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概况

近年来研究“西学东渐”形成了一种热潮，一般说来人们都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就处于劣势或被动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排他性，由于这种消极作用使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难以融合和消化。当然，从事物的正面来讲，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才使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其它各种弊端，才会兴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得我们走入现代化的进程。然而，“西学东渐”是一把双刃剑，历史表明，西方人首先是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后才进行文化上的侵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被迫的，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是“中体西用”的方针，仅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或手段。一旦中学与西学发生冲突，则会要求放弃西学，捍卫中学。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没有解决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然而，“东学东渐”的情况则不同。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很少遭遇过抵制的情况。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体系庞大的中国佛教系统。回顾起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1）、两汉时期（公元前2-公元220），佛教初传入，虽然有了佛经的翻译，也有印度和中亚西域的僧人，但毕竟是初期阶段，还未能普及于民间。当时也没有正式的中华僧人，主要流行在宫廷贵族的上层社会。

（2）、魏晋时期（220-420），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译经方面，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在义理学说方面，魏晋时期的佛教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过程，除了译经之外，也从事佛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义学高僧”，如：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等。当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佛经目录《经录》，《般若》之学盛行，同时还深受中国玄学的影响。曹魏之后，中国佛教建立了传戒制度，出家僧人不再只是“剃发”、“染衣”，而是要“受具”。[1]有了中国的僧人，这才标志着佛教真正在中国生根。

（3）、南北朝时期（420-581），由于得到了王朝的支持，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南方，由于宋、齐、梁、陈四朝的统治者都热衷于佛教，发展很顺利，崇尚“义学”。在北方，佛教虽受“二武法难” [2]但佛教的发展也未受多大的影响，主要流行重实践的“禅学”。这一时期主要的成就有：梁僧祐的15卷的《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与传记的撰集；僧祐的14卷的《弘明集》，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佛教文献汇编；梁慧皎的14卷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体系完备的僧传。

（4）、隋唐时期（581-907），这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因为，随中国的统一，佛教也走向了统一。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各个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各宗的佛教大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佛教领袖人物。如三论宗的吉藏；天台宗的智顗；法相宗的玄奘、窥基；华严宗的法藏、宗密；禅宗的神秀、慧能，等等。

（5）、宋元以后时期（960-），直到明清，佛教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各派各宗仍然各自为阵，分头活动，但大都是在步前人后尘，很少有新的理论提出。明朝皇帝推崇理学，对佛教加以严格的控制。关键是明朝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防止佛教组织成为民众闹事的工具。清朝则是在继续控制佛教的同时，对喇嘛教加以扶持。

以上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过程。

从印度佛教来讲，分有小乘、大乘两大系统，这两种系统都传到了中国。但是，这两大系统传到中国以后，经过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也是在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后，形成了自隋唐以来的“大乘八宗”（即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净土、律、密）。自此大乘佛教在中国独霸天下。

佛教自进入中国以来，一直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思想理论上与儒家、道家即互相吸取，又相互矛盾。然而在长期的相互交涉中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甚至可以说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佛教在哲学思想方面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所接受，程朱理学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对佛学赞不绝口，如“释氏之学，亦极尽乎高深”，“（庄）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都浅近”。[3]明代儒学家王阳明的哲学命题“天下无心外之物”，与佛教唯识宗的“心外无物”的命题完全相似。至于道教，可以认为无论是宗教形式、道观规模或道士形象都对佛教进行了模仿。而佛教到中国后，在汉代它被方术化；到魏晋，它又玄学化；此后再受儒家的影响，如“儒佛合一”，“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一直是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

