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在历史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 是我们进行新时代城市哲学探讨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内容和逻辑的建构主要包括: 城市本体论, 即研究中国当代城市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 其主要结构和城市活动、城市工作的系统, 也说明“城市病” 问题; 城市辩证法, 即探讨城市发展中的诸多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是城乡二元关系, 另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发展的主体积极性等内容; 城市价值论则主要探讨人民城市和宜居城市问题。

关键词: 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 城市本体论; 城市辩证法; 城市价值论

一般而言,城市哲学就是有关城市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涉及城市观、城市科学等问题。由于哲学自身有时间、空间和传统的差别,所以城市哲学牵涉很多内容。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城市哲学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再到当代的哈维(David Harvey)、苏贾(Edward William Soja)等,都有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也给我们今天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提供了学理背景。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是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实践的结晶。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已经在城市本体论、城市辩证法、城市价值论等方面有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视野中,我们探寻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建构,试图深入理解新时代的城市,并为未来城市理论和实践做一些基础性的哲学研究。

一、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建构的背景

古今中外的城市哲学内容比较复杂。伴随哲学的发展,城市哲学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不同区域、文化传统的城市哲学,比如探讨城市本质的城市本体论,研究城市知识的城市知识论或者认识论,寻求城市发展规律的城市辩证法,还有追求城市善和美的问题的城市伦理学和城市美学。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发展为视角,探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建构背景。

从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发展历史看,恩格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列斐伏尔、德波(Guy Ernest Dobord)、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哈维、苏贾、鲍曼(Zygmunt Bauman)等人的研究,有对城市本质的揭示,有很多“大都市辩证法”的内容: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揭示城市和资本的内在关系,指出在城市中孕育着未来的希望。这种发展和异化的价值并存,绝望和希望的混合,繁荣和败落的纠缠,在大都市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承认大都市辩证法的特殊统治。马克思所有的思想以及他的本体论承诺——他对什么存在的承诺——围绕辩证法旋转:在马克思(和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军械库里,它是最重要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理解城市,离不开本体论承诺,离不开辩证法,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批判和未来城市蓝图的勾画。

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恩格斯为代表的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城市的哲学;一个是20世纪初到中叶以本雅明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城市哲学;一个是20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60到70年代以来以列斐伏尔、哈维、苏贾和鲍曼等为代表的探索,较为集中批判现代性资本主义城市,探讨后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发展历史上,恩格斯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城市哲学的经典著作。恩格斯长时间在英国生活,对英国曼彻斯特城市的情况比较熟悉。他研究工人阶级在现代大城市背景下的生活。以今天视野分析,恩格斯所探讨的城市哲学和工人阶级的形成、空间聚集、城市权利、空间正义等有关。尤其是恩格斯在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的资本本质研究上有重要的价值。城市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基本上是以资本批判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的本质和资本有密切的联系。

