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民要术》除了对社会历史、农业技术、农业文化等丰富内容外，也透显出数千年古代农业生产组织和管理思想的“太守治理”模式。寿光社会经济的腾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而以战略驱动、决策驱动、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性和主动性以及市场经济驱动为主的组织驱动是寿光发展的重要经验。在此意义上，“寿光模式”也是“组织化驱动模式”，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启示意义：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设与政党建设发挥联合、互动、整合作用的结果，克服了“太守治理”中常有的关系失衡、结构性缺陷和不可持续性；而作为生产方式的“组织化驱动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寿光不同阶段的发展道路与经验即是最生动写照；“组织化驱动模式”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最全面发展为方向，“寿光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管理进步、生产组织与人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齐民要术》中的“太守治理”

《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综合性农学全书，它不仅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最有价值的名著之一。该书作者署名“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由于史书缺传，文献失载，后人对贾氏难知其详，惟有通过“后魏高阳太守”的记录及与其相关的《魏书》、墓志碑文等资料考略一二。一般认为，贾思勰是南北朝时期后魏人，系北魏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人，在今寿光市城关镇一带，为官于当时青州齐郡高阳县（今山东临淄高阳）。他不仅是农业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具有务实精神、组织能力和治理思想的“指挥官”，《齐民要术》一书就是他围绕“平民的重要谋生方法”所进行的知识梳理、经验总结。作为一部农学著作，《齐民要术》的十卷九十二篇记录了从农作物栽培到制醋造酱几乎包括生产、经营、技术在内的所有项目，可谓“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卷前有《序》和《杂说》两篇，《杂说》作者存疑，而《序》则提纲挈领、总纲全书，关于撰著的缘起、目的、思想、体系、方法、范围、取舍等等，体现了作者对于农业知识、生产活动的深入了解，而对粮食意义、生产组织、技术革新、工具运用、社会管理、人性特点等诸多方面的阐述，表明贾思勰就宏观社会生产、社会治理也有深刻认识。尽管他的这些表述不够系统、详实，但结合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和文献资料可以勾勒出贾氏治理思想的脉络与特征，这不仅能够加深理解其人其书，也有利于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化研究提供历史视角与理论思考。

据学者统计，《齐民要术》全书引用、参考的图书文献达180余种之多，包括经书、纬书、史书、诸子、诗文、志书、方技等等，足见贾思勰博闻强识。这些典籍不光是他直接获取农业知识的对象、工具，也很大程度上是其知识结构、学问思想、历史理解、社会认知的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序文可作概观：贾氏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采道家、法家等诸家，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取向；能够从民生、国富的角度，认识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凸显重农在儒家治理思想和实践中的核心意义；而实现善治的途径，是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地方官员为民兴利、组织得法、措施得当；此外，贾氏认为技术改进、乡贤表率和民众习性等，也对农业生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尤其在农耕文明时代，其重要性在世界各地都不言而喻。中国是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早在西周时期，“民之大事在农”（《国语·周语上》）的思想已成提出，而“重农”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的执政方略。《齐民要术·序》的首段表彰了神农、尧、舜、禹的治世功业，“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以及商周盛世成就，“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贾思勰回溯上古圣王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不世之功，而安民、富民、教民则是殷周兴盛的重要表现，这也是北魏鲜卑族政权进入北方和中原地区后文化转化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核心，《魏书·食货》记载了当时发展农业的情况，“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诏简宫人非所当御及非执作伎巧，自余出赐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郭，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尽管这些记载较为简略，已经能够从中看到一些社会治理和农业管理思想，如农业生产结构、劳动力、土地、技术、水利、赋税、荒政等等，体现出国家组织、干预在农业生产的宏观管理和微观调节方面都起到主导作用，这种农业管理模式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具有必然性，即便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也有极为明显的表现。

