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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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一般认为一场工业革命要经历上百年的历史,百余年前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可以说,中国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参与全球工业革命进程的。从历史来看,一次工业革命往往要经历百余年的时间。今天全球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则在需要这百余年的时间内叠加完成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工业革命的基本特点,多次工业革命“叠加”推进的方式,也就是世纪之交,我国学者广泛讨论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与我国的工业史类似,山东也经历了百余年的工业发展史。回顾建党百年历史之际,山东百余年的工业史,也值得重点关注。在党的一大代表中,山东有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位代表,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山东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伴随着山东的工业发展起来的。从洋务运动的山东机器局、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和金启泰铁工厂开始,山东的近现代工业也经历了百年余年的发展历程。早在建国之前,我们党就开始在山东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兴办工业,建国后山东很快发展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山东工业的最近一次大发展,出现在世纪之交全国的“重工业化”进程之中。在这场“重工业化”进程中,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开始全面进军重化工业。当时,东北面临国企改革和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困境,大量产业开始转移。这一时期国家在政策上积极支持山东民营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领域,从2000年前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山东的重化工业进入了“大繁荣”时期,尤其是民营重化工业的发展,成就非凡。依据当时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这一时期山东有五个地级市同时进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0个城市行列。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山东身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游的基本格局。从大的格局来看,我国工业具有“北重南轻”的总体布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重化工业开始南迁,山东就是东北重化工业南迁的重要一站。此后,江浙一带承接重化工转移,发展重化工步子慢了下来,山东身处产业链上游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
山东如何看待自己身处全国产业链上游这个位置,决定了山东在当下工业革命中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准确认识重化工业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中的地位。
纵观全球工业革命的发展史,工业革命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产业链下游向上游延伸,以上游的重化工业作为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方式变革的“深水区”。时下,这场工业革命的“深水区”的关键变革,就是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改造。当前,这一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在此过程中,山东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面临激烈的竞争。要抓住当下这个机会,山东需要把准身处工业革命“深水区”的历史方位,从人才战略入手,积极行动,有所作为。
一、道理:工业革命有“先轻后重、从下游向上游延伸”的规律,山东处于工业革命的深水区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研究经济形势,必须瞻前顾后,‘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出发加以认识”。山东既经历了现代工业的百余年历程,也正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现在也有人将其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说法来自一部分未来学者,严谨的工业史专家和演化经济学家,大都称它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段”。当然,虽然提法略有差异,但是对于这场工业的革命的基本判断是大致相同的:人工智能和高速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
(一)从工业史中总结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
要在这场工业革命中抓住机会,研究视角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需要结合工业史总结工业革命的基本规律。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面临的形势。以前我们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搞工业,做得是别人已经实践过验证过的事情。哪些技术能用,技术需要掌握到何种程度,都已经摆在那里,我们可以“拿来”“照做”。面临新的革命,形势就不同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处于“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总书记的这一判断与其说这是在讲我们的水平有多先进,倒不如说,这是在讲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形势有多紧迫。这是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都需要从头开始,都处于探索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有一个“先行”的发达国家给我们“领跑、并跑”,我们通过研究他的行动,就可以找准方向。现在形势不同了,大家都在探路,光有“跟跑并跑”的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自己探索,敢于领跑”的决心。这种情况下,以前那种“向前看,跟着跑”的战略思路已经很难奏效了。所以要有“往后看,领着跑”的战略思维。
