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皇五帝”既是中国各民族神话体系中的文化祖先型人物，也是中华文明探源中古史系统的重要人物。运用知识图谱和计量分析手段对相关文献数据展开全面考察，可以看出，本领域在研究历时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并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史学和考古学为核心的研究特点。在研究重点方面，学界更关注对“三皇五帝”的溯源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通互证以及帝系研究中对中华文明特性的凸显。

关键词：三皇五帝;神话;中华文明;数据分析;知识图谱;

“三皇五帝”,一般被认为是“三皇”与“五帝”的合称，是中国各民族神话体系中的文化祖先型人物，也是中华民族古史系统优秀人物的典型代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祖先型神话人物及其相关叙事，具有产生时间早、传承渠道多、流传地域广等显著特征，从历史载录纵深度和文化阐释广泛度两方面，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近百年来，学界对这一特定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解读、阐释与价值挖掘，这一做法对持续推动中华文明探源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本研究以发表于1930～2023年有关“三皇五帝”的两千余篇文献成果为分析对象，充分观照研究的历时性、多维度和学科交叉性，以人文社科学术大数据为切入点，运用数据统计手段和计量分析工具①,对上述全部研究成果进行了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的文献计量分析[2](P12),并据此绘制出百年间有关“三皇五帝”的全景学术知识图谱，进而探讨“三皇五帝”研究领域的概貌，借此进行主题领域发现、前沿热点分析和历史演进解读以及本领域研究学术史的规律性探索。

一、“三皇五帝”研究年度变化趋势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在大数据背景下，本研究以“三皇五帝”作为学术研究的特定对象，对中国知网中的相关研究文献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从文献专业度与研究影响力出发，同时保证文献检索的全面性。本文以“(主题：三皇)OR(主题：五帝)”作为检索条件，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共计采集了2151篇论文②,其中北大核心期刊658篇，CSSCI期刊739篇，AMI期刊108篇，CSCD期刊14篇，其他来源期刊1402篇，时间跨度为1930～2023年。为充分保证研究对象的数据边界清晰，通过专家审读方式剔除了不相干的文献116篇①,最终保留2035篇有效文献数据。将上述全部文献的作者信息、发文机构、题名、发表时间、关键词、被引信息和摘要等相关信息以Refworks格式导出，为后续对“三皇五帝”研究进行计量分析与趋势研究提供文献基础与数据来源。

对上述采集数据进行概览式分析发现，以顾颉刚1930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3]一文为发端，本领域已有近百年的研究历史。该文在学界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标志着“古史辨运动”进入新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主流社会对古代帝王世系的解读在方法论上有了新的突破，此后相关研究成果开始涌现。

年度发文量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指标。从计量角度对知网采集的文献进行发文量年度趋势分析，以每五年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可以发现，发文数量具有明显的二段式特征，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为1930～1979年的平缓期，年发文数量较少且增长特征不明显，相关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增长幅度上都处于较为平稳的态势；第二阶段为1980～2023年的高速增长期，特别是1990年以后，每5年的发文量均保持在百篇以上，这一阶段总发文量高达2005篇，占总发文量的98.5%,实现了数量上的显著积累。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至今的年度发文量有所下滑，表现出日趋谨慎的学术态势。

图1 1930～2023年“三皇五帝”主题年度文献数量及环比增长趋势

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的另一指标为文献传播强度。一般而言，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强度随着年度发文数量的多寡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化趋势。本文以第二阶段发文为重点分析对象，对包含“三皇五帝”主题词的文献被引量进行了基于时间维度的统计分析，通过年度文献被引频次的高低，较为直观得出了本领域研究在学界的传播程度和关注强度，见图2。其中，1984～2004年的20年间，以“三皇五帝”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被引数量在每年1～8篇之间波动，研究的辐射作用并不显著。但2004年之后，本领域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有了明显增长，分别在2007年(19篇)、2013年(26篇)和2019年(29篇)三次出现相对峰值，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学术影响持续输出的典型时段。近十五年的学术影响力虽基本维持在10以上，但随时间推移的影响力强弱波动依然比较明显，所以并不能对未来影响力的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分析这种曲线特征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深入，为文化祖先型神话人物研究作出引领。2014年，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判断，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等重要会议中重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并将相关内容写入了党章。而“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始祖型神话人物，在上古时期即已根植于多民族文化沃土之中，在层累的历史进程中凝聚起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之魂，无疑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佐证与创新之源。

