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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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围绕百年大变局下文明对话的使命与意义发言。
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6月7日下午,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以《文明对话的路径和跨文明条件》为题作现场发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命题——跨文明状态下,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
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文明的创造性发展,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总有一些“突然的飞跃”。在赵汀阳看来,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有不成熟之处。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和埃及文明,在时间和技术上都要早于和优于“轴心时代”。中国的商周时期也早于“轴心时代”。赵汀阳认为,文明发展的秘密,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天道。天道有一个存在论的原则,就是“共在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共在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表现在文明里面,这个天道就表现为跨文明的状态。赵汀阳讲到,人类的文明早期自然而然形成了跨文明状态,那个时候文明有着多地本源,也有自由的交流,所以早期文明发展的状态是很健康的。但是后来各种文明有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文化的边界,慢慢产生了文明的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如何形成有效对话确实是一个难题。”赵汀阳提到,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理想的”对话模型,他希望以交往理性来解决对话的困难。他假定,如果对话的双方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那么就应该有达成一致的能力。但是,这种交往理性只能够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的隔阂。因为“互相理解”只是“一致同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互相理解”是不能够确保“一致同意”的。“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双方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情况和要求,但是坚决不能同意对方的主张,这是很常见的。可见,在‘互相理解’和‘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我认为叫做‘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一个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 赵汀阳说。赵汀阳指出,成功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步骤:互相理解—互相接受—一致同意。“互相理解”这个条件更加困难,因为它落在理性之外,它是心灵之间的关系,而心的和解才是化敌为友唯一的解法。所以如果不能形成“互相接受”,无论多么充分的理性对话,都是徒劳的。
“互相接受”的最大难点是价值排序的分歧
赵汀阳认为,“互相接受”的最大难点,是价值排序的分歧。什么叫价值排序?各种文明在价值的内容上其实都有着相似的选项,所谓人同此心,但是在这些价值选项的排序上却各有偏好,这就是所谓其心必异。假定所有人都承认有三种普遍的价值叫做ABC,分别代表公正、自由和平等。那么它就有几种组合:按照BCA排序(自由、平等、公正)就是自由主义,按照CBA排序就是平等主义,如果是按ABC排序就是保守主义。“当然如果是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添加一个和谐之类的放在最前面,那就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即使项目相同,不同的排序,也会使价值观南辕北辙,甚至不共戴天。”赵汀阳说,这种现象其实就像碳元素,因为分子排列不同而变成了钻石和石墨。所以,价值排序这个问题说明,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到的“在很多事情上有的共识”,其实距离“达成一致同意”还有万里之遥。
将“孔子改善”应用于文明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赵汀阳认为,托马斯·谢林提出的相聚点理论是有帮助的。相聚点就是不约而同的汇合点,它通常是基于同文化的默契。可是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这种现成的相聚点,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我们去创建本来没有的相聚点,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难题。“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孔子改善’,就非常有可能生成最多的相聚点,达到文明的共同升级。”“孔子改善”是赵汀阳根据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演化出来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非排他的改善。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一个人获得改善,当且仅当,所有人同时获得改善。或者说,如果某一个人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当且仅当每一个人同时都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赵汀阳认为,“孔子改善”明显优于现在普遍使用的帕累托改善,很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改善。在赵汀阳看来,如果把“孔子改善”应用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产生文明之间的互相改善,而这正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优目标,就是要在文明上实现“孔子改善”,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跨主体性”的这种生成方式,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跨文明的乘法,而不是加法。“我们过去以为,两个文明的交流就是A+B,但其实加法是很没有效率的,它只是增加了一点东西,而乘法才有更高的效率,它能够产生创造性的增量。”赵汀阳举了一个成功实现跨文明乘法的例子。他讲到,青铜冶炼技术最早不是出现在中国,而是产生在中东,但中东的青铜器做得很小,也很粗糙,青铜技术传入中国后我们的祖先将其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制造出了体型非常大、非常精美的青铜器,所以当时就是产生了跨文明的乘法的实践。“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发展一种方法来具体实现这种跨文明乘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百科全书’,来建构跨文明的维度。”赵汀阳说,“‘新百科全书’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在这个概念里,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有在场的合法性,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其他知识体系的参照系。全方位互为参照系的‘新百科全书’,将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提供最丰富的可能世界。”