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山东寿光作为“中国蔬菜之乡”，是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先行者。近年来，寿光不断探索农业农村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创新发展经验，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示范、可带动的先进模式。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和考察山东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在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并要求山东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同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又一次点赞寿光，对寿光模式予以高度肯定。如今，寿光模式在理念创新、技术革新、模式更新的推动下经历了多重迭代嬗变，不断引入科技、金融、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创新要素，实现了以蔬菜产业化为龙头，以输出标准、输出机制、输出体系为推广路径，三大产业齐头并进、县乡经济有机融合的立体发展模式。通过梳理寿光模式的变迁历程，本文将表明，寿光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一套质朴却深刻、平实却高明的独特哲学理念。政府作为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政治主体，在“共同富裕”根本目标下，在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理念下，积极通过协调生产关系引导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导引、促进为主的柔性互动关系，实现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内源型城乡融合发展。[1]这些理念为寿光模式的创新推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让寿光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出自己颇具先锋精神的产业发展道路。

一、寿光模式的迭代嬗变

根据寿光市委书记赵绪春的总结，“2010年以前的‘寿光模式’，是以蔬菜大棚建造和管理技术为核心竞争力，主要对外输出产品、技术和人才。2010年之后的‘寿光模式’，则是从种子种苗到全过程蔬菜大棚建造管理运营体系的全链条发力，能够制定输出蔬菜产品标准、产业推广机制和管理运营体系等。”[2]如果更具体地说，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升级迭代。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以建设蔬菜批发市场为标志，寿光市在多年大力推动蔬菜种植业发展后，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确立了蔬菜产业的支柱地位。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寿光市在时任县委书记王伯祥的全力支持下，在三元朱村党支书王乐义的带头实践下，成功研制了寿光冬暖式蔬菜大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棚蔬菜种植经验。经过多年发展，寿光蔬菜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品牌，并于1995年被国务院“官宣”为“中国蔬菜之乡”。第三阶段以2000年首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举办为标志，寿光开始尝试增加蔬菜产业的高科技含量，大量引入高新技术和国内外的选种、育种技术，同时向国际宣传展示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成就，成功地在农业发展中融入了高科技与国际贸易要素。第四阶段从2010年左右至今，寿光蔬菜产业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升级。如果说以往寿光模式的推广偏重于技术输出，那么如今的寿光模式则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种子研发、标准制定和集成解决方案输出等新内涵，以打造全国蔬菜产业综合服务基地为标志，实现了产业全链条提升，并能够“打包”向全国进行推广。在经营模式上，寿光也逐渐确立起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经济主体的创新思路，充分激活了农民、基地、金融机构与市场的潜在活力。[3]

寿光模式的成功，为中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画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一项可复制、可践行的现实方案。寿光蔬菜产业的腾飞有如下四个重要契机和要素。

第一，充分重视市场作用，率先建立辐射全国的蔬菜批发市场。在80年代初期，寿光南部就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但由于缺乏市场思维，曾出现过产销脱节的严重情况，导致上千万斤大白菜全部烂在地里。时任县委副书记王伯祥果断打破改革开放初期“姓‘资’姓‘社’”的思维坚冰，在1984年组织修建了占地20多亩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当年的蔬菜成交量就达到1.5亿公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市场与生产相互带动，逐渐打造出了北方蔬菜交易、集散、运输的重要枢纽。到1991年时，九巷蔬菜批发市场已经扩建到600亩。与此同时，寿光市委市政府积极牵头组织，发动各种关系力量，推动寿光蔬菜走向全国。县五大班子、县供销社、各级部门建立的蔬菜销售公司和销售点 争先恐后与全国各地300多家蔬菜公司、800多个蔬菜经营单位建立联系，派出4500多寿光人到全国各大城市从事蔬菜生意，形成了遍布全国的蔬菜销售网络和基地。在“以点带面、以面强点”的经营策略下，寿光蔬菜市场在1995年正式被认定为全国最大的蔬菜市场，真正成为了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和官方认定的“中国蔬菜之乡”。到2009年，寿光蔬菜市场改建为中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园区是经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的山东省重点项目工程，占地面积达3000亩，日交易量可达近万吨蔬菜，300余种蔬菜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个城市，并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4]今天的物流园隶属于地利集团，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物流园区，发挥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物流园发布的“中国蔬菜价格指数”，也直接成为影响蔬菜市场的价格风向标。

