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经历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日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他们的民族复兴思想和道路探索均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只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指引，是由其理论本质与中国自主选择决定的。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实践参照，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民族复兴和拯救中国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推进，相应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宏伟目标。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鸦片战争是中华文明蒙尘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面对民族危亡，各种救国方案轮番登场，但都屡屡失败。中国需要科学理论解救民族危机，更需要能够凝聚最广大范围革命力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实践探索，改变了中华民族受压迫的命运，指明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与道路，开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图景。

一、民族复兴的艰难探寻与道路取舍

19世纪40至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均已清政府的战败收场，惨败的结局令西方资本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治侵略和文化渗透，封建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入侵和胁迫下越发腐朽落后，中国被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遇。开明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为摆脱列强入侵，进行了一系列的振兴尝试，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日维新”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进路在器物、制度以及思想的层面逐次展开。

第一，洋务运动的民族振兴思想与自救落空。

当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令古老中国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发动殖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殖民体系。当英国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在亚洲成功把古老印度纳入殖民体系后，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个殖民侵略对象。西方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鸦片战争是古老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分水岭和近代中国的历史转折点，在延续数千年古老封闭的农耕文明面对新兴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中，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由康乾盛世之强势转变为赔款割地之弱势，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欺凌入侵使陈旧腐败的满清政府处在外有殖民侵略和自身封建落后各半的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共同呈现出来， 近代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2

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近代化挑战和维护封建统治达成强兵富国目标，具有危机意识的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3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思想影响下，以“自强、求富”为主旨在西方军事装备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新式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创办，以及官办新式学校的创建等方面开启了一场得到封建皇权支持或默许的、由一部分实权派人物主导的自救运动。一方面，以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中国在近代属于被动卷入世界化的资本主义进程，但是洋务派尝试通过学习“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采用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制造舰炮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实现克敌制胜。同时，在创办军事工业中，与之配套的工业种类——采矿业、能源、交通运输业和各类民用工业等——逐步构成中国近代化工业体系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期达成自强富国的愿景目标。“洋务运动发展衍生的洋务经济，相对于封建体制下的封建经济拥有全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它孕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5另一方面，以封建地主阶级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是以维护和挽救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目的，这场民族振兴的自救实践注定落空失败。洋务派的振兴思想目标在于求得封建王朝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强”与“富”,从而解除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危机，其目标指向是历史的反动而非历史的进步，这构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族振兴思想最根本的局限所在。同时，洋务派仅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民族振兴的实践进路停留在“器物”层面，洋务派对自身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态度与顽固派是一致的，丝毫不触及清政府的封建社会制度，更意识不到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这场振兴实践并不能使中国走上真正的富强之路，伴随着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以破产而告终，民族自救走向失败。

第二，维新运动的制度变革妥协与民族觉醒。

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俄、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赔款割地导致的丧权辱国已危及至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关头，中国民众奋起抗击外辱。如果说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起点，甲午战争则是世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转折点。一方面，甲午战争使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转入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国外资本不仅直接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而且以公开的军事掠夺手段， 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清政府的孱弱无能把中国迅速推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远大于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逐步转化成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社会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同仇敌忾掀起爱国主义的救亡图存运动。