中国对印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叶，中国由于两大原因，一度有所减少。其一为西方各国对亚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开始，中国不断地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发生战争；同时由于印度也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减少。其二为“西学东渐”，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大量地引入和宣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使中国人把目光都集中在西方的学问上，对古老的东方文明逐渐失去兴趣。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大量的留学生到欧美和日本留学。在这一期间，中国的留学生受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影响，开始对印度哲学加以注目。1905年，清朝建立了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前身），由留学德、法，考察西方多年的蔡元培（1868-1940年）担任校长。1917年，蔡元培聘请梁漱溟（1894-1988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关于印度哲学的讲座和课程。梁漱溟在第二年就出版了著作《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继又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国著名哲学家汤用彤（1893-1964年）擅长佛学、印度哲学，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1936年）和哲学系主任（1939年），1946年任文学院院长。同时还有几位著名学者在北京大学讲授东方哲学和佛学，如：黄忏华、熊十力（1885-1968年）、金克木（1912-2000年）和季羡林（1911-）。季羡林1946年从德国哥廷根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归国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在北京大学曾使用的印度哲学的教科书包括有日本高楠顺次郎(J. Takakusu)和木村泰贤(Kimura)共著、高观庐翻译的《印度哲学宗教史》（1935年）、黄忏华的《印度哲学史纲》（1936年）、汤用彤的著作《印度哲学史略》（1945年）。后来大学还选用了一些西方人的有关印度哲学、宗教、文化的书籍作为教科书，如：牛津大学的梵文教授 A. A. Macdonell 的著作《印度文化史》（Indian’s Past，汉译1948年）。

在中国佛教界于20世纪的20、30年代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佛教大师，如：太虚（1889-1947年）、圆瑛（1878-1953年）、虚云（？-1959年）等高僧佛学家以及杨仁山（1837-1911年）、欧阳竟无（1871-1943年）等居士佛学家。同时，在中国的佛教研究领域里，逐渐形成了以欧阳竟无居士为代表所领导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为主的南方学派，以韩清净（1884-1949年）居士所领导的北京三时学会为主的北方学派。金陵刻经处着重于佛教经典的校勘整理和经板的印刷以及内学的研究。三时学会主要精研唯识理论和注释。而各个大学里的佛学研究者则从事佛教史的考证和佛教哲学的解释。主要出版物有：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7年）、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黄忏华的《佛教各宗大意》、丁福保（1874-1952年）的《佛教大辞典》、吕瀓的《佛教方法论》、印顺的《印度之佛教》等。有影响的学术团体除了著名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外，还有祗园精舍、菩提学会、汉藏教理院、法苑、圆明讲堂、世界佛教居士林等数十个，重要的学术刊物有《海潮音》、《弘化月刊》、《觉讯》、《内学院院刊》、《佛教评论》、《佛教日报》等数十种。由于种种原因，上述的学术团体和刊物中，除了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海潮音》（现在台湾出版）外，后来大多未维持下来，慢慢散去。

二、印度哲学研究的现状

（一）现代中国从事印度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简介：

1、汤用彤（1893-1964年），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8年到美国，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哲学、梵文、巴利文。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逝世。汤用彤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其主要的印度哲学研究著作为一册《印度哲学史略》。

2、季羡林（1911-），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其老师为：Waldschmidt (1899-1985年)，德国东方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印度哲学和考古学。Emil Sieq（1866-1951年），东方学、语言学家，曾任基尔大学、哥廷根大学教授，专攻印度文献学，为解明吐火罗语(Tocharian)作出了贡献。季羡林在德国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学习期间，季羡林主要对佛教混合梵文（大乘佛教经典中混杂俗语因素的梵文）进行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为“Mahavastu偈颂里限定动词之变化”（Mahavastu即为佛教混合梵文所写成）。曾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的方法，在没有历史记载，或仅有点滴记载的情况下，来对佛教经典著作的年代和源泉进行判断，为学术界作出了贡献，获得国际印度学界的好评。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季羡林从德国回到中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长达40年。

季羡林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等职务。

季羡林教授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有深刻的研究，其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在中国和国外都有很高的声誉。他是印度国家文学院名誉院士，伊朗德黑兰大学名誉博士，并获得印度贝那勒斯梵文大学最高荣誉奖，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后50年博士在国内外作出杰出贡献金奖。

