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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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双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从唯物史观视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对我们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关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而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全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如何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受政治条件的制约。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文化的实质体现社会实践的发展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践,是当今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最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求回答以下问题:首先,从时代背景来说,为什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次,从基本内涵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再次从实践原则来说,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最后,从未来发展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何种突出意义。本文尝试就此作出初步理解和解答。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时代背景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且也是不断推进文化繁荣发展、丰富现代化文明形态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表明,塑造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实现文化再造、文明重生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在回答为什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必须基于事实和价值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客观地催生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顺势而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断提供更为强劲的精神动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读懂中国,关键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前提。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全部近代哲学的批判性反省,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由于忽视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人类现实历史的不可回避的基本前提,因而尽管黑格尔已经通过辩证法赋予其理论体系以厚重的“历史感”,但归根到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现实’中作为‘本质’或‘必然性’起作用的东西,却被归结为理念”。
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强调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相协调,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实现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结构看,文化形态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态文明形态之中,“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要求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但归根结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决定着文化形态的范围、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与文化辩证运动的发展规律决定,在实现物质富足的同时,也需要实现精神的富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也就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二)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要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目标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释放文化优势,增强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虽然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归根到底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各种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发展起到独特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文化形态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文化形态的发展也是促进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全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该国家、该民族在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共性,因而能够在本国家、本民族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进而形成强大合力。文化塑造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一方面,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标志性文化使命和建设工程;另一方面,提炼、总结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构成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需要。
(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为摆脱文化自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强提供了精神支撑。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被裹挟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性地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这不仅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文化自信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的自信,代表着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文化自觉,即自觉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科学性、先进性,并积极将自身文化的优势转化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文化自强则要求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感召力,发挥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实践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然要求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功能和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
从概念组成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形态”两部分。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通约化理解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即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那么如何理解“文化形态”?这里有必要澄清“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关系,进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内容。
(一)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关系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与文化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文化形态也由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所规定,二者都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关,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文化和文化形态。但就二者的区别来说,文化形态是作为文化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历史体现,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具体组成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普遍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换言之,文化作为人化的结果,有人类社会就有文化,然而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文化形态,就更不用说具有明确的关于某种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了。
提出文化形态,意味着文化自觉。从文化到文化形态的概念划分,表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从自在走向自为。不同的文化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脉络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突出的“中国属性”和“现代属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目标
文化的“尽头”是文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使命都是凝练、锻造一种文明,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用文明来标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一样。作为概念化、体系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始终围绕着一个根本目标,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具体实践方式向前推进的文明;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成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必然。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本质要求
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物,文化建设是正在发展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必然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本质性规定,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七个着力”重要指示。“七个着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本质要求。
首先,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最显著优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大局和长远,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治乱兴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是灵魂。对于这样一项培根铸魂的工作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既是根本前提,也是根本保证,要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辉煌。
其次,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在要求。
文化和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表现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真正引领社会风尚和时代潮流。
最后,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实现路径。
从凝心聚力来说,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层面呼唤一种与新时代相契合的新的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总方向;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是沟通国家价值目标和个人价值准则的必然环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是国家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取向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个人的价值准则、社会的价值取向、国家的价值目标,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内在一致。在文化建设中,要始终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团结全体人民意志,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从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要着力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强调人民立场、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面对世界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形式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创造性提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闻舆论“四力说”。可以说,“四力”是衡量新闻舆论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
从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来说,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展开中华学术思想史的长卷,三代王官之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始终守其元而开生面。不仅学术思想是这样,农耕生产、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工匠技艺等莫不如此。譬如就文学发展来说,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始终载其道而合乎时。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夯实文明根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都充分地展现出来,从而积极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来说,要着力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为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遵循和标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各有侧重: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的特征,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同时要提高质量和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文化产业具有经营性、市场性的特征,要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和引导符合社会主义风尚的文化消费,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从对外传播交往来说,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硬实力”使一个国家强大,“软实力”使一个国家伟大。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内容,不断提高影响国际舆论、改变世界格局的文化能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世界文明对话,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沛持久的文化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