20世纪初期到中叶,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的异化及其批判展开。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这个庞大手稿中做了很多工作,在和手稿有关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巴黎,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表达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异象:流浪者、时尚的病态美丽和荒唐、暧昧、韵味等,在批判中本雅明经常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寻找出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有了充分发展。从形成的原因看,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民众意识觉醒,城市危机出现以及马克思的理论在西方左派的地理学、城市学的研究中得到重视。从社会现实看,西方社会变迁与社会类型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和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性的发展遭遇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兴起、城市危机出现、大众文化昌盛、社会符号化及其资本操纵、社会矛盾突出等。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生态和环境问题频发,交通拥堵和住宅短缺,贫富差距拉大。1973年,卡斯特在《都市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探讨》中,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问题。“今日之世界,城市问题意味着城市危机,加速城市化,环境意识形态,日益增加的国家干预,城市规划的矛盾后果,大众反叛,邻居组织,城市政治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危机的出现需要新的探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的列菲伏尔及当时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背景中的卡斯特也有一些研究值得重视。比如列菲伏尔在空间的生产、城市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的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他很重视哲学家的城市研究,“哲学家们思考城市:他们给城市生活以语言和概念”。同时,城市的形成和乡村有关,“城市总的来说是一种集合的产物,是几个占据这个地方的村庄、部落集中在一起的产物”。城乡分工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一真正分工”联系在一起。“精神工作集中在城市:组织和指导的功能,政治和军事的活动,理论知识的形成(比如哲学和科学)。”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有些思想家是城市哲学家。这些思考城市的哲学家用扩展传统哲学的方式发展城市哲学,用城市本质的话语,将城市当做精神、生活、生命力以及存在或者有机的整体。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城市整体有时候是主体,有时候是抽象的系统”。列斐伏尔的思考涉及城市本体、城市主客体、城市的辩证发展以及城市发展中的价值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哈维关注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关系,以资本的城市化作为分析城市历史和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历史和城市的理论做出了更具确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英美马克思主义左派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从空间、不平衡发展的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分析。他继承了列斐伏尔对城市权的研究,所谓的城市权就是人们进入城市、在城市体面生活、参与民主管理城市的权利,在当代影响比较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贾的城市与空间批判在左派地理学研究以及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问题上颇有成就。苏贾的学术研究有一个自觉地完成的过程:从批判理论的空间重述到主体二分空间的批判,到后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再到城市化最新形态即区域城市化等。苏贾对城市和空间的问题以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了探讨,甚至提出和论证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即将空间、时间和社会统一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苏贾在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重述、空间正义、城市权方面有很多建树。

近些年来,关于城市的伦理学、法哲学、价值哲学研究有很大的进展,比如城市空间隔离和排斥的批判性研究、城市权和空间正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病”问题受到广泛重视,比如贫民窟蔓延、街道景观中产化、城市公共空间为资本侵蚀与私人空间紧张狭小的关系问题,涉及当代实践哲学的多个方面。由于住房支付能力不足,贫困群体只能在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居住,导致空间上贫富差距明显,不同社会阶层空间固化,导致整个社会对贫困阶层空间上的排斥、隔离。有门禁的社区大量出现,社会分隔严重,社会撕裂明显,带来社会认同的分化、排斥与隔离。这些空间生产的排斥和隔离,导致城市空间使用的排斥和隔离,空间上的不正义导致一些贫困阶层在进入城市或者城市某个区域、使用城市公共空间甚至进入行业时受到阻止、歧视,甚至整个城市的规划、管理、建设也对一些社会阶层明显不利,为寻求空间正义、寻求城市权而进行斗争,就成为必然选择。

对资本主义城市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引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尤其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哲学探讨,是中国传统城市哲学和当代城市哲学的融合发展。从文化传统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解释和其他学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重视资本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人民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城市实际、中国传统优秀城市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是对当代中国城市实践的反思、总结、概括和提炼。与一般城市哲学比较,既有共性,比如城市发展历史的规律;又有个性,比如当代社会条件下的中国特殊性。我们重视中国对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贡献,关注中国的贡献在哪里,中国何以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背景,比如中国和西方的差别、传统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区别,还有社会主义城市和资本主义城市的差别等。

从整体上看,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所面对的问题和当代所有城市哲学有共性,都要面对什么是城市的问题,从什么样的视角理解城市本质的问题。西方学者韦伯(Max Weber)、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都认为中国的城市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城市。中国的城市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城市自身的特有结构、城市工作系统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本体论的重要内容。还有解决如何发展城市的问题,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关系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动力、城市诸多主体的积极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中的价值选择比如人民城市建设、城市宜居价值选择,成为新时代城市价值论的重要内容。

二、新时代中国城市本体论

新时代城市本体论主要包括:城市的结构、系统,城市发展的非常态比如“病态”。

1. 城市结构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我们在新时代谈论城市的重要逻辑起点。什么是城市,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一般而言,所谓的城市就是具有城市性(urbanity)的事物,是和乡村性(rurality)事物有区别的对象。近现代以来,城市基本上是经过城市化或者城镇化(urbanization)发展而来的,而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转向城市、工业和市民或者工人的过程。一个社会中,如果乡村占据主导地位,就是乡土社会;如果城市或者都市占据主导地位,就是都市社会。

