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是马克思留下的重要课题。《资本论》中重点论述的工人活劳动，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以工人活劳动为立论基石，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为《资本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透彻分析了工人活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内在联系，为《资本论》奠定了科学的价值论基础。马克思揭示出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个被掩盖的事实，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为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为《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牢固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工人活劳动

1879年，马克思在致卡洛·卡菲埃罗的信中提出，希望在向读者介绍《资本论》时，“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9页）。列宁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上述希望的深刻含义——他不仅明确指出《资本论》“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3-164页），同时还将阅读《资本论》而在其中“找不到唯物主义”称为“可笑的怪事”。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个课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成果极其丰富。例如，王峰明的《〈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例》（参见王峰明），丰子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与独特作用》（参见丰子义），赵敦华的《〈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底本”》（参见赵敦华），范迎春、卜祥记的《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参见范迎春、卜祥记），郗戈的《〈资本论〉的“三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参见郗戈），等等。本文尝试从工人活劳动入手，为这个课题的探讨增添一个新的视角。

理解工人活劳动，应从三个递进的层次进行把握。首先是“劳动”。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其次是“活劳动”。活劳动区别于死劳动、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曾用“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73页）这一比喻，将活劳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人的”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是“工人的”活劳动，遭受资产阶级压迫的是工人，因此，工人运动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通常，人们在研读《资本论》时，更多的是关注工人活劳动的经济学意蕴。（参见顾钰民）而实际上，更进一步说，工人活劳动的哲学意蕴也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其中更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工人活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因为工人活劳动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都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性范畴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使用形式。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把握这三者的一致性，特别是把握工人活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有助于在《资本论》中“找到”唯物主义，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简言之，从工人活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出发可以看到以下三点。第一，马克思通过对工人活劳动转为对象化劳动、物化劳动的深入分析，揭示出工人活劳动与“人的感性的活动”相一致，同样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从而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为《资本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第二，马克思透彻地分析并深刻地阐释了工人活劳动与价值创造特别是与剩余价值创造的内在联系，为《资本论》奠定了重要的价值论基础，构建起真正科学的价值论体系。第三，马克思不仅深刻揭露出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个被掩盖的事实，详尽彻底地剖析了劳动异化形成的深层原因，同时也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为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理论，使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转变为自觉的工人运动，从而为《资本论》的重要历史地位奠定了牢固的社会现实基础。

一

马克思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驳，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为确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感性的活动”，不仅批驳了唯心主义，也批驳了费尔巴哈。在他看来，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虽然“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同上，第501页），“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同上，第499页）。在同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还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大量细致的分析。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同上，第519页），而且，“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同上，第524页）。更进一步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上，第529页）。马克思有关人的感性活动的每一个具体分析，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分析推进的每个节点上，逐一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警示大家，如果脱离了现实性、能动性与社会性的“人”，如果脱离了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则势必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由此可见，“人的感性的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性概念。

正是从“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马克思不仅客观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确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本准则，而且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彻底地驱赶出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发展，是因为“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发展，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发展的结果。但是，历史唯心主义没有看到这些。关于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同上，第528页）。马克思极为重视“人的感性的活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基础意义，并且最终将这种有别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新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实际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法表明，马克思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飞跃，他已经在理论创新的迷雾中敏锐地看到了“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对于马克思来说，将“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为了凸显“实践”的重要性。从“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起点；马克思正是在揭示“人的感性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意义之上，进一步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构建起具有科学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工人活劳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是人们认清价值与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关键。（参见赵准）但就其本质来看，工人活劳动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对“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性范畴的重要应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5页），从中可以看出，活劳动就是活生生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劳动，是工人自己的生命表现。这便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所从事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在内涵上相一致。二者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在经济学语境和哲学语境中的分别使用。再进一步，马克思之所以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石性作用，是因为“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而工人活劳动也集中体现了物质性与社会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关注的工人，是大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当时要把目光焦点放在工人身上。其实答案非常简单，马克思使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因此，他必然会把目光焦点放在作为当时物质性和社会性力量最高水平代表的产业工人身上，也必然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产业工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工人活劳动上。实际上，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是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主体（如消费者、企业家、管理者等），都在马克思的视线中。只不过马克思对他们的研究和论述，都是围绕着产业工人这个主角展开的，都是服务于为产业工人求解放这个根本目标的。

与活劳动相对应的是死劳动，也被称为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在《资本论》的不同章节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三个概念的灵活运用。对死劳动、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专门从“时态”上进行了界定：“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5页）从篇幅数量上看，可以说，马克思对死劳动、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的分析论述，远远超过了对活劳动的分析论述，因为马克思要通过分析论述对象化劳动来论证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物质性。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同上，第186页）很显然，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急剧增长的物质财富，特别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发展进程等，都是对象化劳动的体现。由此可以推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坚实的物质性基础是由物化劳动赋予的。在这个坚实的物质性基础上，庞大的上层建筑得以建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物质性的、受到自身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

