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75年来,光明日报参与、见证了新中国学术历史的创造——
厚积在兹 成就非凡
今年是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全国性大报,光明日报出生不凡,使命光荣。它所经历的75年,正是新中国学术开基创业、探索前行并走向辉煌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这份独具特色的知识界大报也不负时代重托,始终是新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引领者、推动者、见证者。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和光明日报结缘已久,屈指算来,已有40余年。记得上大学时,老师们讲到学术趋势、学术前沿、学术成就,往往以《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为例。在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心中,《光明日报》地位崇高,既是照亮学术方向的灯塔,又是代表学术高度的圣殿,能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成为年轻学子的人生梦想。
在我踏上科研之路后,阅历渐多,逐渐明白:光明日报之所以能代表学术前沿,体现学术高度,最根本的在于它与学术界的血肉联系,它与学者们的心意相通,以及它对年轻学子那份真诚的关爱与扶持。我的学术成长之路、事业发展之路,可以说和光明日报密切相关,我们相伴而行,一路走来。
1997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学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我的文章《略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三大趋势》,让史学界同仁了解了我的新研究领域。2000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举办的清史研究沙龙上作了《清前期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发言。之后,光明日报《历史》周刊《学人行踪》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特别指出我“力图从知识界观念变迁的角度揭示十八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光明日报的这篇报道,对当时的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也是这个时候,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康乾盛世的讨论,光明日报又约我撰写文章《从全盛到衰微: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推动这场讨论走向深入。正是光明日报的大力推荐,史学界同仁对我有了更多了解。
还有一件事,可以算作史学佳话。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思治先生对历史上的清官多有研究。20世纪60年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关于“清官”、“好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再论“清官”》等。2000年前后,以清官为题材的影视剧大量出现,“清官热”流行一时。光明日报社编辑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关于清官的文章。我说:先生已经在《光明日报》发过不少文章,我再写行吗?报社同志鼓励我写一篇有新意的文章。当时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篇《清官论》,发表在2001年8月21日的《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王思治先生大作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不但分析了清官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同时指出清官不等于廉政,强调“在清官身上,人们寄托了对久安长治,对社会公正与公平,对生活安居乐业的无限期冀”“中国传统社会褒扬清官,推崇清官,虽然有助于政风的改良,但道德的约束,永远不能代替法治的约束”“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科学的创新、勇敢的探索和健全的法治,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通过清官及清官政治所能解决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同仁赞扬,认为很有启迪价值。现在想起来,正是报社的精心策划、鼓励,让我和自己的老师将清官问题的历史审视接续下去。
作为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始终走在时代进步的前列,它从不缺乏情怀和风范,从不推辞使命和担当。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2009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指派,承担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具体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学术大报,社科院缺少经验,也没有成熟的报纸编辑记者队伍。在常人看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光明日报》在学术资源和受众上,或多或少有重合之处,《光明日报》对这份新生报纸不会给予太多的热情。殊不知,《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光明日报》的无私帮助,不少同志给我们出主意,介绍资源,分享经验,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基本布局,特别是头版的设计,主要参考了《光明日报》的建议。这就是大报的风范和气度。
二是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万事开头难,中国历史研究院创业阶段,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学术界了解自己,进而携手同行。正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光明日报及时伸出援手,为我们呐喊助威。2019年6月,报社派记者户华为同志对我进行专访。6月17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围绕为什么要重视历史和历史科学、什么是历史思维、新时代对中国史学有哪些新要求、如何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一经发表,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发《发出中国学术的“历史正声”——中国历史研究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纪实》,向全国知识界介绍了一个有思想、有灵魂、有担当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事非经历不知难。中国历史研究院一路走来,凝聚着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深情关爱、精心扶持和无私帮助。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到多远的未来”。光明日报的75年,参与、见证了新中国学术历史的创造,厚积在兹,成就非凡。我们深信,它将在未来的学术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新华章。
(作者:高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8月13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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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光明日报参与、见证了新中国学术历史的创造——