3、金克木（1912-2000年），1930年到北京学习，学习英语、法语、自学成才。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39年到湖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41年到印度，在加尔的《印度日报》（中文版）任编辑，同时开始研究梵文和古代印度哲学、文学。1946年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教授。金克木教授主要从事印度文学、哲学、文化的研究工作。

4、巫白慧（1919 -），生于香港，1942年从香港到印度留学，在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学习印度哲学、佛学、梵语，1946年毕业。1948年在国际大学硕士毕业，留校任助教。1950年入蒲那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获学位后回到中国，入北京大学任教，主要从事印度哲学、印地语和梵语的教学工作。1978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5年创办东方哲学研究室，首任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度哲学和佛学、因明学的研究。1985年获得印度国际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哲学、梵语、佛学、因明等。

5、徐梵澄（1909-2000年），1925年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社会系，1927年到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继续读书。1929-1932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1940-1945年中央大学教授。1945-1950年印度泰戈尔大学教授，1951-1978年印度室利奥罗宾多学院（Sri Arobindo）中文部主任。1979年回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徐梵澄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哲学、梵文，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6、黄心川（1928-），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入学，主要跟随任华教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汤用彤教授（佛教、印度哲学）、朱谦之教授（日本哲学）、洪谦教授（康德哲学）学习，同时还学习了希腊语、梵语。1958年留在北京大学作讲师。1964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佛教、印度哲学、日本哲学以及东西方哲学比较的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际梵语研究协会顾问、国际印度哲学研究协会执行委员、印度龙树大学名誉教授、加尔各答国际文化研究协会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7、姚卫群（1954-），1978-1981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91-1994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同时任该系副教授，1997年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佛教和道教研究室主任。1984年至1985年一年间留学于荷兰莱顿大学，其间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剑桥南亚学院和牛津东方学院，以及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印度学院）作学术讲演。1995年曾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作三个月的外国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佛学、印度哲学。

8、孙晶（1954-），1979年进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川大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巫白慧先生读印度哲学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进入哲学所东方哲学研究室。1988年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研究室留学，师从前田专学（S. Mayeda）教授学习吠檀多哲学，1990年底回国。2001年至2006年攻读东京大学论文博士学位。1994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研究员。现担任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哲学和梵文。

（以上所介绍的学者仅为一部分研究印度哲学史的学者，其余学者因为资料不全，故在此不一一分别介绍，特此说明。）

（二）主要学术成果介绍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古老的印度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印度哲学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印度哲学研究人才，使濒临绝境的人才状况得到了改善，即将成为绝学的印度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希望。我国印度哲学研究的发展比较全面，研究成果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哲学史的研究，六派哲学的学派史和问题研究，佛教哲学和因明学的研究等等。

1、辞典类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98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该卷中，印度哲学部分共有70余个条目，主要撰写人员有：黄心川、巫白慧、宫静、方广锠、朱明忠、高扬、孙晶等。其中黄心川撰写的本学科的带头条目“印度哲学史”对整个印度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了全面的描述，将印度哲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古代时期（约公元前30世纪——公元3-4世纪）；中世纪（约3-4世纪——18世纪）；近代（约18世纪——1947年）；现代（1947年——）。在古代时期，又可以分为吠陀时期（公元前2750——前6-5世纪）；史诗时期（公元前6-5世纪——前3-2世纪）；经书时期（公元前3-2世纪——公元3-4世纪）。中世纪的哲学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六派哲学的理论开始系统化，各派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而在后期，六派哲学由于其所属宗教的局限性，最终沦为印度教神学的婢女。此外，该卷中还有一些条目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研究过的，如巫白慧撰写的“空与有”对佛教的“空”和“有”概念的渊源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巫白慧撰写的“梵我 幻”对印度吠檀多派的基本哲学概念做了独到的阐发。再如，由金克木撰写的“印度美学”条目，该条不但重点介绍了印度美学的基本范畴：“情”、“味”、“韵”、“似”，还将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美学思想的发展线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评价。