面对与活劳动相对应的死劳动、对象化劳动、物化劳动等概念的确立，接下来可以提出的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便是：究竟是什么被对象化了，是什么被物化了，是什么被凝固成死的形式了。应当说，《资本论》中有关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简单的，那就是活劳动。也就是说，在大机器生产过程中，真正被对象化、被物化、被凝固成死的形式的是活劳动。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1页）这里所说的“动的形式”就是活劳动。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了活劳动的重要特性：“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同上，第65页）活劳动本身不是价值，只有被凝固、被对象化、被物化以后，才成为价值。也正是因为工人的活劳动自身天然具有这种能够被对象化，能够被物化，能够被凝固成死劳动的特性，所以才有了我们所感受到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以及物质世界，也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战胜各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现实物质依据。

因此，针对《资本论》，需要充分认清工人活劳动在其中所发挥的作为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重要作用。以工人活劳动为立论基石，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战胜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的重要法宝。《资本论》的问世彰显了马克思作为思想巨匠的风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把握，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他在《资本论》中从微观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场景进行了深入剖析，揭开了围绕工人活劳动展开的全部“秘密”。严格地说，要想理解《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就需要到工人活劳动那里去寻找。

二

从《资本论》及其相关的一系列书稿及手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价值源泉这个争议问题的论断，对剩余价值这个重大秘密的发现，对劳动异化这个严酷事实的揭露，都是建立在对工人活劳动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旧的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对此，马克思肯定了它的合理性。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工人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就意味着，各种形式的死劳动、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都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它们在价值的增殖过程中起着与活劳动完全不同的作用。“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0页）如果认为死劳动创造价值，就会推论出死劳动的典型形式——机器——也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道：“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44页）这就是说，机器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只是将自身凝固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死劳动与活劳动最大的区别在于，死劳动不是人的感性活动，不是具有能动性的活动。严格说来，死劳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所以，它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在活劳动的支配下，转移自身所凝固的价值。而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就是活劳动，就是工人的活劳动。将人类社会的价值创造基础，以“唯一性”的方式，放在人的感性活动上，放在工人活劳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性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价值创造的源泉是工人活劳动的论断上，而是进一步从工人付出活劳动的时间入手，论述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揭开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分析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活劳动不仅创造出了与资本家所付给的工资等额的价值，还创造出了剩余价值。“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同上，第242页）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支付工资所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付出的活劳动。正是在工资的掩盖下，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活劳动所创造的“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为了更多地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还采取了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和加大剩余劳动强度等恶劣手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彻底揭穿了资本创造利润，利润积累使得资本增殖之类的“利润论”谎言——利润的实质是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7页）。因此，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3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活劳动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这种罪恶的“无偿”，形成了资本的不断增殖；这种罪恶的“占有”，形成了与工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5-186页）“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马克思在分析论述劳动异化问题时，使用过外化劳动、异化劳动、物化劳动、客体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死劳动等不同提法。这些“劳动”，无一例外，都是由工人活劳动转化而来的。按照活劳动的自身特性，它一旦被使用，被投入生产过程，就必然会转化为死劳动、物化劳动等。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化。但是，为什么这种转化会突变成损害活劳动的异化呢？马克思指出，形成劳动异化最重要的条件是，资本的占有。由于被资本占有，受到资本支配权的左右，出现了从劳动产品，到劳动过程，再到劳动者本身的全面异化。只有被资本占有以后，这些死劳动、外化劳动、物化劳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转化关系，才会突变成异化关系，才会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力量。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占有还有惊人的连锁膨胀效应。“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6页）这种链条式的新占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下愈演愈烈，工人遭受的剥削和掠夺越来越重。可以说，工人活劳动的天敌就是资本家的无偿占有，工人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消除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无偿占有。

