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源远流长而又方兴未艾的学科。自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将技术与人类自身联系在一起为始, []泛人类学视野的技术思想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如果要以技术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开始算起, 技术人类学的历史还只有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末起, 莱蒙里尔 (P.Lemonnir) 、普法芬伯格 (B.Pfaffenberger) 、希弗 (M.Schiffer) 、英戈尔德 (T.Ingold) 等学者相继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发表文章, 掀起了人类学研究的技术风潮, 宣告了技术人类学学科的正式成立。其中, 美国学者普法芬伯格通过对标准技术观 (the Standard View of Technology) 的批判和对社会技术系统 (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 的构建, 在物质功能研究和象征意义研究两大流派中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为当代技术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

在普法芬伯格之前, 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 对技术进行思考。普法芬伯格从前人的思想中提炼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技术的观点看法, 并称之为“标准技术观”。他指出的“标准技术观”包括三个核心观点, 即需求是技术之母、功能决定形式、技术史是工具到机器的线性过程。普法芬伯格的技术人类学理论基石, 是建立在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反思之上的。

1. 需求是技术之母

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 首先是从技术的起源问题开始的。技术的起源研究是技术哲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 针对技术的起源问题, 学者们众说纷纭, 给出了需求说、巫术说、游戏说、机遇说等不同答案。其中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是“技术起源于需求”这一经典命题。技术起源于需求不仅指需求是技术产生的原因, 还可以衍生出“需求推动技术发展”“技术的选择由需求导向”等子命题。陈昌曙先生在《技术哲学引论》中也指出:“更正统和得到公认的, 是技术起源于需求论, 可以举出更多的史实, 说明人们的生活需求、劳动需求和其他的种种需求决定着技术的发展。”[2]94

在专业的技术哲学研究者中, 技术起源于需求都得到广泛认同, 更毋论在人类学、考古学界。为了给学科寻求坚实的现代性的基础, 人类学和考古学纷纷迎合了技术源于需求的观点。人类学研究者们认为文化只是历史进程的外部产物, 而技术和物质文化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 技术和物质文化在人的需求和环境的制约之间创造了可能性, 技术的进程就是需求推动下的进化。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 (L.Binford) 更是进一步指出:“每一个人工物都有两个维度, 首要的是与人工物功能相关的工具维度, 其次才是与社会意义符号相关的维度。”[3]宾福德的观点得到了达尔文主义考古学家邓内尔 (R.Dunnell) 的响应, 他认为:“人工物的功能维度直接满足了人群的达尔文适应度;而形式维度, 相比之下只是在表面进行装饰, 可能在象征群体团结中发挥一些作用, 但显然是次要的。”[4]人类每一种需求都对应的有一种理想的人工物, 人工物的发现就如同美洲的发现一样———人工物本就在那里, 人们需要它, 就将它从意念中搬到了现实中, 这就是理想人工物理论。

但是技术源于需求吗?普法芬伯格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看似根基坚固的技术源于需求说其实十分脆弱, 并以理想人工物为突破口, 来反思技术源于需求说。他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理想人工物与技术需求的一一对应, 这种思维是文化定式的结果。普法芬伯格援引了巴萨拉 (G.Basalla) 对轮子的考察, 轮子最早被使用是在近东地区, 但是轮子首先是被用于军事而不是用于运输, 之后更是被骆驼逐渐取代。[]轮子无疑是满足“运输”的技术需求的理想人工物, 但是其发明并不是因为其理想中的功能, 作为理想人工物反而被看似落后的畜力取代, 这显然是需求驱动技术发展的反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技术史上可以轻易找寻出没有选择理想人工物来满足对应需求的案例。由此, 普法芬伯格提出, 理想人工物和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理想人工物和需求之间的看似牢不可破的联系被打破之后, 技术源于需求说也不攻自破了。按照需求理论而建立的理想人工物模型都不符合现实情况, 那需求理论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2. 功能决定形式

功能是与需求关系密切的词语, 功能是可以实现的需求, 需求是预期之中的功能, 在一定条件下, 需求与功能的语义可以通用。功能同样是人类学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词汇之一, 自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 (B.Malinowski) 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A.Radcliffe-Brown) 创立了功能学派之后, 人类学界对技术的研究就开始打上功能论的烙印。功能论者认为对技术人工物的研究应集中在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研究, 技术人工物在社会体系中的意义是通过其功能体现的。其实深究技术的需求起源说,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学功能论在技术起源问题上的映射。因此, 普法芬伯格在批判了需求起源说之后, 自然而然的将矛头指向了功能论, 特别是功能论最为重要的观点“功能决定形式”。

