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庄子》中关于“鱼之乐”的讨论涉及普遍的哲学难题。金岳霖建立“正觉中心观”的知识理论，“不同的官能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他认为，从人类中心观（以及自我中心观）和正觉中心观这两个不同的立场看待这个概念，就会对共同、客观、真假和外物等问题产生不同的回答。他提示，采取前一种立场的知识论会导致“庄子所谓人乐鱼乐”所涉及的认识论困难，而采取后一种立场的知识论则没有这种困难。根据这个提示以及他在《知识论》中对“知道”与“如何知道”的区分，命题“庄子知道鱼之乐”的真可以在《知识论》的学说中得到一个通达解释。金岳霖的知识论学说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特点，但背后的形而上学背景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关键词:庄子；鱼之乐；人类中心观；金岳霖；正觉中心观

《庄子》对金岳霖的人生和哲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高度评价庄子及其哲学成就：

也许应该把庄子看成大诗人甚于大哲学家。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金岳霖全集》第6卷，第379页）

庄子等先秦哲学家们的昔日荣耀，激励着金岳霖追求哲学有效地彰显人的命运、追求哲学与生活的合一，以形成一种有见识有辨别力的生活。他说，研究形而上学的时候，“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金岳霖，1987年，第17页）。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他在20世纪中叶建立的哲学体系表达出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中华民族的深切关怀。

对于庄子哲学，金岳霖并不总是笼统论及。在《知识论》中，他就明确提到了“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金岳霖，1983年，第127页）。“庄子所谓人乐鱼乐”的故事，在文献中一般被称为“濠梁之辩”。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古老的哲学论争在知识界的最前沿一直延续，余响未绝。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没有明确地提出如何走出这个“困难”。本文根据金岳霖的知识论学说来解释这个经典故事涉及的认识论难题。邢滔滔指出，这个难题的现代版本由当代著名哲学家内格尔（T. Nagel）提出：“做一只蝙蝠究竟如何样子？”（参见邢滔滔，第25-26页）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1993年的《庄惠濠梁之辩》中提到：

我二三十岁时读《庄子》这一段，认为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很有道理的，而庄子所谓“是鱼之乐也”不过是主观的臆断。近年以来，我参照中国思想史上的情况，我的观点改变了。我认为庄子肯定“鱼之乐”是正确的，乃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念。（张岱年，第29页）

根据这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论述，对金岳霖关于“鱼之乐”的意见以及涉及的相关学说作一个专题性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哲学体系如何扎根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厚土壤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哲学体系对昔日荣耀的承续和发展。

一、问题来源

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提出“不同的官能类”这个概念的时候，提到了“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我们把他所说的这个“困难”作为本文问题的来源。他说：

我们已经把个体分为有官能和无官能两大类。有官能这一大类中，不同官能的个体当然可以分作不同的官能类。假如一类中有大同小异的官能，我们又可以把该类分为若干种。这里的分类完全是根据于官能与有官能的个体的，其它方面的色形状态不相干。色盲的人和非色盲的人虽然在身体发肤上一样，虽然在别的官能上属于一官能类，然而在视官上不属于一官能种。不同的官能的个体属于不同的官能类。鹰底视官和牛底不同，狗底嗅官和人底不同；这就是所谓官能底不同。这种官能底不同牵扯到官底种类底不同。一类中的官能个体当然也各自特殊地互不相同，但是这与种类底不同是两件事。站在唯主方式底立场，这不同的官能类底说法或许有困难，以人类或自我中心为立场，这说法也许有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本书不以人类为立场；站在超然的立场上，这说法根本不至于有困难。（金岳霖，1983年，第127-128页）

在整部《知识论》中唯一明确提到“濠梁之辩”典故的，就是这段话中的“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唯一明确提到“超然的立场”这个词的，也只有这一段话。因此，需要在金岳霖的学说中解释这段话、尤其是最后那句话，以期从金岳霖的观点理解，“不同的官能类”的两种立场——“人类或自我中心”立场和“超然的立场”——如何导致或避免“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根据《知识论》中关于“知道”与“如何知道”的论述，“濠梁之辩”中的问题应该需要分为“庄子知道鱼之乐”和“庄子如何知道鱼之乐”两个命题，而前者才是解释的对象。如果这样的目的达到，“庄子善达物情所以”（见郭庆藩，第606页）之“所以”就得以发现，从而根据金岳霖的学说从理智上欣赏到庄子哲学的“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

