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数字资本的繁荣源自于资本生产数字化的革命性影响。资本生产数字化改变了直接生产过程，在后福特主义转型中完成了非物质劳动对物质劳动的支配。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实现从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的生产升级，也激化了数字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由于数字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生产数字化产生出新的经济危机形式。从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历史看来，数字资本推动的数字技术发展并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生产领域的痼疾。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今天，剖析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变革与危机具有深远的反思与启示价值：即只有将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数字中国之路。

ChatGPT的问世掀起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的科技浪潮，这标志着资本生产数字化进入新纪元。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字资本生产的迅速扩张与深刻变革也不过是最近10年的事情，且仍在持续加速之中。[1]凭借数字平台的强大算力、数字储存能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2]42其本质是资本生产数字化，是资本依托数字技术提高周转率、降低成本、实现增值的资本形态。[3]5作为当前学术热点，数字资本研究硕果斐然，但这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现象界、技术层面与数字异化的分析，而缺少对于数字资本生产的质性判断与历史性界定。事实上，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它推动剩余价值生产从现实世界走向虚拟世界，以至于“资本主义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普遍化了”。[4]252概言之，在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历史变革中，隐藏着破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密码，也蕴含着发展数字经济的历史启示。

一、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劳动革命

ChatGPT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也引发了世人的隐忧：AI取代人类的奇点(singularity)是否已经到来?而实际上，AI首先是作为数字劳动的工具进入资本生产过程中。事实上，AI的发展，有其物的维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5]56可见，人类社会运转与历史存续，必须依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并且这个物质转换的中介是劳动。正因如此，AI作为定在(Dasein)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前提就有三个层面：(1)AI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非直接源于自然；(2)支撑AI的全部物质基础仍依赖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直接由自然提供；(3)AI的物质基础仍然来自于劳动所中介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诚然，AI能力的发展可以支配劳动，却不能替代劳动。在AI没有足够强大的物理身体(physical body)直接从事劳动前，AI也无法取代人承担人类社会的物质转换中介。可见思考AI何时取代人类的问题式症候实则预设了结果，包含了形而上学式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而若要客观考量AI的发展进程，就必须要考察AI之历史前提的数字劳动，并在资本生产数字化过程中考察其变革。

历史地看，数字劳动是后福特主义的产物，即后福特主义引发了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劳动革命。后福特主义(Fordism)是数字资本的主要生产方式，它变革了福特主义的流水线、半自动与科层制(bureaucracy)的生产，代之以数字指令(digital command)、数控全自动的与扁平化(flattening)的生产，使得电脑取代人脑支配生产。在劳动力层面，后福特主义对于效率的追求，使得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工业生产。到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贡献已占据发达国家经济的绝大部分，这大大推动了算法(algorithms)的加速迭代，也在劳动工具意义上引发了AI技术爆炸。在劳动方式层面，后福特主义推动算法的进步(电脑、物联网与AI等发展),使之成为人类参与生产的中介，这改变了既有的劳动组织形式，大量的办公室白领群体开始在社会劳动力总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脑力劳动人口逐渐超过体力劳动人口；在劳动结构方面，随着脑力劳动人口扩大，社会管理、服务与科技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张，后福特主义也实现了从科层制向扁平化管理的转变。如此一来，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失业，“数字化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6]84这些失业工人也因为失去工作而无法维系基本生活。不仅如此，就业工人面对数字技术迭代失业风险不断加大，这使得整个工人阶级对工作谋生的意识远远超过了阶级意识，导致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也在工人强烈的求职需求与事业压力中被遮蔽起来。

