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将科学革命讨论带入科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视野。范式转换、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等概念都受到诸多诘难。科学革命论的纷争事实上围绕着一个核心议题展开——如何处理科学发展进程中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矛盾。库恩对历史整体性的强调只照顾到它的空间方面，即外史与内史的统一；却忽略了历史整体性的时间方面，即新事物总是成长于旧事物，彻底的科学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科学革命的合理性进而受到质疑。厘清“Revolution”概念的两重性有助于解析其导致的科学革命含混性，通过重点阐释“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与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关联，以期重新审视科学场域中革命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科学革命;革命;命运之轮;断裂;连续;

革命通常用于描述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引发的激烈的、结构性的颠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概念之一。比比皆是的革命话题虽为人津津乐道，但武断地惯用“革命逻辑”往往疏于考察所谓革命的内涵及嬗变。从认识方法的角度归类，革命认识可区分为：结构主义条件下的历史比较分析、考察群体或个体革命心理趋势的心理学解释、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学阐释以及基于政治冲突理论和权力竞争的政治学解释。[1]可见，革命概念外延之广造成滥用革命，也使其合理性备受质疑。拒囿于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历史火车头”论述导致革命认识论的偏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认知图式，使之渐失认识整体性。本文尝试透过溯源革命概念，追问科学革命究竟指什么，以厘清科学革命认识的错乱。

分而言之，其一，库恩及其批评者围绕科学革命的交锋，复现了历史进程中认识阶段性和历史整体性的矛盾，亦即断裂与连续的矛盾。科学史、技术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都或多或少地能够反映断裂和连续间的复杂关系。断裂缘自对历史沿革判别标准的主观性，连续归结于认知逻辑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其二，通过对西方语境中“Revolution”的概念回溯，审视其概念含混导致的合理性危机。事实上，“Revolution”概念内涵的演化呈现出循环、周期意义与变革、颠覆意义之间的转换，恰恰折射出连续与断裂的历史关联，为科学革命提供了一个概念层面的解释。最后，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科学革命的两重性阐释，以期为科学革命的合理性辩护。当然，文章论述无意从观念史维度进行鞭辟入里的概念解析，而是借助概念追溯这一方法，重新审视科学革命意义之所在。

一、科学革命中的新旧关系

回到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对“范式”的讨论。它能够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构成科学活动竞争模式的基础，且比它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2]8-9范式作为科学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对科学研究模式的一种约定。围绕这一约定形成的科学共同体秉持内部的信念、准则、规范开展科学研究。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因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转换与科学革命构成因果关系。这就使得科学发展产生了断裂，断裂所在之处即革命发生之时。然而，范式概念自其诞生之初就引来源源不断的批评，迫使库恩不得不承认：“由于失去了对这个词的控制，我以后将称它们为范例(exemplars)”。[3]展现出库恩亦受困于范式转换和不可通约性造成的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1.含混与模糊：对范式和共同体的诘难

科学界、哲学界、史学界对范式转换及其科学发展模式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指摘范式概念的模糊性。英国学者玛格瑞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特别指出，库恩前后对范式的定义有20余种之多，造成诸多歧义，以致于范式经常被用于表述难以言说的内容，扮演“理论缺失替代品”的角色。[4]我国学者刘钢则戏谑道《结构》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范式”概念没有得到澄清。[5]达德利·沙佩尔(Dudley Shapere)更为一针见血地质疑范式概念是否过于宏观，应审视其应用的获益是否能够抵消与之伴随的混乱。[6]

科学共同体的合理性是另一被批判的对象。一方面，基于范式认同的科学共同体并不被身处一线研究的科学家们所接受，进而它所约定的信念、准则、规范亦不形成对科学家的相对约束。科学共同体涉及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划定。正如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学家、化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科学共同体，研究实体往往是小而精的。从这一角度看，库恩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并不具备因果实体的功能。[7]最明显的实例莫过于，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划时代的豌豆实验及其对遗传生物学的贡献并没有受到所谓科学共同体应有的重视，因为当时科学界都热衷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的讨论，以至于孟德尔的发现被埋没了数十年之久。这恰恰说明：科学共同体不具备基于共享范式的认知，因为这类认知展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一致，库恩所谓科学革命中基于共同体的范式转换的影响似乎是有限度的。