二是伴随着新的地下文物发现与新技术方法的问世，以“三皇五帝”为研究本体和以“三皇五帝”作为论据的研究热点不断涌现，为进一步通过地下证据阐释“三皇五帝”在夯实文明探源过程中的微言大义提供了全新证据。新的研究方向及关注热点不断被挖掘，研究主题口径进一步拓宽，构成了提升学术传播度的客观因素。如，从黄帝祭祀与历代帝王庙的史学角度，论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高延续性，进而充分阐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4],等等。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持续升温，成为刺激文化祖先型神话人物研究逐步深入的重要动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并于2006年4月正式生效，同年，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出台，其涵盖了以黄帝陵祭典(X-32)、炎帝陵祭典(X-33)、太昊伏羲祭典(X-37)、布洛陀(I-2)、遮帕麻和遮咪麻(I-3)、玛纳斯(I-25)、江格尔(I-26)①等为代表的多民族丰富的始祖型神话人物艺术样态。此后，与之相关的研究关注度持续攀升，伴随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进一步深入融合，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和文化挖掘动力被进一步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关注到“三皇五帝”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与之相关的阐释类研究成果逐渐涌现。2010年至今，知网中收录与“三皇五帝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研究”“文化文明阐释”等相关的文献有400余条，体现了学界对于这一研究问题的局部深化。

图2 1990～2023年“三皇五帝”主题文献被引数量及环比增长趋势

二、“三皇五帝”中华文明探源方法分析

通过对1930～2023年2035篇文献进行基于作者发文数量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此期间，共计有1706位学者进行了与“三皇五帝”相关的研究工作，以每5年为时间切片，产生了138条合作关系，得到网络密度为0.0003的松散型合作网络结构①。综合发文数量和论文的被引用率等指标，本研究梳理出在研究时间范围内的相对高产且具有高影响力的学者团队。这些高产、高被引作者长时间致力于本领域研究的概率更大，具备广阔研究视野的可能性更高，更有可能触及跨领域研究的热点边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本领域研究的关注重点，相关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1930～2023年“三皇五帝”研究领域高影响力作者发文量及研究方向

从表1可看出，“三皇五帝”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方向或领域具有较为典型的规律与特征。

(一) 围绕史学和考古学方法形成明显的研究力量聚类

本领域关键学者多为史学家和考古研究专家，所有文献中与“历史”“史学”“文献”“考古”等相关的词语的频次高达1101个，占全部文献关键词数量的21.4%②,由此可见，在1930年至今的“三皇五帝”研究学术史周期中，本领域研究的主基调以文献学和历史学为主，包括杨东晨、江林昌等学者在内的史学大家和考古学者成为了本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从研究个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时长普遍较长，多数在10～30年间持续产出有限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对同一研究主题的不间断探讨，有助于新证据、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创新发现，同时也保证了研究个体和整体网络的相对稳定性。如杨东晨《炎黄文化与华夏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从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述及炎黄二帝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在塑造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5]。再如，刘超以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从考古学证史的实际效用出发，阐释了考古发现对于民族认同研究的双重影响[6]。同样，考古学作为一门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领域，在探寻华夏文明宽度和中华民族历史深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如何利用地下新证据和新发现，探寻中华民族的源头和文明历史发展规律，不仅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日益成为了“三皇五帝”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二) 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依然占据数量优势

在本文所采集的“三皇五帝”研究文献中，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的篇目数为1740篇，占全部篇目的85.5%,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仅为0.0003,几乎没有形成明显的聚合态势。这种网络结构的形成，一方面受人文学科偏重独立研究的学科属性影响，另一方面则受限于历史传说人物的研究路径多依循文献分析的单一方法论。据此，对于以“三皇五帝”为研究对象的中华民族文化祖先研究，有必要改进过去的传统方法，不再简单地将“三皇五帝”视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注焦点，而是从多学科研究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三皇五帝”本身出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文明时代，其基本叙事或核心叙事主要依赖口头传统的民间口耳相传，这使得这些人物的叙述更多地呈现在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和叙事诗等文学样式中，也正是基于这种神圣性，始祖型神话人物的形象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