刚才这段引文中的主要内容，是对待把“不同官能的个体”划分为“不同的官能类”的两种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将会导致对“人乐鱼乐”不一样的理解。在此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唯主方式底立场”或“以人类或自我中心为立场”是什么意思？第二，“不同的官能类底说法或许有困难”中，所说的“困难”是什么？第三，“人乐鱼乐底困难”究竟如何表述？第四，金岳霖所说的“超然的立场”是什么立场？这个立场又如何避免“人乐鱼乐底困难”？第五，庄子思想中的“客观性”何在？当然，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知识论》的学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所谓“鱼之乐”的故事是《庄子·秋水》中记录的一段对话：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同上，第608-609页）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散步。庄子说：鱼在水中游得悠然从容，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如何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反驳说：你不是我，如何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呢？惠子答：我不是你，固然不知你。但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完全可以确定啊！庄子最后回答：你最初问我如何知道鱼的快乐，就是已知我知道而又问我（如何知道）。我现在回答你：我是在濠水边上知道的。（邢滔滔，第24页）

邢滔滔认为：“细究二人谈辩内容，隐然涉及了一个哲学难题——‘鱼之乐究竟如何样子？’”（邢滔滔，第25页）之所以说是“隐然”，可以用金岳霖的话来解释：虽然庄子的哲学“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但是，“即便在庄子哲学里，也存在着理智上的荒凉或脱节的地方。这位思想家虽然不能不使用演绎和推论，却无意于把意念编织成严密的模式”（《金岳霖文集》第2卷,第536页）。这种“隐然”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在观念彼此联结方面非常简洁，很不分明，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同上，第537页），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而且“中国哲学以它所呈现的形式特别适宜于独创的思想家加以利用，因为它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能把独创的思想汇集到它的框架或结构中”（同上）。

看待“不同的官能类”的立场，以及对这种立场所涉及到的共同、客观、真假和外物等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一个学说是否能够避免“庄子所谓人乐鱼乐底困难”。另外需要提到的是，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之所以具体地提到“人乐鱼乐底困难”这个问题，可能是他需要针对罗素的知识论学说提出不同意见。罗素在1927年出版的《物的分析》中，详细提到了这个故事并且明确地说：“我的处境就是第二个哲学家的处境。假如别的哲学家知道‘鱼的快乐就在于此’，那么我恭喜他们，而我则没有那样的天资。”（罗素，第186页）很快，张申府就读到了罗素的这本书，并且把罗素的这段话摘录为其《所思》的第42条。（参见《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91页）值得说明的是，《所思》在1931年出版之后，影响很大并多次重版，他对金岳霖所作的广为流传的评价，即“金先生真可算得今日中国哲学界（如果有这么一界）的第一人”（《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01页），正是出于此书。金岳霖应该读到过这些书，而且也了解到张申府和罗素的立场。在金岳霖看来，直到《知识论》写作的时候，罗素还“没有放弃推论到外物（外物之有）底企图”（金岳霖，1983年，第98页）——罗素这种学说所采取的，正是人类或自我中心立场。

二、人类或自我中心立场

在“濠梁之辩”的解释中，至少都会认为：这里有庄子、惠子、鱼等等，而他们都是个体；此外，对于庄子、惠子和鱼来说，各自都是“他人”[杨国荣在前些年的工作中也认为：“在实质的层面上，此处之‘鱼’主要隐喻自我之外的‘他人’；庄子与‘鱼’的关系，近于作为个体的庄子与他人的关系。”（杨国荣，第49页）如果我们认可这个说法，那么他在这里也没有把（他）人与鱼分开来讨论，也就是说，他在形而上学上的背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议题。]或“外物”。庄惠这个辩论中涉及“知道”重叠的句子形式，而且“鱼”“我”并举。为了理解，需要把“人乐鱼乐”的知识用命题的形式表述出来。一种表述方式为：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惠子知道庄子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在濠上知道鱼是快乐的，等等。“命题知识蕴涵着真。除非一个命题是真的，否则人们不可能知道它”（David，p.363），因此，这里还涉及到这些命题的真假问题：命题“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是真的、命题“惠子知道庄子不知道鱼是快乐的”是真的、命题“庄子在濠上知道鱼是快乐的”是真的，等等。此外，“人乐鱼乐”还涉及到庄惠关于这些命题在逻辑推理方面的问题。[本文的侧重点是从知识论角度看待“濠梁之辩”，而不对其中涉及到的推理进行形式化方面的分析。后者的近期研究可以参见冯耀明的研究。（参见冯耀明，第67-72页）]

