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最早是通过马克思的哪本著作或哪篇文章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呢？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是以哪些形式呢？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根据目前能够见到的史料，1899年，先是在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的《大同学》最早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介绍了他们的学说。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开端。具体来说，“马克思”这三个字第一次出现于汉语中，是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和现在使用的译名是完全相同的。恩格斯的名字首次出现于汉语中，是在5月份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写作“恩格思”。《大同学》蓝本是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也译作企德、器德、颉德等）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翻译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蔡尔康。《万国公报》1899年的月平均发行量超过3000册，《大同学》初版印了2000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辐射到一定范围。

《大同学》第一章摘译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学界通常认为它根据《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内容编译而成。特别是第一句话，通常被认为对应的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根据笔者的考证，这段译文不太可能出自《共产党宣言》，因为原著中根本没有提到这部著作，它引用的主要经典是《资本论》第一卷，所以笔者推测这段译文也是出自《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首译的殊荣应该归于《资本论》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片段首次被翻译为汉语是在1905年。《民报》第2号登载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里面的“十条措施”。

20世纪头20年甚至头30年，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国是日本，所以日本也就自然成为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其他渠道有法国、俄国等）。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欧美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很多是从日语转译的，包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一时期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含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的介绍。马君武是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且取得很大成绩的留日学生之一。1903年2月，《译书汇编》发表了他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该文附有一个“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其中提到“马克司所著书”五种，分别为：《英国工人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部著作并非马克思所著，而是恩格斯所著，后来翻译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著作名称与现在使用的译名相同。这五部著作可以看作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窗口。当然，它们一开始都是以摘译、节译、编译的形式出现的。

从传播的载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可以说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译著传播，二是通过中国人写的研究性著作传播。根据现有资料，梁启超是最早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写作“麦喀士”）名字的中国人。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介绍：“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2、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视马克思的哪部（篇）著作，为什么？有哪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翻译被广泛使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译法反映了怎样的意识形态诉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为重视的马克思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宣言》。为什么呢？因为前者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命题，可以直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而后者里面的“十条措施”，是用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所以暂时还用不上。

“两个决不会”的具体内容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陈独秀根据“两个决不会”，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第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但不可挑战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现在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不能再按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无产阶级再发动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两个决不会”适用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适用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血的教训，才认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译文，与原文意义有出入，原因比较复杂。部分可归于语言差异，部分可归于翻译时缺少反复推敲打磨，部分可归于意识形态因素。我就这三种情况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种情况，例如“无产阶级”的翻译。无产阶级，proletarians（德文Proletarier）,马克思主要理解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但在汉语中，它除了有上面一层含义外，还通常指“没有财产的阶级”。现在有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车有房，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按照马克思的标准，他的无产阶级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因为车子房子，只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意义，在汉语中，出现了泛化的情形。

第二种情况，例如“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句的翻译。1850年2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时评》，其中的一句话，“Chinese socialism may, of course, bear the same relation to European socialism as Chinese to Hegelian philosophy”（原文为德文，此处引英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翻译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这里的“具有共同之点”是原文没有的。根据上下文，此处强调的是“两者差别巨大”。可以说意思刚好相反。中文第二版的译文是：“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已将“具有共同之点”删除。

第三种情况，例如“消灭私有制”的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之句。“消灭私有制”，在《宣言》英文版中为“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在德文版中为“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除了可以翻译为“消灭私有制”外，还可以翻译为“消灭私有财产”。“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显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后者指的是“属于私人的财产”，既包含生产资料，也包含生活资料。“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的翻译还要复杂，因为“Aufhebung”除了可以翻译为“消灭”，还可以翻译为“扬弃”（英文的“abolition”仅具前一种意义）。扬弃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这四种译法究竟如何取舍，从历史上看，确实受到过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形态上的变化？有什么不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认识和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体系，也确实形成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认识和解释。这里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略加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初传中国之际，被当作某种社会进化论。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相异相通之处，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阶段的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些描述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所以，阶级斗争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例如，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讲中国有大贫、小贫之分；梁漱溟则把中国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五四运动之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等人；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胡汉民等人；有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师复等人；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江亢虎等人。无论哪一派，都并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服膺马克思主义，强调根据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唯物史观，特别是经济史观，人的能动性受到忽视。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一种单独的理论，停留在唯物史观之外。李大钊提出过著名的“鸡子喻”。“‘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内核仍然是进化论，它强调社会的演进按部就班，不能躐等，不能跨越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国是否一定要经过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否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是否具有这个能力？无产阶级能否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并谋求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本本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经典，面向中国现实，大搞调查研究，弄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唯物辩证法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动力、方式问题。于是，强调“变化”的“新哲学”悄然登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也随之改变。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取代唯物史观，成为主流。新哲学把阶级斗争理论纳入唯物史观体系，从而更好地处理了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1938年，随着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传入中国， 新哲学的内容和结构也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语境之中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其后又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这两种理论形态都拓展了对于人的存在论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既往教科书“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其积极成果已被目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吸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演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以历史与逻辑的动态统一为原则，塑造国家哲学，讲好中国故事。 