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社会化的产物。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结果,同时也蕴含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当中。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相贯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价值追求、发展目标相贯通。更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就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独特“六观”既是理论、思想,也是文化、哲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来,既反映在“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部内容中,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的主要内容。
从世界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一般意义的现代化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从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极大推进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表明,正式确立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从党的二十大开始的,也意味着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高度理论自觉。同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体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用以指导实践就是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六个必须坚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观方面的集中体现。
从价值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人民至上。哲学意义上的真、善、美是内在统一的,人们持有何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也就必然会形成与之相应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内在蕴含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何种世界观,也就必然形成何种价值观。“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明确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从根本价值旨趣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国内国际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为世界人民谋进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秉持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立足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7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180多年的中国人民近代抗争史、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来看待我们的事业、实践和发展趋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的伟大事业、伟大实践和伟大发展趋势,这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备这种大历史观。
从文明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五大文明”相协调。所谓文明,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文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总和,展现了人们逐渐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探寻可被人接受和认可的精神追求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加具体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同时,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语境中,我们秉持文明协调论,反对西方中心论、文化优越论、文明冲突论。
从民主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治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从生态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核心范畴,天人合一意在解决人与宇宙的关系,“天”和“人”是内在统一的,皆以“仁”为性。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置自己于天地万物之中,进而达到“人与天地参”的境界。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设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塑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在契合,在文化形态塑造的全过程中都需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要坚持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处理好“根脉”与“魂脉”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发展和开放发展的辩证统一,既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建设和发展文化形态,从而在保持中华民族特色与具备世界普遍原理的一致性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两个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事实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如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与实践的持续性关联中不断推进实践发展和实现自身理论创新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理论品性之所在,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拥有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历史实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让我们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过程中的迷茫,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心骨。因此,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动力。
而且更进一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而“结合”的成果则实现了二者的相互成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并形成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促进了中华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则具有涵养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从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指明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式接触中所创造出的新的文化传承发展路径,能够极大地提高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引导能力,提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路径。
(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前提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政党、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脊梁,是我们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就源于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源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独立自主与走自己的路是内在统一的。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须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根本前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坚持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明新样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则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用中国道路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始终掌握思想文化主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设与发展。
(三)文明互鉴为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有益补充
文化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文化的交往属性和流动特性要求文化形态在动态塑造过程中保持世界文化实践场域内的交流对话。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过去以地理空间区隔为基础的旧的交往方式被打破,资产阶级通过开拓全球市场,创建了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普遍交往模式,将全世界都卷入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的那样,“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这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已经形成这一经验事实。
在现代社会,人的世界历史属性规定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文化的世界历史性,现代文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地域性的存在,成为经验事实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在这一历史和时代背景下,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是肩负新的文化使命,促进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求在文明共存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文明互鉴。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突出意义
随着“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阶段。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突出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相互贯通。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得更宽、走得更久、走得更坚定的精神力量。
(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文化生命体成就自身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文化生命体继续成长壮大的动力。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能够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和“中华”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不再表现为遭遇外来文化主体性时的被动应对,而是表现为逐渐摆脱其长期所处的“学徒状态”,主动走向世界,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展现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自我主张,并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激荡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因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二)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5000多年间历经磨难仍能生生不息、返本开新、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支撑。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中华文明之历史的全面了解,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重在“古为今用”的重新语境化,使之与时代语境相契合,展现时代风采。“创新性发展”重在创新,旨在把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融入新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塑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文化形象、审美旨趣和文化追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能够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激活,既充分挖掘中华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又在新起点上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核心原则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持续推进,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中“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天地之德与天道理想、“大群一体”“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人格等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意味着中华文明“再度青春化”。