2.累积与突变：历史整体性的时空方面

范式转换难以处理科学发展中累积与突变的复杂关系，新范式必须完全摒弃旧范式。因为一旦新范式遗存哪怕是半点旧范式，范式即可以通约了。这使得范式转换逻辑上陷入蒙昧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也是库恩近乎不理性地强调不可通约性的原因。然而，不可通约性不仅明示了认知结构的跨越式变化，也隐含着一个条件，即此时的科学家A必须完全区别于彼时的科学家A,这种断裂的后果就是同一性矛盾。它无法回应新旧理论、新旧方法、新旧信念中的连续性。况且科学事实恰恰证明，旧范式无法完全被新范式取代，新旧范式的问题域存在重叠。[8]21因此，新旧范式之间很难建立“要么立即整个地变，要么就根本不变”的不可通约关系。[2]126范式成了库恩论述中最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部分。[9]

亚历山大·伯德(Alexander Bird)把库恩的矛盾归因于他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半信半疑，以及缺乏哲学家的训练。[10]不可通约性最根本的失败在于，它没能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不同认知图式导致的“认知词典”差异，被库恩当作了科学史中的革命性创造之所在。[11]新旧理论仍然共享一些本体论基本假设，经典时空观依然为量子理论所用，物质概念依旧被广义相对论所保留。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具备准确性、一致性、范围广、简单性和丰富性，而这些标准使得进行新旧理论选择变得异常困难。[12]库恩的科学革命循环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史是值得怀疑的。[13]“范式理论的启发式意义远大于其规范的意义。”[14]

库恩强调他所谓的历史整体性，可惜他只关注到历史整体性的空间方面，即同一时间条件下非科学因素对科学的影响，或外史对内史的限度制约。然而，他忽视了历史整体性的时间方面，即时间序列中连续性与断裂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新的科学发现、科学理论不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那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科学领域突变的发生得益于长时间累积。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切断新旧之间联系的做法，撕开了历史整体性的时间裂痕。他整体性的科学革命模型无法为科学家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的那些绝妙的想法和操作方法给出解释，反而加剧了库恩本人的困惑，库恩通过驯服常规科学体系中的科学理论、方法，使之符合他观念中科学进步模式的策略失败了。[15]

3.矛盾与转换：在转弯处

事实上，对于科学进程中连续与断裂的问题，我们不妨回到写作《结构》之前的库恩。早期的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一书中，以转弯处为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连续与断裂的关系：

“尽管历史学家偶尔会为了哥白尼究竟是最后一个古代天文学家还是第一个近代天文学家争得面红耳赤，然而这种争辩从根本上是荒谬的。哥白尼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近代的，而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两种传统在他的工作中融合在一起。追问他的工作究竟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就如同追问一条别处都是直的道路的转弯处是属于转弯之前那段路还是属于之后的那段。在转弯处，道路的前后两段都可以看到，而且其连续性十分明显。可是从转弯之前的位置看去，道路似乎直通向转弯处然后就消失了；转弯似乎是直道的最后一点。而从转弯之后的另一端路上某一点看来，道路似乎是从转弯处开始一直下来。转弯处同等地属于两段路，或者说，两段都不属于。它在道路前进的方向上标记出一个转折点，就像《天球运行论》在天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标志着一次转向一样。”[16]

这段文字用转弯处打比方，非常精彩地论述了科学革命中新与旧之间的关系。正如早期库恩所认为的那样，科学发展中的新旧交替是渐进式的。如果抛开历史整体性的时间方面，无论地处转弯前的路，还是转弯后的路，都无法看到彼此，对时间线的切割造成了新旧之间的对立。正是在转弯处，才能认知到二者之间的转换关系，才能意识到新传统之起点和旧传统之顶峰在时间逻辑上是连贯的，而非对立的。在此不难看出库恩前后的矛盾以及《结构》对《哥白尼革命》思想表述的背离。有意思的是，《哥白尼革命》仿佛是转弯前的库恩，《结构》似乎是转弯后的库恩，而库恩本人未能在转弯处关怀二者，他忽视了历史整体性的时空完整。尽管库恩后来有意向自我修正，可惜他本人没能完成这项工作。[17]

