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那烂陀寺是古印度在佛教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印度佛教从起源到衰落都与那烂陀寺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佛教及印度各种学问的重要教育中心。那烂陀寺的学术代表着当时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并广泛传播至亚洲多个国家。如今虽然业已衰落，但该寺曾经培养出众多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学者和思想家，其在教育方面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印度古代的教育体系可分为两种：学府（gurukula，也称古儒库拉）教育和大寺（mahāvihāra）教育。学府教育是早期教育的基础，指在老师住处学习的一种教育形式。学府主要是一种无组织的初级教育中心，后来演变为塔克西拉（Takshaśīlā）一类的学院。大寺教育则是以高等教育为主体的制度化教育的核心。在古代印度，许多佛教寺院不只是宗教中心，还是文化和教育中心。古印度的大寺主要有那烂陀寺（Nālandā）、超戒寺（Vikramaśīla）、飞行寺（Odantapurī)、伐拉毗寺（Valabhī）等。其中，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高的综合性学术中心。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那烂陀寺一直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要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现代大学的特征。

一、历史概况

那烂陀（Nālandā），意译施无厌，布施而无有疲厌的意思。梵文典籍中有Nālanda,Nalanda及Nalendra等不同写法。关于此寺名称的解释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源自于龙名；1第二种源自于佛本生故事；2第三种是基于对该词（Nālandā）的语源学分析，na-alaṃ-dā，na表否定，alaṃ是足够的意思，dā是惠施、施与的意思，这意味着各种布施物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处，但布施者仍旧觉得不够、不满足，所以不断地布施。有些学者认为，第三种解释反映了那烂陀寺兴盛数百年的原因。第四种说法是基于对该词的另一种梵文分析，即Nāla指“莲花”，莲花在印度是智慧的象征，因此，印度人将那烂陀寺比作“给予你智慧的地方”3。

那烂陀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即佛陀和耆那教大雄的时代。两教的早期经典中都对此地有所提及4，但彼时并未建寺，仅名为“那罗聚落（Nālakagrāma）”。法显曾于公元5世纪初到印度求法，他所著《佛国记》中只提到此处有舍利弗的涅槃塔，并无关于那烂陀寺的任何记载。据玄奘和义净记载，那烂陀寺最初由帝日王（Śakrāditya）所建。如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那烂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铄羯罗昳底，为北天苾刍曷罗社槃所造。此寺初基才余方堵，其后代国王苗裔相承，造制宏壮。”5这里的铄羯罗昳底，即帝日王，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一致。6根据一些学者考证，帝日王即笈多王朝第四代国王鸠摩罗笈多一世（Kumāragupta I），在位年代为公元415—455年。7那烂陀寺在帝日王之后，又经过多次扩建，规模非常宏大。帝日王的儿子觉护王（Buddhagupta）在原寺的南边建造一寺，之后的如来护王（Tathāgatagupta）在东边又建一寺，后来的幼日王（Bālāditya）在东北边再建一寺，他的儿子金刚王（Vajra）在西边再建一寺，之后的中印度王（Śrīharsha）在北边又建了一座大寺，后来这六座寺庙用一道高墙围起来，合为一寺，共开一门。8这是玄奘7世纪求学印度时所记述的那烂陀寺的情况，但把现存的遗址与玄奘所述一一对照,却发现一致之处甚少。大概因为从玄奘时起到那烂陀寺被毁前的六个世纪中,其地又增盖了许多新的建筑,这从后世记载中也可窥见一二。玄奘西行三十多年后，义净也到那烂陀寺求学，当时该寺已扩建至八座寺院。至宋朝时，据《宋高僧传》卷三《寂默传》所载：“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南宋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中记载了公元10世纪继业的《西域行记》，其中称那烂陀寺：“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9可见对那烂陀寺的扩建工作一直持续了许多代。直至11世纪，印度教和佛教的施主还在继续修建新的寺院。

那烂陀寺鼎盛时期的占地面积约为方圆20多平方公里，常住僧众万余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赞誉那烂陀寺：“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墉，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晖焕期间，庵没罗林，森竦其处……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10此外，义净也称那烂陀寺“则瞻部洲中当今无以加也”。11

