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作为当代情感研究的一个领域, 广义上是指感官体验。从德国美学传统来看, 当代审美理论研究经历了从17世纪中叶鲍姆嘉通对美学的第一次阐述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确立, 再到马克思历史唯物辩证的哲学体系形成。正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一般, 马克思的审美理论同样批判地继承、发展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 特别是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扬弃。总的来说, 马克思在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中, 颠覆性地确立了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现实路径和规律, 其间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等多方面的价值判断, 建构了马克思情感理论研究逻辑和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一基于“现实”的价值“批判”, 使得马克思的情感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中饱受非议。导致当代西方众多关于情感研究的文本中, 对马克思作品的解读明显缺失。尽管如此, 诸多当代哲学理论的提出与建构都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础之上。不得不承认, 马克思情感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性框架, 为福柯、德勒兹、伽塔利情感理论的主体性反思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沿着德国美学理论脉络, 探索马克思情感理论与德国传统美学之关系, 明确马克思情感理论之特色, 发现马克思情感理论对西方当代美学理论发展之影响。

一、德国美学传统关于“美”的自然性解读

Aisthêsis (美) , 一词形成于古希腊。词源学上看, Aisthêsis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希腊语意指“呼吸”。由发展而来的Aisthêsis也承袭了这一含义, 可理解为以呼吸关系为核心的“美”, 而逐渐发展出“美”的广义理解, 即“与物质对象的感官互动”。基于词源学解读, 《美学百科全书》中对“美”做出解释:“事物会自我呼吸, 我们会自我呼吸,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 ‘美’也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1]在这里, “美”确立于“呼吸”之上, 借呼吸过程, 主体与世界相互交互。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成为自然、和谐关系的主导者, 并不断通过这一过程实现自然和谐关系的延续。由此形成源于主体需要的追求, 而这一追求从感官上来说使主体感到满足形成最初意义上的“美”。正是主体对“美”的不断追求填充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间隙, 并以此创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流动、流通和相互渗透。也就是说, 古希腊时期对“美”的理解关键在于人类灵魂本身与自然和谐的需求所产生的共鸣体验。总的来说, 古希腊时期针对广义上的“美”进行阐释和解读, 其理解远未及亚历山大鲍姆嘉通所理解的人类感官知觉的范畴, 也未深入至现代艺术观所提倡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但不可否认, 对“美”的原始理解, 即将“美”理解为感性经验的愉悦, 为探索人类和发展感官知识提供了一种途径。

17世纪中叶, 针对“美”的探索和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突变。古希腊时期, “美”被理解为人类灵魂本身与自然和谐的需求所产生的共鸣体验, 停留于主体愉悦感受的探索与满足。在主体追求“美”的感官的具体化和多样化的过程中, 针对“美”的理解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使其发展成为一个富含主体与客体的知识规则的理论体系。

康德美学开启了这一根本性突变。康德美学在主客体之间、思维个体与经验基础之间的规律性和普遍性解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通过《判断力批判》中对判断力与自然目的之间关系的阐释, 康德指出“规定的判断力”旨在根据概念进行判断是一种知识性的判断, 强调了知识性判断的合目的性, 而“反思的判断力”则是从眼前具体事物出发形成的思考, 与知识无关, 是一种审美判断, 体现的恰好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思考。这样, 他就将审美与判断力机能联系起来, 将“反思的判断力”与“规定的判断力”联系起来, 利用合目的性的“规定的判断力”去审视无目的性的“反思的判断力”, 探索两者趋于一致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愉悦感, 而这一愉悦感则正是“美”的抽象, 这一体验过程则构成了审美活动。之后, 康德论述了主观体验的共识性问题, 意图将具体而个别的主观艺术体验发展为超越特定关注的共通感, 主张一种可以作为体验的客观基础的普遍性。对于康德来说, “与意识到自身中脱离了一切利害的鉴赏判断必然相联系的就是不带有基于客体之上的普遍性而对每个人有效的要求, 就是说, 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是某种主观普遍性的要求”[2]46-47。这样, 在康德那里审美活动的功能性突破狭隘的主观经验或感官体验的理解和追求, 审美活动的功能也不仅仅是让人们产生一种“共通”的感觉, 而且能够使他们自发地, 不被目的驱使着去创造这些能力。在康德看来, “惟有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因为没有任何利害、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2]45。这样, 康德美学通过无目的性使它能够将主观性与客观性联系起来, 创造出一种主观的普遍有效性。通过对审美活动无目的性的论述, 康德从理论上将美感与生理快感和道德美感区别开来, 赋予当代美学研究一个全新的对象和起点。