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60%,中国社会逐渐呈现与原来不同的状态和特征。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发展和“三农”自身发展的原因,我们还是一个城乡二元并存结构的社会。一方面我们依然在进行城镇化,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振兴乡村,解决“三农”问题,形成一种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总的看来,城市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一定角度看,城市就是空间、规模和产业三种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结构,所有的城市活动、城市工作都是围绕这种结构的形成、协调和发展展开的。

空间是城市所有因素的布列和展开,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结合方式。空间是各种因素的延展和联系,首先是一种容器、背景,其次是一种活动,再次是一种因果关系、发展动力,一种对象和结果。对于现在的城市来说,也有依托信息化、数字化等形成的空间,这是各种智能因素集中的虚拟空间。这也是人们在认识城市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城市空间的阶段性理解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中,充斥了大量的空间商品和服务,这些空间从物理的、社会的到精神的,再到虚拟的,比如房地产、建筑、道路等都可以表现为空间产品和商品。

城市空间更多表现为各种城市要素的延展、排列、关联。比如不同的功能区划分,首先是空间区分和识别,城市生活中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安排也是不同的活动的展开区域和空间。城市结构和城市本身是内在一致的。“城市空间结构直接关系城镇化质量,影响房价、交通、生态等城镇人居环境和竞争力。”空间特征成为我们理解城市的一个关键尺度。在一定意义上,人口、产业等的空间密度成为区分城乡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形成了城市之间在生产、生活以及生态上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从中国城市群之间的空间关系来看,“我国逐步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城市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往往是区域性的,即从单一城市的发展走向多个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区域城市化。如果从城市实践和城市工作的角度来看,“城市群既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区域,也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

在中国,城镇化已经不是单一城市自身的发展,而是一定区域的城市化,是多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这在苏贾的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条件下以单一城市形成为主导的城市化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以一定范围的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簇的形成为主导形态的后现代特征的区域城市化。近年来,区域城市化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城市群逐渐增加,城市带也逐渐形成。城市间、城际关系对于空间、规模和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城市群之间也有一种空间、产业等效应,形成区域协作关系。从城市实践、城市工作的视角看,“要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破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在城市空间特征和关系中,还应注意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发展上的空间结构和关系。东部城市群发展比较快,重视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以及绿色发展,而中西部往往注重培育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还有一些边疆、口岸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东部城市产业向中部、西部的转移,形成一个空间、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这其实也是中国“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的体现。

空间有一种表现形态,那就是规模。规模一般指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大小。规模可能是广场、工厂、写字楼等的规模,这里的规模和人、物、信息、资金等的密集度、布展顺序和体量等有关,和城市的人口、物流、信息、资金等有密切的关系。规模可能和物理、地理空间直接相关,也可能和人口数量、信息量以及资金量有密切的联系。比如有些城市地理空间大,但是人口和资金的量相对有限,其城市规模就不可能很大。

城市和产业的关系密切。传统上,农业一般和城市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城市里农业的地位比较低。城市发展和产业有密切的联系,城市的空间、规模与其主要产业的关系很密切。一般来说,现代金融业、物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和城市关系是比较直接的。尤其一些新兴的产业,往往是城市发展的热点、亮点和生长点。城市内部关系、城市间关系、区域城市布局和国际竞争力等,都可从城市自身的结构中获得理解和认识。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人工物,通过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活动把人的认识和理解形成城市对象,而城市规模很多时候必须有经济、产业体系等支持。