二、革命的“命运之轮”:回到Revolution概念的两重性

革命常与创新、改良、改革、变法等概念混用，形成语义重叠，其判定方式具有较强主观性。一般意义上对革命的理解，意味着延续性的断裂，革命为时间划界。用历史进步论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然而，这种忽略历史细节的、一叶障目的观点片面地理解了革命概念，惯性思维导致了认识论偏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一词的原初内涵与这种理解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为了更清楚地阐释科学革命中的新旧关系，不妨采用追溯的方法，回到Revolution概念本身，进一步解码革命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1.Revolution之源——天球运动与命运之轮

Revolution作为一个舶来词，在近代经由日本翻译传到中国。西方话语体系中，Revolution源自拉丁语“Revolutio”,意指回转(re-volvere)、复位(restoration),或回到原点的圆周运动。哥白尼《天球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中的Revolution正用作此意，描述天体周期性的时空运动。它保留了其精确的拉丁语含义，专指恒星运动规则。既没有新颖性内涵又不表达暴力性，仅表述周而复始的周期性运动。[18]

历史上考察，Revolution的政治雏形可追溯到11—13世纪的一部拉丁文诗剧手稿Carmina Burana, 其中的图像“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鲜明地描绘了权力更迭Revolution的周期性特征。自上顺时针分别标记着“Regno, Regnavi, Sum sine regno, Regnabo”(I reign, I reigned, I am without Reign, I shall Reign),分别表示：我统治、我曾经统治、我不统治、我将要统治。它将天球的周期运动异曲同工地用于政治权力交割，形象地描绘了周期运动的不可抗拒性，在物理天球与政治命运间建立起“天命难违”的联结关系。

图1 “命运之轮”

词源学上考察，Revolution内涵的演变是缓慢的。整个十七世纪，大多数词典编纂者仍坚持表周期性的拉丁原意。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回溯是编纂学中的主流趋势；其二，编纂者之间相互借鉴，识别用法变化的速度很慢；其三，十七世纪的词典编纂者主要是学者，对拉丁文都很熟悉，在定义Revolution时很容易便能回溯到拉丁原意。[19]84因而彼时对Revolution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周期性运动的内涵。

那么Revolution又是怎么进入现代政治学领域的呢?这种转变起源于欧洲占星家发现了天体Revolution循环中的玄机，认为行星运动到某一特殊地点时，时运会有所突变，继而它开始与政治微妙互动，以至于产生与其拉丁原意大相径庭的现代解释。

2.Revolution之演——从“天空”降落“人间”

尽管Revolution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拉丁原意，但当它第一次从天球坠落到地球，用于描述世俗的人类事物时，显然是作为隐喻出现的。其含义也从永恒的、不可抗拒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延续到偶然的时运。人类命运的涨落，就像远古以来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起升和落降。进一步考察Revolution在政治领域应用，不难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马克思革命理论在概念演变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根据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研究，自17世纪中叶始，Revolution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政治领域。起初用法保留着拉丁原意——周期性运动，如“命运之轮”所绘，形容政权之间的变化，表述对既有政府的颠覆，慢慢引申出更新的隐含。他指出，当时人们主要使用“revolution and changes”描述政治在连续性上的断裂，以区别传统意义上天球的周期运动“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y”。[19]89在英国，1649年议会对政府的接管，1652年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权，以及1660年君主制的复辟，这些事件都被称为Revolution。对它的精确理解取决于人们对该政治运动的态度，也就是说Revolution既暗含“恢复”,又隐喻“颠覆”,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政治价值。希尔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Revolution概念主导内涵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volution一词在1688年后才获得其现代的政治含义。[19]82可以看出，并非一个概念内涵战胜了另一个，而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了上风。

换言之，Revolution处于拉丁原意表连续与现代政治内涵表断裂的过渡期，同时正在悄然变化，用于描述政治“改造”。也就是说，“revolution and changes”的使用预示了特定的、附带价值的政治变化，Revolution的连续性出现了一个“政治的”断裂。