席勒美学则推动了现代美学的辩证性发展。在席勒《美育书简》中, 他把“美”定义为一种调解机制。这种机制既包括调解感性冲动, 即人对更大更具体事物的追求;又包括了调解形式冲动, 即人对更大更抽象事物的追求。同时, 他也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即“通过美把感性的人引向形式和思想;通过美使精神的人回到素材和感性世界”[3]97。在席勒看来, 正是“美”实现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对象化, 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对客体提出“美”的价值要求, 使客体成为主体的抽象化、感性化和精神化, 这就是“感性冲动”;同时, 在客体实现“美”的过程中, 主体实现由精神追求向现实改造转变, 使得主体的抽象化、感性化和精神化回归物质客体, 这被理解为“形式冲动”。借此, 席勒美学呈现出一种辩证法的初生形态, 它肯定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间的对立, 保留了二者间的差异。“这两种冲动相互作用的概念, 在这里一种冲动的作用同时就奠定和区分了另一种冲动的作用, 每一种冲动正是通过另外一种冲动的活动而达到它的最高表现”[3]73。因此, 席勒对美学的思考勾勒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感觉和思想之间的否定性。

黑格尔明确将美学定义为哲学的“一个部门”, 提出针对美学的学科化和理论化研究要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因为‘美学’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就是取这个意义, 美学在沃尔夫学派之中, 才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科学, 或则毋宁说, 哲学的一个部门”[4]3。他描绘了审美的适当领域, 在更广义领域中使用的必要性, 认为审美不仅仅是艺术领域。此外, 黑格尔还将美带入了社会领域, “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 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 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着较高境界而且由着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 才真正是美的”[4]5。对黑格尔来说, 感性认识问题与理性思维的关系显然成为了一个必须从社会角度来理解的问题, 这便把我们引向马克思的深刻见解。

综上, 17世纪中叶美学虽然实现根本性突变, 对“美”的理解和思考超越了人类简单的生理快感和道德美感, 使得“美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提出其研究的学术化和系统化要求。尽管康德强调了审“美”活动的“共感”和普遍性, 黑格尔提出审“美”不应局限于艺术领域, 但是大多数美学家仍然是从艺术领域理解审美, 是对“美”的自然属性的理解和总结, 所以审美观主要也是针对较高艺术领域而言, 是自然之“美”的一种理论延伸和发展。

二、马克思关于“美”的社会现实性解读

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美学”一词, 但在其作品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强烈而深刻的价值批判, 这种批判体现了美学传统的批判性, 尤其表现出对黑格尔美学社会性理解的继承。马克思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 将“美”置于活生生的现实或生活实践之中来讨论, 进而探讨人的存在状态和的人的价值。马克思文本中包含的对“美”的理解洋溢着基于现实社会的认知、评价和批判, 使得“审美”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 而且拓展至整个感性和肉体的知觉范畴, 实现关于“美”的理解的自然化向现实化的转变, 从社会现实性角度提出对“美”的深入理解, 并建构马克思的审美观。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一书中。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 “美”源于劳动、实践基础之上, 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通过劳动和实践, 客体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对象化, 即成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 在主体对客体的感觉中产生出审美的感觉。如马克思所言:“人不仅通过思维, 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种“肯定”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对人的自由的感性现实的肯定, 即审美的感觉。马克思首次把“美学”置于劳动、实践的现实基础上, 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 这是自鲍姆嘉通创立美学以来, 所有美学家都未曾认识到的。[5]

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将私有财产问题置于人类感官活动领域中, 使其成为一个美学问题, 亦或是情感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资本家具有对资本和劳动产品占有的绝对权利, 这使得对物的占有成为考察人主观感受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私有财产问题就被置于人类感官活动之中, 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不仅如此,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劳动的自由本质被异化, 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 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 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91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使得产品的生产者不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更会受到源于自己劳动产品的压迫, 痛苦不堪的主观感受替代了幸福满足。对此, 马克思论述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93这样,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 只有在不劳动时才感到快乐, 而劳动不再是自愿的劳动, 而成为强制的劳动, 这便是劳动异化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为了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复归, 必须废除异化劳动的前提, 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此, 马克思在《手稿》中, 特别考察了废除私有财产对人类感官的影响。在私有财产中, 问题恰恰在于“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因此, 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 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 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7]303-304。这里,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后, “美”的感官体验的异化过程。由于劳动的异化, “美”不在表现为自由的本质, 而被对产品的拥有感而取代, 这引起人对世界的感官的异化, 从而导致人对世界的审美感觉的异化。在原始生产行为中, 人类不仅生产其生活资料, 而且生产人类本身。然而在私有财产的生产下, 这种人类自身生产被社会的物化所替代, 这种物化扭曲并阻止了人类感官活动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发展。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 这一切异化才能得到纠正。通过这一观点, 马克思充分揭示出人类审美情感的物质性和现实性基础, 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基础与艺术、审美的关系, 强调其审美理论的物质性、现实性基础。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艺术、审美的关系应该归结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分析了人类生产的两个方面:“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9这里, 马克思分析了人类生产的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指明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精神生产过程中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强调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正如他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9随后, 他特别强调说,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一定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是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精准考量的物质性变革;一是用于克服前一种变革而形成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这里, 他明确阐明了经济基础与艺术和审美的关系。随着物质生产不断的发展, 人们日渐满足的物质需求反而衬托出精神需求的巨大匮乏, 物质变革基础上的精神变革呼之欲出。在马克思那里, 审美与艺术是人类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和结果, 能够表现的审美以及与审美相关的种种观念, 是经济基础反映。审美与艺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关于审美和艺术的精神需求才能得以实现。