2. 城市工作系统

城市既是对象和实体,也是人的活动。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城市也是一种工作。让对象流动起来,让人的活动和对象的关系保持一致,所有对象都和人的活动相关联,这是我们理解城市本体论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活动对城市影响很大。作为一种人工特征很强的对象,当代城市工作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三大环节,也是我们理解城市的重要方面。城市本身是一种系统,城市活动和城市工作也是一种系统。中国当代城市发展中,规划占据重要的地位。规划涉及因素很多,“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规划立法工作,形成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规划体系”。不仅仅规划,整个城市工作同样如此,“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涉及方方面面。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是维持这个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要考虑经济、生态、安全等各个方面,要满足居住者各个方面的需要。“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城市不仅是建筑物的聚合体、各种空间的聚集,更要满足城市居住者的各种要求,比如要有韧性,不能很脆弱,经不起刮风下雨,经不起小灾害;比如还要发展智能城市,让城市能够高效地为民众服务,尤其是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安全,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也是重要的方面。城市工作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考虑。

其实,城市系统论是依据城市自身要素的系统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自的系统性,最终“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这也是对城市工作系统性的一种理解和解释。

3. “城市病”

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城市病”有很大的关系。人们集聚起来进入城市,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但是,城市生活很多时候并不是美好的。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城市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需求与供给矛盾加剧等问题。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相当数量的城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出行难、停车难、垃圾围城等‘城市病’突出,且呈蔓延加剧态势”,“有人这样形容当前的城市病: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城市病”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国生态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中,由于人的高度集中、生产强度的明显增加,城市环境容纳、净化人的生活和生产的废弃物的能力不足。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指导思想、规划特性存在一些问题,如规划的前瞻性不够,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不匹配等。“城市病”的根本是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水平和资源能力不匹配,环境平衡被打破,导致人的活动造成破坏性影响。只是经过了“城市病”的实际遭遇,人的认识逐步提高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有好转。

如何理解城市的根本、本质和本体,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作为人工物的城市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认识方式和水平直接相关,比如古希腊人从物质的始基和数等认识城市的基本构造,非常重视城邦之善,从求善的途径来理解人的城市行为。中国古代对城市的认识,也是从自然、社会的基本元素开始的,比如以星宿、堪舆等理论为基础探讨城市本质。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以后,城市哲学重视城市认识论问题,重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城市哲学不仅需要传统的本质探讨,需要在城市认识、意识和城市主体的关系中探讨城市的本质,也需要在城市话语、城市意象、城市景观中探讨城市的本质和本体。

三、新时代城市辩证法

除了要关注新时代中国城市本身的构成、存在、本质特征和“病态存在”等本体论因素,也需要探讨城市如何发展,在城乡互动的背景下理解城市发展,理解城市发展动力的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更需要探讨城市活动中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方面的内容和建构就是新时代的城市辩证法。

1. 城乡关系辩证法

如何理解城市?一个关键的辩证视野就是需要在城乡互动中理解城市。城市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大概有10000年。从人居史的角度看,城市是从乡村状态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一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城乡关系是城市辩证法中最基本的关系。

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在实践活动中被定位为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城乡统筹等。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直接联系,和作为产业区分的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的农业有密切关系。城乡二元关系主要是指城市发展变化、城镇化、乡村振兴中城乡的彼此关联。目前,这种关联还不合理,比如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不顺畅,甚至在一些发展阶段上,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由于城乡二元分立的制度、理念和行为,城乡发展的机遇、条件并不对等。所谓的一体化、融合以及统筹等,就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分立问题,城乡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探讨城乡的辩证关系。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城乡关系大概经历了从相互区分、相互隔离,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兼顾、互动、协调、统筹、一体化的过程。

城乡二分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早期为了资本积累,形成对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倾斜政策,后来才强调城乡平衡发展,扶持乡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这里有非常复杂而辩证的城乡关系,就是在这些关系中,我们理解城市和乡村,理解城镇化。理解城乡关系中的城市和乡村的,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从目前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中,乡村是一个需要扶持的对象。比如多予少取、扶持“三农”,这些都需要非农和城市对“三农”和乡村的支持。乡村已经没有和城市对峙的可能,但存在隔离的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在城镇化过程中,这种发展是单向度的,如乡村对城市的单向支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中国现在不少地方已经都市化了,城镇化比率非常高,社会整体在迈向都市社会。这种情况下,社会整体在理解和认识上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人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三农”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发生逆转。现在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社会问题,比如说中国出现农民工问题,核心原因是这些人在城市里不能被完全容纳。