第二，积极引入科技要素，大力推动科研创新。寿光蔬菜能够做到全国闻名，与对科技的重视关系极为密切。在蔬菜大棚推广之前，寿光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三元朱村更是被称为“要饭村”。寿光最早大力研发不需加温、仅靠日光的新式冬暖大棚种植技术，就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让人民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冬暖式大棚推广的第一年，就让三元朱村的乡亲每个棚增加了2.7万元的纯收入。到1990年，寿光全县推广扩建了5130个大棚，1991年猛增到2.5万个，1992年发展到7.5万个。1995年全市蔬菜发展到50万亩，其中冬暖式大棚近20万个，总产20亿公斤，收入17亿元。大棚蔬菜的致富效应也受到全国瞩目，成为了寿光蔬菜的一块金字招牌。如今，寿光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已经发展得丰富多彩，诸如气雾栽培、潮汐式栽培、深夜流栽培、螺旋管道栽培等多种“黑科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技术在设施农业发展中也屡见不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使得寿光能够实时掌握各品种蔬菜的种植状况。大棚种植技术改变了寿光，寿光也始终对新的农业技术保持高度开放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寿光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潍坊科技学院密切合作，搭建了多个农业科技平台，开发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例如，寿光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农科院共同成立了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注册成立了中蔬生物科技（寿光）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寿光设施农业研究中心”；依托潍坊科技学院，建设了一批重点实验室、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底。2021年，寿光成功入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共建先行县，并在考核中荣获优秀等次。

第三，积极推动蔬菜产业全链条升级，夯实基础提升优势。在2010年之后，寿光就逐渐寻求向着行业高端品牌、产品研发者、标准制定者进行身份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当时寿光的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全国龙头，但在利润和附加值最高的产品研发与销售流通两端，寿光都还有很高的拓展潜力。一方面，寿光当时的高端蔬菜品种大多采用国外研发的进口种子，占据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以蔬菜作为主要销售方向，也有产品单一、附加值不高的问题。因此，2010年之后，寿光开始探索全链条提升蔬菜产业的“寿光模式2.0”方案。作为全国蔬菜集散中心、标准形成中心、价格形成中心、种业研发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寿光按照“做强两端、提升中间”的思路，前端重点做标准研发、种子研发和技术集成创新，后端重点培育特色蔬菜品牌、打通高端销售渠道，中间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构建新型组织体系，加快由传统生产基地向综合服务基地转型，抢占蔬菜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全方位提升核心竞争力。[5]例如在种子研发和技术集成创新方面，寿光市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财政补助，全面扶持以山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等企业为龙头的“育繁推一体化”蔬菜种子产业体系建设。目前，寿光保护和登记的自主研发蔬菜品种已达167个，种苗年繁育能力18亿株，占全省近1/4，真正将寿光打造成为蔬菜“种业硅谷”；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发中心，建成了蔬菜分子生物、细胞工程、植保、园艺作物种苗繁育等实验室，为持续不断的研发动力提供了强大支撑。在重点培育特色蔬菜品牌、打通高端销售渠道方面，以寿光蔬菜集团等骨干企业为主发起成立的寿光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于2019年成功注册“寿光蔬菜”集体商标，一体化智慧供应链共享平台也同步搭建。一方面通过阿里巴巴、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以视频直播、网红带货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占领线上市场；另一方面通过生鲜和鲜切两大类产品，重点开拓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全国高端市场和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高端市场。在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于2018年在寿光成立，旨在成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质量评价中心、标准体系建设中心、国家品牌培育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蔬菜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制高点，促进蔬菜产业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心先后成立了由5名院士领衔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专家委员会和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盟，建立了日光温室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编制完成了37种蔬菜的54项生产技术规程。其中，寿光已有番茄、黄瓜、辣椒、茄子、西葫芦5项全产业链标准成为“国家标准”。