三、马克思审美视阈中情感的“现实”转向

传统的审美观念是一种感性试图与肉体存在的差异性顽抗斗争的尝试, 是一种拒绝温和地融入理性之中的尝试, 这种尝试与当代情感理论高度契合。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对情感的定义是:“情感是发挥影响的身体与受影响的身体之间相遇时的状态”[9], 认为情感不属于个体或是审美主体的情感。在当代情感研究中, 审美主体大多停留在“抽象的人”, 被伊格尔顿描述为“理性的假肢, 将一种罕见的启蒙理性延伸到其无法触及的重要领域”[10]。又如阿多诺所言“审美经验就是经验某种精神本身并不提供的东西, 它既不在外界, 也不在自身。它是可能的、尤其非可能性所允诺的东西。艺术是幸福的允诺, 一种经常被打破而不能实现的允诺”[11]。对马克思而言, “美”不是主体抽象的精神活动, “美”的主体更不是简单的“抽象”存在。“美”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感受, 而现实的人则必然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性基础之上。

(一) 马克思“美学”实现审美主体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德国古典美学, 即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发展依托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和发展, 这使得其理论缺陷和弊端也具有一致性。无论是德国古典美学还是哲学都产生于封建主义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进化过程中, 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意识的系统与理论化, 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主张。资产阶级对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乃至经济利益的要求都是建立在“人权”平等基础之上, 而他们观念中的人权主体是摆脱宗教束缚的自然“人”, 是具备理性思考的自由之个体。他们过分地夸大理性、感觉、意志、情欲等精神因素在人性中的体现和作用, 视其为人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内核, 并以此解释社会与人的理论, 从而导致主体成为“抽象的人”。这就使得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主体表现为关注和彰显其自然性的“抽象的人”。正是在这样的主体认识上, 德国古典美学形成了康德关于“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之区别的思考, 并在此基础上对美感和生理、道德美感相区别, 最终发展成为黑格尔对美学学科化和体系化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抽象性原则进行了批判, “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 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 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7]29这里, 他们明确指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缺陷, 即脱离“粗糙的物质生产”来认识存在, 将存在理解为一种抽离主观感受、摆脱实体束缚甚至可以独善其身的精神对象。而这种漂浮在“天上的云雾”中的精神对象也正构成了德国古典美学之审美主体。马克思主张实现人由抽象向现实的复归。《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借此提出针对“人”的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 任何个人的肉体组织总是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 而在个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 形成特定的生产方式, 进而发展成形式各异的所有制关系。他强调说:“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 而是现实中的个人, 也就是说,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7]29通过对社会结构和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考察, 马克思得出结论:“现实的人”, 能够自由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 是一切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创造者。然而, 在私有制发展的过程中, 个人那种自由积极参与生产的主观快乐被私有制度所异化, 人的快乐不再源于劳动的自由本质, 而来源于对物的占有的肯定和满足。借助对“现实中的个人”的分析, 马克思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物质性基础。之后, 马克思论述了个人与意识观念的关系,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 从事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 (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 的制约。”[7]29这里, 他指明了人作为主体形成观念意识, 而作为主体的人则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并且受到生产力及其交往发展“制约”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 “人”作为一种主体存在, 无论从实践角度还是认识角度看, 都一定要遵循“物质性”、“现实性”和“社会性”基础。这样, 从德国古典美学到马克思情感理论的发展, 审美主体“人”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二) 马克思“美学”实现审美方法由“唯心主义抽象”向“唯物主义具体”转变。