所谓“往后看”,就是要研究工业史,总结工业规律,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基本规律。只有对工业发展史和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认知,深入的体会,才能帮助我们准确判断,找准方向。我们中国讲“老马识途”,在大沙漠里,之所以要依赖“老马”寻找水源,不完全是因为它之前走过这段路,更是因为它走的路多了,找到规律了,更能判断清楚前行的方向。面临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指望别人探路再跟着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补足工业史和工业规律这堂课,必须在对规律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断。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做过一系列的论断,例如,他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他也曾研究过工业革命并尝试总结其中的规律,他认为:“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 。他也强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就像体育比赛换到了一个新场地,如果我们还留在原来的场地,那就跟不上趟了”。
(二)技术革命是从下游往上游延伸的
当前谈工业革命的人很多,对工业革命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大都不是经济学的主流学者,大多是经济史和演化经济学家。大家经常提到的“新熊彼特学派”,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创新理论上,能够真正像熊彼特那样把经济长周期和社会组织变革结合起来的学者并不多。
表1是我们从现有文献中找到的对工业革命研究比较深刻的代表性成果。
表1 三次工业革命与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资料来源: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国外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两派主导的。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很有建树,如果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再加进去的话,表1会变成下面这个样子(见表2)。
表2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
资料来源:第一次至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技术创新、主导产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信息来自: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页,以及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信息来自: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制度变革的信息来自:鲍尔斯等: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43页。
仅就这两个表而言,我们就可以得出工业革命的很多规律。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规律是:每次工业革命大约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其中前后50年左右的时间分别构成一次技术革命。至今为止,人类已经出现了三次工业革命,六次技术革命,当前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在我们可以概括的工业革命的诸多发展规律中,山东省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样一条规律:工业革命往往是从产业链的下游开始,逐步向上游延伸的,最终技术革命在产业链上游完成,并从根本上重塑整个产业链,宣告工业革命的结束。所以,一国能否在工业革命中胜出,并不取决于产业链的下游的竞争,而是在产业链上游决战。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早的技术变革是“纺织技术”的革命。纺织服装业是典型的“轻工业”。新的纺织机出现后,纺织技术变得简单了,产业发展的瓶颈从技术问题开始转变为“动力”问题。最早的动力依赖于水力,很多企业需要在河流、水站建厂,生产规模有限,因此催生了蒸汽机。值得注意的是,1672年,惠更斯已经制造出了蒸汽机,瓦特的贡献不是发明了它,而是降低了它的成本,使蒸汽机在工业领域的使用变得“划算”。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机械化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关键,不是1829年之前第一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纺织技术,而是此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出现了“机器制造业”。当制造机器的机器,或者说蒸汽机的生产发展起来之后,整个产业链才全面进入“蒸汽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才结束。这也是为什么,一次工业革命往往耗时一百年左右,由两个50年左右的技术革命构成。其关键特征就是:前50年的技术革命,是在一部分产业领域中出现新技术,后50年的技术革命是将这些技术推广到产业链上游,再从上游开始改变整条产业链。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只有实现了蒸汽机的规模化制造,各个产业才能真正实现蒸汽动力。
同一个规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表现的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关键不是生产汽车的内燃机技术,而是上游的生产汽油的石化产业的崛起。受内燃机技术成本和生产规模的约束,早期的汽车生产成本非常高,汽车只是极小范围内被观赏的“玩具”和“杂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石化产业发展起来后,汽车的生产和使用成本才大幅度下降。同时,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被称为“电力时代”,但是,在产业链末端作为消费品出现的爱迪生的“电灯”,只是这场工业革命的开始。宣告整个工业革命成功的,是电力技术在工厂车间的广泛使用,是石油化纤材料的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工业史把重化工产业的崛起视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当前这场工业革命,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时至今日,电子信息和通信产业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第五次技术革命已经基本过去。但是,这些产业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电脑、手机、电商这些消费品行业和商业领域,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人工智能与现代工业的结合,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改造才发展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实现工业流程的智能化,需要给整个生产流程的所有零部件、流水线和机械手编码。这就需要传输大量的无线通信数据。在5G通信技术出现之前,这种“工业互联网”是不可实现的。这就像最早的蒸汽机,虽然已经出现了100余年了,但是在成本上不合算,就不可能应用于整个产业链。同样的道理,互联网最早应用于手机消费和商务服务,不是因为消费品和商务服务领域“更先进”,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些领域对新技术的要求“更低”。只有这些技术达到更高水平之后,上游的技术革命才能真正到来,围绕工业革命的决战才真正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5G标准。因为5G不仅仅是个通信技术,不仅仅会影响手机和电商产业,其战略价值在于它将主导整个工业的技术走向。谁把它跟工业结合,谁就有可能主导当前这场工业革命的规则。在这一领域,美国对未来通信技术的围剿,还只是开始。如果美国自己的通信技术成熟,他们把欧洲通信技术宣布为非法,都是有可能的。针对中国通信技术的挑衅和干扰也会不断升级,直到中美之中的某一方完全掌握重化工业的智能化,完全主导未来的智能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总之,我们所概括的这一规律不难把握:工业革命往往从产业下游开始,在产业上游结束,最终的决战,要在产业链上游的重化工业领域完成。谁掌握了上游,谁就能主导整个产业链,就能制订整套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产业链的下游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浅水区”,把上游称之为“深水区”。