那么，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劳动革命意味着什么?首先，数字资本将非物质劳动纳入直接生产过程中，并直接地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剩余价值。按照意大利哲学家莫西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定义，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作为非实体形态的劳动承载着“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内容”。[7]因此，非物质劳动并非局限于劳动的生产性部分，那些关于知识、娱乐与信息等的劳动才是非物质劳动更直接的形式。并且因为知识、娱乐与信息等非物质产品进入商品交换，非物质劳动本身就被纳入非物质商品的生产链条，成为非物质劳动力(immaterial laborforce)。正因如此，那些专事非物质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如文员、设计与策划等)与体力劳动者一样提供劳动力，只是非物质劳动者提供的是非物质劳动力，并且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缔结雇佣关系的劳动力商品。非物质劳动力在后福特主义生产中迅速发展和扩张。这是因为，由计算机以数字化控制方式集中运行的生产体系几乎完全接管了商品在物质层面的生产工序，而统筹控制生产的则是只在办公室里从事设计、文书与协调等工作的非物质劳动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福特主义生产不等于福特主义生产，从商品生产上就可见一斑。尽管后福特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的商品单独拿出来似乎仍然是在物(Ding)的意义上的工艺完成品，但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是计算机支配总体性生产，其产品凝聚着精密、复杂而具有创造性的事物(Sache)属性。譬如，福特汽车生产可以通过流水线就完成装配，而喷气飞机的生产却由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系统精确完成，即后者必须在大量的非物质劳动支持下才能完成。而从后福特主义与福特主义生产的区别也可以看出，那些看似不事生产的创意阶级，实际上也是后福特主义生产中的直接环节，其所提供的非物质生产被纳入直接生产过程，这为数字资本直接在从事生产的脑力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创造了新的条件，这种新的条件，直接表现为非物质劳动成为劳动力商品。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5]822

其次，数字资本打破了劳动时间的生活边界。由于非物质劳动被纳入直接生产过程中，因此非物质劳动就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中，非物质劳动时间也因此被大大延长。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劳动时间延长甚至侵入到工人的生活时间之中。乔纳森·克拉里就惊叹道：“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八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十个小时……睡眠随时都在无形中提醒人们，我们从来没有超越前现代。”[8]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但人们的自由时间反而减少了，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睡眠，这不是数字技术之故，而是资本的数字化形态之故。随着数字化生产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资本悄无声息地侵入到日常生活，把人类生活时间抛入到数字海洋中。譬如，由于社交网络的存在，人们在任何时间都会被知会、安排并开展工作事宜，这种非物质形式的交往形式突破了工作时间(working time)对于劳动的限制，工人即使在生活时间中也随时可以被命令去工作，资本的剥削也就沿着数字技术进入生活时间。不仅如此，如果说资本生产本就会通过支配工人的工作时间去剥削劳动者，那么数字资本也是类似地通过支配工人生活时间去剥削劳动者。可见，数字资本是进一步在生活时间意义上支配劳动者，这种支配关系也延伸到工人的生活中去，这种支配就是生命权力(biopolitical power)。通过生命权力，数字资本将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数字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也就从生产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去了，[9]工人不仅在工作中受到管理，而且在生活中也受到在社交软件的功能限定、电商平台的的协议条款等的限制和约束。

最后，数字资本模糊了劳动空间的虚实界限。从一方面来讲，数字资本通过生命权力支配工人生活时间，也就模糊了劳动者生活与工作的空间界限。并且由于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中深度依赖信息平台、社交网络与电子游戏等编织的虚拟世界中，后者也在模糊工人生活与工作空间的同时，模糊了劳动的虚实界限。而这种虚实界限的模糊，又是来自于赛博空间、虚拟现实与物联网等虚拟世界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结构的推动。因为这种生产结构的发展，数字资本愈发推动数字技术迭代，由于其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化与扩大，如此也就越来越模糊劳动空间的虚拟与现实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是由非物质劳动支配，剩余价值生产是由非物质劳动承担，因此当非物质劳动在赛博空间展开，赛博空间等所代表的虚拟世界也就成为中介，并直接承担、扩展并管理着工人的非物质劳动。如此一来，相比于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成为对剩余价值生产更重要的部分。随着数字资本不断积累，非物质劳动生产随之扩张，也就意味着产生了愈发庞大的后福特主义生产，后者则意味着更多地物质生产完全由计算机来承担。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更多地发生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这造成了物质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分离。如此一来，物质生产过程不再直接地为人所支配，而是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所支配。在这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中，物质生产过程直接按照计算机指令运行，后者则是一个符号交换的模拟(simulation)系统，是虚拟世界发展的基础与雏形。因此，当数字资本通过计算机系统支配物质生产，也就意味着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支配，这种支配也随数字资本扩张而不断扩大和加深。虚拟世界支配现实世界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非物质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遮蔽，而且也因此将价值生产在现实世界中的部分遮蔽起来。无怪乎鲍德里亚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指出：“价值的有限形式的显现等同于它的根本形式的遮蔽。”[10]虚拟世界在支配现实世界的同时掩盖了价值生产的现实过程，而专注于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展开剩余价值剥削。正因如此，虚拟世界成为数字资本专事剩余价值生产的中介，数字资本反过来推动数字技术加速迭代与虚拟世界扩张。在这种生产体系中，工人不仅面对着技术加速所带来的事业压力，而且因为数字技术扩张被囚困在犹如蜂巢的虚拟世界中，并遭致来自于数字资本积累而越发沉重的剥削。