赵汀阳指出,“百科全书”概念是法国18世纪百科全书派提出来的,当时的狄德罗与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知识的概念,而不仅是一套书。不过当时的“百科全书”概念局限于欧洲牛顿时代的知识,在今天是远远不够用的。赵汀阳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百科全书”的概念,能够容纳所有知识体系的“复数真理”的一个概念。“我相信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利于创建跨文明的相聚点的。”赵汀阳说,“因为它首先假设了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都是互相的参照系,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需要找到相聚点。这个时候的难题是什么?各个文明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所以想在价值观上找相聚点就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从人类每一种文明,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相聚点的出发点。因为问题总是共同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大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共同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和相聚点。所以如果各种文明的知识和思想都能够以这些共同的问题作为连接点和汇合点,联合起来就能够形成网络式的无限文本,就能够建立一个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识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天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一切都会发生巨变,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也会更新换代。赵汀阳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文明过去是以传统为依据来发展,而接下来的文明必须以未来性为引导,也就是说文明将不得不以未来引导传统,而不是由传统推定未来。“以后我们的问题结构会由‘来龙去脉’转变为‘去脉来龙’,没有‘去脉’,‘来龙’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的问题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精彩观点
人类文明早期自然而然形成了跨文明状态,但是后来各种文明有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文化的边界,慢慢产生了文明的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在“互相理解”和“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我认为叫做“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一个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
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优目标,就是要在文明上实现“孔子改善”,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
各个文明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所以想在价值观上找相聚点就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从人类每一种文明,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出发寻找相聚点。
以后我们的问题结构会由“来龙去脉”转变为“去脉来龙”。只有以未来的问题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来源:《深圳特区报》2023年06月08日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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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围绕百年大变局下文明对话的使命与意义发言。
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6月7日下午,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以《文明对话的路径和跨文明条件》为题作现场发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命题——跨文明状态下,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
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文明的创造性发展,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总有一些“突然的飞跃”。在赵汀阳看来,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有不成熟之处。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和埃及文明,在时间和技术上都要早于和优于“轴心时代”。中国的商周时期也早于“轴心时代”。赵汀阳认为,文明发展的秘密,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天道。天道有一个存在论的原则,就是“共在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共在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表现在文明里面,这个天道就表现为跨文明的状态。赵汀阳讲到,人类的文明早期自然而然形成了跨文明状态,那个时候文明有着多地本源,也有自由的交流,所以早期文明发展的状态是很健康的。但是后来各种文明有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文化的边界,慢慢产生了文明的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如何形成有效对话确实是一个难题。”赵汀阳提到,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理想的”对话模型,他希望以交往理性来解决对话的困难。他假定,如果对话的双方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那么就应该有达成一致的能力。但是,这种交往理性只能够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的隔阂。因为“互相理解”只是“一致同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互相理解”是不能够确保“一致同意”的。“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双方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情况和要求,但是坚决不能同意对方的主张,这是很常见的。可见,在‘互相理解’和‘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我认为叫做‘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一个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 赵汀阳说。赵汀阳指出,成功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步骤:互相理解—互相接受—一致同意。“互相理解”这个条件更加困难,因为它落在理性之外,它是心灵之间的关系,而心的和解才是化敌为友唯一的解法。所以如果不能形成“互相接受”,无论多么充分的理性对话,都是徒劳的。
“互相接受”的最大难点是价值排序的分歧