(三)掌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时序”规律
我们把前面这条规律称为工业革命的产业链“时序”规律。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产业链下游的电子信息产业、通信和电商产业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上游的重化工业是传统落后产业。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在工业革命中行动较晚的重化工产业没有前途。如果拥有重化工业根基的地区陷入这个判断,抛弃重化工,甚至产业规划“由重转轻”。其结果,不是适应了这场工业革命,而是有可能错过这场工业革命。
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值得关注,当下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积极争夺重化工。同样的道理,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动得晚”需辩证看待。熟悉经济史和经济规律的人都清楚,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先轻后重”的顺序,它是个产业规律问题。
二、形势:重化工的智能化早于、快于轻工业
工业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其实,先进与落后,不取决生产什么产品,而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生产。没有比服装业更古老的产业了,但是蒸汽机在纺织服装业的推广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人工智能在服装订制领域的推广,将直接左右当前工业革命的走向。同样的道理,虽然智能手机是高科技产品,但是如果只做这个手机的组装,那么它的组装企业就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企业,其产品附加值、利润率和核心竞争力,甚至不如一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服装厂。
工业革命的关键,不是制造出第一件“新产品”。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不是制造了用电照明的灯泡,而是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实现了电器化。同样的道理,智能手机只是这场工业革命的开端,手机生产流程自身的智能化,甚至可能会晚于重化工业的智能化。其原因不难理解:生产手机的机器,不是手机行业的产品,而是重化工业的产品——只有重化工业掌握了智能化的工业流程,手机的工业流程才有可能实现智能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信“重化工”才是这场工业革命“深水区”的原因。
省委省政府确定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叫“动能转换”是非常科学的。因为我们的转换,不是“换产品”、“换产业”,而是要“换动能”,换生产产品的技术和方式。那种把某个产业、某种产品与新旧动能等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新旧动能转换”。
重化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形势如何?山东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需要明确,山东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仔细研究工业史,研究当前的工业革命,我们应对世纪之交山东亲身经历的“重工业化”进程,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为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发展,开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说,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推广重化工业,是山东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抓住了正确的产业。及时抓住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点位”,实现了精准“卡位”,可谓 “神来之笔”。
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是这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但是要推进重化工业的智能化,首先得有重化工业才行。如果自己手里没有重化工,那么他们的智能化技术再好,也只能给有重化工的地区“打工”。因为改不改造,怎么改造,不是由技术改造商、工业互联网运营商来决定,而是由重化工企业最终决策。无论智能化改造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和模型,被改造的企业对于改造后的生产流程,拥有先天的知识产权。这种知识产权逻辑在于:无论技术改造的技术本身可能来自哪个工业互联网的运营商,只要进行改造,就必须由被改造的重化工企业提供自己生产流程的全部技术和工艺细节。而这些细节,就是企业不能外传的“商业秘密”。因此,无论由谁来改造,改造完成后的“智能化工业模型”的知识产权只有由双方所共有。在这方面,谁拥有重化工,谁就处于主导地位。当然,这个主导地位,也仅仅是在技术改造之初才有的。如果同类型的其他企业接受了改造,那么,这个模型的知识产权就与我们没关系了,以后再想用别人那里已经验证、调试好的智能化方案,就要交专利费和标准费了。
就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改造形势而言,现实情况是,当前这一进程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与轻工业相比,重化工业和工程矿务产业,非常适合智能化改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化工业的产品是标准化、批量化的,不需要走批发零售、商业广告环节,往往是一个产品,一套方案,长期大规模使用,是一个大进大出的行业,一次改造,长期受益。二是重化工业本身就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产的流程化管理非常成熟,这为智能化改造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尤其是一些工程采矿类企业,智能化技术的“自我学习”和“自主设计”板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电脑自动输出施工方案,已经成为行业常态。三是重化工业本身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就业量小,智能化改造的劳动力转移压力小,不像轻工业那样需要解决大量工人被替代后的“转岗再就业”问题。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结论也是不言而喻的: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不是一个将来时,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且进程极快。很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间就会得到整体性的、全面系统的推广和实施。如果山东不能积极参与、主导这个过程,山东将在最佳位置上,错过这场工业革命,甚至要为此向其他地区的企业支付专利和标准费用。可以说,工业革命的关键决战,就是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这场决战已经打响,山东虽然占据有利位置,甚至占着最佳的山头,但是,别人“攻山头”的速度也非常快。稍有失策,山东就可能失去现在已经占据的“山头”,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出局”。