生死存亡之际，维新派作为新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爱国知识分子阶层意识到，洋务运动的自救思想和实业富国无法挽救“中国之弱之亡”6,只有通过“变法”“维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能挽救民族危机，消除外来侵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从早期维新思想宣传到康有为率众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纲领，再到“戊戌变法”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践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在经济变革层面，具有民族资本主义倾向的维新派要求清政府重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主张以资本主义经济改变中国落后状态和挽救清政府经济危机，提出以振兴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变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维新派整体在经济方面的思想着眼于商品的贸易流通领域，而非商品生产过程，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倾向。这是基于西方列强以商品输出的方式掠夺中国经济而采取的对策，洋务运动的“利炮坚船”抵挡不住经济豪夺，必须用经济的商战来应对。为此，维新派提出诸多变法要求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和奖励扶助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大力创建和发展生产进出口商品的工业以增加国家财富。这种社会背景使维新派只能为应对急迫的经济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方案，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系统的经济理论思想，更不可能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以变革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变革层面，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允许民众上书谈论政事，以民权平等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天下莫强焉”7。维新派的政治变革呼应了当时社会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发展需求：从主观需求而言，新兴民族资本家的产生尽管遭受封建官府与西方资本的双重打压，但这一阶层仍试图争取一部分话语权以参政方式借此登上政治舞台。从客观需求而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调整封建上层建筑的对它的种种束缚和严重阻碍，以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变革封建专制被维新派认定是国家富强之本和救亡之道，只有完整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保证发展民族工商业。正是在此意义上，康有为特别强调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和制定资本主义法律是维新变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尽管如此，维新派的变法却是在保留帝王皇权前提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包含了极大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在历经“百日维新”后被封建顽固派灭杀注定失败。在文化变革层面，维新派以“托古改制”方式变革中国传统文化，采用废科举、创报馆、广译书、办学堂等举措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相结合形成近代文化，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引证，公羊三世说体现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人类社会依次演进的三个阶段，孔子提出的治“据乱世”之法为《春秋》里的“大义”,而治“升平世、太平世”之法则是“微言”,康有为依据孔子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力证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实际是把孔子尊为维新运动的祖师，借助封建圣贤的力量鞭笞封建冥顽不化的思想，鼓励人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达成“太平世”的人类图景，从而论证维新派的政治思想和变法主张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振兴纲领与成败得失。

以托古改制为思想基础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失败后，寻求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之路的重任让位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和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王朝。这种历史角色的转换是由当时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构成的中国农民阶级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多次奋起反抗西方列强，却因阶级局限无法完成民族复兴的任务。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中国农民阶级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多次有影响的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起到了打击封建腐朽势力、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作用，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以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完成。然而，没有革命理论和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运动在遭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疯狂镇压后注定失败。另一方面，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的中国主权、领土和社会危机，意味着只有推翻封建专制才解除民族危机。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晚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军事、经济、政治和领土主权，旧中国彻底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庚子赔款造成的近十亿两巨额白银支出几乎掏空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役性质……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8为救国而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驳改良派的必然选择，革命派纷纷斥责清政府卖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提出以国民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相继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融汇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已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导力量，引领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以孙中山为先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振兴的理论指导和革命纲领。“民族主义”即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之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9尽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却具有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救亡愿望和为推翻满清政府而积极革命的斗争诉求，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各阶级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回答。“民权主义”即以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国民政府和共和政体，国民一律平等，共同享有一切自由和民权。“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孙中山指出，去除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能只靠民族革命来完成，颠覆君主专制政体只能由政治革命来实现，因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同时，在当时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必要是两次革命，两者并行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就如辛亥革命而言，既是反帝救国的民族革命，也是反封建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的政治革命，为此毛泽东大加赞扬，“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0。“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1“民生主义的办法，……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11资本主义发展和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根本问题构成的两个方面。解决土地问题实质上就是采取何种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封建土地私有制和促使自然经济的解体。即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村劳动力从封建土地私有制解放出来，以此共同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造成的分配不均必须以“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来解决。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和贫穷压迫就要发展机器大生产的工农业。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异化导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只能以最大限度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节制个人资本，走出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道路。“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尽管解决土地问题能够推翻封建主义，为避免资本主义有必要选择社会主义，但由于三民主义没有把农民群众作为实践的物质力量，更没有发动农民阶级的武装革命，便无法改变封建农村的经济基础，只能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资产阶级空想理论。正如辛亥革命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却没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资本主义，仅在形式上推翻了晚清皇权，各省封建士绅及官僚因投向革命仍然获得统治地位和利益。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根本无法完成，却把中国拖入军阀混战的泥潭，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来完成。

