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晚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研究员做客上海大学的“理论中国·名师讲坛”

我从2018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知识体系，但尝试着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知识体系联系起来，还是第一次。

何谓中国知识体系？

何谓中国知识体系？它有所特指，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知识体系。具体来讲，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实践起点，转化成逻辑起点，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中找到规律，并把规律提升到理论高度。

*郑永年的“知识殖民”论过于悲观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比较突出的是郑永年先生。

在其《中国知识的重建》一书里，他说：“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从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力去解释自己的社会，对于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于中国抱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于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作用。”由此他说：“中国知识体系的状况，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

如何重塑中国知识体系？郑永年认为，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些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我觉得郑永年先生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中国知识体系存在缺陷，指出了中国的现有知识体系主体性的东西来源于西方，这样才有了被殖民状态即知识殖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诠释，和对于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测，中国知识分子是应该承担起责任的。

我总体上认为，这种分析多少有点悲观。中国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70多年的时间几乎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事业，一定是有其理论指导的。辩证地看待郑永年对于知识体系状况的评价，就需要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知识体系，深入地进行学理化研究，将之上升到一个学术体系、学科体系。

郑永年在《中国的知识重建》里提到“知识殖民”问题

*赵汀阳的“知识体系基因论”较为辩证和现实

我非常认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先生的观点，我称它为“知识体系基因论”。

他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发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肯定的是，1.这些知识体系各有不同，但是也有各自落地合理性，都有着经过长期实践而获得优化的合适模式。”

“由此可以推论：2.每种文明的知识体系，需要在不断衍化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以便能够保有对于世界解释的能力和充分活力的知识生产能力。”

“3.同时一种文明对于自身的任何修正，都会有一个限度或者一个生存的界限，就是不能破坏此种文明，因此一种文明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必须按照其消化能力来进行逐步内化，尤其需要保证此种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性的活力，否则一种文明对于自身的修正就会变成自我解构而消亡。”这就是说，这种修正有限度，不能以改变自己、消灭自己为前提。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 集纳了诸多研究成果

我觉得这种观点会得出非常辩证的结论，也是比较现实的一种态度。在哲学所由我来主持正在做一个课题“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从2018年开始至今，重要的成果是我主编了一本《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这几年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两个杂志开的专栏文章也都收录了。

明确了中国知识体系的概念，也明确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即大历史观——长时段、多维度、宽视野、高境界、深层次，更知晓要用中国道路的回归这样一个认识论，在这三个前提下，我们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

西方现代性与西方知识体系

西方现代性与西方知识体系，也可换一个说法，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知识体系”。

*现代性起源多元论中的“唐宋转变”说

首先如何理解现代性的起源？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有大量的成果，中国学者的成果也汗牛充栋。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现代性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一元论”的假设是，现代性就起源于西方，其它地区的现代化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这个“一”在另一个区域的表现形式或者表现形态。比如：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起源于西欧，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就是西欧现代性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表现形态，这叫“一元多样性”。

“京都学派”提出了“唐宋转变”观点，佐证了现代性的多元性

“多元论”指现代性的起源本身就是多元的，比如，中国的现代性就起源于中国。日本“京都学派”发明了“东亚”概念，以此表明东亚有东亚的现代性。“京都学派”著名学者，他们对于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东亚现代性”的概念。他们认为，“东亚”最主要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东亚的现代性起源于唐宋时期，他们一个最著名的概念和命题叫“唐宋转变”，即东方的现代性或者东亚的现代性起源于公元九、十世纪的唐宋时期。这个“现代性”远远早于西方的1500年，但因为中国历史的停滞性，“东亚的现代性”往东转移到朝鲜半岛然后到日本，日本成了东亚现代性的高峰。批判吸收“东亚”“东亚现代性”概念，我基本认同“现代性”的多元性，就是多个起源。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早于西方现代性，为何西方后来者居上？这也是“李约瑟之谜”，很多人都在研究。推荐大家要阅读文一先生的两本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密码》。像《枪炮、病菌与钢铁》，也是在解此谜。