近几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山东着急了”的说法经常出现。把这种说法应用于当下的工业革命,可以说,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不仅是山东,所有地区都需要动能的转换升级。但是,如果把握不准自己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方位,就有可能“急错方向”。现在,山东的正确方向,不是急于追赶其他地区在产业链下游的技术变革,而是要抓住当下最关键的产业链上游的技术改造。不怕在轻工业上比其他地区慢,就怕其他地区抢先完成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行动,很多地区的推进速度已经非常快。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找准方案,积极快速地应对。
三、办法:山东需要明确方位、坚定方向,全省动员积极行动
山东该怎么办呢?结合前面的探讨,最为紧迫的任务,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明确所处方位和发展定位
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准确把握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方位。这需要全省各行业、各部门、各领域,都明确山东正处在工业革命的“深水区”。形象地说,这场工业革命中真正的“大鱼”离我们最近。重化工是我们的资源,不是我们的包袱。新旧动能转换,是要换动能、换生产方式,不是换产品,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更不是全面转战轻工业、服务业,重化工产业以前是我们的支柱,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依旧是我们的重器。
同时,有必要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山东要在“十四五”期间做全国“智能制造”的排头兵,“工业互联网”的领头羊。技术革命的争夺战是“生死战”,只有第一名和失败者,没有第二、第三,落后一步就是失败。必须摒弃“我们观念落后、体制落后、产业落后,竞争不过先进地区”认识,而要“敢为天下先”,敢争第一名。在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要有勇于决战,敢于压上去的决心,不能允许任何妄自菲薄、自我否定,徘徊忧疑的存在。当下海尔和浪潮能够占据全国“工业互联网”的第一、第六位,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实力所在。山东也不能满足于此,而要持续用力,强化这个优势,争抢其他优势,坚定山东有能力形成全面超越,全面领先的决心和信心。这决心必须下,这个共识务必形成。其中的错误认识,必须及时纠正。“统一思想”是我们能否在工业革命大决战中胜出的关键。
(二)重视技术干部和金融人才
每一次工业革命,人才是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本轮工业革命中所需的关键人才,并非局限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人才。相对于这些技术人才,政府需要重点培育那些直接影响产业政策和资本流向的干部和金融人才。因为这些人才,不能像技术人才那样,自发地形成于产业体系之中。对于企业而言,产业领域的技术人才需求,是“硬需求”,只要企业有需要,产业发展能推动起来,这些人才就必须到位。企业在这类人才的引进上,是不会打任何折扣的。问题的关键是相关产业能不能推得起来,能不能把准方向。因此,把方向的人才才是关键。
当务之急,是政府部门要有懂工业革命,懂人工智能,懂产业规律的技术干部。例如,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工业智能化的关键是普及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但是要让企业“肯用”工业大数据,其关键推力不取决于工业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推动,而是政府部门是否“会用”工业大数据。只有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学会使用工业大数据,愿意使用工业大数据,将工业大数据变成产业政策的依据和参考,工业智能化才能真正推广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既懂工业大数据又懂产业政策的技术干部就成了关键。
同样的道理,懂工业智能化的金融人才也是极为重要。如果我们的银行家,坚持把新旧动能与新旧产业相等同,盯着重化工业抽贷款,朝着轻工业和服务业压资金,我们是不可能抓住当下这场机遇的。政治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所谓金融资本,并不是银行资本,银行贷款远不是金融的全部,只有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才能形成金融资本。要抓住当前这场工业革命的机遇,银行业最急需的不是搞会计、搞核算的人才,甚至不是控风险、搞基金的人才,而是懂工业、懂政策的人才。只有金融部门拥有了能够判断工业方向,审核工业项目,处置工业资产的产业人才,我们才算真正拥有了能够推进这场工业革命的金融资本。
(三)把高等教育放到战略全局中考虑
当前工业革命进程中,高等教育落后制约山东发展的重要短板。教育对于山东省人才战略的影响,不是缺乏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机构,而是缺乏高水平的大学。我们并不需要现在的山东高校立刻为当前工业革命培养出可以立即上岗的人工智能人才,但是我们急需山东现有的高校快速提升办学层次。
其道理就在于:由于山东本省内的大学办学层次偏低,外省高校给山东投放的高水平大学招生名额又有限,山东已经成为了“高考最难”的省份之一。其后果,不是影响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而是影响了各行业人才的引进,造成了现有人才的流失。原因不难理解:担心山东的高考分太高,很多我们想引的人才不敢来山东;受高考压力影响,我们的很多人才正在被其他省份用“子女入学条件”挖走。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山东的高等教育短板已经成为引发人才引进困难和人才流失的关键原因。山东的高等教育投入太少,生均经费太低,相对于我们的中学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本省能够提供的高水平大学招生量太少,学生在山东考好的大学太难。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教育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的人才问题、战略问题。
但是,换个角度看,在工业革命的战略竞争中。高等教育“欠账”问题,也是一个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欠账”,还没有达到“质”的层次,而是处于“量”的层次。很多高等教育领域的同志表示,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办好高等教育,而是在最基本的投入量上存在“欠账”。这几乎是当前的诸多困难中,唯一一个“投钱就见效”的问题。这一领域的投入,看似是个长期问题,其实是个当前就需行动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的人才流失速度正在加快,我们的人才引进难度正在提升。直接影响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失的高等教育“欠账”问题,应放在全省产业发展的大局中考虑,尽量尽快地予以解决。