4、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它特定的内涵与标准。大众化，不仅是说它传播广泛，而且是说它真正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内容上已经简易化、通俗化、实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的。虽然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将近30年。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只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信仰它，所以根本不屑于发动群众，也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动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认为有马克思、列宁的遗教，有共产国际的领导，只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就可以了，所以也不重视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装。尽管瞿秋白1923年就在上海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它并没有对中国革命进程造成实际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再度凸显出来，引发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的思考。谭辅之指出：“自一九二七而后，政治活动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就转到学术思想的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审，则感觉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这时又深深感觉到旧的理论已成窳腐，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这里提到的“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斯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新哲学在当时流行的程度。

为了更好地在民众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很大贡献的艾思奇、沈志远、柳湜等学者都是社联会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把“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作为社联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提出之始。与“大众化”类似的说法有“通俗化”、“普及化”、“群众化”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形式丰富多样。除了借助报刊、书籍、传单等媒介进行的图文宣传（体裁方面可以是通俗化的理论文章，也可以是小说、诗歌、散文）之外，还有借助学校、社团、集会、讲坛等平台进行的口头宣讲，以及借助各种艺术手段（传统艺术手段与现代艺术手段，例如民间说唱、地方戏、歌曲、舞蹈、朗诵、活报剧、话剧、电影等）进行的表演宣介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上、内容上贴近群众生活，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 

5、哲学需要大众化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本质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才能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哲学是否需要大众化，不能一概而论，这既与哲学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有关。哲学通常被认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形而上学一度是它的典型形态，关心世界的本原、本质之类的问题，好像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统一的。所以，“形而上者”也就与“形而下者”建立了联系，成为后者的根据。不同的哲学，秉持的理念不同，处理的主题不同，使用的术语不同，凭借的方法不同，大众化的需求、能力、程度也并不一致。同样是汉传佛教的宗派，同样有大众化的需求，玄奘的法相唯识宗专注于认识论的名相分析，忽略了它的教化、救赎功能，所以传之不广，而慧能的禅宗把佛教简易化、生活化，强调觉悟即可成佛，所以能够吸引大批信众。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本质，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武装群众，为他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并通过知行合一的转换，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具有强烈的大众化需求，也具有强大的大众化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也就是以实践为导向和旨归，所以必须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道理，是一种彻底的、具有说服力理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经过简易化、通俗化、实用化（应用化）之后，完全可以被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所掌握。

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在不断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什么时候认识了规律并遵从了规律，则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就会顺利；什么时候摸不清规律或者违背了规律，则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重大损失。我们身处“新时代”，它是怎么来的，所处历史方位如何，未来前景怎样，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只有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第二个重点是科学思想方法。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等。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善于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工作和事业。 

6、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中哪些人群在发挥着作用？大众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化的过程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动者，既有高瞻远瞩的政治领袖和党内理论家，也有心系天下苍生的知识分子和职业哲学家，也有处在实践第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延安时期，他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群众，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前身为“红军大学”）授课。他讲课的语言诙谐风趣，生动形象，结合身边的事例，深入浅出讲明高深的道理，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内容编写而成的《实践论》《矛盾论》，依稀可见这种风格。整风文献《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支持和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知识分子改造、批判唯心主义、工农兵学哲学等运动和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较高程度的普及。

知识分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力军。在他们为大众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恐怕要数《大众哲学》了。《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1934年11月起开始在《读书生活》半月刊连载，1935年结集出版。1936年出第4版时易名《大众哲学》。至1949年，共出32版，可见影响之大。“一卷书雄百万兵”，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除《大众哲学》外，民国时期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品。例如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哲学概论》，沈志远的《新哲学辞典》《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陈唯实的《通俗唯物论讲话》《通俗辩证法讲话》柳湜的《街头讲话》，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有李达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潘梓年的《大家来学点儿哲学》、韩树英的《通俗哲学》、王伟光的《新大众哲学》等。