兴盛数百年的那烂陀寺最终毁于1200年左右的一场大火，学术界通常把这一事件看作印度佛教消亡的标志。根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记载，公元1197年至1206年间，在穆斯林将军穆罕默德-巴赫蒂亚尔-卡尔吉（Muhammad Bhakhtiyar Khalji）对比哈尔邦的征服中，那烂陀寺和超戒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12该地绝大部分居民，包括“削发者”，一律处死，并烧毁大量珍藏书籍。当时那烂陀寺虽然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在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宗教活动应该并没有停止。因为在1235年左右，中国西藏僧人恰译师曲吉贝（Chag lo tsab a C h o s-r j e-d p a l,Dharmasvāmin）曾访问过那烂陀寺，并拜当时健在的罗睺罗室利跋陀罗（Rāhulaśrībhadra）大师为师。他曾在游记中提到旧有庙宇遭到突厥人的破坏，完全无人照料，无人供奉，但它们全是砖结构，其中许多完好无损，当时还有一些班智达和僧人居住在那烂陀寺。13虽然后来也有一些人想要重建那烂陀寺，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那烂陀寺终究难以恢复昔日盛况。14

二、建筑布局

1 8 6 1年，沉寂了六百多年的那烂陀寺终于重见天日，当时，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在巴拉贡（Bargaon）发现了一片佛教遗址，经过与《大唐西域记》中所载内容相核对，证实确为那烂陀寺，并作了初步勘探与挖掘。到20世纪初，印度考古部门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发现该寺遗址达100万平方米，但至今仍未被全部发掘。现已挖掘出十几座独立寺院，其中，八个较大的寺院按南北方向一字排列，另有几座中型寺院和小型寺院。大寺每边九僧室，中寺每边七僧室，小寺院每边五僧室，室内有供休息的石床和安置佛像、经书的石龛。这些和义净的描述几乎一样15。

据已发掘整理的平面图显示，那烂陀寺东面为十二学部，从已经露出地面的建筑来看，教授和学生的禅室至少有两层，围绕在讲堂四周。其中被认为是工学部的地方，发现了用于铸造的火炉和风箱的遗物，以及精致的砖砌井，被认为是“智慧之泉”。西南角的三号遗址一般被认为是舍利弗涅槃塔，也是遗址区的制高点，这座塔共有七层，其中最古老的部分修建于孔雀王朝时期，彰显了那烂陀寺早期的布局。考古学家为了对该部分进行保护，已在考察记录后将其掩埋回地下。该塔多个朝代都有修建，因此逐渐扩展为一座五边形的纪念塔。同时，附近还建造了无数的供养塔，这表明信徒和宗教仪式的数量不断增加。16

此外，那烂陀寺有一个大型图书馆，称为Dharmaganja（真理之山），藏书多达九百万卷，包括三个多层建筑，称为宝彩（Ratnarañjaka）、宝海（Ratnasāgara）、宝洋（Ratnodadhi），其中宝洋高达九层。17藏书一般放在墙壁上挖出来的石架上，包括宗教、医学、天文学、逻辑学、占星学、文学等各个科目的文献。通常情况下，教某一科目的老师就是图书馆中该科目藏书的负责人。18图书馆的遗址尚未挖掘出来，目前公之于世的遗址范围虽然已经超过15万平方米，但这仅占整个遗址的10%，其余大部分仍在挖掘中。

三、教育制度

大寺教育在古印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体系。佛教产生后，僧团担负起指导新受戒的僧侣关于戒律和教义的责任，因此寺院成为佛教的教育机构，开设戒律、佛经和其它学科等课程。然而，在小乘佛教时期，寺院僧团只负责教导僧侣应该具备的佛教知识和能力。及至大乘佛教时期，寺院的教育对象不再局限于僧侣，也包括一般大众，而且没有种姓差别，但是入学选拔非常严格。

那烂陀寺兼有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那烂陀寺接受初等教育者，一般年龄在20岁以下，被称为“童子”（māṇava）和“学生”（brahmacārin），都是未出家者。据《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载：“凡诸白衣诣苾刍所，若专诵佛典情希落发毕愿缁衣，号为童子或求外典无心出离，名曰学生。”19凡是俗人来到寺院，学习佛典，并准备日后落发出家的年轻人，称为“童子”。而那些来寺院学习世俗典籍并无心出家的年轻人，称为“学生”。