国家主导下的农业发展模式，最直接体现于地方首脑的设立及其发挥的作用。在贾思勰的序文中，也较多列举了九真太守任延、庐江太守王景、桂阳县令茨充、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南阳太守召信臣、不其县令僮种、京兆尹颜斐、河东太守杜畿等人为官时地制宜发展当地农业生产的典型案例，尽管这些人的时代不同，都体现出州县官员上承天子的重要责任，下临百姓的核心角色。据《汉书·百官表》载郡守、县令均掌治一方，担负辖区内的教化、户籍、赋税、徭役、保卫、刑讼、赈恤、供应、农桑、恳田、水利等等重要职责。由此可见，“在上者之亲民，尤莫切于牧令”，“天下之治乱系乎民，民之治乱系乎牧令”，地方长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央政府选拔地方基层官员时也往往也极为谨慎。除了太守、县令、郡守等地方长官外，还有很多维系地方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据学者统计，先秦到明清时期的农业职官词有249个，涉及农田生产、仓储管理、水利兴建、劝课农桑等等，其中农田生产类所占比重最大[1]。一般而言，古代官职中州县官员已是最基层的行政长官，故而大多农业职官位阶较低或无品阶，故而《魏书·官氏》和很多正史职官志一样都记载不详。然而，由此可见太守、县令扮演了“指挥官”的角色，以其主导的地方治理体系对基层的稳定、发展、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思勰的“太守治理”思想，一方面是古代社会普遍治理观念，一方面也与其当过高阳太守有关，对太守在地方治理、农生生产中的作用有着亲身阅历和丰富经验，由于文献资料缺失，我们难知其详。不过，贾氏家族在北魏、东魏多有出仕为官、建立功业之人，据《魏书》记载，贾思勰的族兄贾思伯、贾思同均为朝官，有许多文治武功之举，其中贾思伯以儒为业，年少时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当官后延请儒生昼夜讲授，谦和礼士，为肃宗讲授《杜氏春秋》，被时人视为具备仁勇节义的儒者，还上书阐说明堂之制，起到平息争论的效果；贾思同曾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教授静帝《杜氏春秋》，并就该书与时人辩难，集成十卷。贾思勰族人经历，应该也对其理解国家政治、地方施政等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概括地说，所谓“太守治理”，是在先秦以来宗法社会形态和郡县制度普遍实行的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的地方治理模式、运行机制，是整合了政治体制、族群整合、文化建构与社会认同等在内的有效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生产组织结构体系，也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最为核心、稳定、有效的基本制度。尽管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有其严密、发达的一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治、德治、礼治体系，但专制君主与士大夫结合下的治理体系仍时常走向失控、震荡、灭亡，尤其在基层治理上除了暴力手段外，主要利用宗族、家族伦理关系，加之官吏选拔不当和长官意志的负面作用，统治阶级与广大百姓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其矛盾的激化是必然和不可调和的。

恩格斯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与官方治理的关系、历史也甚为复杂，来自中央、地方政府的组织、干预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农业发展除了来自自然环境的灾害、变迁之外，还受到诸如王朝更迭、战争的威胁和破坏，而来自同一政权内部的国家政策、社会秩序、治理得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不一而足，凸显在以中央集权支配下的基础社会控制和经济生产的必然性同时，始终难以解决危害农业生产乃至社会良性发展的风险。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出的治理思想，应纳入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既丰富和促进了现代学者的认识、研究，也应置于古今农业发展的兴废得失历程中予以深入思考。

二、寿光发展中的“组织驱动”

作为寿光人的贾思勰撰写了著名的《齐民要术》，留下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技术和管理思想，这些宝贵的经验融入了中国灿烂的农耕文化、文明，但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传统的农业发展格局一度被打破、整合到新的大生产革命之中，一次次经历现代社会、文明、生产的冲击和调适，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也随着近现代的百年国运而兴衰浮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是新的契机、希望，“寿光模式”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既是传统农业管理与农业文明传统的延伸，同时实现了新的超越。

寿光市之所以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上值得思考、挖掘的地方有很多，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更能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意义，然而就像寿光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一样，研究好寿光也不容易做到。寿光的发展条件在国内并非得天独厚，它的地理区位、土壤植被、自然资源、经济基础都有先天的不足，天灾人祸相比很多地方也不少见，仅从《寿光县志》的大事年表，就可看到近代以来动乱不止、灾害连连、饥荒频仍，即便是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从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寿光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蔬菜产业“大致经历了从试验成功冬暖式蔬菜大棚，推动蔬菜生产走向商品经济舞台；到引领在全国掀起一场“绿色革命”；到搭建起农民与高新技术、农产品与市场对接的桥梁；到向全国输出标准和集成解决方案四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寿光实现了整体性的跨越式发展，“由农业起步，以农业培养工业，靠工业提升农业，实现了工农互助、三产互融，城市与农村均衡协调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推动形成了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并不断向全国输出技术、人才、标准、农业问题解决方案，带动全国农民共同增收致富；实现了由传统蔬菜种植向科技引领转变，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由分散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由一产独秀向三产融合转变，由技术输出向标准模式输出转变”。[3]可以说，现在的寿光，是千年未有之寿光，放在中国大发展的今天也仍然极具典型性，其成功的经验、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寿光党委和市政府的组织驱动无疑又是最核心、最关键、最精髓的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改革先锋”王伯祥同志。