城乡二元分立甚至分割的机制是什么?单向城市化、城市化中再城市化、去城市化、逆城市化,对农村、农业、农民没有形成积极的辐射,而是城市对乡村的吸取甚至“虹吸”。目前,国家对“三农”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比如原来的户口制度是对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制约,现在,在宅基地、承包地等方面,农民户口或者身份有隐性的福利。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更加精准地扶持农民,给农业人口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

第二,城市视野成为我们理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比如,“三农”是不是问题,为什么是问题,为什么农民工不能顺利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农民身份的改变关键在哪里,进城之后的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难题如何破解。目前“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农民工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就业、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潮汐式”流动,虽然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是一种相对良性的、不发生重大危机的正常流动,但这种情况不是理想状态,是一种尝试寻到最佳解决方式的过程。从目前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设置来看,农村到城市的户籍制度障碍大部分已经消除,但如何让城市更好地接纳乡村居民,这是乡村振兴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重视资本、技术在城乡关系良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代条件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资本是市场的关键要素。一定程度上,资本进入乡村、农业成为乡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一。乡村生活的自足性、非交换性的要素,将被一种交换的关系和方式替代。生产方式将以市场为主导,城乡资源分配以市场为导向,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现在以家庭生产为主导的精耕细作,逐渐将为机器生产替代,为高技术的生产方式所替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农村的特征将减退甚至消失。比如,智能温室种植技术对传统种植行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农业生产所需的光、热、水、肥等要素的获得方式、时间、数量等都受到人为的控制,农产品的生产已经和工业生产逐渐靠近,那种以自然的方式进行的生产将逐渐被替代。农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技术等要素也逐渐密集,并且资本在产品市场的开拓、销售、引导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一定意义上看,生产的市场化、城镇化,逐渐抹平城乡差别,城市城镇的发展是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力量。城市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逐渐形成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的重要力量和要素。

2. 城市发展动力

党的领导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针。1962年、1963年、1978年、2015年,中央召开四次城市工作会议,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决策。这些决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落地的动力要素。在一定角度看,城市发展主要由改革、科技和文化驱动。

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动力,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深刻改变了社会面貌,改变了城市面貌。文化追求是深层次的追求,文化发展是价值和意义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人们在温饱解决以后,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重要方面。城市是文明、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是中国当代发展中的重要产业。改革、科技和文化三者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系统。

以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涉及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户籍制度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改革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尤其“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促进城市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科学技术发展来看,互联网、人工智能对当代城市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链,让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动力,特别是要把互联网、云计算等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加以支持和布局,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在智能化、数字化方面有很多事情值得做,比如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都是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关键。尤其是互联网在整个国家治理中举足轻重,互联网高速公路建设是大事,以城市为重要节点,构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方式。中国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在世界上有比较高的水平。在城市治理方面如安全治理方面,数字建设大有可为。互联网是当代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城市发展需要大数据系统,需要互联网思维,以促进决策、执行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城市发展动力方面,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情况下城市发展是在人的认知、意识、意志的外化中进行的。人的文化理解、认识、决策、建设等在城市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短视频盛行、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应用占据重要地位的情况下,文化的形成、传输发生了变化,对城市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目前的生产方式下,文化对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文化产品的产值对城市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如何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形成美好人居环境,值得我们从城市发展动力以及和其他因素关联的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的内涵很丰富,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生产、承载、流传的重要载体。有文化的城市才是有趣的城市,才是有品格的城市,才是值得人们留恋的城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近代以来文化首先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各地城市传统文化多彩多样,必须重视保留、挖掘、发扬光大。