在人工物的功能和形式关系问题上, 人类学的“标准技术观”认为:功能决定形式, 形式遵循功能。技术的功能是技术最有效最重要的环节, 技术的形式是为了满足功能而定或是在实现了功能需求之后的次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 人类学家所讨论的“形式”与技术哲学家所讨论的“结构”有根本不同。形式是指技术人工物的外在呈现, 包括技术人工物的颜色、形状、纹饰等。结构则是指技术人工物的几何、物理、化学等方面的性质。[6]对于功能决定形式的观点, 普法芬伯格从两个方面展开了批判。一方面, 从人类学应秉持的研究态度来看, 普法芬伯格认为, 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叙事, 对技术人工物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 是人类学的基本态度。而功能决定形式的论调将技术形式置于技术功能的从属地位, 直接导致了对技术形式属性的忽略, 这种带有先验观点而造成无法尊重真实叙事的行为不符合人类学研究的客观中立原则。另一方面, 从人类学研究遇到的现实问题来看, “功能决定形式”的观点在解释技术人工物时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问题。普法芬伯格在此借用了安加部落设置狩猎陷阱的例子, 安加部落的人轻易列出了十种不同形式的狩猎陷阱, 但是不会去使用这些陷阱, 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做时, 安加人会回答:“因为我们的祖先这么做”。[7]165在人类学家进行调查时, 经常会得到类似的答案。被采访者不会从人工物的功能、作用等方面来解答制作的原因, 也不会因效能、结果来选择技术的形式, 这是功能决定形式无法回答的问题。

技术功能论的潜台词其实是“功能等同意义”, 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就是其存在意义。而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技术的功能论在属性上忽略了技术形式这一技术要素, 在现实中又无法解释“为何如此做”的问题, 这直接导致了功能论在描述技术时的片面与无力, 无法解释技术人工物的真正意义。

3. 技术史是工具到机器的单线性过程

标准技术观在对技术史的理解上也有其根本观点, 那就是认为技术史是由工具到机器的单线性的过程, 这种观点从人类学诞生之初便已确立。被尊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先驱泰勒 (E.Tylor) 在其代表作《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讨论技术, 展现给读者工具、战争、交通、住所、服饰、烹饪等各方面的技术人工物。而贯穿其行文始终的逻辑是———技术人工物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改进, 不断进化。[]无独有偶,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 (L.Morgan) 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历程分为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种社会七个阶段, 并用火、弓箭、陶器、铁器等技术人工物作为社会各阶段的标志。[]可以看出, 人类学者对于技术史的理解抱持着“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高级技术取代低级技术、技术变革了传统社会”等基本观点。

针对这种将技术史简单理解为技术人工物历史的观点, 萨林斯 (M.Sahlins) 曾指出:“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中, 劳动比工具更有意义, 生产者的智力付出比他们所使用的简单设备更有意义。”[10]81如果技术史被限定为技术人工物的历史, 那显然将原本动态的、全面的、联系的技术世界变为了静态的、片面的、孤立的技术图景, 无法展现真实的技术风貌。普法芬伯格支持萨林斯的观点, 认为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手段上, 并不能展现出社会和技术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局限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只能描绘出一幅模糊的展现人类适应性的图景, 这幅图景过于简单过于通俗了。[11]497

除此之外, 普法芬伯格又从知识语言和传统社会两个角度来批驳了“工具到机器单线论”。首先, 在知识语言方面, 人类所能理解的技术知识是不足的, 而且这些技术知识并不是都能为语言所表达的, 所以人类的可以书写出来的技术知识不过是真正的技术知识的冰山一角。所以用语言来书写出的技术史是肤浅的, 技术史应该被理解为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 在活动中解读技术史而不应是描述单线性的技术史。其次, 在传统社会方面, 标准技术观的观点是高层次的技术社会取代了低层次的技术社会, 类似海德格尔“乡愁”中所怀念的传统技术社会已被取代, 一去不返。但在人类学的实际调查中发现, 人类的社会技术系统, 无论是“原始的”或是“前工业化”的, 其实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内在异质性。简单的工具与复杂的机器是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技术社会中, 并不是由谁取代了谁。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并没有所谓“传统社会”的存在, 每个社会都是不断生成的过程, 技术是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协调劳动以维持生命的手段。与其说是技术的变革破坏了所谓的“传统社会”, 不如说是殖民主义破坏了本土的政治、律法和仪式系统, 严重降低了本土系统构建者在本地系统中有效运作的能力。[12]总之, 普法芬伯格认为技术史应该放到活动中和系统中去理解, 用工具到机器的替换来理解技术史显然是肤浅而片面的。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 技术社会学成为STS研究的热点, 一批技术社会学者为了打破传统技术观而努力。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是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相通的, 他在文章中也自承受到了温纳 (L.Winner) 、平齐 (T.Pinch) 、比克 (W.Bijker) 等人的影响。[13]同时, 在构建社会技术系统时, 普法芬伯格也借鉴了休斯 (T.Hughes) 的理论。技术哲学的研究启发了技术人类学的工作, 而技术人类学同样丰富了技术哲学的研究。