二、民族复兴的理论原点与实践参照

深陷殖民与战乱困境的中华民族想要摆脱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必须寻找新的出发点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20世纪早期，在对比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进化论、三权分立学说、实用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以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判断选择有其逻辑的必然性。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指引能够成为一种主流共识，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中国主体性选择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以其自身的哲学为理论基础，其理论品格突出地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批判性)的统一。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与独特贡献。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框架时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马克思把“改变世界”的实践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才能按照实践的需要确定自己的理论方向和研究创作，当理论研究取得成果，马克思看重的是尽快地把它们运用于实践，并按现实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及时调整修改已有的理论，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此，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与不同国家的实践结合中，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主义正是抓住了“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13,在回答时代问题中，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代同步伐，展示思想力量和理论生命力。正是在“主义”与“问题”的论争思考中，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明确驳斥了胡适表面主张以研究“问题”来代替谈“主义”的做法，实际是以认同杜威的新自由主义为前提来谈论当时中国的问题，而李大钊明确提出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主义”的，“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互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4。在李大钊看来，“问题”固然重要并需要研究，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却是离不开“主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对中国问题根本解决所必需的，因为它是中国问题得以根本性解决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这意味着，20世纪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自此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华民族复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在于继承和发展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有益成果，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揭示，以此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同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本质的真理性论证，这两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在不断完善自身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密切联系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取得的。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开始，从事理论批判的哲学实践，以期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在《莱茵报》时期，对专制制度和私人利益进行理论批判，以理性国家的实现战胜专制制度，人民利益战胜私人利益；《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由理论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从事政治批判需要理论和物质力量同时具备，并且物质力量在改造世界时更为最重要；“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生产劳动区分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异化劳动，表达了对生产实践的最初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著作《神圣家族》中，确定把现实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基础，从研究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中揭示其重要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的实践观与历史观相结合，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考察社会，把生产实践看作一切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相互联系的中介，揭示了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系统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从理论形态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16。从1857年起马克思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但着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准备却是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开始了，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17。此后，在恩格斯全力支持下《资本论》第2、3卷陆续出版，这部鸿篇巨制不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智慧的结晶，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正是这样的经典著作为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与道路，《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是其阶级属性的表达，它是以无产阶级为立场、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体现为革命理论、革命主体与革命方式的统一。其一，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作为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觉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比作无产阶级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自己哲学的“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8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承担历史使命思想的首次提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阶级，是要取消一切统治和奴役的阶级，是历史上唯一不为建立自己对社会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其二，无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使命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创造的统一。由于无产阶级在财产和政治上赤贫的社会地位具有彻底的改变国家和社会的革命性，使得无产阶级如果不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自身就不会获得彻底解放。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不仅进一步指出了无产者作为资本者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方面而存在，而且在论证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中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事业的重要思想。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有代表群众利益的历史活动和唤起群众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9其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更具有彻底性。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20,无产阶级却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和现代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使得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性更为彻底，只有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正是这种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彻底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0。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斗争纲领：即首先形成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是未来目标。

毫无疑问，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命运深切关怀的普遍真理，必将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1848年欧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是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充分证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的运用和检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首次伟大尝试，在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方面积累了革命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为伟大而悲壮的革命行动尽管没有取得胜利，但却激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马克思曾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21同样遭受内外双重压迫的俄国，在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下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作为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中华民族在经历内忧外患的磨难和艰难困苦的探索中，伴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2。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译介、研究、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和振奋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决定选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开辟民族复兴和拯救中国的新道路。“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达等人，一方面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梳理和概括。他认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指出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构造，人们的经济生活是社会内部最深层的构造，也是历史运动的决定性要素，在经济构造基础上形成全社会的外部构造，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各种思想精神等现象，它们依赖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李大钊还论述了与唯物史观相关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从社会的决定要素——经济生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动因，“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24。李大钊指出，经济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经济生活的变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根源，中国经济的变动受西方近现代文明为代表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在经济变动中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对于《资本论》,李大钊在论述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积累的总趋势中阐明了资本家缔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可见，李大钊已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和理论内核的真理性把握，并且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另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相结合，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读宣传和受十月革命影响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先进分子在经过与国内各种机会主义和伪社会主义派别进行的思想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问题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武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5。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26,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力量，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继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至此，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复兴开启了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三、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与理论飞跃