如果想要进入那烂陀寺接受高等教育，考核则非常严格。根据玄奘的记载，需年满二十，并要完全掌握梵语、吠陀和佛教的经论，而且还要通过守门人的严格辩论口试。那烂陀寺的大门一般由Dvāra Paṇḍita（招生院长）把守，他们本身就是辩论专家，所以录取率并不高。据《大唐西域记》所载：“殊方异域，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飞者固十七八矣。”20所以一般留下的多是精英，在当时，能够成为那烂陀寺的学生是很高的学术荣誉。此外，那烂陀寺作为一所国际性的佛教研究中心，除了印度本土许多学生慕名而来之外，还吸引了很多来自中国、吐火罗21、朝鲜、日本、苏门答腊、爪哇和斯里兰卡等地的留学生。我国高僧除玄奘外，玄照也曾在此寺学习过三年，义净也在此从宝师子学习十年。此外，义净还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自玄奘西行回国（645年）以后，至义净撰写此书（691年）为止的几十年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七位西行求法的僧众，他们大多都到那烂陀寺参学过，如慧轮、智弘、无行、道希、道生、大乘灯以及新罗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等。敦煌所出《西天路竟》也载那烂陀寺“寺东五十里有汉寺，汉僧在此也”。22由此看出，那烂陀寺在7世纪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教育中心。

那烂陀寺的老师可分为两类，亲教师（Upajjhāya）和轨范师（Ācarya），亲教师必须是受具足戒后坐满十个夏安居的比丘，轨范师则没有年数要求，但必须戒律清净。23这些老师分工不同，比如教学、阅读、写作以及那烂陀寺的管理等。每位亲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此外还要指导僧徒修行以获得解脱，有点类似于现代的督导员。最资深的亲教师会继任为那烂陀寺的住持，类似于校长，负责所有寺院活动及行政事务。

在师资待遇方面，那烂陀寺的老师以其学问高下作为获得地位的条件，有学问者可以享受更多优待。如《大唐西域记》载：“无云律、论，絓是佛经，讲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资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给净人役使；五部，则行乘象舆；六部，又导从周卫。”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24此处“法师”指玄奘，可见当时他在那烂陀寺中地位较高，并且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据载，玄奘所住的房子位于先前护法论师房北，每天所得供养有赡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子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供大人米一升，每月给油三升，酥乳等随用随足，另外还配置净人一人、婆罗门一人，出门时行乘象舆，有专人侍候，当时那烂陀寺享受此种待遇的共有十人。25根据许多文献记载，那烂陀寺的老师和学生大概有几千到一万人。26虽然不同级别实行差别对待，但总的给养数目应该很庞大。

据记载，那烂陀寺师生比例是一比七，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很好的教导。27对于出家僧徒的教育，寺院里专门有一整套程序和规则。每个僧徒刚出家时都有一位亲教师和一位轨范师作为专职的导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对他的宗教生活和学习进行指导，僧徒要“为此二师喻之父母”28。比如，僧徒要按照律藏要求，每天清晨先嚼齿木漱口，然后去亲教师那里，奉上齿木、澡豆、毛巾等，并铺好座位，然后蹲坐在师父面前表达问候，师父回答后，方可去其他大比丘处礼拜，之后便可自己读经，复习功课。僧徒一天的所有活动，除五件事外都要先请示师父29。每天的初夜和后夜，僧徒会到师父那里学习经典，师父会随机施教，并观察弟子是否戒行清净，如有违反，令其改正。僧徒日常要为师父打理一切起居事宜。当然，师父也要尽心地教导弟子，如果弟子生病，师父应亲自照顾，“即皆躬自抱持，汤药所须，忧同赤子”。30可见当时的师生关系比较融洽,犹如父子，互敬互爱。此外，那烂陀寺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一般由学生完成所感兴趣的科目所需的时间来决定。