二、社会技术系统的构建

只有批判而没有建构的思想是不完整的, 普法芬伯格在对标准技术观进行批判之后, 也构建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即社会技术系统思想。社会技术系统思想以文化是技术选择的标准、象征彰显意义和技术史是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过程这三大观点为核心。

1. 文化是技术选择的标准

普法芬伯格质疑的是理想人工物和特定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但是他并不否认人工物可以满足需求。换言之, 他否认技术起源于需求, 但是并不否认人工物具有的功能属性。诚然, 人们有必须要解决的需求, 人们也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了技术需求, 但是解决这些需求的手段是成千上万的。“显而易见的是, 在满足既定的目标时, 有海量的技术和人工物可以选择。”[11]496所以相比于需求, 更值得研究的是技术选择, 是什么因素左右了技术选择?为什么存在技术差异?解答了这个问题, 其实也就能解答到底什么才是技术的真正起源。或者说, 技术选择和技术起源, 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而普法芬伯格认为, 在技术选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 是文化而不是自然。[11]496

普法芬伯格认为技术选择是基于文化, 但是文化并不是实体, 如何证明技术选择是基于文化的呢?普法芬伯格找到了技术人工物各属性中与文化相关度最高的属性———风格。展开了“技术选择基于风格, 风格体现文化”的论证。

对风格的研究并不是始于普法芬伯格, 同为当代技术人类学先驱的法国学者莱蒙里尔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加部落时, 就已经有过相关研究。莱蒙里尔通过对不同的安加部落的在弓箭形制上的不同选择发现:安加人知道其他部落的弓箭形制有着更强的杀伤效果, 更能满足狩猎和作战的需求, 而且本部落也具备制作相同弓箭的技术条件。但是安加人不会去仿制其他部落的弓箭, 因为本部落的弓箭有着本部落的技术风格, 维护风格比满足杀伤需求更为重要。[7]普法芬伯格借用了莱蒙里尔对安加部落的研究, 并补充了人类学家戈尔森、萨林斯等人在风格与技术选择问题上的观点, 进一步指出面对同一种需求, 有多种的技术可以选择, 而左右选择的并不是需求的最大化满足, 风格才是技术选择的关键。

而风格代表的是什么呢?普法芬伯格认为, 技术人工物的风格是对其文化的展现。人类学界在很早便已开始对“文化”的含义进行探讨, 泰勒曾在《原始文化》中给出了非常经典的定义:“文化, 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4]1满足既定需求的不同的技术人工物, 其代表的是不同的知识、信仰、道德等文化寓意, 进行技术选择的过程其实是进行文化选择的过程。而文化则是通过技术人工物的风格展现出来, 所以真正在技术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 这便是普法芬伯格针对需求起源说提出的文化起源说。

为了证明风格与文化的关系, 普法芬伯格举了日本的技术风格与文化的例子。日本的技术人工物有着同样的风格特点———小巧 (Cuteness) , 下至小巧的书签、贺卡, 上至迷你的汽车、房屋, 各种小巧的人工物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甚至在畅销书中也推崇小巧, 人们也以小巧作为女性审美的标准。小巧既是技术风格, 又是技术文化。技术人工物的小巧风格, 是小巧文化在技术选择方面的映射。[15]

2. 象征彰显意义

在技术的意义方面, 普法芬伯格对功能论者提出了批判, 指出技术的功能并不是技术在社会文化中的意义。那么技术的意义是什么?普法芬伯格认为象征更能体现技术的意义。

人类学有着研究人工物所象征的意义的传统。哲学人类学的开创者舍勒 (M.Scheler) 在论述人工物的功能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工具制作以及所有属于“文明”, 属于与生命活力相联系的、作为其行为补充的精神活动的现象获得的最终意义和价值, 只是“通向文化之路”, 通向与文化相适应的自由的精神活动之路。工具只是展现文化的方式, 其意义在于所代表的文化精神, 工具的物质功能反而是次要的。“工具处处显示出它只是一种并非主要为目的服务的、一种对目的来说逐渐失去原形的意义体。”[16]60可以看出, 在舍勒眼中, 人工物的功能不同于人工物的意义, 人工物的意义在于人工物所代表的文化, 不在于其物质作用。而在更专业的人类学家如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一切社会文化都是象征和符号, 而象征和符号只有关联在系统中, 才能扮演它们的角色。[]技术人工物更是典型的象征和符号, 其意义无法通过自身表现, 而是要在系统中展现。