文一著作《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密码》

*美学者：1500年前，亚非欧都处在周期性的平等发展中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写有小册子叫《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年》，其中一个结论：“西方的崛起并不是欧洲在哪一方面比世界其它地区更为优越。”他说：“直到1500年以前，欧洲在财富、技术、科学上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甚至到了1700年的时候欧洲也只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上刚刚赶上亚洲较发达的地区而已，还无法生产出像中国和印度那样优质的棉纺织品和瓷器。事实上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里，还在面临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在1700年以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洲的宗教、技术、贸易，甚至法律和政府会在将来产生与众不同的优势。1500年以后欧洲的贸易扩张并不是欧洲优越性的象征，而只是代表着欧洲加入了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跨洋贸易网络而已，事实上在此后的三百年里欧洲贸易的大规模扩张主要是从亚洲进口优质的工业品，同时大量向其输出从新大陆运来的白银。”

这是美国人研究的成果。但为何在这之后就出现了赶超呢？文一解释的是：“火药发源于中国，但是在中国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而传到西方以后，转化成生产力了。”西方的“强盗逻辑”推动了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至今美国的最高的科技是用在军事上。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戈德斯通的研究成果，至少有几个启示。

一，一些学者把欧洲在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和人口控制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作为崛起的原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世界历史的变迁总是陷于上下起伏的周期性的变动之中。1800年以前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就是周期性的变化，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亦或是其它的文明都是，发展会因为瘟疫、战争、灾难、人口而下降，如此周期性循环。加速发展是出现在1800年以后的西欧，1800年以前世界人口总量约为10亿，至1900年，人口增加了7亿。但到2000年迅速发展到60亿。近代以来进入现代化，无论是欧洲、亚洲、还是非洲，他们都有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1800年以前各地的发展都是循环的。所以，现代性应该是多元的。

*笛卡尔和培根的观念变化导致欧洲率先走进现代化

什么因素导致了周期性的变革模式在西欧转变成了加速变革呢？戈德斯通把它归结为观念的变革。

历史研究表明：1500年以前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地区是亚洲，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而印度和中国都发展出了极其复杂而精密的天文学。在1600年之前，不管是亚洲、欧洲还是非洲，他们的知识系统或者知识体系都集中在四个方面：（1）靠传统。因为传统历史悠久，被长期使用、而被尊为知识。（2）靠宗教和启示。基于神圣的文本或者先知、信徒和其他精神领袖，这些人的知识就是知识体系。（3）靠理性。就是被逻辑证明了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算术得出的，或者是从基本前提演绎推理出的。（4）反复的观察和实践。就是被日常经验所证明的知识，比如：日月交替、太阳从东方升起、物体下落、热气上升就是类似这些。这四种知识作为知识体系，在欧洲、亚洲、非洲都是一样的。

1675年，英国在格林尼治建立皇家天文馆

转折点就发生在1600年之后。这个时期的欧洲热衷于对于新大陆的探索，它研究天文，就发现了卫星、慧星、行星，这些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而16、17世纪“新教”兴起和传播就严重削弱了天主教廷等的影响力，迫使着哲学家们去追求可靠的新知识，学者们发展出了新的知识系统。他们借助于伊斯兰文化的中介，发展出了数学和实验科学，从而就此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确立了笛卡儿的科学理论和新的知识权威。这种知识体系的变化，奠定了欧洲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

*现代性表现被学者逐渐地科学抽象，形成西方知识体系

就“科学技术”来讲，过去的亚洲和伊斯兰地区和欧洲没有什么两样。它之所以变成了工业革命的动力，就是因为它们首先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知识系统，确立了笛卡儿和培根的“实验主义”的权威。笛卡儿的数学和逻辑方法，是停留于大学里面，而英国的培根经验主义是推动了产业发展，所以英国要比法国早100年实现工业革命。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由它的知识体系转变实现了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由城市化的形成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所以使得西方的现代社会得以形成。

笛卡尔和培根的贡献，促进了西欧率先进入现代化

现代社会背后的本质是现代性，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产业基础是工业，空间格局是城市和乡村，国家组织形式是民族、国家，交往的形式是资本，思维方式是个体主义，发展的序位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价值观念是普世和特殊。

这些都是“现代性”的一些表现，这些特征被学者们逐渐地科学抽象，就形成了今天流行于全世界的西方现代性为基础和本质的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法学理论、历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一系列的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体系，都是奠定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上的。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特征和中国知识体系的由来、现状和处境

中国的“现代化”有自己的特征，我概括成三条：

*后发的被动现代化或防卫现代化

后发是指在时间上晚于西方。西方现代化起源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在空间上，是迫于西方的压力，我们是被动现代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起源于内发力量，而是源于外发压力，也称之为“被动现代化、防卫现代化”。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追赶型现代化