二、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变革

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劳动革命不断推动着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扩张，数字生产的扩大推动了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变革。尽管很难将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发展完全区分开来，但显而易见的是，资本生产数字化的劳动革命是造成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前提下，数字资本将数字技术进步异化为资本的要素，进而推动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变革。而需要强调的是，资本数字化的产业变革，固然是必须经过资本再生产之后的发展，但是考察产业本身的变革，则必须回到资本生产领域来考察。

以虚拟世界为中介的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扩大，必然引发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下，依托半导体、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资本产业迅速崛起。然而，数字技术在改变既有的社会产业结构的同时，也通过这种对于产业结构的变革实现了资本剥削的新模式，而新自由主义无疑就包含了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这就是为什么丹·席勒(Dan Schiller)会慨叹道：“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4]241可以说，正是数字技术之于资本生产的改造，在产业意义上为数字资本提供了其普遍化扩张的必要实体。一方面，数字资本之于生产的变革实现了更低成本的生产，“数字化革命使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成本大幅下降”。[11]更低的生成成本意味着更多的剩余价值率，也就意味着更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数字产业的生产规模前所未有地快速扩大，并迅速占领了既有的商品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变革大大提高了生产与管理的效率，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使得商品经济在物流层面大大发展，人们的商品交往关系也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然而数字资本的生产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2008年金融恐慌中断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地发展阶段”,[2]71这场金融危机尽管是爆发于资本的流通领域中，但是破坏了资本生产的数字化进程，造成大量的非物质劳动工人失业。这种冲击也带来了另一种影响，使得数字资本更加青睐于生产周期短的产品。如此一来，以电商带动实体商品的市场份额，也就越来越被成本更低、利润率更高的虚拟商品的市场份额所挤占。虚拟经济也因此成为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新趋势，并且在这种发展趋势中，愈发暴露出数字资本在虚拟经济层面与实体经济的矛盾。

正因如此，资本生产数字化之于产业的改变绝不仅仅是产业升级，它包含着在产业资本、数字技术规模化与新市场三个方面的变革。

首先，数字资本实现了产业资本的数字化。不同于机器大工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亦不同于流水线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数字资本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产业资本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变革，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进数字生产时代。数字生产(digital manufacturing)是以信息指令的方式进行的规模化生产。在形式上，数字意味着生产不再单一地由供给侧或者需求侧决定，而是由数字信息的交互决定生产计划、规模与时间，从而建立起独立于传统产业的市场细分。但究其实质，数字生产仍旧为数字资本所支配，因此数字生产也必然包含着剩余价值生产的部分，这也决定了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12]66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表明，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革命在其性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这不仅是产业资本采取数字化形态的原因，也是数字资本以数字生产彻底改造了产业资本的理由，从而使得高度分工的各产业部门被整合成一个更高效率的剩余价值生产整体。