技术人工物的功能作用是相对固定的, 而其象征则是丰富的。举例来说, 一把椅子, 其功能作用是提供一个支撑面让人坐, 但是其象征则可以千变万化。火车上的座椅象征着出行, 沙滩上的座椅象征着空闲, 宫殿里的座椅象征着权力......普法芬伯格引用了人类学者埃姆斯 (K.Ames) 关于维多利亚走廊家具的案例, 家具的功能是供人休憩, 但是在维多利亚走廊里, 其意义变成了区分艺术家和商人———主人和受邀的艺术家可以直接穿过走廊, 而商人和仆人则只能坐在家具上等待。[18]这些家具象征着身份的区别, 作用则是次要的乘坐, 象征意义是重于实用功能的。另外从此案例也可以看出, 技术人工物的意义是语境依赖的, 脱离了语境谈意义显得空洞无力。

普法芬伯格继承了哲学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思想精髓, 提出能表达技术人工物根本意义的, 是技术的象征而不是技术的功能。同时, 由于象征是语境依赖的, 普法芬伯格也自然着力为技术象征构建其语境———社会技术系统。

3. 技术史是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过程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遗著《自由与文明》中曾有“自由应该由人类学家来诠释”的论断。[19]18因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都是由概念构建的, 而人类学则是由经验构建的。对应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言, 普法芬伯格也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应由人类学家来阐述”的论断。[11]500他是从学科视野出发提出这一观点, 认为社会技术系统涵盖了技术、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 只有人类学能提供如此宽广的研究视野。普法芬伯格正是在人类学的宽广视野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充满人类学文化整体观思想的社会技术系统。普法芬伯格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了“复杂的社会结构, 难以言表的技术活动系统, 高级的语言知识交流, 劳动中的调节仪式, 先进的人工物制造, 诸多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角色之间的连结, 各种人工物的社会使用”[11]513。

普法芬伯格的社会技术系统符合文化整体观的基本原则。文化整体观认为具体对象只是从属于包含了价值观、信仰、风俗、文化标识物等诸要素在内的庞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在研究对象时不仅要研究对象本身, 而且要尽可能研究与对象相关联的诸多要素。在文化整体观的影响下, 普法芬伯格指出:“技术人类学观点的立论之基石, 应采取客观中立态度看待技术的各个环节, 不能先验的带即成观点。不能只将技术当作一种效用行为, 如在越南的高地民族, 农业不仅是物质文化和体力劳动, 仪式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社会技术系统应该包含我们所认为的无用的部分, 起码包含仪式等环节。对于技术系统中某个环节“有用”或是“无用”, 我们应该客观中立。”[11]501正因如此, 普法芬伯格的社会技术系统涵盖了一些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常被忽视的无用环节, 如技术风格、技术装饰、技术使用、技术活动的仪式、劳动者的心理状态等。

在这种社会技术系统思想的指导下, 普法芬伯格对技术史的理解也充满着整体观和社会建构论色彩。他对技术史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层面:首先, 从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来看, 技术史并不是工具史或技术人工物的发展史, 而是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 技术与文化交互史, 技术史必须包括社会文化的因素。其次, 从技术过程来看, 技术活动是动态的过程, 工具、机器只是技术活动呈现出的产品, 并不是技术活动的全部。技术史应该包括技术活动的整个过程, 从技术的设计、选择、生产、反馈等环节全面的展现技术史的风貌。复次, 从技术史中的人的形象来看, 技术史所研究的人往往是技术的发明者、推广者, 而技术的使用者则被忽视, 继而带来的就是使用者的行为———仪式、抵制、再次发明等———也被忽视, 技术史应该包括劳动者在使用技术时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再次, 从技术人工物体系的内容来看, 仅就单纯的技术人工物体系发展史而言, 也不是单线性的发展, 而是多种水平的技术人工物并存, 构成了技术人工物的复合体, 是技术人工物复合体不断壮大发展的过程。总之, 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真正的技术史绝不是工具到机器的技术人工物替代更迭过程, 而是社会文化技术等各方面因素多线性的交互过程, 不仅包括了技术人工物的发展, 也包括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还包括了技术活动中被人忽视的各个环节, 更包括了在这些环节中与技术相关联的人。所以, 普法芬伯格更倾向于将技术史理解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过程。