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受众、客体，也是重要的主体。过去，我们谈到大众化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政治领袖的推动、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充分注意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们结合生活经验学习、理解、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学会弹钢琴”、“摸着石头过河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来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通俗表达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命题。笔者曾经到“中国农民哲学村”——浙江江山勤俭村做过调研。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全国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典型。村里的农民非常善于结合当地的民谚俗语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例如，用“大石头离开小石头砌不成墙”讲矛盾的统一性，用“一把锄头两股劲”讲矛盾的斗争性，用“毛毛雨湿衣裳，不注意上大当”讲量变引起质变，等等。从哲学的大众化到大众化的哲学，只有激发大众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表现在：首先，两者开始的时间不同。中国化在先，大众化在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与解释，往往先由知识分子完成，然后再根据需要做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在实践中取得的理论创新，往往先由政治领袖和党内理论家进行总结，然后再推广到民众中间。其次，两者侧重点不同。中国化强调语言符号的语际转换与理论成果的原创性，而大众化强调语言符号的语内转换与理论成果的普及性。联系表现在：首先，两者存在交集。它们都借助民族形式，都结合中国文化，都联系中国现实。不少作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作。其次，两者相互促进。中国化为大众化奠定了基础，大众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支撑。中国化的成果，包括经典的翻译、理论的创新等等，为大众化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大众化的独特语言表达和思想内容，则为中国化注入了充足的“养分”。 

7、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吗？中国化的标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因为原来的“外国话”变成了“中国话”。翻译不仅是语言能指的转换，也是语言所指的转换。也就是说，原文的语言在转换为汉语的时候，意义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被翻译为汉语之时。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刚刚中国化，就马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形成了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可以说是双重的。一种是语言符号的标志，一种是理论成果的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定义更多考虑了“两个结合”过程中理论的创新。由于包含了原创性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和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9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大同学》发表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初传期。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孤悬于中国现实与中国文化之外，故可以称作“孤悬期”或“前结合期”。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时期。1899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虽有一些党派和政治人物进行研究，但拒绝实践。1919年到1927年，共产主义者于传播之中试图应用，但理解浅显又照搬照抄，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第一个结合”尚且未能做到，遑论“第二个结合”了。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第一次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可称为“第一次结合期”或“结合一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尝试过第二次结合，为后来的探索积累了经验。第三个时期是从1978年到2012年（十八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第二次结合，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可称为“第二次结合期”或“结合二期”。第四个时期是从2012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第三次结合，诞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可称为“第三次结合期”或“结合三期”。 

8、两个结合始于什么时期？我们是如何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两个结合并不是同时开始的。第一个结合要早于第二个结合。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领导权问题、军事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响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体现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思考。稍后，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这篇文章中，蔡和森更加明确地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反对照搬照抄西欧模式的“二次革命论”，也反对照搬照抄俄国模式的“一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他视陈独秀为中国的孟什维克派，因为两者都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截然分开，中间横插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等到经济条件成熟以后进行，而缺乏从民权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蔡和森对瞿秋白主张的由民权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也进行了批评。因为中国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俄国那样快。“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不够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所以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

注重辩证法，注重调查研究，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思想界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反对本本主义》（初名《调查工作》）在理论上比较圆满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真正了解中国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至列宁主义）恰好做了我们进攻敌人的工具。这个工具合用得很，别的工具不合用，我们欢迎这个工具，反对别的工具，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如果马克思主义被实践证明是对的，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如果它与中国实际情况不合，我们还在坚持，那就变成了“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颠倒了经典和现实的关系，由“现实围着经典转”改变为“经典围着现实转”，所以，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二个结合大约开始于1936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一直持比较激进的批判态度。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借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提出建立所谓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推行奴化政策，为其军事目的服务。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也对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定因素加以利用，大讲所谓“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这些新情况，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讲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继续推进民主与科学启蒙，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知识界、文化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提出的口号非常具有代表性：“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都体现了新启蒙运动的成果。 

9、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比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吗？ 

马克思认为，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而不是历史哲学。历史科学是有条件的，当运用于不同的历史环境，模型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历史哲学是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各国实践过程中，必然要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与各国的现实相结合，与各国的文化相结合。如果这种结合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必然会产生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曾经发生激烈论战。我们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被有的国家指责为修正主义。发展还是背离？在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一文提出三个基本标准。一是人民立场，二是决定论观点，三是唯物辩证法。只要同时坚持了这三条，就是发展，而不是背离，就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关于人民立场，此处略作补充。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如果一个主义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那它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无产阶级一定会获得解放，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论证了这个目标的真理性，并且指引着人民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民被赋予了阶级属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分析的基本工具。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存在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就存在不同阶级成份。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阶级分析工具并未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国体决定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有相当比例。人民涵盖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所谓敌人，也就是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祖国统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的好不好之分，只有具体的适合不适合中国之别。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过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例如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第一阶段）、按需分配（高级阶段）等等。但这些设想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言的，并不适合像中国这样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比第一阶段更高的阶段。在“更高”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更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要比第一阶段“更好”。但是，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状况，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更高”，它就不等于“更好”。实际上，离开了“适合”这个前提条件，也无所谓“更高”。“大跃进”时期，脱离了生产力状况，要求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怎么样呢？如我们所见，是一场灾难。“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认识重新回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轨道上来，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事业新局面。现在，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它最适合中国国情，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它也就是最好的。

原载：微信公众号“俯仰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