金岳霖提出，知识论“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金岳霖，1983年，第1页）。既然以知识为对象，知识论当然需要回答知识是什么。知识对象分为普遍的和特殊的这样两种对象，普遍的知识对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特殊的知识对象就是通常所说的“事实”。知识论的主旨是理解知识，对象就是知识的理。同样，知识内容也分为普遍的“理念”和特殊的“事意”。在求知的过程中，对知识对象能达且有所得，这种所得，在普遍的这一方面来说，就是通常所说的“明理”，在特殊的这一方面来说，就是通常所说的“知事”。

在金岳霖看来，知识现象中都有知识者、被知识者以及知识这三个成分。在“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中，被知识者就是“鱼是快乐的”。很自然地，知识论者直接以官觉为出发题材、以无可怀疑原则为出发原则，二者合起来，就是知识论中所说的出发方式。金岳霖认为，“西洋人底思想大都是以人类为中心观的。……其所以如此者因为他们很自然地以人类为中心，他们底观点总是人类底观点。就知识论说，以人类为中心则知识论也是人类中心观的知识”（同上，第82页），也就是说，这种出发方式把人类从万物之中提出来。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时候还有自我中心观，把自己从人类之中提出来。例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提出的著名论题“我思故我在”，“主要点在自我中心观”（同上，第84页）。笛卡尔是要为知识论提供一个无可怀疑的、类似于前提那样的命题。但是，知识论所需要的这种前提式命题都是综合命题，而“综合命题……根本没有无可怀疑性”（同上）。金岳霖指出，“以心理上的无可怀疑为知识论底出发点，以主观者底立场为立场；我们称这出发方式为唯主方式，用此方式的学说为唯主学说”（金岳霖，1983年，第72页）；承认人类中心观“比较地不容易产生人类自卑的心理疙疸，比较地容易使人要求修改现实利用自然，比较地容易使人勇于前进，改善人类底生活状况，比较地不至于让自然征服人类。……自我中心观在艺术方面也许有好处也许它是创作底最基本的原动力”（金岳霖，1983年，第85-86页）。但是，他也认为，唯主学说有两个缺点：第一，虽然唯主学说有它自己所谓的共同、客观、真假和外物，但它得不到非唯主的或者说真正的共同、客观和真假。第二，唯主学说也得不到独立存在的外物。对此，他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我们所要的是非唯主的真正的共同，非唯主的真正的真假，非唯主的真正的客观。我们要以这些为标准让主观者得到超过主观者底看法或意见给他们以放弃主观看法或意见底理论。一个人发疯，不见得自己会承认，可是假如他不坚持他底主见，知识论要供给他以一种理论让他自己能够承认他在发疯。在唯主学说的知识论之下，即令他不坚持他自己底意见，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使他承认他在发疯，因为别人底意见只是和他底意见不同的私见而已。其所以如此者，因为唯主学说底“他人”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人，而只是就主观官觉者底官觉内容所建立或推论出的“他人”。严格地说，这些“他人”是随主观官觉者底官觉而存在的。主观官觉者底官觉打住，“他人”也就消灭了。唯主学说有此看法，因为它根本得不到独立存在的外物。除共同真假客观等问题外，尚有外物问题。（同上，第61页）

