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我们启发良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中国以外的学者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是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做出的；有些是海外中国研究、汉学研究、后殖民批判研究等领域学者做出的。这些不同空间、时间和传统的学者做出的研究，各有特点。这里主要从英美国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特点进行探讨，比如重视中国性内容，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的特性有比较明显的意识；重视他者性视野，就是这些研究本身以自身作为主体，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他者，进行一种话语分析或者叙述、叙事探讨；重视经典性水平，就是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的不同，甚至被当作一种离经叛道的、不符合马克思创立的经典的马克思义，等等。

中国性：

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个性

在海外中国研究中，一些英美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性对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非常关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上，这些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有很多有意义的探讨。

比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何理解中国和中国历史，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探讨问题，就是一个关键。这里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中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即所谓的社会史论战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为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进行的许多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特点很有帮助：“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这里有一个重要转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这些探讨不仅是针对历史自身，更是对待当时中国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方式，涉及中国历史知识的评价问题，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够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的一个部分。这将中国性、中国性方法、中国性现实等几个问题结合起来了。

但是，如果从东西方关系角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这个问题也得到很多探讨。

有学者指出，如果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相互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的结合点，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莫斯科加延安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很苦恼，陷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他们批判西方和苏联模式，找寻现代性道路之间的区别，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从文化、审美、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来找寻出路。就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国紧密联系。“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对西方有什么吸引力，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发现’了中国，他们认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第三条路。我们通过他们的视野来看中国，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中国，能不能看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一套从西方左翼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方法？”答案是有的。这里的中国，这里的中国性，其实就是作为方法、作为角度、作为道路、作为模式的中国。中国当然首先是地域性的概念，是地方性的概念，但也是文化传统，也是一种存在样态，和西方有关系，但不是西方的一般概念能够全部概括的，需要仔细分辨。

中国性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自身与西方的重大差异。可以说，中国现在的现代化理解，受到西方的重要影响甚至干扰。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研究中，一方面突出了非西方国家的主体建构意识，另一方面，这种分析也可能模糊了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性。中国性也许在后殖民研究中更加模糊，虽然中国问题更加突出了。

可以很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在选择不同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且在中国有丰富的实践，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性问题其实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研究中也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英美一些学者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这种研究往往是以建构他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他者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艰难的自我建构之路

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研究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学者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如果概括起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和中国的所有传统一样——它是新的传统——要接受现代性西方的检阅、批评。和19世纪中后期的殖民主义不同，后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对新兴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拉拢、经济援助的同时，加大西方文化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传播与推广力度，结果这些国家可能心甘情愿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这种语境下的中国话语，就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成为明显的他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

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主义就是如此。“东方主义之施用绝不限于伊斯兰和穆斯林；无论其有无修正和改变，都同样被强烈地施加于其他所有的东方国家。”被西方殖民者或代理人东方化了的东方人，自身也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文化理解为一种西方文化的目的、标杆、走向。“东方化的东方人将其本土文化视为西方之镜。非西方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西方自我的满足：非西方的人是不存在、或者与他者概念化或文化上的现实之人类关系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文明都是西方文明，一切历史都是西方的历史。文化被集结在一个等级秩序中：每一种文化都些微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在历史的倾斜面上，拼命地试图成为像现代性一样的文化，或者被后现代主义，即西方文明的顶点所同化。”在一些文化作品中，中国变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他者。“东方主义的编年史中，中国变得意义不明”。

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很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处于他者的地位，中国具有他者性。赞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英美学者不是很多，我们更多看到他们的批判甚至反对。从一定角度来看，那些来自英美国家的研究者，还是以一种自我的居高临下的他者性态度来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英美也有研究注意到，在当代条件下，应该重视作为他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连续性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官方话语体系有变化，但是也有联系。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他者地位有关。虽然不能否定西方在汉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是也要重视那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和反对背后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在中国目前主流话语中，我们鼓励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中国经验、道路、模式，避免西方对21世纪中国崛起的知识偏见。

经典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能够树立自身的框架、主要内容、制度设置等，如何与马克思所创立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接，在英美研究中，有学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比如大卫·哈维曾提出来所谓的中国当代实践中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哈维的论证主要遵循这样的一条线索。首先，从外在比较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施“特殊种类的市场经济，不断结合了新自由主义的要素”。“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匹配已经很清楚地建立起来了。”这里，中国走了一条有些人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它在二十年的时间中，建构了一种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促进特殊的经济增长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从内在的结构看，国外资本也进入到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而私有资本在直接投资（作为企业主）和间接投资（比如股东）部门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当国有企业利润减少的时候，它们从银行获得廉价信用。当市场性部门获得了力量和重要性的时候，整个经济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哈维认为，有了资本就是新自由主义，有了民营资本就是私有化，加起来就是资本主义，有了国家支持和引导资本和市场就是权威主义。确实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利用、引导、控制资本，但哈维这么说就太简单了。这种近乎扣帽子的形式，其实就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符合包括哈维在内的一些人所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尺度，甚至认为中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凡是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严厉批评。这些人虽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上面有很多建树，但是对于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问题指手画脚，甚至大放厥词。其实，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与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不符合，和他们自己确立的经典和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关键问题还是，到底如何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其理论和实践如何进行探讨，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时代发展也可能并不符合经典，但也许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建构新经典。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来“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因为中国有了资本和市场就认为中国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和市场不是西方和资本主义的专有理论和制度。另外，不能因为中国执政党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就成了原苏联一样的权威主义。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和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动员、组织和调适中，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的来说，英美国家的有关研究给我们很大启发，有利于文化自觉。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探讨问题，消除目前可能存在的文化误解和误读、误判，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86期第3版。原题为《中国是文化传统，也是一种存在样态》，本次推送时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