那烂陀寺可以说是古印度最大的寄宿学校，它为寺内僧众提供免费的食宿及生活必需品。但是童子和学生要自负饮食，但如果他们做了一些劳务性的工作或利益僧众的事，可据功给其饮食，31这和古印度教授学生的传统是一致的。那烂陀寺为师生提供的生活设施似乎比普通寺院所提供的要优越一些，因为从挖掘出的遗迹来看，该寺房间更加宽敞，石床也更加宽大，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房间用于存放书籍和个人物品。32根据许多文献记载，那烂陀寺的经费来源稳定充足，主要来自于国王所赠的“封邑”，即封邑上的税收和劳动供给都由寺院管理。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艺业成就,斯其力焉。”33由此可见，古印度许多国王都很重视教育，为学生能潜心完成学业提供保障。除国王的布施外，寺院自身还有专属的土地与役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34

那烂陀寺生活和学习条件虽然比较优渥，但对学生的管理也非常严格，所以“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35。那烂陀寺的教学目标不止是向学生们传授知识，同时还要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此之寺制理极严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36因为那烂陀寺师生戒行清白，律仪淳粹，所以“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37。有一些未曾在那烂陀寺学习过的人也会强行附会，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受到些许吹捧。

那烂陀寺以其悠久的历史、严格的戒律和精研的学术成为古印度独一无二的教育中心。它不仅规模宏大，建筑壮丽，藏书丰富，而且全寺学风纯正浓厚，人才济济,秀才辈出。印度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都曾在此讲学或授业，如护法、护月、德慧、安慧、光友、胜友、智月、戒贤、法称、寂护、莲花戒、阿底峡、莲花生等都是造诣很深且五印皆知的佛学论师。

四、教育内容

印度中世纪时期，像那烂陀寺、伐拉毗寺等一些寺院都为僧俗大众设置了初级和高级佛教课程，并且享誉海内外，吸引了众多印度和外国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前来学习。当时，这些寺院除了在社会上不遗余力地传播推广佛教，在教学方面，也安排了包括佛教、印度教、耆那教以及各种世俗知识在内的各项课程，并加强各教派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学生可以自由学习各种知识并辩论。

那烂陀寺作为古印度最大的佛教教育机构，学科种类繁多。初等教育包括五个科目，即五明。对于年龄比较小的“童子”和“学生”，一般从梵文语法开始教授，即“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38十二章即悉昙章（Siddham,成就之意），是印度儿童初学梵文的典籍，讲述字母、拼法、连声等基本语法知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载：“创学悉谈章，亦名悉地罗窣覩。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俱以成就吉祥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转，成一十八章，总有一万余字，合三百余颂。”39悉昙章有九章、十二章、十八章等分法，玄奘采用第二种，义净采用最后一种分法。等到他们长到七岁之后，就开始逐渐教授“五明”，即五种知识，包括声明、内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五明基本概括了古印度全部的知识体系。

那烂陀寺的高等教育部分，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40寺中主要研究和弘扬大乘佛教的唯识学，同时还包括中观和小乘部派的教义，并对教外学问，如《吠陀》《奥义书》、论理学、音韵学、医学、工艺、冶金、数术、书画、咒术等亦作教学并研究。同时，那烂陀寺还是皇家天文台，因此有天文学相关课程，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将天文学从数学中独立出来的大学。41

大约7世纪左右，密教兴起。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在帕拉王朝（亦称波罗王朝）后期，那烂陀寺逐渐发展为密教中心，并在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密教比较注重图像崇拜，所以那烂陀寺也因此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和图像学领域，这个新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帕拉艺术（Pāla Art）或那烂陀艺术（NālandāArt）。据推测，青铜铸造工艺应该也是那烂陀寺课程的一部分，因为摩揭陀国附近有很多矿石，便于制作青铜器。42而且13号遗址北面有一个砖砌的冶炼炉，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大多数青铜雕像出土于寺院的僧房，这表明它们可能是个人用于崇拜或供奉的。那烂陀寺的青铜铸造工艺在12世纪达到顶峰，其作品被带到遥远的马来西亚群岛和中国等地，大多数到那烂陀寺学习的外国学生都会带几件青铜造像回国。43