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也设置了大量的条目对印度佛教的主要哲学理论和概念、术语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对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的哲学经典著作、人物及流派史都有详尽的论述。

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心川主编的《南亚大辞典》，这是一部对南亚地区进行全方位描述的综合性辞典，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有关印度哲学的条目，虽然综合性不及大百科全书，但由于它把思想研究与政治、历史文献、历史学、考古等研究的条目集中在一起，特别是收录了许多印度近现代哲学或政治思想界的派别和人物的介绍，因此显得资料很齐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卞崇道、宫静、康绍邦、蔡德贵等共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东方思想宝库》，是一部集中了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历史文献资料的文献集。严格说来，它不应该归入辞典类，但在编辑手法上有些类似于辞典；它不是依照国别或地区来划分，而是根据研究的学科门类编排，对文献资料采用节选的方法，同时文献全部汉译，书后附上全部文献名录。其中印度部分古代和现代文献大约各占一半，不但有哲学，还有宗教、美学、文学艺术、语言等方面的内容。这部资料性的《宝库》可以为学者直接提供研究的资料，特别是为进行东方思想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2、印度哲学史类著作

1989年，黄心川的著作《印度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部全面论述印度哲学史的著作。该书内容涵盖了印度哲学的所有部分，包括正统派（吠檀多、数论、弥曼差、瑜伽、正理论、胜论等六派）和非正统派（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和外道六师等），从印度最古的吠陀文献开始叙述，对各个流派的起源、文献和人物的师承关系的线索、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理论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并且利用文献史料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宗教伦理观和价值观都进行了分析。该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作者比较充分地利用汉译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进行研究，例如该书将中国现存的汉译《金七十论》（陈真谛译，约公元548～596年）与印度数论派的祖师自在黑的《数论颂》（约三、四世纪）做比较研究，同时还与其他数论著作及注释进行了文献学上的比较。另外，在关于胜论一节中，同样地将汉译《胜宗十句义论》（印度慧月著、唐玄奘公元648年译）中的十个哲学范畴与《胜论经》（迦那陀于公元一、二世纪造）的六个范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在第一章导言中还对印度哲学的概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关于研究印度哲学的方法和意义，以及中印文化及哲学思想的交流与汇通。书后附有印度哲学史年表和梵汉译名对照表。可以说，这既是一本重要的学术研究著作，也可以作为大学教学用书。

黄心川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史》也于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印度哲学史》的续编，它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是中国近些年来关于印度近现代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在书中又将这一时期具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初至下半叶）；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和民主运动发展时期（20世纪上叶至1947年）。据此作者对每一时期出现的主要哲学家和思潮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印度教哲学，印度的伊斯兰教、锡克教，以及印度的其他宗教哲学。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特点是：以复兴印度古代文化为口号，继承传统的吠檀多思想或伊斯兰思想，同时吸收西欧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民族民主运动的思想体系。

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于2000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同样是一部重要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1）吠陀赞歌研究；（2）奥义书哲学思想研究；（3）印度佛教研究；（4）正理论逻辑研究。作者对印度哲学进行了总体考察，认为在印度的正统和非正统派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贯穿和支配这两大体系的有两个基本的哲学观点：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佛教的称谓）。正统六派哲学沿着“常见”的思路发展，因为它们的哲学目的在于肯定存在着的一个永恒的精神实在；非正统派的耆那教哲学、佛教哲学、顺世论，以及外道六师哲学等则沿着“断见”的思路发展，否定永恒的精神实体的存在。这一观点也是贯穿于作者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另外，作者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对印度上古贲典吠陀的哲学与美学的神曲赞歌做了很多翻译，并且进行解说；通过这种翻译加研究的方法对印度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状态做出了启示，引导了印度哲学研究的方向。作者最有成就的是对印度奥义书哲学思想的研究，奥义书是印度一切哲学的思想渊源，无论谁研究印度哲学都必须要首先研究奥义书，甚至包括佛教哲学也与奥义书有关。巫白慧的研究成就在于他从众多的奥义书中总结出了“梵我”思想理论，他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对奥义书与印度各派的关系、奥义书思想在吠檀多派所得到的发展、奥义书思想对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等都做出了论述。该书第四部分对一些佛经和印度因明学的著作进行了梵汉对照研究。