第四，积极吸纳先进金融和管理手段，最大力度赋能蔬菜产业发展。目前，寿光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府+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也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国企+农业园区+金融”等发展模式，有效规避了个体农户力量分散、议价和信贷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在政府、国企、金融机构与合作社的保驾护航下，农户无须担心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销售等方面，让劳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通过这套模式，政府牵头建立中小企业协会和政策性担保公司，银行创新信贷制度和金融产品，选择符合条件的农户与中小企业，用多种贷款抵押方式满足农民与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由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寿光市金融投资集团共同打造的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区就是“国企+农业园区+金融”模式的一个样板。园区由金投集团出资建设大批现代化智慧大棚和相关基础设施，农担公司对农户担保放款，农户租赁大棚经营。这个模式破解了农业融资“烦难贵”的问题，也能让农户直接享受最先进的科技发展成果。农户无须自己出资建造，就能使用造价较高的第七代智能化温室大棚；金融资源也能更有效地配置到农业重点领域，获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合作社经营则能够集中、规范农户力量，让农户在“抱团发展”中占据市场先机。通过采取出台提升扶持政策、统一生产标准、规范财务管理、打造规范经营样板社、培植新型种植经营模式、搭档互联网媒体、开展信用登记评定等措施，寿光不断完善合作社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有力促进了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发展的单体合作社。目前，寿光众旺果蔬合作社、优品农鲜果蔬合作社、全农蔬菜合作社3家合作社已经通过（GAP）全球和中国良好农业规范体系“双认证”，为寿光蔬菜进入国际市场贴上了身份通行码；56家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获得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资格，认证基地面积4.2万亩以上。

我们的梳理仅能简要勾勒寿光模式的轮廓，无法充分呈现其丰富内涵。但通过我们的概括，已经能够管窥上述先进思路背后高瞻远瞩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理念。

二、“寿光模式”背后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寿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就可以被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在寿光模式的迭代嬗变中，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寿光是远近闻名的穷县，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9元，仅为潍坊全市（182元）和山东全省（210元）的一半左右。1975-1980年，寿光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55%）也远低于山东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131%）。从1980年起，时任县委书记王乐泉开始部署全县调整农业构成和作物布局，确立了“南部种菜，中部种粮，北部开发盐、虾”的总体结构。到1984年，寿光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455元，已经超过了山东农民人均收入395元。从1984年建立九巷蔬菜交易市场，到1986年之后时任县委书记王伯祥发动全县力量，通过干部个人关系、蔬菜供销公司、蔬菜经销点打通北方蔬菜销售网，再到1989年三元朱村研发出新式冬暖蔬菜大棚，大规模种植反季节蔬菜，寿光在多个节点上敏锐把捉到了历史机遇，走上了蔬菜产业化发展的康庄大道。经过多次产业升级，寿光从一个远近闻名的穷县发展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90年，寿光农民人均收入达到911元，已经大幅超越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680元）和全国农民人均收入（686元）。[6]1992年，寿光入选第一批全国百强县，此后连续三十多年成为全国百强县榜单上的常客。同时，寿光在农业发展方面的耀眼成就往往会让人忽视其工业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寿光就确立了强工重农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寿光提出抓大放小、扶优扶强，大力扶持骨干企业;进入21世纪后，寿光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统筹进行工业布局，加快建设工业园区，并于2022年提出产业强市战略。目前，寿光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42家，其中包括8家上市企业，5家省工业百强企业，形成了造纸包装、海洋化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新型建材六大产业集群，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工业百强县。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下，寿光全市GDP即将突破千亿大关，财政收入也达到百亿以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县。[7]

要解释寿光的高速发展，和解释中国的高速现代化进程一样，都需要整合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多个主体，从整体性、系统性视角出发进行解读。在这个共同体中，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更应当注意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有着一整套关于个人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念。

一方面，政府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政治主体，在“共同富裕”根本目标下，积极通过协调生产关系引导生产力发展，同时基于生产力发展塑造更高效的生产关系。纵观寿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寿光都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发展思路。政府经过通盘考虑，确立自身比较优势，同时集中全市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抢占市场先机，使得寿光市用几年时间快速打出品牌，在全国市场中脱颖而出。在寿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明显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可以用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考察寿光成功背后的独特逻辑。