(来源:《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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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一场工业革命要经历上百年的历史,百余年前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可以说,中国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参与全球工业革命进程的。从历史来看,一次工业革命往往要经历百余年的时间。今天全球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则在需要这百余年的时间内叠加完成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工业革命的基本特点,多次工业革命“叠加”推进的方式,也就是世纪之交,我国学者广泛讨论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与我国的工业史类似,山东也经历了百余年的工业发展史。回顾建党百年历史之际,山东百余年的工业史,也值得重点关注。在党的一大代表中,山东有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位代表,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山东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伴随着山东的工业发展起来的。从洋务运动的山东机器局、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和金启泰铁工厂开始,山东的近现代工业也经历了百年余年的发展历程。早在建国之前,我们党就开始在山东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兴办工业,建国后山东很快发展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山东工业的最近一次大发展,出现在世纪之交全国的“重工业化”进程之中。在这场“重工业化”进程中,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开始全面进军重化工业。当时,东北面临国企改革和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困境,大量产业开始转移。这一时期国家在政策上积极支持山东民营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领域,从2000年前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山东的重化工业进入了“大繁荣”时期,尤其是民营重化工业的发展,成就非凡。依据当时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这一时期山东有五个地级市同时进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0个城市行列。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山东身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游的基本格局。从大的格局来看,我国工业具有“北重南轻”的总体布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重化工业开始南迁,山东就是东北重化工业南迁的重要一站。此后,江浙一带承接重化工转移,发展重化工步子慢了下来,山东身处产业链上游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
山东如何看待自己身处全国产业链上游这个位置,决定了山东在当下工业革命中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准确认识重化工业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中的地位。
纵观全球工业革命的发展史,工业革命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产业链下游向上游延伸,以上游的重化工业作为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方式变革的“深水区”。时下,这场工业革命的“深水区”的关键变革,就是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改造。当前,这一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在此过程中,山东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面临激烈的竞争。要抓住当下这个机会,山东需要把准身处工业革命“深水区”的历史方位,从人才战略入手,积极行动,有所作为。
一、道理:工业革命有“先轻后重、从下游向上游延伸”的规律,山东处于工业革命的深水区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研究经济形势,必须瞻前顾后,‘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出发加以认识”。山东既经历了现代工业的百余年历程,也正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现在也有人将其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说法来自一部分未来学者,严谨的工业史专家和演化经济学家,大都称它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段”。当然,虽然提法略有差异,但是对于这场工业的革命的基本判断是大致相同的:人工智能和高速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
(一)从工业史中总结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
要在这场工业革命中抓住机会,研究视角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需要结合工业史总结工业革命的基本规律。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面临的形势。以前我们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搞工业,做得是别人已经实践过验证过的事情。哪些技术能用,技术需要掌握到何种程度,都已经摆在那里,我们可以“拿来”“照做”。面临新的革命,形势就不同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处于“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总书记的这一判断与其说这是在讲我们的水平有多先进,倒不如说,这是在讲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形势有多紧迫。这是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都需要从头开始,都处于探索之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有一个“先行”的发达国家给我们“领跑、并跑”,我们通过研究他的行动,就可以找准方向。现在形势不同了,大家都在探路,光有“跟跑并跑”的意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自己探索,敢于领跑”的决心。这种情况下,以前那种“向前看,跟着跑”的战略思路已经很难奏效了。所以要有“往后看,领着跑”的战略思维。