在“不同的官能类”这个概念中，“官”即通常所说五官的官。官有能，如眼睛能看，耳朵能听，这些都是官能活动；“不同的官能的个体属于不同的官能类。……一类中的官能个体当然也各自特殊地互不相同”（同上，第127页）。所以，根据他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出：庄子和惠子作为官能类中的官能个体，如果以人类中心或自我中心为立场，那么“他们以官觉者自居而忘记了他们同时也是外物”（同上，第76页），两人相互之间在“知”方面就产生了隔阂。

三、正觉中心观

在金岳霖看来，知识论既然是研究知识的“理”的学问，而“理总是普遍的，知识底理也是。它决不能限制到人类底知识底理，虽然人类底知识底理也是知识底理”（同上，第85页）。那么，在“濠梁之辩”这个关于“知”或者说“知道”“知识”的文本中，如何才能明白庄子的“顺理成章”呢？也就是说，庄子可能“顺”的是什么样的“理”而“成”此诗意盎然的篇“章”呢？这就是金岳霖整部的《知识论》要回答的问题，即知识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所谓知识就是以抽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同上，第185页）。在这个定义中，所谓“抽”就是抽象、抽象的意念（idea）等等应付所与（given）的工具，必须要“有抽象这一工具，官能者才能化所与为意念，才能使它成为思议底内容”（金岳霖，1983年，第334页）。这个定义中所谓的“治所与”就是以工具收容所与、应付所与，或者说，“以方式去接受所与”（同上）。

“濠梁之辩”包括“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和“庄子如何知道鱼是快乐的”，金岳霖所说的“人乐鱼乐”问题是前者的解释问题。下面，我们引用《知识论》中的相关内容来勾勒出一个回答。

首先，金岳霖的知识论学说认为：

我们有知识，我们底知识论是理解知识底学说；我们不能把知识这一对象中任何部分抹杀下去，这一对象中有知者，有被知者，而被知者是独立存在的外物；对于此独立存在的外物，我们有共同的客观的知识。（金岳霖，1983年，第72页）

其次，关于知识论中作为出发方式的人类中心观或自我中心观的立场，金岳霖是持不同意见的。他认为：

假如知识论是研究知识底理底学问，知识论似乎不应该限于人类底知识。理既是普遍的，则知识底理不只是人类底知识底理而已。别的类底知识，假如有的话，也有同样的理。知识论底题材虽然难免不取自人类底经验，然而立论总不应该限于人类。（同上，第82页）

为了解释中国古老传统中那些“赏心悦目”的思想的合理性，他认为，对于前面提到的那种“不同的官能类的说法”，如果“站在超然的立场上，这说法根本不至于有困难”（同上，第127-128页）。这种“超然的”立场，就是“以正觉为中心观的知识论”（同上，第163页）。

金岳霖的《知识论》以正觉为中心，以命题“有外物”和“有官觉”作为出发点。“官觉是能随时以正觉去校对的官能活动”（同上），而“正常的官能者在官能活动中正常地官能到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即为正觉。……这里所谈的相当于英文中的Sensation或external Sensation，而不相当于具有Sense-data以为内容的活动。”（金岳霖，1983年，第125页）他进一步指出：

正觉是外物与官觉者二者之间底关系集合。这就是明白地表示正觉是关系集合，是复杂的事体；它直接地牵扯到外物和官觉者。……我们只讨论官觉类与官觉者及如何地就正觉底所与得到知识；我们不以任何某官觉类底官觉者，或某官觉类底某官觉者底立场为立场。（同上，第122-123页）

正觉的内容是呈现，呈现是客观的，而客观的呈现就是所与。在金岳霖的学说中，所与就是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如果表示正觉，则这一官觉者所得的呈现就是所与，而这所与就是一外物或外物的一部分”（同上，第124页）。这里的官觉者是某个n类中的某个m官觉者，R是正觉关系，是外物。知识是知识论的与料，而所与是知识最基本的与料，内容与对象在所与这里合一。此外，“如果甲觉中的对于X所得的呈现是类型的呈现，则此呈现为客观的。这可以说是客观底定义”（金岳霖，1983年，第147页）；也就是说，客观是类观，而客观的呈现“是同种中正常的官能者所能得到的正常的呈现。此正常的呈现即一所与相对于一种官能者底本来”（同上）。一方面，正觉的内容是官觉内容，而“知识底大本营是官觉经验，而官觉经验底大本营是官觉内容”（金岳霖，1983年，第27页）。另一方面，“知底对象是共相，觉底对象是殊相”（同上，第162页），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理”是共相（universals）的关联（relatedness)。举例来说：