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事关革命全局，决定着能否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自此，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和幸福”的革命由被动转为主动。即是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制定了反帝反军阀的最低纲领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确定体现在中共二大的宣言中，这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指明了方向。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整个民族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利益。

第一，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与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理论支撑与制度基础，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的立根之本。比照俄共的城市革命论，中国共产党并不把革命仅局限在城市工人运动上，还着手在中国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没有直接提出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完整理论，却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逐渐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一方面，为廓清和确立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以推进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外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批判。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开展了对科玄论战、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批判了这些思潮的封建主义思想的腐朽本性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在政治上揭露它们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苏俄、共产党和阶级斗争的真实面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类似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刻不容缓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体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对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浪潮在反革命镇压下经受挫折和失败。在土地革命时期理论批判的任务依然艰巨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唯物辩证法与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展开彻底论战，批判各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和假马克思主义试图复活唯心主义哲学的真正用意，澄清中国社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性质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化的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仍然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需要完成。经过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化”特色，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中国人民群众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的革命走向胜利。

另一方面，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飞跃，验证与指导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局面。毛泽东既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亲历工农运动和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实践革命家，这些因素使毛泽东能够充分把理论、中国实际、革命经验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及其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思考，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基本和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这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抛开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独立开展武装斗争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出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尽管与“俄国城市革命道路”存在革命路径和方式的不同，但在革命性质上却同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方面具有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抗日战争是在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反侵略战争，通过对社会发展方向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论述，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伴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被彻底消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更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立根之本。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改造方式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第二，中国改革的实践与理论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与物质条件，是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的动力之源。为使获得“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以实现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富起来”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经历艰辛探索和承受曲折后再次觉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一，完成“从革命向建设”的转移，在改革开放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1月起，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被终止，开启了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对如何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党的十二大会议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7这次会议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从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快速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干劲，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积累了物质财富。其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构想，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改变因生产力落后带来的不发达现状，就要以经济建设盘活社会生产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物质供给和精神消费领域最大程度地满足和提升民众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曲折的双重挑战下，如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历史发展紧要关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准确回答。其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发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与推进中国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而核心要素在于执政党作为民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能够完成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能够引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换言之，经济体制转变与加快推进现代化是相统一的目标，它们与中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党的历史方位已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是对新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科学认识，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其四，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21世纪人类发展迈入信息文明，借助科技与信息的驱动，人类认知水平和人的存在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快速高效的发展带来的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价值思考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同时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也成为新世纪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对21世纪“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其中发展是基础，发展要实现以人为本，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就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之前，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发展。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形态既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不可雄辩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华民族复兴确立了科学指导与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现“两个结合”,在两个大局中把回答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其一，新时代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8。它的提出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体现的深刻思想，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此时，“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内在理论关联还没有形成逻辑内涵，这有待于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带来理论创新。其二，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为前提的。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解决主要矛盾可以加速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要矛盾被彻底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进入新时代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以改革开放加快生产力发展来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新时代中国社会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9。解决方式区别于以往的革命、改造和一般的改革开放，要以深化改革的方式对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变革，以不同方式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对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辩证法。其三，新时代为中华民族复兴提出了原则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9。在世界变局和应对风险考验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领路人”和“主心骨”,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则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与人民群众是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的时代表征。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觉坚持党的引领作用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其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党的二十大的召开不仅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而且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辩证关系取得创新性的认识，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对中国现实和西方现代化的深刻把握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中国是在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既要以变革生产方式实现工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与体系，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中国社会的立根之本，因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是相互继起、缺一不可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完全依照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彻底抛弃农业文明，而且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伴随工具主义的盛行其弊端显漏无遗。换言之，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要避免其消极方面，我们的现代化是立足本民族，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3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2011,序言第2页;第35页。

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57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95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第83页。

7《康有为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218页。

8《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郅志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

9《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8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63页。

11 《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802页;第82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

1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16《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3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7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0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1页;第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8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23《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599页。

2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08页。

26《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52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第373页。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63页;第18页。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9页;第477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