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形而上学中，哲学将知识与存在及其二者的关系视为主要论题，其中反思的中介始终都是人类。人类视域之外的存在，即与第一实体相对应的自在自为者，经由后现代解构，也已成为创世纪的哲学往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逐渐开始关注后人类状况，以至于“动物”成为反思哲学人类学的对应装置。从知识论与存在论的角度讨论动物及其行为，这不是无意义的理论探索，只是由于动物或许无需形成命题式的信念，从而造成“动物哲学”这一名词本身的悖谬。毕竟，对于动物来说，这本身就属于理性的霸权。

设想后人类或非人类的主体，属于哲学自我推进的内在需求，因为很多思辨中的推想或猜测，都需要可能的思想实验来验证。所有关于后人类的话题多少有些科幻，但如果考虑到哲学一直从事的都是推想式虚构，那么这些想象中的实验对于哲学本身来说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赵汀阳为人工智能所写的系列文章就站在人类与非人、主体与异主体之间的分界线上，这些文字在2022年结集成《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一书。GPT模型大行其是之后，赵汀阳又跟进了语言哲学和知识论方面的诸多思考，或许在中国很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位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讨论智能问题的哲学工作者了。

跨主体的“聚点”问题

在《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一书中，人工智能问题在知识论的立意上首先被展现为跨主体的“聚点”问题。

事物在合并同类项的时候，往往厘清的是自身存在的界限，人类对于AI的反思也是如此。AI在何种程度上是模仿人类的制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人类智能的非同类项？这本身是一个技术实现的方向问题，但如果将其置于知识与多元存在的限度内，似乎又变成了哲学的古老问题。在尚不清楚意识“黑箱”的运行程序时，我们需要合并人类与AI的智能同类项，同时也需要在边界上思考变量自身的限度，而就这两个任务而言，一种迂回曲折、同执两端（人类与非人）的方法论实有必要。

赵汀阳使用“通用理性”这一概念对可能的、正在实现的智能同类项进行归纳，这具体表现在：在有限程序内进行理性目标的运算及判断；以必然性的方式将这些有限步骤构造为能行过程；这些运算需要符合矛盾律，从而实现一种内在一致的系统。显然，在通用理性的标准下，AI仍然属于人类智能的同类项，只不过越来越趋于极限状态。但是，在赵汀阳的分析中，不出意外地设置了一个知识论或分类学的标准。他认为，一种与人类同等的智能不仅能够执行理性的运算程序，同时也需要具备反思能力。若以此标准衡量，AI的程序系统就需要以自己的语言（而非人类赋予的代码）进行重新定义。这种能够自我映射并解读其系统的语言，被赵汀阳定义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

假设机器能够自我解释其运作原则和“思维过程”，那么这样的机器理所当然能被视为非人类的文明存在。当人类开始与之交流，我们便进入了一种跨越主体性的对话模式。按照赵汀阳的设想，这种智能实体并不一定需要与人类相似，只需要能够解释其存在即可。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能够定义自身存在规则的智能实体也可能生成关于世界的知识。“人工智能”这个主题的哲学极值体现在多元主体与真理的交叉互映中，它便宜地在同一种现实中蕴含了其余可能世界。赵汀阳真正的兴趣点或许着陆于多元认知与同一现实的共振关系内，这导致他所有关于此主题的讨论都呈现出了一种统一性，最终以论文集的形式展示出来。

在想象人工智能的极值之前，有理由对这一可能性本身进行评估，换言之，我们应该预先构建一种判定智能标准的方法论。在此问题上，我将赵汀阳的策略视为功能主义与知识论的复合版本。如果我们突然面临某种极限情况：某类AI自发地通过所有测试，它有着“像人”的行为，但本质上不是人类。这就意味着它并不需要那些能够定义“主体”的机能就可以实现人形化，并且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各类事务之中。唯实论者可能会认为这类AI拥有一种“机器心灵实体”的共相，并认为这种心灵实体与人类心灵至少在现实交往中能实现等价关系。赵汀阳的诸多分析首先置于这种可能性之下，然后衡量这种等价关系的性质，这是一种功能主义视角。我们可以使用功能主义来判断AI思维“黑箱”的输出状态，并且从已被观测的行为事实来判断其认知模式。