所谓“往后看”,就是要研究工业史,总结工业规律,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基本规律。只有对工业发展史和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认知,深入的体会,才能帮助我们准确判断,找准方向。我们中国讲“老马识途”,在大沙漠里,之所以要依赖“老马”寻找水源,不完全是因为它之前走过这段路,更是因为它走的路多了,找到规律了,更能判断清楚前行的方向。面临当前这场“百年一遇”的工业革命,指望别人探路再跟着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补足工业史和工业规律这堂课,必须在对规律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断。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做过一系列的论断,例如,他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他也曾研究过工业革命并尝试总结其中的规律,他认为:“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 。他也强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就像体育比赛换到了一个新场地,如果我们还留在原来的场地,那就跟不上趟了”。
(二)技术革命是从下游往上游延伸的
当前谈工业革命的人很多,对工业革命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大都不是经济学的主流学者,大多是经济史和演化经济学家。大家经常提到的“新熊彼特学派”,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创新理论上,能够真正像熊彼特那样把经济长周期和社会组织变革结合起来的学者并不多。
表1是我们从现有文献中找到的对工业革命研究比较深刻的代表性成果。
表1 三次工业革命与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资料来源: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国外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两派主导的。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很有建树,如果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再加进去的话,表1会变成下面这个样子(见表2)。
表2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
资料来源:第一次至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技术创新、主导产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信息来自: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页,以及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信息来自: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制度变革的信息来自:鲍尔斯等: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43页。
仅就这两个表而言,我们就可以得出工业革命的很多规律。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规律是:每次工业革命大约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其中前后50年左右的时间分别构成一次技术革命。至今为止,人类已经出现了三次工业革命,六次技术革命,当前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第六次技术革命。在我们可以概括的工业革命的诸多发展规律中,山东省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样一条规律:工业革命往往是从产业链的下游开始,逐步向上游延伸的,最终技术革命在产业链上游完成,并从根本上重塑整个产业链,宣告工业革命的结束。所以,一国能否在工业革命中胜出,并不取决于产业链的下游的竞争,而是在产业链上游决战。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早的技术变革是“纺织技术”的革命。纺织服装业是典型的“轻工业”。新的纺织机出现后,纺织技术变得简单了,产业发展的瓶颈从技术问题开始转变为“动力”问题。最早的动力依赖于水力,很多企业需要在河流、水站建厂,生产规模有限,因此催生了蒸汽机。值得注意的是,1672年,惠更斯已经制造出了蒸汽机,瓦特的贡献不是发明了它,而是降低了它的成本,使蒸汽机在工业领域的使用变得“划算”。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机械化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关键,不是1829年之前第一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纺织技术,而是此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出现了“机器制造业”。当制造机器的机器,或者说蒸汽机的生产发展起来之后,整个产业链才全面进入“蒸汽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才结束。这也是为什么,一次工业革命往往耗时一百年左右,由两个50年左右的技术革命构成。其关键特征就是:前50年的技术革命,是在一部分产业领域中出现新技术,后50年的技术革命是将这些技术推广到产业链上游,再从上游开始改变整条产业链。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只有实现了蒸汽机的规模化制造,各个产业才能真正实现蒸汽动力。
同一个规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表现的得非常明显。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关键不是生产汽车的内燃机技术,而是上游的生产汽油的石化产业的崛起。受内燃机技术成本和生产规模的约束,早期的汽车生产成本非常高,汽车只是极小范围内被观赏的“玩具”和“杂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石化产业发展起来后,汽车的生产和使用成本才大幅度下降。同时,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被称为“电力时代”,但是,在产业链末端作为消费品出现的爱迪生的“电灯”,只是这场工业革命的开始。宣告整个工业革命成功的,是电力技术在工厂车间的广泛使用,是石油化纤材料的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工业史把重化工产业的崛起视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当前这场工业革命,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时至今日,电子信息和通信产业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第五次技术革命已经基本过去。但是,这些产业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电脑、手机、电商这些消费品行业和商业领域,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人工智能与现代工业的结合,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改造才发展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实现工业流程的智能化,需要给整个生产流程的所有零部件、流水线和机械手编码。这就需要传输大量的无线通信数据。在5G通信技术出现之前,这种“工业互联网”是不可实现的。这就像最早的蒸汽机,虽然已经出现了100余年了,但是在成本上不合算,就不可能应用于整个产业链。同样的道理,互联网最早应用于手机消费和商务服务,不是因为消费品和商务服务领域“更先进”,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些领域对新技术的要求“更低”。只有这些技术达到更高水平之后,上游的技术革命才能真正到来,围绕工业革命的决战才真正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5G标准。因为5G不仅仅是个通信技术,不仅仅会影响手机和电商产业,其战略价值在于它将主导整个工业的技术走向。谁把它跟工业结合,谁就有可能主导当前这场工业革命的规则。在这一领域,美国对未来通信技术的围剿,还只是开始。如果美国自己的通信技术成熟,他们把欧洲通信技术宣布为非法,都是有可能的。针对中国通信技术的挑衅和干扰也会不断升级,直到中美之中的某一方完全掌握重化工业的智能化,完全主导未来的智能化产业链和供应链。