假如牛见红果真生气，猴见红果真喜欢，则如果人真正知道“红”之所以为红，他不仅知道所谓红有光线如何，与黄紫底关系如何……等等底意义，而且有牛见而怒，猴见而喜底意义。他所知道的是共相底关联，不是某牛所见的某红呈现，或某猴子所见的某红呈现。特殊的呈现虽不同，而所谓红同一。共相底关联或理，是不同的官觉类底共同世界。（同上，第484-485页）

这段话中，所谓“红有光线如何”是对“红”的性质而言，所谓“与黄紫底关系如何”是对“红”的关系而言。不同的所与之间有区别，这种区别一方面依赖于性质而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关系。所与中当然有关系共相，所与所显示的共相总是现实所本来有的共相，这样的关系共相为收容工具所收容而成为关系意念或关系概念。同样，所与中也有性质共相。所与、共相、殊相与官觉者等等之间的关系如下：“官觉者收容所与之所显示的共相去应付所与之所呈现的殊相。大致说来这就是以所得治所与，或以官觉之所得还治官能底所与，或以经验之所得继续地经验。”（同上，第266页）所谓经验，按照《知识论》中的用法，就是以得自所与者还治所与。所以，对于“人乐鱼乐”这个问题，引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得了一个经验，使他感觉到极大的快乐，或者极大的忧愁，而这经验使他在生活上旁征博引，使他想，使他思，使他懂，使他在生活上发现某种意义”（同上，第326页）。张岱年说：“庄子肯定‘鱼之乐’，可以说是以类比为根据的直觉。人‘出游从容’，有一种乐趣；所以，‘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张岱年，第29页）《墨子》提出过“异类不比”，张岱年的这个“类比”之说，近乎金岳霖基于“官觉类”的“旁征博引”。这个学说应用到作为共相的“乐”，就可以理解金岳霖如何认为庄子的话确实说得“通”——知识论的目标就是“通”。只是需要说明的是，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明确指出过：

本书底主旨可以说是以官能之所得还治官觉，或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或去作更精确的经验。有所得才能还治，无所得不能还治。从有所得到还治底程序比较地复杂，本书一大部分就是论这程序。（金岳霖，1983年，第243-244页）

所以，前述对这一“程序”的说明，只是一个概要的解释，详情需阅读《知识论》。至此，“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这个命题之真得以解释。另外，“所谓有知识就是能够断定真命题”（金岳霖，1983年，第950页）[关于金岳霖为“知识”提出的这个定义的详细研究，参见郑伟平。（参见郑伟平，第111-116页）]，为了解释“我知之濠上也”、即“庄子在濠上知道鱼是快乐的”，需要考虑真之符合学说中的“一一相应”问题。庄子、濠上、鱼是快乐的等事体（event）或东西（thing）组成世界（world，或实在，reality）的一部分[金岳霖在其哲学体系中建立了一个“事体世界观”。（参见马明辉，第104-126页）]，命题“庄子知道鱼是快乐的”因为一一相应于世界（实在）的这个部分，所以是一个真命题。[安乐哲（Roger T. Ames）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cf.Ames）对金岳霖真之符合学说中“一一相应”问题的研究，参见刘新文。（参见刘新文，2023年，第121-122页）]至于故事中的庄子“安知鱼之乐”、即庄子如何知道鱼之乐，根据金岳霖的学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庄子知道鱼之乐”这件事的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金岳霖明确说过：

知道本身，就其在某时某地开始说——例如张三在某时某地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是事。这样的事是知识这一对象中最基本的事。在常识底层次上，它也是简单的事。假如我们问张三他知道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无论他底答语是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都已经满足了。在常识这一层次上我们也许会追求这件事底历史，问张三“怎样知道”。这个“怎样知道”和知识论不相干，它不是知识论所要讨论的怎样知道。知识论底兴趣不在张三底知识底历史而在知识底普遍的理。（同上，第91页）