情感研究中, 审美观念的形成被理解为,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日益抽象化的理性思维与其肉体感官分离所产生的结果。在《情感理论读本》中, 作者强调“情感是指身体属于的另一个相遇的世界, 或言之, 世界源于相遇的身体”[12]。这里, 作者生动地揭示出作为理性思维的情感外化于主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 也正好是大多数哲学家认识主观感受的一个过程, 理论化后便成为“美学”理论体系中的审美方法。情感理论研究, 就审美方法而言, 是指思想中不可想象之处的反思, 实质上体现为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德国古典美学虽然不断发展, 但终因受制于时代特性无法突破唯心主义抽象的研究方法。而马克思主张的审美方法形成于总结主客体关系和规律的过程中, 是其认识规律在情感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这使得马克思情感理论包含的审美方法冲破“唯心主义抽象”的局限实现“唯物主义具体”的飞跃。他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7]29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上, 他阐释了认识源于物质, 观念是物质关系产物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样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确立了主客体间基于实践之上的认识关系, 主观统一与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 马克思在批判私有制度的过程中, 自觉实现了理论体系由“天上的云雾”中落入“粗糙的物质生产”, 而从其包含的情感理论也实现了审美方式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 美学作为一门感性学科的基础必须是一门社会学科, 而这一学科正是通过对商品形式的思考而得以实践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 运用了视觉和商品形式之间的类比, 首先把商品解释为把劳动的社会性质转化为劳动产品的客观性质的一种形式, 解释了商品的神秘性质:“劳动产品成了商品, 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 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 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13]89。在视觉领域中, 物体之间传输的光的客观运动被描述为物体之间的物理关系, 而视神经的激发产生主观激发, 然而这种主观激发被感知为眼睛外部事物的客观形式。在商品讨论和视觉讨论之间, 视觉是如何产生感觉的东西, 同时又是超感觉的?主观的观看方式是基于客观感觉的东西, 同时又超感觉, 即社会性。马克思接着指出, 商品的形式中“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 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3]90。事物之间的物理关系被纳入主观经验领域;在私有财产生产过程中,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以商品的形式具体化。

不仅如此, 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将私有财产问题置于人类感官活动领域中, 使其成为一个美学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马克思揭示出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以及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本质的异化, 即人在劳动中难以体会到自由劳动带来的快乐, 而是被无法左右自身劳动产品的苦恼和为生存而劳动的被动性所困扰。从情感理论的角度看, 这也是一个审美过程的扭曲和异化。为此, 马克思探讨了废除私有制问题, 不同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不再满足于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批判性空想, 马克思要求具体的实践性改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也就是说, 揭示和批判劳动异化的基础上, 马克思形成了科学化、系统化的主客体关系和规律的认识, 不再像德国古典美学中针对客体进行简单抽象的评价和判断, 而是深入本质的具体的认知和批判。基于上述方面的考察, 马克思在其情感理论中实现了审美方法由“唯心主义抽象”向“唯物主义具体”的转变。

(三) 马克思“美学”实现一般美学理论“认知”性向科学理论“武器”性的转变。

较之于马克思情感理论, 德国古典美学追求的是对“美”的抽象性、概念性研究, 为了达到实现感性与理性结合中的自由, “美”学上升至科学研究的范畴并获得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 马克思并未明确论及“美”或“美学”, 他的情感理论包含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之中, 要求废除私有制, 废除私有观念, 彻底变革旧生产关系。为了肃清黑格尔哲学对自己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4]。这里, 马克思将自己的学说定义为“武器的批判”,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物质性, 这一理论不仅仅用于学术研究和讨论, 更应直击社会生活的根本, 因此而成为攻击私有制度的“武器”。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物质性, 黑格尔及之前的理论多数停留于学术研究和探讨层面, 其作用也局限于理论间的“批判”, 正因此, 马克思强调其“批判”性而非“武器”。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情感理论既然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同样具备了这一“武器”特点。可以说, 马克思对“美”的理解和探索, 不再满足于主体感受的认知和评价, 而是为了通过对主体感受的认识和判断, 寻找一条主体自由发展之路。这样, 马克思“美学”实现了由一般美学理论的“认知”性向科学理论“武器”性的转变。

四、结语

当代情感对审美的研究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视野之下, 是一种异化了的审美, 是一种非历史、非现实的幻像的审美。解构了人的主体性、审美主体的现实性、审美方法的同一性以及审美目的的实践性。马克的审美观念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上。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审美观从唯物的、辨证的、实践的角度科学地回应了当代情感研究中的审美领域, 使审美的主体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 在审美方法上实现了由“唯心主义抽象”向“唯物主义具体”的转变, 并将审美的目的由“解构”向“批判”转变。在当下对情感的研究中, 引入对马克思审美观的考虑, 丰富了当代对情感研究的内涵, 实现情感的现实转向, 在审美研究中回到社会现实, 才能在时代的语境中实现审美观念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和正确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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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贵州社会科学》 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