(三) 小范围多元合作研究方法及模式开始形成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整体分散的研究力量合作态势中，散点式、小规模合作模式已初现端倪。这些合作形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增强型合作，如江林昌和孙进两位学者均致力于历史考古研究，他们多次合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方研究合力，再如王文光、马宜果两位学者致力于多民族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出“基于历史维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7];二是互补型合作，如中国古代史学者刘高潮与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者赵永恒综合利用天文年代学、历史学方法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从跨专业角度提出颛顼在世时间的计算方法[8],等等。同时，“三皇五帝”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时期研究是多元文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一前提下，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促进了多元合作模式的形成，如J.W.Freiberg以黄帝等历史人物为研究佐证，得出了正统(儒家)与异端(道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论，其从非社会阶层视角审视得出的结论仍然只能是描述性的结论[9]。跨机构乃至跨国学者的小范围合作，体现了“三皇五帝”研究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和研究方向的灵活性，也只有依循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才能充分挖掘这一综合性问题的深度及广度。小规模合作模式的初步形成，也为后续合作型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开启了良好发端。

三、“三皇五帝”与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词研究情况分析

利用知识图谱概念模型可以将一个研究领域概念化与抽象化，基本路径为从研究前沿Ψ(t)到知识基础Ω(t)的时间映射Φ(t),即Φ(t):Ψ(t)→Ω(t)[10]。作为对论文主题的精炼表达，关键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研究所涵盖的核心知识与主题，而通过对不同论文间的关键词频次与关联性的综合研究，可明确该文献集所代表的研究领域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据此形成共词网络，从而直观捕捉到该研究领域中的重点研究主题、研究热点、发展历程和结构演化。

通过CiteSpace对“三皇五帝”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时间区间为1930～2023年，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设定为Top N=50,即从每个时间切片中选择最常出现的前50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得到282个节点和50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28,具有较为明显的网络结构，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聚合力较强的研究态势。详见图3。

图3 1930～2023年“三皇五帝”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出现次数越多，节点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一定强度的关联，节点间的远近则反映出主题之间的亲疏关系。结合图3和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表，见表2,我们发现，“三皇五帝”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学和神话研究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由表2可见，以“《史记》”“五帝时代”“司马迁”等高中心性关键词作为勾连亚研究领域的桥梁，进一步体现了学界以史学和稽古作为开展“三皇五帝”研究的总基调。其中尤以考古文化最为凸显，在2035篇研究论文中，围绕考古文化展开的“三皇五帝”研究论文达200余篇，对其进行研究主题的聚类考察，可以得到图4所示的几大重要分支，体现了如下三大重要特征。

表2 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

图4 三皇五帝“考古文化”领域研究图谱

(一) 学界多偏重“三皇五帝”在多种文化亚型中的溯源考察与阐释

有研究认为，“三皇五帝”神话人物对应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九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对照考古文化年代表，其包含了大地湾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文化层。这些文化类型的研究具有历史跨度长、地理分布广、遗迹考古难度大等现实特征，并且关涉历史、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具有研究的战略紧迫性和实现复杂性。将“三皇五帝”置于多种文化亚型中进行考察与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阐释古帝王形象在特定历史范畴中的特殊性与客观性，同时也能深入探究个体文化与大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与异质性，促进跨领域研究的协同发展。以仰韶文化为例，伴随着相关遗址的不断挖掘与问世，史书中的炎帝、黄帝、颛顼等叙事内容的客观性逐步得到验证，如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残垣断壁与乱坟坑直接还原了当时部落间权力斗争之面貌，进而证明了五帝时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属实[11]。还有学者以特定地区为牵引，探讨同一地域范围内不同文化时期出土文物古迹所代表的遗迹遗俗之演变，如对古黄河与古济水之间的地区进行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研究考察，通过都城遗迹之挖掘，还原了“五帝”之中颛顼、帝喾、尧、舜等几位帝王在世期间的生活遗迹与繁荣情形，间接证实了其治世理念与功绩[12]。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通过出土文物的考辨、遗迹遗俗的佐证和社会生产形态的发现，进行互文性阐释，将“三皇五帝”个体纳入到早期中华文明的体系中进行全方位解释，探寻中华文明演进的早期状貌。此外，张富祥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系统为脉络，通过对系列征战与会盟的梳理分析，提出“东夷的颛顼—帝喾—帝舜一系代表了当时中原腹地农耕文化的主体”[13]的重要论断，为海岱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历史基底层面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些证据，也从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多种文化的交流、交往与交融。