恩格斯对于《资本论》中的价值论分析给予了高度评价：“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指《资本论》——引者注）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马克思的价值论在透彻分析工人活劳动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的秘密、劳动异化的成因等重大问题，使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贫困的根源，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本质上是阶级的对立，认识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不可避免，为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专门为其撰写书评，高度肯定了它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他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同上）恩格斯之所以突出强调《资本论》对于工人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工人活劳动出发，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其活劳动备受资本家剥削的同时，甚至直接成为资产阶级压迫与奴役的对象。因此，推翻资产阶级，“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所发出的最强音。《资本论》对工人活劳动及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遭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深刻揭示，在为工人运动提供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为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为《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牢不可破的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明确表示：“《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页）他甚至非常高兴地说，工人“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12页）。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道：“《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页）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对《资本论》在工人运动中拥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资本论》之所以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科学性。而它的科学性，一是植根于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二是植根于它的工人阶级立场。对于科学性与阶级立场的关系，马克思一直都高度重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写道：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同上，第16页）；但是，随着“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同上，第1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持扬弃的态度。在马克思看来，一旦阶级斗争进入激烈的阶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会敲响，它仅有的那部分科学性也会荡然无存。在阶级冲突日益明显、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马克思明确宣示“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同上，第620页）：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站在劳动这一边；在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中，站在活劳动一边，站在工人活劳动一边，站在人的感性活动一边。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立场，这也就是工人阶级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一致性。《资本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工人活劳动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遭受到剥削的残酷性（参见同上，第493页），并由此推论出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明确提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卢卡奇，第307页），这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一致性。

作为《资本论》的当代重要解读者，阿尔都塞呼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家的阅读”。（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81页）这种“哲学家的阅读”，能够进一步帮助人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论》重要历史地位确立的基础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说出”了“人的感性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在经济学语境中将“人的感性的活动”转化为工人活劳动表达出来，从而阐明了工人活劳动及其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资本论》中，深受恩格斯赞誉的马克思所作出的两大理论贡献，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与此同时，哲学和经济学也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如果我们同时把握住工人活劳动的哲学意蕴和经济学意蕴，就不难看出，工人活劳动与这两大理论贡献均有着原初性的内在联系。这表明，认真研读马克思关于工人活劳动的一系列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两大理论贡献的精髓。

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论》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各自却具有独立的理论地位与理论意义。因此，需要从双重意义上理解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只有运用它才能科学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论》的问世及其重要历史地位的确立，就是这种科学理解的重要体现与印证；另一方面，《资本论》着力从工人活劳动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具象性理解，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与客观现实性。解读《资本论》，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由抽象走向具体。《资本论》的问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用同样意义重大。在《资本论》中，不仅可以找到唯物主义，还可以找到辩证法、找到认识论，最重要的是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即“改变世界”。《资本论》不仅为“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还唤醒了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即工人活劳动的主体——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人活劳动是《资本论》立论的重要基石，是《资本论》历史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所以，各种力图撼动或力求捍卫《资本论》历史地位的论述，都紧紧围绕工人活劳动这一概念展开。一直以来，各种针对围绕工人活劳动而展开的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未间断。比如，早期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直接反对马克思关于价值来源的分析，提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庞巴维克认为价值来源于主观感受：“如果我认为我的福利同某一特定财货有关，占有它就能满足某种需要，能给予我以一种没有它就得不到的喜悦或愉快感，或者能使我免除一种没有它就必须忍受的痛苦，那末，我将说这一特定财货对我是有价值的。”（庞巴维克，第150页）又比如，近年来，作为全球化时代帝国理论的构建者，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成立条件是“劳动时间可测量”。他们通过分析指出非物质劳动范式（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活动，如生产信息、知识、观念等）的存在，以及它们“破坏了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划分”（Hardt and Negri，p.145），使得“价值理论不能根据时间的可测量这个属性得出”（ibid., p.150），最终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并需要作出修正的论断。应当说，在上述这一类貌似有一定道理的观点面前，如果我们忘记了工人活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立足点，就很容易被其带偏，甚至有可能会深陷将价值源泉抽象化乃至主观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工人活劳动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价值的创造既是一个物质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而这些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不论价值是可测量的还是不可测量的，都不能改变价值创造的物质性和社会性，都推翻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资本论》的问世，是马克思以工人活劳动作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大科学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的“社会主义利用”日受重视的今天（参见周丹），出现了大量全新的情况，这也正是当前需要加大对《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研究力度的重要原因。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人们才能避免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式对资本的“社会主义利用”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资本的“社会主义利用”，只要是在充分肯定工人活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基础上的发展，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以及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对，就会将马克思所指明的“资本的文明面”激活，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此外，工人活劳动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之间存有内在联系这一点表明，工人活劳动就是改变世界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动力源泉。因此，从广义上说，马克思着力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还包含着如下内容：改变世界是工人活劳动发挥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体上说，上述分析主要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工人活劳动，不仅要关注它的经济学意蕴，更要高度重视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中围绕着工人活劳动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具有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活劳动是具有价值论属性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家通过掌握资本而控制生产资料，从而无偿占有了工人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形成了反噬工人活劳动的异化力量。第三，《资本论》历史地位的确立，首先在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而这个科学性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正是因为通篇都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才“站”在了人类思想史的“高山之巅”。科学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会转化为彻底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获得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为《资本论》丰碑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现实基础。《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工人阶级的觉醒，都与《资本论》对于工人活劳动的分析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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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