(三)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部内容,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事物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把握社会有机体矛盾及其转化的内在机理,从而形成一种内在关联的文明体系,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一方面,文化以观念的形式表征了现实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形态,而非某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或文化表现,其关键就在于文化形态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跃迁,它不再是对现实存在的单个具体文化现象的简单反映或抽象表达,而是在自为的层面上对诸文化现象、其内在关联及其所构成的文化生命体形成清晰的理论自觉,从而在“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高度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性、总体性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状况的理论化、系统化表达,所表征的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等诸领域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关系,文化形态以文化生命体的方式表征着社会有机体。更进一步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生成的文化生命体,并以建设文化生命体的方式建设社会有机体,从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又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P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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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双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从唯物史观视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仅对我们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关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而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全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如何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受政治条件的制约。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文化的实质体现社会实践的发展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践,是当今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最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求回答以下问题:首先,从时代背景来说,为什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次,从基本内涵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再次从实践原则来说,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最后,从未来发展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何种突出意义。本文尝试就此作出初步理解和解答。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时代背景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且也是不断推进文化繁荣发展、丰富现代化文明形态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表明,塑造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实现文化再造、文明重生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在回答为什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时,必须基于事实和价值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客观地催生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顺势而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不断提供更为强劲的精神动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读懂中国,关键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前提。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全部近代哲学的批判性反省,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由于忽视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人类现实历史的不可回避的基本前提,因而尽管黑格尔已经通过辩证法赋予其理论体系以厚重的“历史感”,但归根到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现实’中作为‘本质’或‘必然性’起作用的东西,却被归结为理念”。
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强调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相协调,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实现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结构看,文化形态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态文明形态之中,“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要求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但归根结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决定着文化形态的范围、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与文化辩证运动的发展规律决定,在实现物质富足的同时,也需要实现精神的富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也就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二)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需要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目标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释放文化优势,增强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虽然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归根到底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各种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发展起到独特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文化形态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文化形态的发展也是促进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全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该国家、该民族在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共性,因而能够在本国家、本民族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进而形成强大合力。文化塑造了人类的精神家园。一方面,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标志性文化使命和建设工程;另一方面,提炼、总结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构成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需要。
(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为摆脱文化自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强提供了精神支撑。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被裹挟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性地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这不仅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文化自信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的自信,代表着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群体性文化自觉,即自觉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科学性、先进性,并积极将自身文化的优势转化为对自身文化的信心。文化自强则要求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感召力,发挥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实践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然要求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功能和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
从概念组成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形态”两部分。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通约化理解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即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那么如何理解“文化形态”?这里有必要澄清“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关系,进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内容。
(一)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关系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与文化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文化形态也由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所规定,二者都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关,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文化和文化形态。但就二者的区别来说,文化形态是作为文化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历史体现,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具体组成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普遍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换言之,文化作为人化的结果,有人类社会就有文化,然而不一定具有明确的文化形态,就更不用说具有明确的关于某种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了。
提出文化形态,意味着文化自觉。从文化到文化形态的概念划分,表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从自在走向自为。不同的文化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脉络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突出的“中国属性”和“现代属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目标
文化的“尽头”是文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使命都是凝练、锻造一种文明,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用文明来标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一样。作为概念化、体系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始终围绕着一个根本目标,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各领域的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具体实践方式向前推进的文明;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成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必然。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本质要求
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物,文化建设是正在发展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必然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本质性规定,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七个着力”重要指示。“七个着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本质要求。
首先,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最显著优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大局和长远,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治乱兴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是灵魂。对于这样一项培根铸魂的工作来说,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既是根本前提,也是根本保证,要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辉煌。
其次,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在要求。
文化和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表现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真正引领社会风尚和时代潮流。
最后,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实现路径。
从凝心聚力来说,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层面呼唤一种与新时代相契合的新的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总方向;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是沟通国家价值目标和个人价值准则的必然环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是国家价值目标和社会价值取向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个人的价值准则、社会的价值取向、国家的价值目标,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内在一致。在文化建设中,要始终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团结全体人民意志,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从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要着力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强调人民立场、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面对世界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形式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创造性提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闻舆论“四力说”。可以说,“四力”是衡量新闻舆论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
从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来说,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展开中华学术思想史的长卷,三代王官之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始终守其元而开生面。不仅学术思想是这样,农耕生产、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工匠技艺等莫不如此。譬如就文学发展来说,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始终载其道而合乎时。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夯实文明根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都充分地展现出来,从而积极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来说,要着力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为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遵循和标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各有侧重: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的特征,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同时要提高质量和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文化产业具有经营性、市场性的特征,要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和引导符合社会主义风尚的文化消费,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从对外传播交往来说,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硬实力”使一个国家强大,“软实力”使一个国家伟大。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内容,不断提高影响国际舆论、改变世界格局的文化能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世界文明对话,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充沛持久的文化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