1993年，姚卫群的《印度哲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大学中使用的教科书。该书立足于国际印度学界的最新的主要研究成果，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对印度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叙述。作者将各派别的学派史单独列为一篇，然后将各派共同的理论观点揉合到一起展开论述。例如，在“概论篇”中，以各种学说作为引导，有“转变说”、“积聚说”、“因果观”、“我论”、“解脱论”等多篇，每一篇中各派观点都被列入其中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3、概论性著作及论文集

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该书是作者于1957年出版的同名书的再版。作者在前言里提到，考证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关系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引用印度一位著名历史教授的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就是不可能的”。该书的主要论文有：《印度文学在中国》、《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论梵文T D的音译》等。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季羡林的几篇论文的汇集，专门讨论原始佛教在佛典中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同时对用摩揭陀方言以及混合梵文、巴利文等所写作的佛经进行了区分，对原始佛教的经典著作所使用的语言的发展过程也做了有价值的描述。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克木的《印度文化论集》，主要汇集了作者对梵文经典文献研究的主要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论梵语中的“有—存在”》、《〈蛙氏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试析》、《〈吠檀多精髓〉译述》、《说“有分识”》、《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等。特别是在《〈蛙氏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试析》一文中，作者对印度十三种最古奥义书之一的《蛙氏奥义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该书的思想模式是三角式的论证，并揭示了神秘的“唵”字所包含的宇宙万物的信息。

1987年，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的方广锠的《印度文化概论》，是专门研究印度文化的专著。该书对印度公元13世纪以前的文化及印度文化在古代世界的传播做了概要性论述，重点探讨印度的宗教哲学，同时也涉及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

姚卫群的《印度宗教哲学概论》于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分三编：第一编：发展线索和思想渊源，论述了印度宗教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脉络，侧重分析了古代宗教文献吠陀、奥义书的思想。第二编：主要宗教与哲学流派，全面地阐述了印度各大宗教主要哲学流派的学说和观点，如印度教的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佛教的早期学说、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晚期佛教的学说；以及耆那教的哲学思想等。第三编：核心观念与基本理论，是根据印度哲学的一些共性问题，对各流派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它们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差别。

吴学国的《存在·自我·神性——印度哲学与宗教思想研究》也于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诚如书名，作者在书中也分为存在论、自我论、神性论三编，谓此依照民族文化精神的三部分即本质、势用和表现而分。该书围绕问题展开论述，论多于述，打乱了正统与非正统之分，竭力揭示出印度哲学深层次的本质特征。

4、六派哲学研究

张保胜翻译出版了《薄伽梵歌》（1993年）。张保胜的译本是据北京民族图书馆收藏的《薄伽梵歌》梵语写本（第182号）译出，他在翻译时还参照了提拉克、 奥罗宾多和拉达克里希南这三位印度近代的著名哲学家编辑的梵本。关于《薄伽梵歌》成立的年代，张保胜在书的序言中指出，高善必(D. D. Kosambi)等学者认为，《薄伽梵歌》的原始部分可能形成于公元前300或200年，但现在的形式很可能产生于公元300年左右。他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薄伽梵歌》中提到了《梵经》。[4]《梵经》对佛教中观和唯识都作了批判，因此可以推断《梵经》在龙树、世亲之后，应是公元200-450年。而现在形式的《薄伽梵歌》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5]