其次,文化记忆是城市凝聚力的重要方面。“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躁、无知而破坏掉。”文化记忆和空间、场所、建筑、景观有直接的联系,城市品质和城市文化记忆以及这种记忆的可传递、可沟通有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记忆的城市,往往是贫乏的。文化记忆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必须重视文化遗产、遗址、遗迹的保护。“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也有文脉,应该赓续。

城市文化记忆也是建构当代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继承好保护好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城市要素。“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文化记忆中也包含了城市居民的乡愁。在城市发展中,寻找乡愁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和寻根,是城市丰富生活的重要方面。“‘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

再次,城市建筑不仅是技术,更是科学和艺术。当代建筑已经成为人的重要生存模式,应该从这个高度理解城市建筑。建筑是城市特色和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特色风貌是城市外在形象和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因素、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形成的城市文化特征,决定着城市的品味。”一个没有建筑艺术的城市是没有品质的,是没有韵味的。

最后,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城市精神的追求,就是一种文化追求。文化追求虽然是无形的、静悄悄的,却是强大的、持久的、影响广泛的动力。

3. 城市主体积极性

在当代中国城市,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推进城市建设,这是一个难题。资本和市场在当代城市中固然占据重要地位,对于财富的追求是多个主体的一致取向,但在劳动力利益、资本利润、公共利益的诸多要求下,如何保持各方的积极性,推进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把握城市发展辩证法,平衡各方积极性,值得高度重视。

总体而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是城市辩证法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城市发展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聚促进城市发展的正能量。要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一个是统筹,即对三大主体做出统一筹划,使之相互支持和协助;一个是把积极性提升至最大,把主动性启动起来,把创造性激发出来;一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的无形之手、市民的勤劳之手“三只手”共同推进。政府作为主体,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政绩为主导的政府要求,需要在资本、市民、社会发展之间寻求一种最好配置、最优结合,做好资金、基础建设等各种工作。就社会力量尤其是资本力量而言,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最深层的、基础的积极性。而市民的主要追求,就是美好生活。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是市民的城市。人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最终尺度。

从政府作为城市发展主体的角度来看,“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把矛盾和问题尽早排解疏导,化解在萌芽状态。城市治理也应该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惩防并举、以防为先,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政府在动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建设中地位重要,在以有形的手来调整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方面独一无二。“政府要从宏观层次和全局发展上配置重要资源,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组织提供社会和市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经营、管理。”从整体来看,要形成和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基层社会、市域社会本身的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直接涉及城市社会自身的微观运行和宏观走势。另外,政府要有意识建构和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政府“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要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治理体系有不同层面,基层治理相当关键。

尤其要重视非公资本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资本的地位不容忽视,资本对城市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市场、资本的助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资本有逐利性,应用不好,就会产生问题。在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动力中资本是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在社会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条件下,资本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就市民而言,要了解关心、积极参与、监督促进城市发展。“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城市政府应该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政府领航,民众划桨,一起推动城市发展。

四、新时代城市价值论

新时代中国城市的构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的交织,尤其在城市发展的原则、方向和目的方面,主体多元、社会阶层多样、社会意识和思潮复杂。城市求善、求美的价值取向成为城市哲学的重要内容。城市伦理和城市美学支撑的城市价值是人和城市关系中的理想追求。价值有实用的一面,也有审美和求善的一面。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城市也存在“城市病”。有些是发展中的问题,不一定是城市发展的价值选择问题,有些是城市发展中不当追求造成的,比如不当的政绩观、不当利益观对城市发展都有影响。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城市价值论,主要包括人民城市与城市宜居论。

1. 人民城市

从新时代城市发展来看,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是四大原则。以人为本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关键在于“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内容之一就是共享,空间共享是人民城市的关键要素。在城市这个高度集聚的空间让最广大的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人民城市人民建,建设成果也要为人民享用。