其次，产业资本数字化过程又反过来推动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发展。产业资本不仅给数字技术赋予了固定资本的社会属性，进而将其纳入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而且产业资本还推动着资本生产数字化进入到规模化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12]66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发展意味着，这不仅是数字技术本身孤立的发展，不是停留在实验室中的科学发现，而是实现资本的剩余价值增殖，甚至是实实在在变革人类社会的科技力量。也正是在数字技术规模化的意义上，数字资本推动了数字生产从计算机系统生产发展到当今的智能生产。所谓智能生产(Smart Manufacturing),是由智能算法、芯片乃至人工智能等智能系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智能生产是数字资本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前者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近乎于零成本、更安全以及去中心的生产架构。在此意义上，产业资本依托数字技术的规模化重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链条：其一依托非物质劳动生产，产业资本的数字化在智能生产中，从工厂、公司为中心的集中化生产，转变为个体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生产。席勒就指出：“数据训练和赋予计算程序竞争优势；能够协调和外包给工人；它们允许生产过程的优化和灵活性；可以将低利润货物转化为高利润的服务；而数据分析本身又生成数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3]48其二在数字商品的交换环节，数字商品与区块链(block chain)的加密货币技术将价值形式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出来，这极大地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带来了资本生产的效率革命。不同于实体商品的构成是物质，数字商品的构成是数据，数据既是被消费的对象，也是被生产出来的价值形式载体，后者在区块链技术支撑下发展为数字货币、金融衍生品与信用形式1。数字商品是数据，数字货币也是数据，二者的交换不仅脱离了物质形态阻隔带来的时间损耗，而且大大节省了物质形态商品与货币的保存、交换和维护所需要的种种费用和时间。如此一来，资本生产的数字化也就间接地被节省成本和时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三随着数字资本产业化的扩大，形成了以平台为支撑的虚拟经济市场。平台指的是“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能够承载两个及以上群体的交流互动”。[3]49,50平台通过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使得用户成为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的交集。譬如，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的用户，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最后，资本生产数字化的产业革命还产生了新市场，后者发展为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平台的不断发展最终产生元宇宙，元宇宙(Metaverse)作为高度规模化的数字技术，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相对独立的系统，[13]它既具有平台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空间的高度自律性，构成了虚拟经济的数字市场架构。如果说实体经济作为市场结构的自律性表现为“看不见的手”,后者构成了相对于自然界的“第二自然”(Die zweiteNatur),[14]那么元宇宙则反映了相对独立运行的虚拟经济，这本身又相对于市场具有自律性，后者可以说是“第三自然”(Third nature)。应当看到的是，“第三自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虚拟世界内部的秩序，而是由于现实与虚拟的交互而产生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的产生类似于人与自然交换而产生自律性的过程。还应当看到的是，“第三自然”这种自律性包含着虚拟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支配关系。譬如，游戏、社交网络与虚拟电商等都算是元宇宙的应用，他们对于设备硬件、用户以及与产品的要求和规范，直接体现了“第三自然”。也正是在“第三自然”意义上，元宇宙在总体层面支配资本生产，即元宇宙提供数据决定生产订单并进行定制化生产；数字化平台和元宇宙实现了大数据反馈，并成为生产调整的依据。也如马克思所言：“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12]66元宇宙的发展，也表征着资本生产中的劳资对立被数字化了。这是因为，“数字化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并“以技术取代劳动力的程度将成本推向零”,[6]87如此在赛博空间中制造了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由此形成并不断扩大，并最终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

三、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经济危机

资本生产数字化的本质，不过是资本的数字化扩张。而数字资本扩张又必然引发数字资本的生产危机，客观地看，数字资本生产的危机大致有三种类型：即数字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现象、数字资本生产在总体层面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数字资本生产从增量逻辑转向存量逻辑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经济危机并非仅仅来自于生产领域，更多的是来自于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层面。但是，危机的发展却给资本生产数字化带来了系统性问题，这些症结也成为数字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痼疾。