对Revolution概念演变的另一重大影响因素是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在1789年被告知正在发生的是一场Revolution(革命),而非Revolt(叛乱)。[19]96伴随着革命的烈度，这意味着在政治意义上，人们对“激烈的结构性重组”Revolution概念的认知愈发深刻。这种认知和观念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暴力、重建逐步被深化，并占据了主导。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同样经历了多次周而复始蕴含上的Revolution——周期性的政权更迭：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拿破仑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受大革命历史进程强度和结果影响，Revolution概念中拉丁原意和现代政治含义之间的平衡被打破。Revolution开始更多地被用于形容激烈地、结构性地、深刻地连续性上的断裂。

马克思革命理论彻底颠覆了Revolution拉丁原意的连续性。结构性的断裂成为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Revolution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构成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必要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内，英国、法国发生的政治冲突被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20]至此，Revolution从“天空”跌落“人间”,成为激烈变革的代名词。

3.Revolution之用——命运之轮的割裂

总之，Revolution强调连续性、整体性、周期性的拉丁原意被切断诠释，“命运之轮”被割裂了。它由完整的轮回被斩断为强调翻转的半个轮回，要么由盛转衰，要么由衰及盛，也即塑造了Revolution表断裂的现代政治内涵。在隐喻上，Revolution从天空降落到人间。虽然表断裂现代内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也延续了拉丁原意最核心的部分——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或者说周期性运动的不可抗拒性。通过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西方话语体系中Revolution概念的澄清，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Revolution概念两重性的历史演变。一是强调完整性、周期性、连续性的拉丁原意，另一是强调激烈性、结构性、断裂性的现代政治含义。而对其概念两重性的使用，或多或少地延续到科学革命概念的讨论中，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天含混性。这也使得对于科学革命的讨论始终无法跳脱出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矛盾和争议之中。

三、连续还是断裂?——关于科学革命的两种阐释

革命话语中连续与断裂矛盾与转换的讨论延续到了科学场域。伴随着来自多方的争论，科学革命始终是学界热度不减的命题。问题起源于人类认识论的飞跃呼吁着一个切中要害的概念，问题焦点是科学革命是否基于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而科学革命的两重性阐释基于Revolution的两重性，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1.一方缘起：当革命被引入科学领域

革命概念又是如何被引入到科学领域的?从伯纳德·科恩(I.Bernard Cohen)那里获知：18世纪许多科学家诸如亚莉克希亚·克莱罗(Alexis Claude Clairaut)、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及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都曾使用革命形容牛顿或笛卡尔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21]90,158,205伊安·哈金(Ian Hacking)则认为，第一次将革命概念推广到科学的是康德。康德认为有两次思想革命，一是由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学技术转向了希腊的假设—证明模式；二是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22]科学革命始于经验知识与演绎系统的结合。科恩关注到，康德对“哥白尼革命”的使用，意在类比自己对哲学所做的贡献。[21]237-244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时间上看，法国女哲学家艾米丽·夏特莱(Émilie du Châtelet)较早将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进行了区分，她认为笛卡尔在科学领域引发的革命比建立伟大的帝国更有用、更令人难忘，人类理性应归功于笛卡尔。[23]

到近现代，科学革命相关讨论的要因无疑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这种讨论的价值甚至超越了论题本身。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是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kles)指出，库恩激进意义上的革命是认识论上的巨大飞跃，而不是某一科学领域的成败。然而，对大多研究者而言，承认科学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承认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8]12原因很简单，从科学实践中看，库恩的科学革命认识论是不可接受的。斯特凡·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琼·古德菲尔德(June Goodfield)转而批判革命一词的误导性，毕竟在科学的发展中，彻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24]进而又将问题引向了连续性和断裂性。

2.一个焦点：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

围绕科学革命的论战形成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是否存在一种新的与传统完全割裂的认识论?如果不存在，那所谓科学革命又意味着什么?