三、物质与象征之间

在普法芬伯格之前, 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有三大传统, 分别是以法国社会学派为代表的技艺研究传统、建立在进化论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物质功能研究传统和建立在象征主义思潮基础上的象征意义研究传统。当代技术人类学的另一位开创者莱蒙里尔是技艺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 继承和发展了莫斯 (M.Mauss) 、勒儒瓦-高汉 (A.LeroiGourhan) 、奥德里库尔 (A.Haudricourt) 、吉尔 (B.Jille) 等人的研究并提出了以“技术的社会表现”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体系。而普法芬伯格则是吸收了物质功能传统和象征意义传统的两家之长, 找到了二者的中间道路, 构建出社会技术系统。

物质功能研究是早期技术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者、传播论者和历史特殊论者建立了物质功能传统的基本思想———将技术人工物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技术人工物是文明进化、文化传播或文化特点的标识物。功能论者和结构功能论者则在技术人工物的研究中注入了整体性的理念, 研究技术这一局部因素对社会文化整体的作用功能。在彼时, 技术人工物的人类学研究兴盛但也隐藏着危机:人工物的进化论过于极端;人工物的传播论太多建立于猜测;对物质功能与社会意义之间关系的解释苍白无力……这都是日后物质功能研究衰落的隐患。

象征意义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取代了物质功能研究, 成为技术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人类学界已经厌烦了对表象经验的研究, 从列维-斯特劳斯 (C.Levi-Strauss) 开始, 转向研究深层的思维结构。放之于技术人类学, 就是开始研究技术背后的意义, 以及技术活动中使用的符号、仪式、语言等与意义相关的要素, 而技术人工物反而成为了技术的“无用环节”, 被人类学摒弃。此时的技术人类学研究不是为了解读技术, 而是为了解读社会关系和人的思维结构。技术竟然不再是技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这也正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技术人类学销声匿迹的原因。

普法芬伯格批判吸收了物质功能传统的理论, 重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 把技术人工物与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重视研究技术人工物在社会中的功能。同时也借鉴和批判了象征意义的研究, 象征意义研究在关注技术人工物意义的同时, 难免落入“意义陷阱”, 忽视了技术物的研究, 普法芬伯格的研究则是以人工物的研究为突破口, 重视人工物背后意义的同时也重视人工物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地位。

普法芬伯格在早期研究中借鉴了象征意义传统, 而在之后的文章中, 普法芬伯格针对一些关键问题, 表达了与符号人类学的不同。比如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经典的Bwayma的案例, (1) 符号人类学研究的是Bwayma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而普法芬伯格则研究到在建造Bwayma的技术活动过程中, 人们的社会关系如何转换并被确认。在符号人类学看来, Bwayma作为一种象征, 表达了其区分社会地位的意义。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表达意义的是象征符号, 但产生意义的则是建造Bwayma的技术活动过程。[15]在活动过程中理解技术的意义, 而不是如符号人类学一样静态地、片面地研究象征, 这便是普法芬伯格在象征意义传统上的最大突破。

普法芬伯格的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既代表了其个人对技术的总观点, 也代表了人类学界对技术的根本思考。纵观人类学者对于技术的思考, 普遍是基于整体观、比较观和文化相对观这三大理论支柱。而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中, 可以时刻感受到这三种理论的影响。普法芬伯格提出的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既是对前人技术思想的继承总结, 也是对诸多理论的批判升华。其思想深度突破了人类学功能论和象征论这两大流派的桎梏, 不同于物质文化研究者拘泥于人工物的实体, 也不同于象征主义者忽视实体只重意义, 而是摒弃两家的门户之见, 研究人工物以及人工物背后的象征意义, 并将人工物放到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正因其纵览全局的宏大视野和摆脱了户牖之见的包容精神, 使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经典技术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同时, 普法芬伯格提出的社会技术系统, 提倡研究技术中的无用环节、建议对单线的技术史进行反思……此后他更是率先投入到技术人类学的最新领域———赛博空间的人类学的研究, 这些都使他无可争议的成为了当代技术人类学的领航人。研究普法芬伯格的思想, 对溯清技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甚至对探寻技术哲学在经验转向之后的实践道路, 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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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wayma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珊瑚园及其魔力》中提及的一种建筑, 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在酋长的带领下建造Bwayma, 用来展示和储存甘薯。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