徐梵澄多年来潜心研究和翻译奥义书，他在印度时就曾汉译了《伊莎奥义》和《由谁奥义》，1957年在印度出版。徐梵澄于1979年从印度归国后，在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奥义书》。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汉译奥义书。徐先生选译奥义书的篇目为：第一，属《梨俱吠陀》的2篇；第二，属《沙摩吠陀》的3篇；第三，属《夜柔吠陀》的，其中《黑夜柔吠陀》的8篇，《白夜柔吠陀》的3篇；第四，属《阿達婆吠陀》的10篇，其中如《蛙氏奥义》，还附录有乔荼波陀的《蛙氏奥义颂》；第五，晚期及其他有24篇。这五十篇奥义书均为经过徐梵澄精选，属哲学类书。徐梵澄的翻译古朴文雅，并加以大量的注解，属研究性的翻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2006年，上海三联书店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16卷本《徐梵澄文集》，也将《五十奥义书》收入其中。

巫白慧译释的《圣教论》于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世界名著出版，是中国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印度梵文哲学经典译作。译者依据印度梵文经典研究专家月顶论师的精校本，使用中国古典“七言”诗歌的语言形式，并借用了一些佛经用语。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做了大量解说，使该书已不是一般性的译释，而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圣教论》一书是吠檀多不二一元论派的祖师乔荼波陀的著作，这是作者对《蛙氏奥义》的注释，又可称为《蛙氏奥义颂》或《乔荼波陀颂》，其内容是对奥义书的哲学思想进行论述。该书虽然是对奥义书的解说，但它却冲破了前辈思想的框框，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内容，构成了吠檀多不二一元论的基本理论体系。巫白慧的这个译本为吠檀多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资料，也为梵汉对译提供了一个范本。

2002年，孙晶的《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下编是对商羯罗的独立哲学著作《示教千则》的汉译和注释。该译作基于日本东京大学前田专学教授整理、于1973年由日本北星堂出版的梵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对每一个偈颂都加以解说。经前田专学考证，《示教千则》一书是商羯罗真正的独立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一般的经典注释本。在商羯罗的众多著作中，基本上都是注释类著作，真正独立性的哲学著作只有《示教千则》。以前学术界对商羯罗的思想研究都是依据他的《梵经注》，然而说到底《梵经注》毕竟只是商羯罗对《梵经》的注释，而《梵经》所持哲学观点为不一不异论，与商羯罗的不二一元论的哲学立场是不同的；即使商羯罗在《梵经注》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必然会受到原典的限制。要想判明哪些是原典的思想，哪些是注释者的思想，这是很困难的。因此，尽管《示教千则》并非商羯罗的一部大作，但它却可以说是商羯罗哲学思想自由发挥的著作，用它来研究商羯罗思想最为可靠和方便。研究印度吠檀多哲学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羯罗的《示教千则》，以及他的弟子苏雷斯瓦那的著作《无为之功》，和再传弟子萨奴瓦阇特曼的著作《〈梵经注〉略说》可以称为吠檀多不二一元论思想史上的“重要三部作”。由此可见《示教千则》的历史地位是很重要的。研究《示教千则》这部最能代表商羯罗本人的独立的哲学思想的著作，既能方便而可靠地了解他的真实哲学思想，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研究商羯罗别的注释性著作时，分清原著和注释者的不同立场，更能深入了解商羯罗思想是如何继承吠檀多的传统，又是如何加以发展创造的。因此，对商羯罗的小作品《示教千则》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现实感。

姚卫群的译著《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2003年）是将印度正统派的主要哲学经典翻译为中文，并适当加以注解。例如，该书翻译收录有《梵经》，并同时还收录了部分商羯罗的注解，以及罗摩奴阇和摩陀婆的注解。在附录中还收有汉译佛经中的《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但遗憾的是书中对许多经典只是节译，并不完整。

龙达瑞的《大梵与自我》（2000年）对商羯罗的下梵指出，商羯罗认为“下梵代表无明和束缚”，理由是下梵是主宰神，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保卫者和破坏者，神代表着世界的一切性质，就是现象世界。所以下梵就是无明。对商羯罗的上梵和下梵的理解，要和他关于“摩耶”的思想结合起来理解。梵本身是唯一无二、无分别的，只是一般人以下智来认识梵，发生了偏差，给梵添上了全智、全能等性质，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有制限、有差别、为属性所限的梵，称为下梵，在《梵经》中又称为主宰神。为什么下智的人会这么来认识梵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虚妄认识（无明），或者说，是梵通过摩耶变幻出了现象世界，梵也通过摩耶遮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使一般具有下智之人难以认识到这一点。