(二) 文化祖先文物考据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通互证研究

从研究成果中显示的关键词聚类可以看出，“文物”“考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等关键词非常多见。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宏观视角下，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14](P1～2),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诸多学者专注于通过“地下史料”拉长两周以前古史长度的研究工作，一改“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15],从综合学科的多维视角，深刻探讨了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综合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16],如在部族征战和文化格局演替之间建立对证关联，以考古学文化中的重大变迁证实传说中的重要征战或部族迁徙[17],从而“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18](P5),等等。微观层面，通过不同历史时期证据的发现，可以厘清历史传说人物的特定行为在民族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如五帝时代的始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的肇兴，而黄帝部族在夏商周时期发展中原地区农耕、融合边部、扩大势力的系列动作，则成为了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动因[19],“与中华国家的发展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并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化而同步递进”[20]。当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通互证研究，还表现出对“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共性”探索，“三皇五帝”中的各个文化祖先在叙事体系的整体上趋于统一，这种共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均具有“神奇的出生”“明显的特征”“非凡的经历”“难忘的事迹”“重大的发明”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件等。这些叙事母题链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一种文化共识。上述研究视角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审视，无疑为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客观论据与支撑。

(三) 在帝系研究中凸显中华文明的持续性与统一性

通过古史、传说、神话的真实性与叙事性来印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历史没有中断，是学界历来的传统与倾向。通俗意义上的“三皇五帝”包含黄帝、炎帝、伏羲、祝融等核心人物，这些形象不仅存在于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记载中，更大量出现在传说、野史、民俗、祭祀乃至口传神话等非正史载录的文献之中。上述人物在古史传说中的形象，长久以来便是考古学家、文学研究者和历史学者的重点探讨对象。对古史传说中帝王叙事的吉光片羽进行系统性清理与逻辑考据，或能从更大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帝王体系的原貌，从而证明流传不曾中断的客观事实。尤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意识的崛起，利用文物、文献资料对史前人物进行体系化考察，成为了考古学乃至跨学科研究的新风向。“三皇五帝”等上古帝王被视为社会演进阶段的象征[6],古史传说中的黄帝经由地下文物的加持，其由传说到史实的演进脉络更加清晰——黄帝在世系、古帝王和祭祀等多元系统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如李零在《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一文中，以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作为厘清古史传说的突破口，回顾了疑古运动以后的“族团说”演变历程，探讨了两周时期20族姓的古帝系统归属问题，并将先秦帝系分为周帝系和秦帝系两种“五帝说”[21],挖掘出古帝渗透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价值同质性。再如有些学者关注到“三皇”系统中伏羲、女娲形象在古史传说中的流变，通过对其在先秦古书、两汉墓葬、魏晋乃至隋唐画刻中形象的挖掘，展现了两位大神由分立到对偶再到彼此孤立存世的嬗变过程，并从历时角度探寻了伏羲、女娲形象从文献走向民间的变迁规律和文化内涵[22]。伴随着上述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重史证”的方法在“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23](P219)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现了研究本体与方法论的交错演进发展。

此外，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路径也逐渐打破了学者的传统研究惯性，如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证礼乐制度起源于五帝时期[24],从人地关系视角审视“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及年代考据[25],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考古证据进行学术研究时，应理性抱持辩证视角对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进行界定，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问题，完全依赖考古证据或刻意忽视出土证据的做法都应被摒弃。

图5 1930～2023年“三皇五帝”研究活跃关键词

注：红色线条代表该关键词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的具体历时阶段，灰色代表节点还未出现，深蓝色代表节点开始出现。