考察“寿光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通过与山东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县域治理情况比较研究，更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中国疆域幅员辽阔，几千个县级行政单位存在很多客观差异，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寿光的发展基础、环境、条件并不理想，却仍然从贫穷落后到迅速崛起，并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发展态势，以王伯祥为代表的寿光市（县）党委、政府领导起到了带动、发动、能动作用。王伯祥在地方发展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又难能可贵，其先进事迹已经闻名全国，对寿光的贡献得到寿光人民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值得我们不断认识、发掘和总结。从组织驱动的视角，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战略驱动。一般而言，基层行政组织的设置、职能、任务是基本相同的，如履行基本的业务职责、维系地方的管理等，但如果不是战略驱动型组织，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难以落实，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得不到根本满足。王伯祥于1986年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是他反复思考的问题，而他的目标就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寿光老百姓从旧时的苦难和贫困中走出来，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这个的目标很朴实，又很直接、明确、真诚，是普通百姓的共同心声和地方组织系统应尽的责任。于是，凭借对寿光的全面了解，他在任期内带领全县人民打响了寿光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推进蔬菜产业化、决战寿北、打造工业巨舰。在温室大棚的试点与推广过程中，王伯祥首先凝聚并发挥县、乡、村三级组织领导作用，创造条件，说服群众，培训技能，摸索和总结出实际可行的群众动员、“建设-种植-销售”流程及政府支持与保障措施；其次，他不失时机、千方百计在全县组织宣传和大力推广试点成果，实现“典型引路、全面开花”；再次，他解放思想，打破地方保护和封闭发展思想，放眼全国建立、培育、发展蔬菜市场，为寿光蔬菜事业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形成内外合一的蔬菜产业。由此，经过王伯祥的努力，不仅实现了最初的“朴实”目标，同时锻炼出敢于干事创业的干部队伍，在寿北开发、工业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中发挥了先进模范作用。

（二）决策驱动。作为县委书记，王伯祥必须全面主持寿光的工作，不光要克服发展寿光的“三大战役”中的重重困难，还要随时对各种问题、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不仅要有效决策，还要执行到位。从而整个组织系统不再是消极、被动和满足于“控制”，而是敢于负责、勇于开创，使得战略驱动型组织兼具决策驱动性。通过研究王伯祥在任期间的大大小小决策，可以发现他总是善于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向、发挥组织能动作用来解决问题，赢取寿光干部、群众的信赖，增强了个人与组织的威信和领导力；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同时做到分工、责任明确，无论是重大决策还是民生小事，都要落实到位、保质保量、完成既定目标；对王乐义和韩永山为代表的等技术人才、干部人才的重视，发挥他们的才干，是王伯祥屡次形成决策、有效实施和目标完成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干将；加之合理的流程、科学的标准、切实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寿光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在一线工作中往往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执行力。

（三）全面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性。战略驱动、决策驱动型组织的重要特点，是高度自觉、积极主动和敢于创造，这样王伯祥才能发挥出寿光党委、政府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领导、组织和号召的作用，从而在群众中起到引领、示范、模范效果，进而重视、调动、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经过寿光发展的“三大战役”，寿光人民的综合素质显著提升，投身于脱贫致富、创业发展的积极实践，重科技、学技术成为自觉行动，敢于尝试新产品、致力技术革新、探索新模式成为自主行为，研发产品、驾驭市场、提升竞争力成为自发追求；尤其值得研究的是，除了各级党政组织外，合作社、协会、公司及联合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发挥了特有的自治、灵活、多元特点，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三大产业相互支撑、城乡协调、区域联通的经营体系。

