想、戊戌变法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辛亥革命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甚至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哪一种不是以“中国命运”为总问题?因此，以“中国命运”为探究对象，与本文提出的发现独特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还不能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因为思想运动在这一环节，其研究对象是抽象的无具体内容的，缺乏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赋予的规定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突破教条主义障碍。胡绳对教条主义给予了彻底批判。他借“得意忘言”这一典故阐述反对教条主义之真意，指出读书时重要的不是记熟文句，而是要把握文句中所传达的意思。“正如同捕鱼的人、捉兔的人是为了得鱼、得兔，不必死抓住捉鱼所用的‘筌’,捉兔所用的‘蹄’一样。……倘只死记住文字而并未真领略其意义，还是空的。”(《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154页)胡绳提出，列宁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他与所谓“博学”的先生们不同，不刻板地以预先规定好的规定为依据，而是按照变化形势提出指导革命的方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或少数几国取得胜利的新命题，已经完全为历史所证实，“但这一命题是一切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无法了解的”(《胡绳全书》第2卷，1998年，第71页)。胡绳反对两种主观主义，因为教条主义者陷入书本，疏于分析具体事物；经验主义者寓于所见，缺乏对事物的本质理解，“所以也不能真正科学地分析具体事物，也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同上，第147页)。

上述教条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另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词句神圣化。实际上，现有研究对两者轻重之别的阐释仍显不足，胡绳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两者所产生影响的差异：前者为首要阻力，后者往往由前者所导致。对此我们可以以胡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有趣推测来把握。“言必称希腊”语出自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今日中国学界近乎人所共知。他借用《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句式，讽刺党内有些人“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页)。胡绳推测，“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的苏联”(《胡绳全书》第3卷，1998年，第186页)。依据在于，如果其泛指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则可以说“言必称英美”。因为全盘西化论在彼时中国存在已久且颇有影响，闻者自然会想到在批判资产阶级；但毛泽东批评的对象是党内照搬苏联经验的人，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宜直接点出苏联名讳。因此，胡绳对毛泽东“言必称希腊”这一巧妙修辞甚为激赏。

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发现胡绳上述推测的合理性。第一，毛泽东在尊重苏联经验的同时，反对不顾实际地将莫斯科的“指示”套用于中国。教条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整风运动的首要批判对象。20世纪30年代，党内教条主义者把莫斯科的意见一律奉为金科玉律，无视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后一种教条主义也是由他们从莫斯科习得而来的。第二，符合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影响程度变化的历史。在共产国际中后期，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干涉越来越少。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2页)。第三，符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旨，毛泽东所言学习苏联经验主要是指学习其中蕴含的方法，“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

苏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负面影响，当然可以归结为大国沙文主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性质所包含的深刻复杂性，为此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未有。在实践方面，没有经验可资借鉴。“从世界范围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它在欧洲、苏联均没有出现过。从中国视角看，它虽然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李红岩，第321页)在理论方面，相关论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中也未出现，缺乏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源。回顾中国革命史可知，中国共产党在年幼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缺乏深入了解，对中国历史和现状、中国革命特点、中国革命规律都知之不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召唤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艰辛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习近平，2016年，第12页)。因此，上述形势既造成了中国革命长期缺乏具备实际指导能力的理论，同时又在客观结果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诞生营造了空间。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前进方向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贡献首屈一指。胡绳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强调，“国民党政权20年来之所以失败，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它一切依靠外国”(《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294页)。正如毛泽东同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谈话时所言，“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然而，由于这项工作的异常复杂性和艰巨性，人们或困惑不解，或踌躇不前，或偶有所得但不成体系。因此，当毛泽东哲学思想出现时，胡绳等人皆为之服膺。新民主主义论准确界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明了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提出了通向目标的实践纲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当时中国提供了社会性质规定、时空方位、前进方向、战略步骤等一系列独立判断，形成了自主性革命方案，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其标识性文献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毛泽东后来又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擘画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中国革命道路。有论者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唯物史观中国化所产生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单继刚，第50页)。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中国实际的根本要义，也是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之枢纽。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成熟以前，胡绳对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十分困惑，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认识。1937年写作的《“五四”运动论》,就显示出胡绳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来分析问题的娴熟能力。胡绳认为，“五四”文化运动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同在于西方的布尔乔亚延续了文艺复兴传统，中国的布尔乔亚的“文艺复兴”在从外输入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思想后便难以为继了。这首先是“由于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的决定”(《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38页),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兴盛一时，随后在帝国主义羽翼下，封建势力又猖獗起来了，新文化运动只能戛然而止。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国家形势时，胡绳提出，“中国正面对着更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堕落一步的危险”(同上，第44页)。胡绳回忆，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对“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怎样变成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懂”(《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103页)。于是他请教了许多老同志，得到的答案是，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为什么不说社会主义，而要说非资本主义。一些老同志也解释不了。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解答了前两个时期的经验仍说不清楚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参见同上，第104页)

三、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继承性

胡绳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认识，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图景。