总之,我们所概括的这一规律不难把握:工业革命往往从产业下游开始,在产业上游结束,最终的决战,要在产业链上游的重化工业领域完成。谁掌握了上游,谁就能主导整个产业链,就能制订整套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产业链的下游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浅水区”,把上游称之为“深水区”。
(三)掌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时序”规律
我们把前面这条规律称为工业革命的产业链“时序”规律。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产业链下游的电子信息产业、通信和电商产业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上游的重化工业是传统落后产业。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在工业革命中行动较晚的重化工产业没有前途。如果拥有重化工业根基的地区陷入这个判断,抛弃重化工,甚至产业规划“由重转轻”。其结果,不是适应了这场工业革命,而是有可能错过这场工业革命。
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值得关注,当下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积极争夺重化工。同样的道理,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动得晚”需辩证看待。熟悉经济史和经济规律的人都清楚,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先轻后重”的顺序,它是个产业规律问题。
二、形势:重化工的智能化早于、快于轻工业
工业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其实,先进与落后,不取决生产什么产品,而取决于用什么方式生产。没有比服装业更古老的产业了,但是蒸汽机在纺织服装业的推广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人工智能在服装订制领域的推广,将直接左右当前工业革命的走向。同样的道理,虽然智能手机是高科技产品,但是如果只做这个手机的组装,那么它的组装企业就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企业,其产品附加值、利润率和核心竞争力,甚至不如一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服装厂。
工业革命的关键,不是制造出第一件“新产品”。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不是制造了用电照明的灯泡,而是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实现了电器化。同样的道理,智能手机只是这场工业革命的开端,手机生产流程自身的智能化,甚至可能会晚于重化工业的智能化。其原因不难理解:生产手机的机器,不是手机行业的产品,而是重化工业的产品——只有重化工业掌握了智能化的工业流程,手机的工业流程才有可能实现智能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信“重化工”才是这场工业革命“深水区”的原因。
省委省政府确定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叫“动能转换”是非常科学的。因为我们的转换,不是“换产品”、“换产业”,而是要“换动能”,换生产产品的技术和方式。那种把某个产业、某种产品与新旧动能等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新旧动能转换”。
重化工业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形势如何?山东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需要明确,山东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仔细研究工业史,研究当前的工业革命,我们应对世纪之交山东亲身经历的“重工业化”进程,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为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发展,开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说,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推广重化工业,是山东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抓住了正确的产业。及时抓住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点位”,实现了精准“卡位”,可谓 “神来之笔”。
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是这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但是要推进重化工业的智能化,首先得有重化工业才行。如果自己手里没有重化工,那么他们的智能化技术再好,也只能给有重化工的地区“打工”。因为改不改造,怎么改造,不是由技术改造商、工业互联网运营商来决定,而是由重化工企业最终决策。无论智能化改造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和模型,被改造的企业对于改造后的生产流程,拥有先天的知识产权。这种知识产权逻辑在于:无论技术改造的技术本身可能来自哪个工业互联网的运营商,只要进行改造,就必须由被改造的重化工企业提供自己生产流程的全部技术和工艺细节。而这些细节,就是企业不能外传的“商业秘密”。因此,无论由谁来改造,改造完成后的“智能化工业模型”的知识产权只有由双方所共有。在这方面,谁拥有重化工,谁就处于主导地位。当然,这个主导地位,也仅仅是在技术改造之初才有的。如果同类型的其他企业接受了改造,那么,这个模型的知识产权就与我们没关系了,以后再想用别人那里已经验证、调试好的智能化方案,就要交专利费和标准费了。
就重化工业的智能化改造形势而言,现实情况是,当前这一进程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与轻工业相比,重化工业和工程矿务产业,非常适合智能化改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化工业的产品是标准化、批量化的,不需要走批发零售、商业广告环节,往往是一个产品,一套方案,长期大规模使用,是一个大进大出的行业,一次改造,长期受益。二是重化工业本身就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产的流程化管理非常成熟,这为智能化改造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尤其是一些工程采矿类企业,智能化技术的“自我学习”和“自主设计”板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电脑自动输出施工方案,已经成为行业常态。三是重化工业本身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就业量小,智能化改造的劳动力转移压力小,不像轻工业那样需要解决大量工人被替代后的“转岗再就业”问题。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结论也是不言而喻的: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不是一个将来时,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且进程极快。很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间就会得到整体性的、全面系统的推广和实施。如果山东不能积极参与、主导这个过程,山东将在最佳位置上,错过这场工业革命,甚至要为此向其他地区的企业支付专利和标准费用。可以说,工业革命的关键决战,就是重化工的智能化改造,这场决战已经打响,山东虽然占据有利位置,甚至占着最佳的山头,但是,别人“攻山头”的速度也非常快。稍有失策,山东就可能失去现在已经占据的“山头”,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出局”。