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强调科学革命的认识论价值，科学革命的成果被迅速转化为新的世界观，而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由科学家完成的，倒不如说是由普通人完成的。[25]科学史家阿尔弗雷德·霍尔(Alfred R.Hall)认为，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与过去科学的差异：现代科学在观察和实验方面的标准更严格，它通过处理自然界中的物质实体把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排除在外。[26]正是科学革命区分了被多重证据证实的理论、试探性假设和无根据的推测，呈现合乎逻辑的自然图景。世界图像的数学化、经验与实验方法筑牢了科学革命的根基。[27]科学不仅是理性化的活动，也是实践化的活动。“知道如何做”开始变得同“知道为什么”同样重要，现代世界越来越像弗朗西斯·培根所设想的世界。[28]

认同科学革命的学者通常以共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作为它的特征为之辩护。然而，反对者的批判同样激烈。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驳斥科学革命的存在基础：这仅仅是一本书而已。[29]共性方法论也并没有受到一些科学哲学家的赞同。因为，不论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这样的哲学家，还是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都不能支持方法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统一促进科学共同体进步的简单化描述。[30]共性认识论或方法论面临着和科学共同体同样的诘难。

那么，一个棘手的问题展现在眼前：我们究竟在何种概念和程度下讨论科学革命?弗洛里斯·科恩(Floris Cohen)认为，如果科学革命不是在相对意义上被讨论，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任何形式的科学革命。[31]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归Revolution概念的两重性，审视科学革命究竟是何种相对意义上的，究竟是如何连续而又断裂的。

3.一种尝试：科学革命的两重性阐释

特别值得注意，上述学者关于科学革命的讨论，大多都使用“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非“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汉语中这两个概念一般都被我们惯用科学革命代指，也使得研究时模糊了二者的差别。作为特指，“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具有指向性，多用于认识论层面，特别是形容认识世界方式的转变。学者的讨论多集中于该蕴含，它更多地强调科学发展进程中的断裂性。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则是泛指，多用于描述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超越，不具有特别指向性。哥白尼的日心说、拉瓦锡发现氧、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经典力学都可以称为a scientific revolution。它既强调理论层面的超越，也暗示了新revolution的可能性，是连续性的科学革命表述。不过两种不同内涵的科学革命并非绝对割裂的。

Revolution的两重性阐释——连续性和断裂性，为科学革命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然而，库恩在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时，疏于对革命两重性的考察，忽视了其拉丁原意中的连续性，单纯从革命的现代政治意义窥视科学发展，进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以及理解上的含糊不清。“科学革命”与科学革命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侧重。

一方面，“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催生了新知识的生产方式，更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也造就了促进、记录、传播这些知识的制度，涉及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它的发生彰显了自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巨大转变，涵盖诸多特征：科学家成为一种职业，由科学家组成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团体。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提倡的自然的数学化，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上的转变，也引发了世界观的深刻变化。[32]数学图式、实验方法等新的方法使得科学摆脱了蒙昧主义，“科学革命”使科学完成了建制化。

另一方面，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描绘了新知识的成长方式。一项科学发现或理论，即使被判定为革命性的，也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传统，新理论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是相对意义上的，其中又包含更新的潜力。旧理论或部分或全部被取代。原本期望旧理论最终可以解决的开放性问题不再被期待，被视为旧理论的不足。新理论的一些核心思想、概念有时会因证据不足而被拒斥，可最终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新理论只是在某一类现象里取代了旧理论的，但旧理论可能仍在发挥作用。

四、结语

革命概念的滥用使得我们赋予了科学革命太多想象空间。从革命两重性的角度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科学革命”是结构性的、正在进行的、断裂的变革，造成了知识生产方式上的断裂。旧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再适用，人们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上建立了新的世界观，而新的世界观又具有持续性，可能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都占据主导。科学革命是“命运之轮”意义上的、不可抗拒的、连续的动势，反映了知识成长方式上的连续。一方面，新旧知识的角力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新知识在旧知识的场域中成长起来，具有因果上的连续性。

科学的革命就像一个滚滚向前的车轮。历史的周期并非周而复始的单纯循环，它更像是一个螺旋，在不同的阶段以有别于过去的新形式复现，毕竟历史从来不重演其自身。[33]当然，革命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必然阶段，科学的革命也不是知识的历史性前提。只有在历史过程，亦即在知识的历史性过程中，科学革命本身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这个过程被认识到是一个思想着的且将继续思想下去的过程时，科学革命才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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