（四）市场经济驱动。任何事业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寿光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探索脱贫致富，也于1983年发生过菜烂滞销的“白菜事件”，这次事件深深触动了王伯祥，他反思其中的根源，认识到生产和市场的辩证关系，“只抓生产不抓市场，种出的菜卖不出去，会抑制生产的发展；抓好市场，才有销路，就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4]寿光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发展是王伯祥启动市场发动机的典型案例，从建设到兴盛、从小到大、从探索到规范、从大批发市场连接路边小市场、从寿光市场连接国际市场，从有形市场主体到无形市场经济，这个地方见证了蔬菜市场、市场经济如何在政府的管理、协调下快速成为最有效、最具活力的载体。不仅如此，寿光市发展市场经济探索，让人们认识并坚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尤其培育出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协调、宏观调控实践出一些有效方法、经验，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伯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 。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 。这是对以王伯祥为代表的寿光党员干部、群众努力建设一个繁荣新寿光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寿光治理的辉煌成就，既有中国千年农业生产、组织、文化的历史背景，又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不断斗争、奋斗、发展的阶段性胜利, 改变了传统治理中官僚体系对百姓奴役性和百姓对官僚体系的依附性，在根本上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组织化驱动发挥内生性力量，通过组织化驱动实现“接续奋斗”，最终做到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三、“寿光模式”与“组织化驱动模式”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和视察山东时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有学者指出， “‘潍坊模式’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潍坊模式’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鲜明体现。‘潍坊模式’”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地方依靠党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强力推动，主要发挥内生性力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迅速成为较发达经济体的过程，是一个由落后经济体向较发达经济体转化的典型发展经济学过程，具有重要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依据和灵感来源。”包括“寿光模式”在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潍坊模式”，“形塑了潍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形塑了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特点、形塑了基层党委政府行为模式、形塑了县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塑了城乡关系结构，也形塑了农村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5]由此可见，“潍坊模式”的成功是“组织驱动”的结果，形成了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为一体的“组织化驱动模式”；通过寿光发展的历程可以深刻认识到“组织驱动”的作用与意义，从组织理论而言，“寿光模式”也是“组织化驱动模式”， 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经济思想、组织管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地理环境、个体与群里性格等多方面的解读空间。

（一） “组织化驱动模式”是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

关于组织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贾思勰关于“太守治理”已是中国古代郡县制的确立、推行和逐渐完善的结果，现代组织理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曾在为《劳动旗帜报》撰写的社论中强调:“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6]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便开始了对组织路线的探索、总结，逐步认识到党的力量源自党的组织、推进党的社会革命需要党的组织做支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与政治任务不断进行调整当的组织路线，形成了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要旨，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加强党的执政骨干与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力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7]“在历史的转折点产生了现代政党组织，并在革命和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政党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某种社会阶级力量，但它作为社会阶级力量的代表，足以承担本来应由某个新兴阶级力量承担的历史转型使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用它强大的组织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持了国家建设进程。基于中国国家建设的这种组织化特征，我们将其归结为‘组织化驱动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革命和建设来推动国家建设进程，从一开始就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联结在一起，“自觉将国家与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推动现代化进程，更注重社会的整合、民众的团结、政策执行的集约化。使整个国家建设进程，都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条件下有序推进。”[8]

寿光的历史、发展历程表明，在党中央和山东省委领导下，寿光党委政府的组织驱动对其从贫穷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组织建设、组织引领是国家建设、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当然，组织驱动并不仅仅是党政组织，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但党政组织一直是寿光各类社会组织中组织力、领导力、战斗力最高的，从社会整体出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寿光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与政党建设发挥联合、互动、整合作用的缩影，在“组织化驱动模式”下，“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体制上的相互借鉴。由于中国国家建设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制度设计、体制运作上都要进行探索。党在革命和建设斗争中形成的一些成功经验，经过检验是有效的，就可以移植到国家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包括民主集中制、干部制度、监督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等。第二，治理功能上的相辅相成。党组织的有效运作，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和自下而上的动员化，在政府治理功能还处于不成熟发展的条件下，党组织的动员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行政的不足，从而达成政策目标。第三，能力建设上的相互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包括法治能力、制度能力、再分配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建设都有助于政党的政治领导走向合法化和合理化;政党能力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政党的执政水平和组织化水平，可以更有效地引领和支持国家能力建设。”[9]由此可见，这种集合现代体制、治理功能和能力的组织化运转，“组织化驱动模式”是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组织中人治、法治、德治、礼治中常有关系失衡和结构性缺陷。