首先，数字资本扩张推动数字技术加速迭代的同时，也造成数字资本生产过剩，进而导致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与实体经济萎缩。数字资本生产尽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却也制造出巨大的生产悖论：即数字生产呈几何级发展，而人们的消费能力却只能以算数级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的比例失调。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也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后者陷入相对萎缩。一方面，当大量的数字产品涌入商品市场，就会消耗消费者的潜在消费能力、冲击实体商品的既有市场；而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元宇宙支配实体经济，加速剩余价值生产，这使得资本为逐利而离开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数字资本在生产层面的脱实向虚由此产生。脱实向虚是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一种误区，是以实体产业萎缩为代价推动虚拟经济野蛮扩张的模式。脱实向虚模式的本质是一种资本积累模式，是通过金融资本大量投资科技产业等来推动虚拟经济发展。诚然，产业结构的“脱实向虚”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科技进步，但是虚拟经济的野蛮扩张却也大大伤害了实体经济，以至于金融资本的市值屡创新高，实体经济愈发萧条，造成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与实体经济的萎缩。[15]芝加哥、底特律与匹兹堡等传统工业重镇的衰落正因为此。可见，经济脱实向虚必然伤害资本生产本身，也使得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物质生产部分陷入比例失调的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在2007年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与欧债危机(eurozone debt crisis)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未能在经济危机后实现全面复苏，反而由于实体产业的衰落，进一步陷入了经济复苏缓慢的困境。正因如此，近年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意识到经济脱实向虚的巨大隐患，并因此致力于支持实体产业的回流、引进和复兴，以此对抗经济衰退的危机。

其次，数字资本生产危机表现为数字资本陷入利润率下降趋势。世界银行在2022年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在新冠病毒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全球衰退仅仅两年后，世界经济再次陷入陷阱。此次全球经济同时面临着高通胀和缓慢增长?”[16]当前全球经济的持续衰退实则隐含着资本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所谓利润率下降一般规律是“由于可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相比于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材料等)的比重趋于降低，导致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下降的趋势。”[17]450在数字资本积累的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是被作为固定资本投入生产。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就意味着源源不断地固定资本投入。正因为此，数字资本所带动数字技术发展恰恰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这是因为，随着数字技术作为固定资本的不断增长，数字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在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其论证如下：假定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 剩余价值M,利润率p'可以直接表示为M/(c+v)。又有剩余价值率为M/v, 资本有机构成为c/v, 则利润率公式则可以变形为：

p'=M/(v+c)=(M/v)/(1+c/v)

由此公式可知，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的有机构成c/v越大，则利润率越低。马克思因此揭示出，科技进步是以可变资本不断投入实现的，而后者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利润率的必然下降。[17]457-459资本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趋势对于数字资本也同样适用，它导致资本生产数字化在资本实现层面的经济危机，即由于数字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数字资本积累愈发困难，间接导致在生产领域的数字资本生产规模化难以维系。而当数字资本利润无法再支撑产业资本规模化，乃至于无法维系产业资本规模所必要的成本，则既有数字资本产业就会陷入全面危机。

最后，数字资本生产危机还导致数字经济从增量逻辑到存量逻辑的转换。由于数字资本陷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的逐利本质必然催动它加大对有限剩余价值的争夺，以至于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量逻辑(increment logic)转向了存量逻辑(stock logic)。与增量逻辑在生产规模意义上追求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不同，存量逻辑则是在有限生产规模中，在局部、个体与特殊资本意义上追求剩余价值，后者往往表现为“内卷”现象扩大、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积聚、“新冷战”思维兴起。从表面上看，存量逻辑似乎是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衰退浪潮中的自我保全之举，而实则是通过在剩余价值总量层面的财富重新分配以实现经济增长，只不过这种分配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倾斜并且伤害不发达国家经济。换言之，存量逻辑以“劫贫济富”式的分配为前提，不仅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而且致使不发达国家经济活力不断丧失。概言之，存量逻辑的实质无非是在既有剩余价值总量基础上优先追求部分资本利润，而并不追求解决数字资本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转向存量逻辑，并不能扭转世界经济的衰退，反而进一步导致实体产业的萧条、失业率的激增与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在此意义上，数字资本生产从增量逻辑到存量逻辑的转变，尽管没有导致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危机的发生，但却在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层面不断恶化资本生产状况，也因此积累、加剧和恶化着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经济危机。