那烂陀的教学主要以讲座、单独辅导、讨论、辩论、写作和翻译等方式进行。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寺内讲座日百余所。”44同时，寺院教学要求“师必博究精微，贯穷玄奥，示之大义，导以微言，提撕善诱，雕朽励薄”45。在课程的初级阶段，老师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教授学生。到高级阶段后，则采用讨论和辩论的方法。辩论的盛行与7世纪左右因明日渐繁荣相关，寺院内部辩论气氛浓厚，这样的教学模式令师生的学识在切磋琢磨中日渐增益。

五、那烂陀寺的教育特征与贡献

那烂陀寺作为印度大寺教育体系的代表，其教育特征可概况为开放性和融合性，两者共同阐释了文化的可持续性。“那烂陀”意为“施无厌”，作为教育视角的“施无厌”可理解为因开放和融合而博大精深、生生不息，这也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教育文化所共有的特征与精神。

（一）开放性

那烂陀寺作为古代教育和学术中心，在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上量大面广，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和以“五明”为代表的各类知识，招生不分种姓，且学术氛围自由，师生可依兴趣探索任何课题；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因明学所倡导的逻辑思维，其根源来自于印度原始佛教的思辨性和批判性思维，因为佛教本身就是对于印度主流派别—印度教思想的驳斥和批判，带有一种否定、反权威、去中心化的强烈意识形态，7世纪左右因明繁荣，辩论之风随之盛行，那烂陀寺将其作为教学方法之一，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对学科的创新。此外，那烂陀寺还是一所国际学校，它不仅向本土人士开放，而且向全世界开放。在其存续的数百年间，先后有来自中国、朝鲜、苏门答腊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僧众和俗众来到那烂陀寺学习46，并将佛教带回自己的国家。

（二）融合性

佛教文化否定“排他”，倡导和平、共处、融合。随着佛教的传播，许多世间技艺和知识也一同传入亚洲其他国家，比如天文学、历算学、医学、动植物学、制糖术、建筑学、绘画与雕塑技艺等。在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那烂陀寺实现了在教育、人才、学术、思想等领域的开放与融合，促进了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文明的互通互融与共创共享。那烂陀寺也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僧人们也担当起了多重文化角色。相较于小型个体学校式的学府教育，以那烂陀寺为代表的大寺教育是具有现代大学模式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它在当时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印度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中心。

那烂陀寺作为当时佛教的最高学术中心，同时也是一所综合性教育机构，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促进佛教传播

那烂陀寺作为一所国际性教育机构，培养了来自中国、朝鲜、日本、中亚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许多学者，这对于佛教的世界性传播有很大贡献，同时也影响了东方世界的人类历史。这与那烂陀寺的翻译传统有关，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到那烂陀寺，用他们各自的母语翻译佛教经典，并将其带回自己的国家。这一传统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习俗，同时也使佛教的智慧得以延续。

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中，与那烂陀寺来往最密切的是中国，数百年间一直有人员往来。如玄奘在国内时，曾从来自那烂陀寺的印度学者波顿密多罗和光友口中得知该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戒贤论师，于是西行求法，将正统唯识学思想带回中国，并创立了法相宗。此外，那烂陀寺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也非常大，寂护、莲花戒、莲花生、阿底峡等论师都是那烂陀寺的大德，于8世纪起，先后前往藏地传播佛教。寂护与莲花生建立了藏地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组建僧团，奠定了藏地佛教的基础。之后莲花戒也受到藏王邀请前去弘扬佛教，促进了金刚乘在藏地的传播。11世纪左右，阿底峡入藏弘法，翻译众多梵藏经论，创立噶当派。那烂陀寺除了派学者去藏地弘法外，也接待了大量来自中国西藏的学生，并有一所专门为西藏学生设立的学院。藏地学者们在那里将梵文和其他语言的经论翻译成藏文，带回西藏。由此可见，那烂陀寺为汉传佛教的发展和藏传佛教的创立都有巨大贡献，进而促进了佛教的世界性传播。

（二）促进世俗学问发展

那烂陀寺不仅是一个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一个不断产生新知识的地方。它不仅对佛教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拓展了世俗学问的深度与广度。许多那烂陀寺的学者前往中国、日本、朝鲜、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在重新定义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和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哲学方面，那烂陀寺对于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佛教中的因明虽不单指逻辑学，但逻辑学是其主体。这一学科是在驳斥对手和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那烂陀寺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烂陀寺培养出了许多擅长因明的论师，他们的著作丰富了逻辑学的理论，而他们的辩论在7世纪时重兴了当时日趋衰落的印度佛教。