其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论式的理解。在胡绳看来，“我的哲学的概念比较清楚，就是辩证唯物论，没有把历史唯物论摆在里面”(同上，第160页)。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历史的重要认识，但胡绳也不同意斯大林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胡绳继承了这一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新世界观称之为哲学，而是将其界定为一种实证科学、历史科学。在他们看来，无力引导世界改变的学说，当然也没有真正解释世界的能力；哲学是脱离世界的抽象谈论，它的解释是无关现实的形而上学。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使用“哲学”概念时，往往语带讥讽或仅仅为了方便传播。恩格斯将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贡献概括为两大发现，它们是由一名“科学家”和“革命家”而非“哲学家”所完成的。有论者指出，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然按照某种学科分类标准冠之以“哲学”名称，“例如，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唯物史观称为‘哲学’”(单继刚，第49页)。笔者同意这种看法。这也正如柯林武德所言，“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柯林武德，“导论”第3页)。

其二，对社会发展五形态论之普遍性的阐明。胡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胡绳全书》第3卷，1998年，第19页)。与此同时，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适性，认为虽然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独特情形，但也并非彼此天悬地殊。“中国和别的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绝不相同，同样都会经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个大的阶段。”(《胡绳全书》第4卷，1998年，第295页)究其根本，因为“民族的特殊性问题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是统一的”(李俊文，第9页)。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是马克思借用跨越“卡夫丁峡谷”寓言所阐明的，胡绳继承了这一思想。然而，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在那里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是一种空想”(《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22页)。此为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的思想结果。

其三，对生产力发展论之辩证性的认识。一方面，胡绳主张，对任何政治集团、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和社会事业的评价，“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中国的极度萎缩残败的生产力能否起提高的作用”(《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292页)。现代的“道”是人民丰衣足食，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满足和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广受推崇的民主并不能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便不具备真正价值。另一方面，胡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幼稚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在评论冯友兰的《新事论》时，他反对著者不仅“轻视‘五四’运动，而且也轻视辛亥革命”(同上，第169页)的历史翻案，认为将技术革新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动力，忽视生产关系变革、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造的反作用，这是一种图式的失败。可以看到，“两个决定论”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主干，生产力发展为主干之核心。胡绳既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作用，又突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并以其分析中国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继承。

其四，对革命与改良之本质区别的辨析。有研究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武训，可以“帮助人们从中分清什么是人民革命，什么是改良主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149页)。胡绳反对电影《武训传》及其颂扬文章的观点，认为他们在复杂现象面前丧失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能力。在他看来，“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是旧的、正在死亡着的事物，武训正是属于旧事物的一个渺小的奴才”(《胡绳全书》第2卷，1998年，第111页)。武训以受辱为快，以自己能代替牛马而洋洋得意，是封建统治下奴才道德的极端表现。胡绳的看法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强调，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的清朝末年，武训不但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16页),这种丑恶行径并不值得歌颂。胡绳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中国解放建基于以人民革命推翻旧政治和旧经济形态的压迫，歌颂武训的实质在于认为只要进行文化教育就可以改变人民被奴役的状况，而这条改良主义歧途已经为中国历史实践所否定。

其五，对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诠释。胡绳共有五部纯粹哲学著作，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品，旨在阐明中国民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掌握国家命运的一致性。譬如，《新哲学的人生观》并非要清算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科学人生观”与“玄学人生观”大战的旧账，而是要在新哲学的人生观基础上，指明中国青年的前进方向。况且“科玄大战”在科学的因果律、内容和形式等纯学术问题上争论的目的，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于澄清中国人应当有何种人生观，才能有助于国家富强。胡绳提出，立场总是决定着方法，“彻底的科学方法必与彻底的进步、革命的实践立场相联系”(《胡绳全书》第4卷，1998年，第431页)。只有彻底进步的立场，才敢于无条件地揭示客观事实，才可能真正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但只有立场没有方法，又会损害到立场上的彻底革命性。所谓进步和革命立场，就是要始终立足于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宗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解放理论走出书房，走入大街小巷与田间地头，乃其本性使然。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人民掌握哲学的意义，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普遍只能寓于特殊之中，如果将普遍视为独立存在，就会使普遍与特殊并列，从而将普遍下降为特殊的一种形式，普遍也由此被取消。因此，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由各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组成，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本国民众解放的同时，也就是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此同时，彻底的革命需要科学理论来引导，只有立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才能为民众所掌握。胡绳对哲学大众化、人民立场、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的强调，是上述理论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必然延展。

【参考文献】

陈嘉映，2018年：《哲学·科学·常识》,中信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费正清，1999年：《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胡绳全书》,1998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吉莱斯皮，2019年：《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88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姜迎春，2022年：《“两个结合”视域中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评析》,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柯林武德，2010年：《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红岩，2015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俊文，20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与思考》,载《学习与探索》第11期。

陆剑杰，2009年：《历史哲学的“命运”范畴与“中国的命运”的哲学解答》,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6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1996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单继刚，202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田子渝等，2012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

王立胜，202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载《哲学研究》第7期。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载《求是》第2期。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周恩来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

【注释】

1详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参见《胡绳全书》第3卷,1998年,第244—255页)、《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参见《胡绳全书)第7卷,2003年,第5—18页)和《在世纪之交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参见同上,第19—28页)等文章。

2此处提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参见《胡绳全书》第1卷,1998年,第495—496页)

3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了《大同学》一文,称赞马克思为著名的“百工领袖”,其资本学说“语言翔实”。(参见田子渝等,第1—2页)

原载：《哲学动态》 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