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几乎是无效率和奴役的代名词。1990年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华盛顿共识”基本上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的指导思想。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无疑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框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以寿光为例，如果改革开放初期盲目推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那么寿光在全国乃至山东省范围内无疑都是非常弱势的。从资源上讲，寿光的自然禀赋并不出众，北部有大片盐碱地无法种植粮食蔬菜；南部尽管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但在山东各县市中也没有任何突出之处。从工业基础上看，80年代初期的寿光有化工、木器、皮革、农机、内燃机、麻纺等企业，但大部分属于自给自足状态，且规模较小，技术含量不高。到1986年时，寿光工业在全潍坊县市区中仅名列倒数第三。从人口构成上看，改革开放初期，寿光95%以上人口都为农民。[8]如果完全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那么寿光大概率发展为一个纯农业县，或者成为劳动力输出基地。即便到今天，在中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与寿光条件类似，但未发展出自身特色、定位不明确的县市并不少见。

但从寿光的发展路径看，政府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总体布局、整合资源、广泛动员等任务。带领寿光实现关键腾飞的县委书记王伯祥曾说：“我干县委书记，就得撑起寿光这个家，就要尽心竭力给老百姓办事，让寿光富起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过上好日子。”面对寿光北部的贫困状况，他说：“由于自然原因，寿光南富北穷现象严重。我是从寿北农村走出来的，寿北的困境我很清楚。作为书记，我不能看着寿光近一半的人受穷，必须要开发寿北，让寿北人民也过上好日子。”[9]王伯祥的话尽管朴实，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很多优秀干部的共同理念：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同志根据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政府积极介入市场的背后，不仅有经济考量，更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指向无论是内化在寿光干部的责任感、荣誉感中，还是体现在客观的考核提拔指标中，都作为重要的动力，激活了政府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与作为“市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政府不同，寿光政府从一开始就作为“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政治主体出现，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处于资源弱势状态的家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资本集团收割，而是会最大限度地激发本地发展的潜能，让家乡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正如王伯祥所言：“寿光经济能够发展起来，是几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接力跑’，是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做的这一切，是党员干部的分内之责、原有之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就应该这么办，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我只是给寿光的发展打了个底子。”[10]这种“接力跑”的比喻，形象地刻画了寿光如何在一届届政府的领导下不断打开新局面，成为今天全国县域经济的领头羊。从根本上讲，以寿光为典型的中国县市应被看作一个有明确发展目标的政治和伦理共同体，而非一个聚集了诸多个体市场参与者的地域概念。“因此，县级行政主体的行为不仅体现着普遍性的国家-社会关系，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它不仅是县域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同时也是游戏的直接参与者，作为活动主体深深地卷入了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之中。”[11]只有充分重视其“民为邦本”“为民造福”的政治和伦理逻辑，以及这背后一整套的目的论价值观体系，才能避免以单一的经济视角理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理解为何寿光历届政府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己任，而非放任无为，让寿光人民在资本运行的逻辑中成为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主导也是今天的乡村振兴能够避免“资本下乡”、实现“要素下乡”，避免“资本逻辑”、实现“情感逻辑”的核心原因。[12]

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个人之间是一种以导引、促进为主的柔性互动关系，而非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塑造的“干预”和“对立”关系。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核心理由是，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市场信息，而政府对资源的集中分配只会扰乱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但从寿光的发展案例中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构想的自由市场多多少少是一厢情愿的。首先，由于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等具有高度地域性的因素，也因而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集群性，所以面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地方产业，政府实际上无法回避对资源要素的分配。其次，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往往无法完成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跃迁的过程，政府在此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面对不同城市间的产业竞争，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显然比农户、村集体和企业更加全面。寿光在最开始发展蔬菜产业时，各方面力量极为薄弱。如果完全依照农户和村集体、乡镇企业的力量，很难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大规模的蔬菜交易市场，打通北京、上海、粤港澳等高端销售渠道，形成遍布全国的高效物流网络，引入中科院、农科院等强大智库资源；更无法争取到省部级、国家级的政策项目，举办世界性的蔬菜博览会。最后，寿光政府扶持本地优势产业发展，也是在充分尊重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让本地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提质增量，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竞争中长盛不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开始采用了将政府与企业相互割裂，凸显其对立面的视角，它所针对的也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直接刺激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但从寿光发展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政府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并不一定会破坏市场秩序，因为政府并非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竞争，也不是简单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是综合运用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社会资源平台、教育培训、引进先进科技等手段，创建良好的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在平等的机会下吸引农户、企业自发参与，最终不断把产业做大、做强，发展为行业龙头。因此，尽管寿光蔬菜的产业化发展是以农户、合作社和各种蔬菜经营销售公司为主体，但从上游的种子研发、国家标准制定，到中游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组织，再到下游的品牌打造和高端市场开拓，没有政府的介入是难以完成的。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13]只有从整体视角出发，将政府和企业视为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共同体，才能理解寿光的成功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结合，构成了寿光改革开放以来的制胜关键。