从城乡整体发展来看,人民城市的建设就是将城乡作为整体,融合与共同发展,形成促进、带动、互惠、一体的发展关系。其目的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为增进广大城乡居民的福祉做出贡献。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的城镇化变得更加重要。“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鲜明特色,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建构的重要价值原则。

做好城市工作,要坚持人民为中心。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关注人民的期待。第二,“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城市规划、建设、改造都要充分考虑人民需求,合理安排空间,重视高效、绿色发展,适宜各行业、居住、娱乐、游览等要求的城市发展,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三,“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城市民主的关键是人民的参与,目的是人民宜居安居,要把最好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资源留给人民。第四,“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要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城市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解决人民急愁盼难问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和优质,要建设人和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的城市。进一步而言,“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城市成为重要内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些论述从基本原则、主要工作、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城市的形态和状态等方面深化了人民城市的主题。

2. 城市宜居

在一定程度上,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性主要是价值选择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有利于城市主体的条件下,实现实质性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宜居性首先是宜居、高品质、健康和安全等要素的满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价值选择。在这种可持续发展和宜居的价值选择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重视天人合一、重视城市布局的合理性等成为重要的内容。城市生活中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城市病”,宜居城市拥有充足的阳光、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能够避免“城市病”。所以,需要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

首先,“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合理确定开发边界,控制开发强度,保护生态空间”。从城市发展来说,就是用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符合自然规律的田园般城市,不能不顾资源约束,用“摊大饼”“低基数”“高碳”等错误方式发展城市和推进城镇化。城市空间需要科学规划,尤其要划定边界,不能让城市无序、无限扩展,适宜的开发,让城市有更多的休闲、旅游空间,有自然净化和恢复的空间。

其次,重视绿色空间的建设和维护。“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绿色空间意味着自然净化能力,意味着人的活动形成的废弃物被自然净化的能力。在城市高度集中的建设中,生产空间往往大于自然空间,使得净化能力下降。在城市建设中,绿色空间的建设必须摆在重要位置。

当然,对于空间的充分利用也是重要的方面,集约、高效利用空间非常关键。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城市互联网信息通道建设方面,大有作为。比如,“系统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在当代条件下,空间关系是城市活动和工作的关键。所有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化约为空间问题。城市问题就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者不匹配、不协调问题。“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再次,从根本上来看,城市环境问题是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中国传统城市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理念、制度、技术甚至审美的宝贵遗产。今天,“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种有山水、有乡愁的城市就是现代很流行的田园城市。

最后,从布局的合理性来看城市价值论问题。比如功能区的关系,城市内部“大院”“围墙”的数量和位置,路网密度和可通达问题,都需要从空间布局合理的角度进行一些调适,让城市更加宜居。从城市哲学看,城市功能区理论有很多的贡献,其将城市的居住、工业、商业等区域划分开来,以进行不同类型的建设。但是功能区理论的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交通设施、经济活动水平等条件制约,也有不同区域人口密度的限制,不能生搬硬套。

在不少城市中,封闭性大院、社区仍比较多。这种封闭性社区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范围内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过大、过多,会将城市有机体割裂甚至撕裂,造成路网密度低、可通达性差,生活不便,影响社会交往、社区有效沟通,甚至会形成社会排斥、空间隔离等问题。所以,“要找到适应现代管理的安全防范措施,尽可能不再建设封闭的住宅小区,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在街区建设上也应充分考虑居民的要求,“城市街区和道路要有人情味,不要单纯为汽车开道,也要为居民骑车散步、逛街购物、餐饮会友、休闲娱乐提供方便,形成综合功能的街区”。那些动辄八车道、十车道的宽广道路建设,在目前条件下,不是什么好的建设理念,而是一种落后甚至错误观念的体现,应该改变。

中国城市活动从价值选择来说关键是人民城市、是宜居城市,虽然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因素,但是根本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基本确定,是新时代城市价值论的关键。

总的来说,新时代城市哲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当代中国城市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升华,是对中国当代城市本体、发展变化、价值选择的哲学思考和建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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