江亦丽在她的著作《商羯罗》（1997年）中提到，商羯罗的梵是绝对的实在，摩耶是梵本身具有的一种创造力量，正是通过摩耶，自在清静的梵变化为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那么，摩耶是如何变化出现象世界的呢？江亦丽氏说，商羯罗借用了数论的“三德”（三种属性）来解释摩耶。“罗阇”的特性是具有投射能力；“萨陲”是纯洁无暇的，能显现梵和阿特曼的真实面目；“忧暗”有遮蔽事物真性的能力。因此，摩耶具有两种功能：（1）遮蔽功能，遮蔽事物的真实面目和本性；（2）投射功能，把幻象投射到真实的事物上。

关于印度哲学的问题研究，姚卫群有两篇论文值得注意：《印度古代哲学的因果观》（《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印度古代哲学中的‘直觉’认识方法》。[6]他极力想通过对印度哲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从而找出带有倾向性、特征性的问题。黄心川的论文《印度弥曼差哲学述评》（《南亚研究》，1987年第4期），对弥曼差的起源、无神论、宗派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高扬的论文《论正理派的十六句义》（载《外国哲学》第9辑，1987年）对正理派的句义理论和它的哲学内涵提出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张保胜(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的论文《数论颂辨析》（《南亚东南亚评论》，1988年第1期）对《金七十论》的作者、数论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孙晶的论文《印度哲学对自我的看法》[7]，将印度哲学中持有“我见”的哲学派别的观点都列出来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思想特征和渊源。

5、印度近现代哲学研究

黄心川的著作《印度近现代哲学》（1989年）是中国近些年来关于印度近现代哲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论述全面，资料翔实，不但有关于印度教哲学的论述，还介绍了印度的伊斯兰教、锡克教以及别的印度的宗教哲学。黄心川还著有另一本著作《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1979年）。

宫静的著作《拉达克里希南》（1996年）通过对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与吠檀多不二一元论的关系的分析，对拉达克里希南的神秘主义的直觉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的根基还是吠檀多不二一元论，但是，他在新形式下更加强调其实践性、科学性和人的能动性。宫静认为，拉达克里希南的梵可以与西方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等同，他把上帝称为存在（Being）或实在（Esse），既简洁又单纯；在黑格尔那里就是“绝对”。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梵与它们一样，都是宇宙实体的不同名称和表现，其本质相同。宫静指出，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神的存在是一种经验的事实，“梵我同一”的原理也是一种个我领悟的真理。这一切体验和领悟都是真实的，并且只能借助直觉才能完成，因此，神秘主义的直觉论就是拉达克里希南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宫静还著有《泰戈尔》（1992年），书中论述了泰戈尔的“梵我一如”思想与关于神的思想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朱明忠的著作《奥罗宾多高士》（1997年）认为，奥罗宾多高士的理论称为“完全不二一元论”，朱明忠以此为中心对奥罗宾多高士的思想进行全面论述，特别对他的“精神进化论”或“整体吠檀多”思想做了批判性分析。奥罗宾多高士认为，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无论唯心论或唯物论都是片面的，它们都是只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因此，要把精神和物质都统一起来，他的“精神进化论”就是从纯精神出发，由纯精神转化为物质，再由物质转化为纯精神。梵是“纯粹存在”，它也是“意识-力”，还是“喜”，梵是这三位一体之物。在自然产生之前，就是梵这一“纯粹精神”存在。朱明忠认为，如果奥罗宾多高士的理论到此为止，那就与古代的吠檀多理论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并非如此。奥罗宾多高士认为，梵会把“意识”和“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就构成了精神进化哲学的基础；在他看来，假如只有意识，没有力，那么梵也必然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如果只有力，而没有意识，那么梵就是盲目的力，它创造的世界肯定是一片混乱。正因为梵是有意识的力，所以它所创造的世界才是和谐的。朱明忠还指出，奥罗宾多高士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个世界进化模式：人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他还必然要向高级的精神状态进化，即“上升到神圣的存在”。从心思向超心思的进化就是由人向超人的转化过程，最后即达到“神圣人生”。奥罗宾多高士的“神圣人生”的理念与印度传统观念是不同的，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统治的理想和信念是相吻合的。朱明忠还有一部著作《尼赫鲁》（1999年）。