以上我们简要说明了“寿光模式”背后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凸显了寿光成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更深层面看，这套政治经济学逻辑则内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逻辑中，体现了百余年社会主义建设与几千年深厚文化传统中积淀的中国精神。

三、“寿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实践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4]马克思主义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消灭由阶级压迫带来的贫穷、剥削、奴役、劳动折磨。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引入市场经济积极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强调要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深入贯彻。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体现出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高明实践智慧。“寿光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旺盛生命力。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和蔬菜产业化最为成功的城市，寿光的发展模式必然有其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使得寿光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共性”中找到了自己的“个性”，并利用自己的局部优势逐步扩大为市场龙头。从其背后蕴含的理念看，寿光对于农业产业化的理解、对于县乡关系和人类生存发展目标的理解，为寿光的持续进步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构想美好生活的可能方式。

在产业发展方面，寿光没有拘泥于技术层面，而是不断探寻蔬菜产业化之“道”，博采兼蓄各种要素，逐步拓展产业想象空间。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农业往往与产品高度同质化、附加值低联系在一起。寿光在发展蔬菜产业之初，就看到反季节蔬菜和高端蔬菜的巨大市场潜力，利用造价较低的新式冬暖大棚技术解决了上世纪80-90年代北方冬季“吃菜难”问题。如今，冬季大囤白菜的记忆已经逐步远去，人们在餐桌上有了上百种蔬菜选择。黄宗智教授曾提到，上世纪末中国经历了一场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的变迁。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促使务农人员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作物收成量的增加，而是凭借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的显著提高，其高达五倍多的幅度远远超过上述的其他农业革命经历”。[16]寿光无疑是这场革命的先行者和带头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寿光靠反季节蔬菜敲开了全国各大城市和俄罗斯、日韩、新加坡等国的市场大门。当寿光人发现一些国外优良品种更受到国内国际市场欢迎时，就积极邀请全世界知名种子公司到寿光，优中选优，开始种植彩椒、无刺黄瓜、果肉型西红柿、水果胡萝卜等高附加值品种。如今，寿光已实现“反客为主”，形成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蔬菜”，如化龙镇的胡萝卜园区年交易量50余万吨，出口额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量的60%以上，销往日韩、阿联酋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斟灌村五彩椒大量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年出口量在15000吨左右；崔岭西村众旺果蔬合作社的番茄、甜瓜等品种常年远销俄罗斯，每年出口蔬菜近2万吨，销售额超1亿元。