中国是在东方，中国开始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世界现代化的格局的情况下而进行的现代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互相依赖所替代了，在这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按照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总之一句话是东方从属于西方。”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的历史境遇当中形成的，她是“追赶型的现代化”。

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两大系统整体竞争下的现代化

因为“十月革命”的爆发，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所以，中国现代化前面既有西方现代化标志性的样式，又有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一定是会受这两种模式的影响。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较量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始终有一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或者终极目标与前进方向的问题。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怎么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怎么处理好与西方的关系？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我们一直面临这个问题。

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的特征，它决定了这么几件事情：1.自己没有，我们必须向外学习，赶超型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学习型现代化。2.怎么样处理好学习和本土化的关系？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处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关系的问题，这个过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也存在着处理西方的知识体系教条化的问题。3.学习过程当中怎样建构？总书记提出的“两创、两个结合”都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要广泛地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的东西，这个基本方向确定了。

*中国分类知识和西方分科知识

中国古代六艺，提倡的是分类而非分科

如何处理和中国本土的、原有的知识的关系呢？中国过去的知识体系，按照现代的语言看是一种分类学的方法，最早是“六艺”，后来衍化成了“经史子集”，不是分科，而是分类，这个分类本身还保持了它的整体性。而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分科，在古代的时候西方就有分科的传统。比如：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把它的知识体系分成“哲学、物理学、神学、诗学”等等，以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近代以来建立了严格的分科制度，就是我们现在分布在中国各个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越分越细。这种学科的碎片化肢解了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我们现在要处理这种关系：一是要集成自己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二是要认真学习西方的分科深化的方式，把这两种体系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体系。这也可称为“现代性本身的矛盾”。

关于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几点意见、几点认识

对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这个问题，还在研究过程之中，不少答案还需要在座的各位年轻同志去提供。

有这么几个观点：

*赞成多元论中的中国现代性

首先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命题的总根据，否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成立。她是根源于中华文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她没有脱离世界整体现代性进程，充分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也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教训，在现实世界中给予中华文明根源性、又以马克思主义文明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活力，这才形成了“开出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知识体系创生于中国现代化的丰富实践

《现代中国的形成》是李怀印先生力作，提出了很多新观念

中国知识体系，不是将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知识架构机械地拼接或者概念的推演，而是将这种构建置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当中。它有自己的历史构建和历史形成的基础，从历史入手构建中国哲学体系是适当的选择。

要想构建中国的知识体系，首先要从研究中国历史开始。这样一种方法，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和潮流。

最近出版的李怀印先生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是一部力作，“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中国”这些概念蕴含着现代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最近很多老先生把对中国的研究再往前延伸，延伸到文明论的高度。例如：赵汀阳的《天下的当代性》，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姜义华的《何谓中国》，都是在探讨中国的现代性。所以“现代中国”是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就会呈现出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我自己在经济所是研究“中国特色政治社会经济学”，是全国重大课题。我们写出了一部200万字《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通史》，我认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现在还做不出来，做这个体系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

赵汀阳的《天下的当代性》，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姜义华的《何谓中国》都将中国研究推高到文明论

*必须具有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

总书记讲：“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属性。”西方所谓的“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中立性”，它的那个“中立”实际上就是让人们的立场都站到西方的立场去。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科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是“一”、其它都是“多”。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有国家性，我提了一个新概念，“中国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我发过文章，也出了同名的书。我们不要避讳着国家，如何看国家是特殊。对人类的贡献是普遍？总书记在“5.17讲话”里说：“探讨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寻找特殊里面的普遍性。”

*首先要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

因为哲学是贯穿于其它社会科学当中的方法论和基础性的东西，而“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所以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研究所，我们做的很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构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经理人假设。我们现在搬过来的体系或者变了种的改头换面的经济理论的预设是什么？你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才能建构起既有中国立场、又有人民立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根据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

王立胜的演讲，让线上收听的同仁感到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的迫切性

*各个学科不等不靠、主动参与

日前，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评出的“2021年好文章颁奖典礼”，评出的9篇“好文章”，一半以上都是在建构本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像：《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发展社会学》《汉语哲学》《中国的政治学》，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说明大家取得了共识，尤其是青年学者在自己的学科当中应为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要主动参与。

（李念据3月23日上海大学“理论中国·名师讲坛”2022年春季学期第三讲，总第19讲线上讲课内容整编，有省略）

来源：文汇app（2022-3-29）

文章来源：“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