但功能主义只有一半的正确性，它认为：既然对于任何功能都有无数种可能的物理表现，那么功能与物理层次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但无论是从控制论还是从器官学的角度来看，功能与物理本质之间的关系并非任意，并且这两个也并非独立的范畴。功能无法还原为由物理规律作用的物质活动；反之，这些特定的物理活动也无法被简单地综合为功能。因此，智能作为一种多功能的集合，在我们判断这个集合是否完备的时候，就需要在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之间添加一种知识论的范畴模型。当面对一种可能的非人存在时，我们首先要能够在思维中交换一些器官化的功能，然后才能得到某些具体的知识范畴。

面对杂多的现象，思维若要对之进行命题式的判断，就会预置一些分类步骤来进行范畴式统合（这也是赵汀阳为AI设置的“自我意识”标准之一），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发散的、无限递归的测量。思维需要某个处理器来确认功能的实现，同时也需要将自身“映射为另一个等价的系统”，这一转换被赵汀阳设置为“自我意识”的触发点。在功能主义与知识论的复合版本中，自我意识只是一种自我分类与自我解释的装置，用以塑造主体对自我世界的理解。赵汀阳将这一装置赋予任何具备通用理性的主体，自然也含纳了AI与人类，尽管带着不同的强度。

人与非人的“共可能性”未来

功能主义复合知识论的智能检测方法，也许在更深层次上关联着赵汀阳一直以来思考的跨主体项目。当我们以某种功能来定位未知主体的思维范式时，实际上已经在思维中预设了主体间的平等条件，也就是“在互相平等条件下形成的对称主体性的主体间性”，这被赵汀阳称为“互为主体性”的方法论前提。同时，不同功能所展示的不同认知模式之间的交互，也共同构成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范畴化世界。这些交互的范畴预先保证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互相平等和互相可逆的知识论关系”，因而也是“互观人类学”在知识论语境中得以生成的起点。

赵汀阳试图设想一种跨主体、跨文明意义上的存在论图景，即人与非人的“共可能性”未来。这可能也是他思考人工智能问题的切入点。因为在众人期待的机器心灵面前，“单向的存在论可能变成双向的存在论（甚至是多向的）”。在莱布尼茨的“共可能性”概念里，特定的可能世界w是一组共可能元素的集合，每个元素都映射并与构成w的其他元素相互联结。这种映射和联结表达的是元素之间的等价关系。而如果映射和联结的理论描述的是完全个体概念的基本属性，那么，显然任何两个完全概念都无法被视为“共可能”，除非至少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映射关系。只有当映射和联结的设定适用于所有事物时，一组完全概念才能被视为“共可能”元素的集合，即一个可能的世界。在这里，莱布尼茨的“共可能性”是一个描绘万物相互持有与蕴含的概念。

除非再造一个属人的方法论，否则我们就无法超越人类视角谈论关于实在的问题，而这确实是形而上学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认为，赵汀阳取消了模态范畴在莱布尼茨那里的本体论特征，从而代入到一种新的创造者视域中，比如他对模态范畴的处理显然就带有浓重的个人特色。可能性范畴并非像必然性之类，属于创世者（或自然本身）的形而上学设定；相反来自否定词的发明，这是基于人类视角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创造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性就是依据本质对事物进行的分类，而本质依赖于创造者的制作行为。或许，只有在经院哲学中才能理解这一对于可能性范畴的倒置理解。如果说，实在性是模态形而上学对于可能存在者的本质规定，那么实在就是在创造者视域中被赋予形式的可能对象的存在。当被造物及其本质之间只存在一种模态关系时，实存与本质就不是两种实在性之间的区别，因为在这种预设的创造者视域中，实存已经朝向其可能本质而运动。

在人与非人的两端，差异化的存在共同映现着实体的全相。以往的一般形而上学旨在研究万有存在的共同性质，下降到个别实存者层面，其核心问题在于关注存在对象的内在可能性如何得以规定。以可能性为导向的形而上学则是从范畴或属性学说出发，这类范畴并非实存的内在谓词，毋宁说，它们是可能实在的本质，并在各类主体的创制活动中成为相互反映的中介。可能性始终是造就实在物的基础，并且由于主体之间的共同制作而现实化，在这样一个差异化的生成过程中，实存者及其具体属性可以在不同主体的视域内展开其联结。尽管赵汀阳的文本只涉及人类视域，部分是出于悬置（目前是）超验存在的考虑，但这依旧不会遮蔽其立意上的筹划，也就是想象一种跨越多重主体的存在方式，或多元世界经验中的“天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30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