这样，通过从金岳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濠梁之辩”涉及到的认识论问题的解释，知识论要在事中去求普遍的理这个观点得以说明。理是共相的关联，根据《知识论》，“理总是寓于事的”（同上），根据《论道》，“潜存于事实之间的有共相底关联”（金岳霖，1987年，第12页）。《论道》和《知识论》分别阐述金岳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至此，“濠梁之辩”的解释体现了金岳霖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统一。

四、结语

虽然“哲学”和“哲学家”两个词的使用比较含混，但在历史上，哲学家们往往通过建立哲学体系，或者对哲学问题不断提出新的回答，推动着哲学的发展。金岳霖说，《知识论》这部书“所代表的知识论只是理解承认了之后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论在近代似乎是正宗的知识论”（金岳霖，1983年，第42页）；在这个完整的知识论体系中，他回答了哲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包括“人乐鱼乐”这个普遍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近年的工作也反映，金岳霖对“鱼之乐”问题的回答具有普遍意义。

金岳霖的《知识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还在写作的时候，贺麟等人根据公开发表的章节对这一工作作出了高度评价（参见贺麟，第31-34页），正式出版以来，研究成果更见丰富多彩。但是，从金岳霖哲学体系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中和哲学史上的那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就“鱼之乐”问题提出了近似金岳霖“不同的官能类”这个概念的观点。例如，陈汉生（C.Hansen）认为，庄子所持立场是一种视角相对主义（perspectival relativism），这一立场并没有假设完全第一人称的认识论标准。（cf.Hansen，p.148）陈汉生这个观点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庄子和惠子的核心关注点并不是人类判断的认识论标准，比如，康托尔（L. Cantor）认为在庄子和惠子的这个对话中，“推论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对庄子认识论中特定种类视角（species-specific perspectives）的深刻洞察”（Cantor，p.219），这种视角是理解庄子所说“鱼之乐”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知识论》与《逻辑》和《论道》一起构成金岳霖庞大的哲学体系。在这些著作中，金岳霖力图在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参照下发展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同时，他又深受中国先秦诸子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影响，“即使在他的知识论中，金也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Zinda，p.180）。金岳霖为知识理论提出的“正觉中心观”学说，对“濠梁之辩”的认识论回答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这里的形而上学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他明确提到：

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从知识这一方面说，分开来说的道非常之重要，分科治学，所研究底对象都是分开来说的道。……可是，如果我们从元学底对象着想，则万物一齐，孰短孰长，超形脱相，无人无我，生有自来，死而不已，而所谓道就是合起来说的道，道一的道。（金岳霖，1987年，第17-18页）

所以，“正觉中心观”学说的形而上学背景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学说是一个综合的、无所不包的学说，而在这个学说中，“最高、最广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金岳霖全集》第6卷，第380页）。金岳霖一直推崇“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其《知识论》又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回答了“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为参与普遍哲学话语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从世界哲学的工具箱中同时找到并运用了西方和中国元素，这个工作“不仅没有破坏中国本土思想的独特性，反而突出了中国思想更为广泛的知识前景”（刘新文，2024年，第43页），对于中西哲学互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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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岱年，1993年：《庄惠濠梁之辩》，载《群言》第4期。

[14]《张申府文集》，2005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5]郑伟平，2023年：《论金岳霖的知识三元定义》，载《哲学动态》第11期。

[16]Ames, R. T., 1998, “Knowing in the Zhuangzi: ‘From Here, on 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Hao’”, in R. T. Ames (ed.), Wandering at Ease in the Zhuangzi,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7]Cantor, L., 2020, “Zhuangzi on‘Happy Fish’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Knowledge”, i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8(2).

[18]David, M., 2014, “Truth as the Primary Epistemic Goal: A Working Hypothesis”, in M. Steup, J. Turri and E. Sosa (ed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2nd edition, West Sussex: Wiley & Sons, Inc.

[19]Hansen, C., 2003, “The Relatively Happy Fish”, in Asian Philosoph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of the East 13(2/3).

[20]Zinda, Y. S., 2012, Jin Yuelin's Ontology: Perspectives on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原载：《哲学研究》2025年第3期

来源：哲学研究公众号2025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