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社会化的产物。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结果,同时也蕴含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当中。
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相贯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价值追求、发展目标相贯通。更进一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就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独特“六观”既是理论、思想,也是文化、哲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来,既反映在“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部内容中,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哲学理念的主要内容。
从世界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一般意义的现代化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从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看,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极大推进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表明,正式确立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从党的二十大开始的,也意味着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高度理论自觉。同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体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用以指导实践就是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六个必须坚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观方面的集中体现。
从价值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人民至上。哲学意义上的真、善、美是内在统一的,人们持有何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也就必然会形成与之相应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内在蕴含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何种世界观,也就必然形成何种价值观。“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明确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从根本价值旨趣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国内国际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为世界人民谋进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秉持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立足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7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180多年的中国人民近代抗争史、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来看待我们的事业、实践和发展趋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的伟大事业、伟大实践和伟大发展趋势,这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备这种大历史观。
从文明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五大文明”相协调。所谓文明,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文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总和,展现了人们逐渐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探寻可被人接受和认可的精神追求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加具体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同时,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语境中,我们秉持文明协调论,反对西方中心论、文化优越论、文明冲突论。
从民主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治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从生态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核心范畴,天人合一意在解决人与宇宙的关系,“天”和“人”是内在统一的,皆以“仁”为性。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置自己于天地万物之中,进而达到“人与天地参”的境界。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设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塑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在契合,在文化形态塑造的全过程中都需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要坚持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处理好“根脉”与“魂脉”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发展和开放发展的辩证统一,既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建设和发展文化形态,从而在保持中华民族特色与具备世界普遍原理的一致性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两个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事实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如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在与实践的持续性关联中不断推进实践发展和实现自身理论创新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理论品性之所在,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拥有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历史实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让我们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过程中的迷茫,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心骨。因此,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动力。
而且更进一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而“结合”的成果则实现了二者的相互成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并形成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促进了中华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则具有涵养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从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指明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式接触中所创造出的新的文化传承发展路径,能够极大地提高文化的自我更新和引导能力,提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路径。
(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根本前提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政党、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脊梁,是我们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就源于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也源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独立自主与走自己的路是内在统一的。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须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根本前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坚持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明新样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则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用中国道路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始终掌握思想文化主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建设与发展。
(三)文明互鉴为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有益补充
文化产生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文化的交往属性和流动特性要求文化形态在动态塑造过程中保持世界文化实践场域内的交流对话。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过去以地理空间区隔为基础的旧的交往方式被打破,资产阶级通过开拓全球市场,创建了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普遍交往模式,将全世界都卷入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的那样,“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这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已经形成这一经验事实。
在现代社会,人的世界历史属性规定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文化的世界历史性,现代文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地域性的存在,成为经验事实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在这一历史和时代背景下,秉持开放包容的基本态度,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是肩负新的文化使命,促进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然要求在文明共存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文明互鉴。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突出意义
随着“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阶段。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突出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相互贯通。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得更宽、走得更久、走得更坚定的精神力量。
(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文化生命体成就自身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生命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文化生命体继续成长壮大的动力。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能够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和“中华”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不再表现为遭遇外来文化主体性时的被动应对,而是表现为逐渐摆脱其长期所处的“学徒状态”,主动走向世界,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展现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自我主张,并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激荡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因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
(二)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5000多年间历经磨难仍能生生不息、返本开新、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和支撑。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中华文明之历史的全面了解,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重在“古为今用”的重新语境化,使之与时代语境相契合,展现时代风采。“创新性发展”重在创新,旨在把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融入新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塑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文化形象、审美旨趣和文化追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能够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激活,既充分挖掘中华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又在新起点上建设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至上、共同富裕等核心原则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持续推进,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中“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天地之德与天道理想、“大群一体”“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人格等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意味着中华文明“再度青春化”。
(三)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部内容,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事物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把握社会有机体矛盾及其转化的内在机理,从而形成一种内在关联的文明体系,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一方面,文化以观念的形式表征了现实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形态,而非某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或文化表现,其关键就在于文化形态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跃迁,它不再是对现实存在的单个具体文化现象的简单反映或抽象表达,而是在自为的层面上对诸文化现象、其内在关联及其所构成的文化生命体形成清晰的理论自觉,从而在“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论高度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性、总体性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状况的理论化、系统化表达,所表征的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等诸领域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关系,文化形态以文化生命体的方式表征着社会有机体。更进一步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生成的文化生命体,并以建设文化生命体的方式建设社会有机体,从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又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P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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