但寿光更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生产”“销售”的单一维度上，而是灵活地嵌入了“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17]中，面向农业发展的未来求新求变，不断突破农业想象的“天花板”。为了解决市场和物流问题，寿光建设了全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蔬菜市场和农产品物流园。为了解决上游进口种子“卡脖子”的问题，寿光在2010年左右开始向“种业硅谷”转型，集中优势资源走自主研发之路。为了解决土地流转、股份产权、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寿光灵活运用农业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组织手段和农担公司、金投公司等金融手段，让农民生产没有后顾之忧。为了提高种植效率，让农业更加标准化、智能化，寿光与国有企业集团、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参与研发了第七代智能大棚、精准水肥、潮汐灌溉、智慧气象、智能调控、智能工厂、多功能机器人等尖端设备。为了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寿光全面拓展产业链，推进工业农业高度融合，发展了大批蔬菜半成品、脱水蔬菜食品、浓缩果菜汁、蔬菜药品企业，并开始积极布局预制菜产业。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寿光才能够进一步向着标准输出、模式输出、体系输出的方向升级，向着“传道者”“弘道者”的角色转化。在不同领域的深度扩展，让寿光能够整合出一套可复制、可学习的综合发展模式。如今，寿光全市常年有8000多名蔬菜种植技术员分赴全国各地指导种菜，寿光式蔬菜大棚发展到周边县市以及新疆、青海、甘肃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在。“北到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冬季温室’，南到南沙永暑礁的蔬菜繁育基地，西到贵州省遵义市的‘枫香速度’，在全国新建的蔬菜大棚中，一半以上都有‘寿光元素’。”[18]在模式推广上，不仅有传授种植技术的专业人员，还有能够承接建棚任务的团队。同时， 山东(寿光)农村干部学院每年大量培训全省乃至全国农村“两委”成员、致富带头人、实用人才、涉农部门、乡镇干部、大学生村官，能够将寿光先进的农业组织管理模式、经营理念、优越制度向全国推广。进一步，依靠菜博会的巨大宣传效应和“中国寿光蔬菜指数”“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强大引导规范效应，寿光模式能够迅速成为典范，不断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来寿光学习交流，引进先进的种子、技术、标准、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寿光也将进一步结合各种先进生产经营要素，不断让农业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设想，有朝一日，寿光能够成为世界蔬菜产业化发展的“圣地”。

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寿光模式的核心，但我们需要看到，寿光模式采取的是一套整体性、全局性的乡村振兴思路。“乡村振兴，不是片面强调以工业、城市带动农村农业，而是要使农村建设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要赋予农村与城市平等对等的主体地位，将农村地区作为独立的而不是附属的战略地区”。[19]高层次的蔬菜产业化发展之路在拓展我们对于产业本身理解的同时，更让我们获得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广阔想象空间。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相继开展了乡村振兴运动，通过一系列立法、政策刺激、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与西方一些国家从立法层面着手，以“村”为单位的做法不同，寿光的乡村振兴更多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这就使得寿光模式不单单聚焦于农业产业化，而是以现代化农业为基石，农业奠基工业、服务业，工业、服务业反哺农业，县乡结合整县推进。县城和乡村，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紧密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全国各地不少农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空心化、老龄化日益严重；大城市则越来越“内卷”，长期定居的生活成本愈发高昂。寿光模式带来的则是一种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农村年轻人能够重新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样态。以东斟灌村为例，一个家庭种植两三个大棚，年毛收入达到40-60万元都是很常见的事。近年来，80后、90后回村种棚的年轻人已经达到近200名。很多年轻人都反映，由于现在有了自动化程度高的智能大棚，种植难度比以往小很多，再加上土地合作社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资金互助社解决贷款问题，果菜合作社解决销售问题，这些全方位支撑让年轻人能够放心回家，过上比在外打工质量高很多的生活。产业的兴旺发展，也能够吸引更多周边县市的年轻人来寿光安家。随着人气的增加，经济活力也会蒸蒸日上。由于寿光城市与农村的高度融合，农村里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职业选择；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县城发展水平和大城市逐步缩小，则让年轻人能够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安心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王立胜研究员敏锐地观察到，寿光实际的城市化率远远大于户籍数据上体现出的城市化率，这恰恰是“以县为单位整县推进”的结果：“（寿光）原有村庄的‘社区化’和原有大棚区的‘工厂化’同时强化发展。未来的趋势就是这‘两化’进一步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全域城市化’。寿光的县城作为市区不可能无限制扩张，但寿光的村庄却会作为农业工厂的‘宿舍区’永远保留下来。”[20]随着寿光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年轻人还能够作为推广的“先锋队”，让寿光模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从寿光发展的整体思路我们能够看到，寿光的成功正是因为善于利用市场、资本，同时又在市场、资本面前保持了足够的自主意识和战略定力。如果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那么没有资源、没有可供快速增殖的产业，寿光将很容易演变为劳动力输送基地。但正是因为保持了这份自主性和定力，寿光能够不断通过夯实蔬菜产业基础，广泛利用各种要素实现自主创新，最终打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蔬菜产业的龙头典范。高质量农业的发展，也将能留住更多年轻人、吸引更多外来人口建设寿光。寿光的带动效应甚至早已超出本县范围。近年来，潍坊市与淄博市已经共同合作开展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建设，项目范围涵盖寿光、青州、安丘、昌乐、寒亭和淄博市的临淄等6个县（市、区）。3年计划总投资38亿元，涉及55个项目。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规划建设“一核、两区、两基地”总体空间布局，“一核”即寿光设施蔬菜综合创新核心区；“两区”即安丘蔬菜加工出口示范区、寒亭蔬菜精深加工示范区；“两基地”即青州蔬菜设施装备提档升级示范基地、昌乐高端瓜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到2022年，基本形成链条完整、结构合理、布局优化、主体集群、合作共赢的设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目前，青州项目加速种业发展，安丘项目建设大姜智能仓储，昌乐项目实施蔬菜保鲜，寒亭项目推进现代西瓜基地建设。通过产业集群项目带动，寿光蔬菜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完整蔬菜全产业链。从这一已经落地的规划我们能够看到，寿光模式已经起到了越来越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模式甚至不光能够应用在蔬菜产业，也能够对全国各地更多产业的发展予以深刻启发。