近几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山东着急了”的说法经常出现。把这种说法应用于当下的工业革命,可以说,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不仅是山东,所有地区都需要动能的转换升级。但是,如果把握不准自己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方位,就有可能“急错方向”。现在,山东的正确方向,不是急于追赶其他地区在产业链下游的技术变革,而是要抓住当下最关键的产业链上游的技术改造。不怕在轻工业上比其他地区慢,就怕其他地区抢先完成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重化工领域的智能化,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行动,很多地区的推进速度已经非常快。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找准方案,积极快速地应对。
三、办法:山东需要明确方位、坚定方向,全省动员积极行动
山东该怎么办呢?结合前面的探讨,最为紧迫的任务,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明确所处方位和发展定位
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准确把握山东在这场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方位。这需要全省各行业、各部门、各领域,都明确山东正处在工业革命的“深水区”。形象地说,这场工业革命中真正的“大鱼”离我们最近。重化工是我们的资源,不是我们的包袱。新旧动能转换,是要换动能、换生产方式,不是换产品,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更不是全面转战轻工业、服务业,重化工产业以前是我们的支柱,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依旧是我们的重器。
同时,有必要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山东要在“十四五”期间做全国“智能制造”的排头兵,“工业互联网”的领头羊。技术革命的争夺战是“生死战”,只有第一名和失败者,没有第二、第三,落后一步就是失败。必须摒弃“我们观念落后、体制落后、产业落后,竞争不过先进地区”认识,而要“敢为天下先”,敢争第一名。在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要有勇于决战,敢于压上去的决心,不能允许任何妄自菲薄、自我否定,徘徊忧疑的存在。当下海尔和浪潮能够占据全国“工业互联网”的第一、第六位,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实力所在。山东也不能满足于此,而要持续用力,强化这个优势,争抢其他优势,坚定山东有能力形成全面超越,全面领先的决心和信心。这决心必须下,这个共识务必形成。其中的错误认识,必须及时纠正。“统一思想”是我们能否在工业革命大决战中胜出的关键。
(二)重视技术干部和金融人才
每一次工业革命,人才是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本轮工业革命中所需的关键人才,并非局限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人才。相对于这些技术人才,政府需要重点培育那些直接影响产业政策和资本流向的干部和金融人才。因为这些人才,不能像技术人才那样,自发地形成于产业体系之中。对于企业而言,产业领域的技术人才需求,是“硬需求”,只要企业有需要,产业发展能推动起来,这些人才就必须到位。企业在这类人才的引进上,是不会打任何折扣的。问题的关键是相关产业能不能推得起来,能不能把准方向。因此,把方向的人才才是关键。
当务之急,是政府部门要有懂工业革命,懂人工智能,懂产业规律的技术干部。例如,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工业智能化的关键是普及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但是要让企业“肯用”工业大数据,其关键推力不取决于工业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推动,而是政府部门是否“会用”工业大数据。只有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学会使用工业大数据,愿意使用工业大数据,将工业大数据变成产业政策的依据和参考,工业智能化才能真正推广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既懂工业大数据又懂产业政策的技术干部就成了关键。
同样的道理,懂工业智能化的金融人才也是极为重要。如果我们的银行家,坚持把新旧动能与新旧产业相等同,盯着重化工业抽贷款,朝着轻工业和服务业压资金,我们是不可能抓住当下这场机遇的。政治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所谓金融资本,并不是银行资本,银行贷款远不是金融的全部,只有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才能形成金融资本。要抓住当前这场工业革命的机遇,银行业最急需的不是搞会计、搞核算的人才,甚至不是控风险、搞基金的人才,而是懂工业、懂政策的人才。只有金融部门拥有了能够判断工业方向,审核工业项目,处置工业资产的产业人才,我们才算真正拥有了能够推进这场工业革命的金融资本。
(三)把高等教育放到战略全局中考虑
当前工业革命进程中,高等教育落后制约山东发展的重要短板。教育对于山东省人才战略的影响,不是缺乏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机构,而是缺乏高水平的大学。我们并不需要现在的山东高校立刻为当前工业革命培养出可以立即上岗的人工智能人才,但是我们急需山东现有的高校快速提升办学层次。
其道理就在于:由于山东本省内的大学办学层次偏低,外省高校给山东投放的高水平大学招生名额又有限,山东已经成为了“高考最难”的省份之一。其后果,不是影响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而是影响了各行业人才的引进,造成了现有人才的流失。原因不难理解:担心山东的高考分太高,很多我们想引的人才不敢来山东;受高考压力影响,我们的很多人才正在被其他省份用“子女入学条件”挖走。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山东的高等教育短板已经成为引发人才引进困难和人才流失的关键原因。山东的高等教育投入太少,生均经费太低,相对于我们的中学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本省能够提供的高水平大学招生量太少,学生在山东考好的大学太难。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教育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的人才问题、战略问题。
但是,换个角度看,在工业革命的战略竞争中。高等教育“欠账”问题,也是一个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欠账”,还没有达到“质”的层次,而是处于“量”的层次。很多高等教育领域的同志表示,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办好高等教育,而是在最基本的投入量上存在“欠账”。这几乎是当前的诸多困难中,唯一一个“投钱就见效”的问题。这一领域的投入,看似是个长期问题,其实是个当前就需行动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的人才流失速度正在加快,我们的人才引进难度正在提升。直接影响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失的高等教育“欠账”问题,应放在全省产业发展的大局中考虑,尽量尽快地予以解决。
(来源:《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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