朱明忠还有两篇论文是关于甘地的，一为《论甘地的真理观》（《东方哲学研究》，1987年第3期），一为《论甘地的道德伦理思想》（《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著者从甘地的“真理就是神”的观点出发，指出：“甘地的真理观实质上是一种宗教信仰与宗教理论观”。

6、佛教逻辑学研究（因明学）

巫白慧通过对陈那的《正理门论》和法称的《正理一滴》的研究提出，他们的因明学的根底是宗教哲学。印度的正理与佛教的逻辑学家，他们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逻辑学家。逻辑学是他们的手段，哲学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巫白慧有一篇论文《因明学研究概述》（《佛学研究》，1992年），这篇论文很详细地回顾了因明学自7世纪传入西藏后在中国的研究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两点：（1）列出了因明梵文原本和汉、藏译本；（2）世界因明的前沿研究情况。

巫寿康的博士学位论文《正理门论研究》（1987年），在中国第一次运用符号逻辑学的方法来对陈那所残留的逻辑问题加以解明。林杰、段一平的论文《因明思想探源》（《河北社会科学》，1990年）认为，虽然主要是正理和佛教使用因明，但在印度，唯物论派的顺世论的逻辑思想才是印度逻辑思想的最早的萌芽。

虞愚的《虞愚文集》（1995年），共三卷，收集了虞愚一生最主要的有关因明学的著作和论文。

沈剑英著有《因明学研究》（1985年）一书。

1990年出版的《因明新探》是一部论文集，它集中了中国现代因明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以及中国大陆各重要图书馆馆藏的主要因明书目。

最近出版的释刚晓的著作《正理经解说》（2005年），通过对我国现存的几个对印度正理派根本经典《正理经》的汉译本，进行比较研读，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它作出了一些简释。

7、佛教哲学研究

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978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佛学研究著作之一，书中对印度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思想渊源和传播地区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说。

方立天的著作《佛教哲学》（1986年）着重从佛教的宇宙本体观、认识论等方面入手，强调佛教哲学是重在人生，是一种宗教人生观。

方广锠的《佛藏源流》（1992年）主要研究各国大藏经的传承和发展情况。

姚卫群的《佛学概论》（2003年），其特点是它并不以史为主，而是主要论述佛学的问题，包括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理论上的关系。

周贵华的著作《唯心与了别》（2004年）是一本对印度佛教唯识学的研究专著，他通过对梵藏汉三种唯识学文本的解读，对印度佛教唯识宗的早期思想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

高扬的论文《原始佛教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东方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认为，原始佛教的学说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结合无常、无我、 缘起等理论进行了分析。巫白慧的论文《论佛教的两点哲学概括——断常两见》（《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杂志增刊，1988年）指出，佛教哲学家把佛教之外的一切观点都归纳为两种基本的观点：“常见”和“断见”。佛教对它们都持批判态度。江亦丽的论文《说一切有部哲学思想初探》（《东方哲学思想》，1987年第3期）对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作出了分析，认为说一切有部并不持唯物论派的观点。孙晶的论文《佛教缘起论辩析》（《场与有》，1994年）主要将佛教的缘起思想与印度的因果思想作比较研究。

【注释】

 

[1].    受了“具足戒”，方能成为正式的合格僧人。

[2].    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

[3].    《二程全书》卷13、37。

[4].    《薄伽梵歌》13，5。

[5].    张保胜：《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6].    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

[7].    载《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沈阳出版社，1997年。

（来源：《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