四、“三皇五帝”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学术进路探索

通过对各个学术时期的“热词”和“突现词”进行捕获和分析，可以客观探测出学界对本领域关注问题的转向或跃迁[26],同时对这些活跃节点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绘制考察，可以进一步得出该热点的持续时长，详见图5①。1930年至今的时间范围内，共计探测发现22个“突现词”(活跃关键词),这些词代表了不同时期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图5可见，围绕“三皇五帝”展开的研究中，前22位突现词均出现于本世纪初至今的20年间，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大同”“文明起源”“大一统”“中国”“道统”等词，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一统”和“文明一体”倾向。

(一) 研究条件日益成熟的自然催化

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在经历了众多学者长时间的热点培育、成果累积与深耕细作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实现了研究分支的明显细化和更多学科的交叉与通融，由一般性叙事研究、考证研究逐渐上升为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系统性阐释。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三皇五帝”研究学科分布涉及中国史、考古学、哲学、中国文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等，一级学科下面又细分出更加具体的二级学科，更加多元的学科关注热情催生了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既表现为新兴突现词的涌现，也反映出传统研究议题的跨域新阐释与文化新发现。

(二) 阐释时代精神语境下的学术自觉与突破

多个不同研究主题在特定时期内的集中转向，很大程度上源自特定的时代战略导向和社会热点聚焦。特别是伴随着某一特定研究议题在长历史跨度内的逐步延展，学者们需要不断寻找更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研究对象依托，即由相对分散的研究方向自发性聚焦至某一特定本质和内核。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如何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来源与根基，很显然会追溯到中华民族文明发轫期的“三皇五帝”时代，大量的关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遗迹，不仅成为研究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而且也以毋庸置疑的史实证明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悠久性与持续性。自此，在民族意识复兴的紧迫感和文化兴邦的责任感驱动下，学界与之相关的阐释性研究、实践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逐步深入，催生了诸多新“热词”的集中涌现，共同构成了本时期的学术史基色。

(三) 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更深层认知

从晚清以来，学者们就力图从典籍中的神话传说里寻找代表民族形象的精神和价值，以作为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的资源[27](P267)。“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后，在反帝反封建国家命运的驱使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把“三皇五帝”与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相关证据的不断发掘，信古派和疑古派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歇。但无论依循何种研究方法，无论将这些人物放置在何种语境，其结论均不同程度地落脚于将“三皇五帝”与中华民族产生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无一不是把“三皇五帝”同中华民族的团结交融密切结合在一起。进入21世纪以后，更多学者在这一认知上达成共识，深刻体现了学界对于历史文化关乎国家命运的趋同性认知。其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在近十年的活跃关键词与热点术语中，有不少如“三皇庙”“史记”“儒学”等出现时序较早，但依然活跃的“旧词”。这一现象的多点发生，反映了学者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普遍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对传统事象的重新解读与创新阐释。这些研究多集中于通过新手段、新方法、新视角，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征的形成源头、特征界定、因损沿革和当代性进行全新的解读。而新时代显然需要为历史大传统、为国家大文明赋予新的价值和属性。从当今建构中华现代文明的维度对神话中的人物和时期进行更加深入的系统研究，才能赋予“三皇五帝”等古老神话叙事以科学的文化内涵，使其在当今中华文明探源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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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主要采用了CiteSpace作为计量分析软件。该软件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可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图谱的绘制。

(2) 检索条件为（主题%=‘三皇’or题名%=‘三皇’or title=xls（‘三皇’）or v_subject=xls（‘三皇’））OR （主题%=‘五帝’or题名%=‘五帝’or title=xls（‘五帝’）or v_subject=xls（‘五帝’））。检索时间为2023年12月6日。

(1) 这些被剔除的文献数据主要包括刊首语、中医专业名词相关研究及其他不相关非本领域文献。

(1) 数据来自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

(1) 该数值由CiteSpace软件计算得出，图略。

(2) 2035篇文献中共计包括5142个有效关键词。

(1) 探测模型（Detection Model）基本参数不变，规定γ=0.5，从而得到突现词列表。

原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