除此之外，那烂陀寺对于艺术领域也贡献颇多，产生了以该寺命名的艺术流派，对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佛教艺术有明显影响。再者，那烂陀寺的图书馆中收藏有大量科学文献，如天文学、占星学、医学等。许多外国学者将其誊抄回国47，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全球化传播。因此，那烂陀寺不仅是“文化遗产”，也是从古至今持续存在的“文化间性”，它的学术精神历久弥新，对亚洲各国影响深远。

【注释】

1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Cbeta,T51n2087,p.923.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Cbeta,T51n2066,p.6.

2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Cbeta,T51n2087,p.923.

3杨廷福：《玄奘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4王邦维：《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750-751页。Bechert,Heinz,“A Remark on the Problems of the Date of Mahavira”,Indologica Taurinensia 11,1983,pp.287-290.

5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Cbeta,T51n2066,p.5.

6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Cbeta,T51n2087,p.923.

7 Raychaudhuri,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reinprinted,Calcutta,1953,p.566.

8 同注(2)。

9 王邦维：《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752页。

10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Cbeta,T50n2053,p.237.

11 同注(1)。

12 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4页。

13 G.N.Roerich (ed.and trans.),Biography of Dharamaswāmin,K.P.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Patna,1959,pp.90-95.

14 Misra,B.N.,Nalanda (felicitation Volume-I,II,III),New Delhi:B.N.P.C,2008.

15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Cbeta,T51n2066,p.5.

16 同注(1)。

17 Bhatt,R.K.,Academic libraries in India:A historical study,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ademic Libraries,Delhi,2009,p.56.

18 D.K.Barua,Vihāras in Ancient India:A Survey of Buddhist Monasteries,Indian Publication,Calcutta,1969,p.146.

19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Cbeta,T54n2125,p.220.

20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Cbeta,T51n2087,p.923.

21 Beal,“Art.XXIII Two Chinese-Buddhist Inscriptions Found at Buddha Gay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3,no.4,1881,p.556.

22 王邦维：《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752页。

23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Cbeta,T54n2125,p.220.

24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Cbeta,T50n2053,p.237.

25 同上。

26 《大唐西域记》卷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大正藏》第51册，第923页。《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大正藏》第50册，第237页。

27  H.D.Sankalia,University of Nālandā,Indian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eries,Oriental Publication,Delhi,1972,pp.171-173.

28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Cbeta,T54n2125,p.220.

29 五事者：一嚼齿木，二饮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寻内制底畔睼（Caitya-Vandana，敬拜佛塔）。

30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Cbeta,T54n2125,p.222.

31 同注(1)。

32  C.S.Upasak,Nālandā:Past and Present,Nava NālandāMahāvihāra,Nālandā,1977,p.15.

33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Cbeta,T50n2053,p.237.

34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Cbeta,T51n2066,p.6.

35 同注(6)。

36 D.K.Barua,Vihāras in Ancient India:A Survey of Buddhist Monasteries,Indian Publication,Calcutta,1969,p.146.

37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Cbeta,T51n2087,p.923.

38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Cbeta,T51n2087,p.876.

39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Cbeta,T54n2125,p.228.

40 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Cbeta,T50n2053,p.237.

41  A.S.Altekar,Education in Ancient India,Educational Publishers,1944.

42 Pintu Kumar,“The Ancient Nalanda Mahavihara:The Beginning of Institutional Education”,Journal of The World Universities Forum (Volume 4,Issue 1),2011,p.72.

43 Paul D.,The Art of Nalanda:Development of Buddhist Sculpture Ad 600-1200,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1995.

44 同注(3)。

45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Cbeta,T51n2087,p.877.

46  Beal.S,“Art.XXIII.-Two Chinese-Buddhist Inscriptions Found at Buddha Gay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3,no.41881,pp.552-572.

47  D.G.Apte,Universities in Ancient India,Baroda:Sadhana Press,pp.36-37.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