四、结论与反思

诚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Ognistoria e la storiacontemporanea)”。2考察资本生产的数字化变革与经济危机，唯有最终落脚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之时代脉搏之中，才能充分展现其所包含的反思与启示价值。如前文所述，不能正确处理资本生产数字化变革的内在矛盾发展，则必然导致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数字经济深度镶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版图中，如何让数字资本扬长避短地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这是关系到世界经济之前途命运的关键课题。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数字资本生产危机背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元宇宙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意味着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成为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历史性新发展。亦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5]562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作为人类交往方式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阵痛。

其次，资本主义无法超越数字资本的生产危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对于数字资本的盲目扩张，导致了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也导致了数字资本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对此，发达资本主义却仅仅转向存量逻辑，虽提高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利益，但却牺牲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发达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短视的经济改良策略，实则是治标不治本，这种因为只顾眼前利益而错失解决根本问题的机会的做法即为改良困境。而众所周知，不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经济受损也造成当前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蔓延。可以说，要遏阻经济衰退趋势，前提在于扭转存量逻辑，这离不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支持，以充分释放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

最后，要超越数字资本生产危机，归根到底还是要找到扭转数字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力法。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没有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繁荣，最终只会造成数字资本的生产危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8]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发展数字技术，这是克服数字资本生产危机的正确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未来前途。

在此意义上，超越资本生产数字化的经济危机，既要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还要辩证把握数字资本之于数字经济的意义，更离不开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

首先，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数字化也不等于资本化。尽管当今世界现代化仍未超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但是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都要落脚到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所以，数字技术怎么发展、发展得怎么样?归根到底要看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不论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如何发展，数字技术都不能够脱离人类社会的物质转化独立发展。而数字技术演进，不仅有算法、机器学习与虚拟现实交换能力发展的维度，而且还有适应、依附和改造社会现实的物的维度，后者也是数字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其次，推动科技进步需要辩证把握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关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发展数字经济。片面发展虚拟经济固然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却也致使产业结构“脱实向虚”。但是，又不能低估、忽视甚至抛弃资本对于数字经济建设的正向作用，更不能将一切数字技术都归结于资本积累的产物。要科学把握资本的历史规定性与物的界限，强调无法自行增殖的价值便不是资本。在对于资本的辩证把握中，坚持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融合为前提引导投资，不仅要发展数字经济，也要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升级。

最后，要坚持以更高水平全球化走出存量逻辑与经济衰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这离不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将数字经济融入到数字中国建设中。存量逻辑既延续了衰退，也掀起了反全球化之风。而即使在经济衰退中，不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全球化的坚定拥护者。因此，只有在更高水平的全球化中方可扭转存量逻辑，才能以更合理的分配来释放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进而走出经济衰退。所以，世界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经济的贡献，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有赖于数字中国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科学主张，将数字经济蓝图落实到与生产力发展上来，如此方能实现数字技术进步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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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注释】

1谈到数字货币，其本质仍然是数据，但是其技术核心必然是区块链技术。而值得注意的是，Apple Pay本身就是一种信用。Apple Pay账号上的余额本质上是信用额度，代表着可以被许可的预支付能力。当人们使用Apple Pay购买商品，商家所收到相当于是苹果公司的金融支票。而只有当商家与商品等值的信用转入苹果公司的银行账户时，方才获得出售商品的等值货币。而在个过程中，Apple Pay仅仅负责交易数据结算，而银行才负责货币的结算，二者是平行的。因此是苹果公司在银行取得信用支撑了Apple Pay,而不是Apple Pay本身就是货币，因为它不具有独立的流通性，而只是虚拟的、数字化的信用形式。

2“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现在1989年版《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Teoria e storiadellastoriografia)的书封背面上，克罗齐本人并未直接说这句话，而最能体现这一命题的表述来自此书中的一段话：“但若更仔细考察，即使是已形成的历史，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即若具有一种意义、并非如回响的空洞无物的演说，则也是当代的，同当代史没有丝毫区别。”

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