厚积在兹 成就非凡
今年是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全国性大报,光明日报出生不凡,使命光荣。它所经历的75年,正是新中国学术开基创业、探索前行并走向辉煌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这份独具特色的知识界大报也不负时代重托,始终是新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引领者、推动者、见证者。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和光明日报结缘已久,屈指算来,已有40余年。记得上大学时,老师们讲到学术趋势、学术前沿、学术成就,往往以《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为例。在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心中,《光明日报》地位崇高,既是照亮学术方向的灯塔,又是代表学术高度的圣殿,能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成为年轻学子的人生梦想。
在我踏上科研之路后,阅历渐多,逐渐明白:光明日报之所以能代表学术前沿,体现学术高度,最根本的在于它与学术界的血肉联系,它与学者们的心意相通,以及它对年轻学子那份真诚的关爱与扶持。我的学术成长之路、事业发展之路,可以说和光明日报密切相关,我们相伴而行,一路走来。
1997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学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我的文章《略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三大趋势》,让史学界同仁了解了我的新研究领域。2000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举办的清史研究沙龙上作了《清前期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中心发言。之后,光明日报《历史》周刊《学人行踪》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特别指出我“力图从知识界观念变迁的角度揭示十八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光明日报的这篇报道,对当时的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也是这个时候,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康乾盛世的讨论,光明日报又约我撰写文章《从全盛到衰微: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推动这场讨论走向深入。正是光明日报的大力推荐,史学界同仁对我有了更多了解。
还有一件事,可以算作史学佳话。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思治先生对历史上的清官多有研究。20世纪60年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关于“清官”、“好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再论“清官”》等。2000年前后,以清官为题材的影视剧大量出现,“清官热”流行一时。光明日报社编辑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关于清官的文章。我说:先生已经在《光明日报》发过不少文章,我再写行吗?报社同志鼓励我写一篇有新意的文章。当时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篇《清官论》,发表在2001年8月21日的《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王思治先生大作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不但分析了清官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同时指出清官不等于廉政,强调“在清官身上,人们寄托了对久安长治,对社会公正与公平,对生活安居乐业的无限期冀”“中国传统社会褒扬清官,推崇清官,虽然有助于政风的改良,但道德的约束,永远不能代替法治的约束”“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科学的创新、勇敢的探索和健全的法治,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通过清官及清官政治所能解决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同仁赞扬,认为很有启迪价值。现在想起来,正是报社的精心策划、鼓励,让我和自己的老师将清官问题的历史审视接续下去。
作为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始终走在时代进步的前列,它从不缺乏情怀和风范,从不推辞使命和担当。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2009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指派,承担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具体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学术大报,社科院缺少经验,也没有成熟的报纸编辑记者队伍。在常人看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光明日报》在学术资源和受众上,或多或少有重合之处,《光明日报》对这份新生报纸不会给予太多的热情。殊不知,《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光明日报》的无私帮助,不少同志给我们出主意,介绍资源,分享经验,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基本布局,特别是头版的设计,主要参考了《光明日报》的建议。这就是大报的风范和气度。
二是2019年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万事开头难,中国历史研究院创业阶段,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学术界了解自己,进而携手同行。正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光明日报及时伸出援手,为我们呐喊助威。2019年6月,报社派记者户华为同志对我进行专访。6月17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围绕为什么要重视历史和历史科学、什么是历史思维、新时代对中国史学有哪些新要求、如何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一经发表,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9年8月26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发《发出中国学术的“历史正声”——中国历史研究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纪实》,向全国知识界介绍了一个有思想、有灵魂、有担当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事非经历不知难。中国历史研究院一路走来,凝聚着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深情关爱、精心扶持和无私帮助。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到多远的未来”。光明日报的75年,参与、见证了新中国学术历史的创造,厚积在兹,成就非凡。我们深信,它将在未来的学术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新华章。
(作者:高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8月13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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