（二）“组织化驱动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组织化驱动不仅指个人或群体组成、有共同目标和一定边界的社会实体的运行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组织化驱动模式”的蕴含更加丰富，它隶属于包括生产的组织方式或生产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是人类进行现实的生产活动或改造世界活动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方式的“组织化驱动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0]生产力是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实现和产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是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实现和产生的力量之合力[11]，它与作为社会现实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之实际关系的生产关系相互制约。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者都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关键范畴，“将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三者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中把握，即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来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现实’为前提和基础，探究‘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现实的感性世界’,全面的、完整地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具体而言，“生产活动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才能组织起来，才是现实的；运用一定的方式组织生产活动，其实就是运用一定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的组织方式或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就是生产方式。也就是说，生产活动只有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才能是现实的。事实上，正是在以一定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中，潜在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中的可能的力量才实现为现实的力量，通过这三个要素的实际结合又产生新的共生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合力构成现实的生产力。同时，劳动者(宏观的劳动者，包括所有者)之间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自然发生了各种关系，包括劳动者(中观)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所有者之间(若不是一个所有者)、劳动者(中观)与所有者之间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协作和劳动交换以及按比例配置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这些关系构成现实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产方式才被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只要用一定的生产方式组织的生产活动一旦开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水乳交融在一起，而且一刻也不能分离，一方面生产力在生产活动中实现和产生，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在这同一生产活动中发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始终内在统一于生产方式或现实的生产活动之中。这种统一是在生产方式内部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实现的。”[12]  

简言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性推动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寿光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结果，实际也是当前生产组织、生产要素结合创造性发展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化驱动模式”可以说是以“寿光模式”为体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它从小生产方式走向了社会化大生产，把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纳入发达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介和平台，实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各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完成了产业升级、产业融合，推进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

（三）“组织化驱动模式”与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的互换，结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形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与结构。社会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组织化驱动模式”的形成。

生产方式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原始生产、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等，在各个阶段中，人的生存状态、交往活动、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组织化驱动模式”的不同，也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经历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后，终将走向自由个性的历史形态，向扬弃异化、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个性的社会迈进。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3]其中“人的依赖”的历史形态，主要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人的自由个性”的历史形态，是以时间经济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每个人都能具有发展自己自由个性的自由时间和无之手段，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再以异化的物的形式存在，这种历史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依赖”“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者，既是人的解放，又是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组织化驱动模式”是要走出“人的依赖”模式，从“人的独立性”模式，过渡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模式。

从人的历史形态理解“组织化驱动模式”的核心，即是以人为本，以人的解放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组织化”是以人的最全面发展为方向，建立“自由人的联合”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个人而言不再是“虚假的集体”，而是“真实的集体”。“寿光模式”的出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改变了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依附性社会关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达到人的发展与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统一。

综上，《齐民要术》是古代农书撰著的典范，深受国内外农学专家的重视，不仅是其撰述简明、严谨、系统、全面涉及农、林、牧、副、渔等知识门类和农业、手工业技术，反映当时农业发展的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丰富经验等特点，还在于贾思勰表现出对农业知识收集整理的重视，对知识背后关乎民生国富的深刻认识，以及如何切实组织生产活动、管理社会和教化人性的整体思考，由此便超出了书名寓意的民众生产指南，成为阐述农业技术、生产发展、县域治理乃至国家施政等在内的创新性巨著；其所凝结、传承与发展的生产实践、治理之道、文明道路，继续获得历史性的沉淀和磨砺，作用于现代农业生产、乡村建设、社会综合治理的各个方面，“寿光模式”也由之化生、默运以成。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能够对“寿光模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其中的“组织化驱动”特点的把握也更加深入、全面、立体。

原载：王立胜主编《乡村振兴战略齐鲁样板的寿光探索——十八位哲学青年眼中的“寿光模式”》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3年。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1]翟桐桐：《古代农业职官词研究》，2021年河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3] “寿光模式”发展历程

http://www.shouguang.gov.cn/sgszsj/tzsg/fwzn/202106/t20210604_5893431.html

[4]王良瑛、李登建、展恩华：《大地为鉴》，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第13页。

[5]王立胜、刘岳：《整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7]戴俊剑 张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百年演进及其基本经验》，《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8]陈周旺：《政党‘组织化驱动’与国家建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9]陈周旺：《政党‘组织化驱动’与国家建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页。

[11]马文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

[12]马文保、刘曦：《生产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现代哲学》，2021年第6期。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