四、结语

今天，随着蔬菜大棚种植技术的广泛普及，寿光的蔬菜产业也面临着诸多竞争。中国老话里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经济学的供求曲线也暗示着蔬菜市场零和博弈的前景。但寿光并没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上述困境，而是不断在产业升级中夯实自身基础，通过搭建平台、制定标准、输出模式，与其他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正是背后具有蕴含深刻哲学意蕴的先进理念，为寿光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四十多年来，寿光一步一个脚印，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稳步向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了战略定力，坚持蔬菜产业化，以蔬菜技术的革新带动多方面发展，三大产业相互结合，城市乡村相互结合，最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共同富裕的可行方案，也让我们能够期待一种可以惠及全国的美好生活样态。

[1] “内源型城乡融合发展，即县域经济体在县一级政府领导下，寻找县域特色优势，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二、三产业带动农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参见王立胜：《乡村振兴方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第16页。

[2] 《从“技术为王”到“全链领航”——解析山东寿光市推动设施蔬菜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进发之路》，《农民日报》2022年4月18日。

[3] 参见常兴华：《创新提升“寿光模式”》，《中国发展观察·2021》，第16页；《“寿光模式”如何拓展创新？寿光市委书记详解三个“全”》，《大众日报》客户端2022年12月5日；《高峰对谈：“寿光模式”从哪儿来，往哪儿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19年4月10日。

[4] 参见毛德春：《【潍坊记忆】全国最大菜市场传奇史》，2009年《潍坊晚报》国庆特刊《祖国万岁》。

[5] 参见杨福亮：《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解读“三个模式”之“寿光模式”》，《走向世界》2021年第31期，第27-28页。

[6] 参见《寿光30年种菜记》，URL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271245。

[7] 根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寿光从1999年到2022年，GDP由91亿元增长至953.6亿元，年均增幅超过10%。

[8] 参见《寿光大事记（1980年）》，URL = http：//www.shouguang.gov.cn/sq/sdsj/201309/t20130902_ 3296511.html。

[9] 《“百姓书记”王伯祥：只要对群众有利就大胆地干、勇敢地改》，URL = http：//news.hnr.cn/rmrtt/ article/1/1335823549990047744。

[10] 《“百姓书记”王伯祥：只要对群众有利就大胆地干、勇敢地改》，URL = http：//news.hnr.cn/rmrtt/ article/1/1335823549990047744。

[11] 王立胜：《乡村振兴方法论》，第105页。

[12] 参见王立胜：《乡村振兴方法论》，第24页。

[13]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第3页。

[14]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10月16日第20期。

[15] 参见田超伟：《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16] 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导论”。

[17] 参见《汪晖访谈：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 建国六十年来的中国经验》，《21世纪经济报道》国庆特刊，2009年9月。

[18] 记者贾静淅，通讯员王永强、姜帅：《山东寿光发展冬暖式蔬菜大棚30年——从“看天种菜”到“知天而作”》，《中国气象报》2019年6月12日第一版。

[19] 王立胜：《乡村振兴方法论》，第23页。

[20] 王立胜：《乡村振兴方法论》，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