赵汀阳认为,“互相接受”的最大难点,是价值排序的分歧。什么叫价值排序?各种文明在价值的内容上其实都有着相似的选项,所谓人同此心,但是在这些价值选项的排序上却各有偏好,这就是所谓其心必异。假定所有人都承认有三种普遍的价值叫做ABC,分别代表公正、自由和平等。那么它就有几种组合:按照BCA排序(自由、平等、公正)就是自由主义,按照CBA排序就是平等主义,如果是按ABC排序就是保守主义。“当然如果是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添加一个和谐之类的放在最前面,那就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即使项目相同,不同的排序,也会使价值观南辕北辙,甚至不共戴天。”赵汀阳说,这种现象其实就像碳元素,因为分子排列不同而变成了钻石和石墨。所以,价值排序这个问题说明,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到的“在很多事情上有的共识”,其实距离“达成一致同意”还有万里之遥。
将“孔子改善”应用于文明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赵汀阳认为,托马斯·谢林提出的相聚点理论是有帮助的。相聚点就是不约而同的汇合点,它通常是基于同文化的默契。可是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这种现成的相聚点,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我们去创建本来没有的相聚点,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难题。“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孔子改善’,就非常有可能生成最多的相聚点,达到文明的共同升级。”“孔子改善”是赵汀阳根据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演化出来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非排他的改善。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一个人获得改善,当且仅当,所有人同时获得改善。或者说,如果某一个人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当且仅当每一个人同时都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赵汀阳认为,“孔子改善”明显优于现在普遍使用的帕累托改善,很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改善。在赵汀阳看来,如果把“孔子改善”应用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产生文明之间的互相改善,而这正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优目标,就是要在文明上实现“孔子改善”,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跨主体性”的这种生成方式,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跨文明的乘法,而不是加法。“我们过去以为,两个文明的交流就是A+B,但其实加法是很没有效率的,它只是增加了一点东西,而乘法才有更高的效率,它能够产生创造性的增量。”赵汀阳举了一个成功实现跨文明乘法的例子。他讲到,青铜冶炼技术最早不是出现在中国,而是产生在中东,但中东的青铜器做得很小,也很粗糙,青铜技术传入中国后我们的祖先将其进行了改良和升级,制造出了体型非常大、非常精美的青铜器,所以当时就是产生了跨文明的乘法的实践。“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发展一种方法来具体实现这种跨文明乘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百科全书’,来建构跨文明的维度。”赵汀阳说,“‘新百科全书’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在这个概念里,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有在场的合法性,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其他知识体系的参照系。全方位互为参照系的‘新百科全书’,将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提供最丰富的可能世界。”赵汀阳指出,“百科全书”概念是法国18世纪百科全书派提出来的,当时的狄德罗与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知识的概念,而不仅是一套书。不过当时的“百科全书”概念局限于欧洲牛顿时代的知识,在今天是远远不够用的。赵汀阳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百科全书”的概念,能够容纳所有知识体系的“复数真理”的一个概念。“我相信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利于创建跨文明的相聚点的。”赵汀阳说,“因为它首先假设了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都是互相的参照系,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需要找到相聚点。这个时候的难题是什么?各个文明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所以想在价值观上找相聚点就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从人类每一种文明,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相聚点的出发点。因为问题总是共同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大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共同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和相聚点。所以如果各种文明的知识和思想都能够以这些共同的问题作为连接点和汇合点,联合起来就能够形成网络式的无限文本,就能够建立一个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识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天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一切都会发生巨变,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也会更新换代。赵汀阳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文明过去是以传统为依据来发展,而接下来的文明必须以未来性为引导,也就是说文明将不得不以未来引导传统,而不是由传统推定未来。“以后我们的问题结构会由‘来龙去脉’转变为‘去脉来龙’,没有‘去脉’,‘来龙’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的问题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精彩观点
人类文明早期自然而然形成了跨文明状态,但是后来各种文明有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文化的边界,慢慢产生了文明的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在“互相理解”和“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我认为叫做“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一个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
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优目标,就是要在文明上实现“孔子改善”,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
各个文明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所以想在价值观上找相聚点就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从人类每一种文明,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出发寻找相聚点。
以后我们的问题结构会由“来龙去脉”转变为“去脉来龙”。只有以未来的问题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来源:《深圳特区报》2023年06月08日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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