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廉斯晚年思想出现“历史转向”，从强调哲学反思转向了谱系学叙事。他主张对于观念转型做兼顾各方的解释理解，这样一种活动被称作“确证”。他所展开的“确证型谱系学”迥异于尼采的“颠覆型谱系学”。两种谱系学路径均有着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和“认知的”关切，这样两种关切并未造成其取向差异。威廉斯彻底的“现实的心理学”即“彻底的自然主义”，以及其对于认知的透明性的追求，使得他所追求的“确证型谱系学”迥异于尼采。尼采的道德心理学依然残留着观念论的影子，因而是不彻底的。而其谱系学分析则预设了被研究对象的认知非透明性，因而表现为哲学颠覆。

【关键词】威廉斯；哲学谱系学；确证；现实的心理学；认知透明性

晚年威廉斯转向谱系学，其生前最后一部专著《真理与真诚：一种谱系学论说》（后文简称《真理》）尝试采用谱系学叙事来理解现代西方基本价值观念。从其1985年的名著《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后文简称《限度》）到其晚年的谱系学，威廉斯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限度》时期威廉斯还主要地采用哲学反思，而《真理》时期则主要地采用谱系学叙事。而且，威廉斯主张的乃是一种“确证型谱系学”（Vindicatory Genealogy） ¹ ，这种谱系学基于“认知的自然状态”而展开，迥异于尼采、福柯所奠定的“颠覆型谱系学”（Subversive Genealogy）。他的这种特殊努力特征明显，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困惑。

《真理》一书出版后的二十年间，克雷格（E. Craig）和弗里克（M. Fricker）继续沿着“认知的自然状态”路径对“确证型谱系学”做出了富有创见的推进，詹金斯（M. Jenkins）回应了该路径的独特性问题。罗蒂、内格尔和库普曼（C. Koopman）等人则均对该进路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奎洛（M. Queloz）则尝试用“实用型的谱系学”概念来对该路径做出全新解释。不过在涉及威廉斯何以另起“确证型谱系学”，这一进路何以卓异于“颠覆型谱系学”而得以成立的问题上，上述研究均显得不够系统深入。本文拟锚定这一基础问题，尝试对于威廉斯选择“确证型谱系学”的独特理由给出内在一致的连贯说明。

一、为什么要转向谱系学

《限度》时期的概念工具主要是“哲学反思”，这是一个横贯西方哲学传统的概念。威廉斯将其上溯至苏格拉底，下连至黑格尔。这个传统乃是将哲学事业视作“理智的事业”，并且认为人的活动能够被反思能力所理解和解释。尽管威廉斯也注意到“伦理理解需要社会解释的维度” ² ，但是该书的基本基调则依然是依恃“哲学反思”。

威廉斯在《限度》中将反思而不是将“论证”“辩护” ³ 视为哲学的核心工具，这一强调重点的变化表明威廉斯已经与当代哲学主流主张之间保持着张力。论证与辩护设定了客观的概念逻辑，而反思则将有着自我意识的主观的个体设定为行为体，并且将一切被关照对象设定为可反思物。但反思既然同属于“理智的事业”，那么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黑格尔，都无法摆脱将人视作“无拘的理智存在物”（unencumbered intelligences） ⁴ 这一宿命。而且，威廉斯在《限度》中的核心任务乃是反思我们的生活实践。但是“反思与实践的张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⁵

这里提请大家注意：第一，威廉斯的主要工作乃是反思我们的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第二，“反思与实践的张力”的存在促使威廉斯转向“有历史的哲学”。 ⁶ 而“有历史的哲学”的具体体现，就是“哲学谱系学”。

晚年威廉斯反省说：“标准的假设就是，哲学探究不需要过多地受到历史的烦扰：哲学家的独特事业就是反思，而反思，粗略说来，可以完成一切。而尼采评论的基本点就在于，起码就伦理与政治而言，那一假设是错误的。” ⁷ 这是威廉斯从一般性的哲学反思转向“有历史的哲学”的明确证据。

威廉斯的这一转折意味着，第一，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有历史的哲学”及其表现即“哲学谱系学”，它们适用于作为实践的伦理与政治事务。第二，关于伦理与政治事务，我们需要一种哲学谱系学的方法。而且，由于谱系学涉及人的实践，其在哲学上所要处理的对象具体地集中在了信念、价值与观念等问题上。

实际上，早在《限度》一书中，威廉斯已经得出了一个“著名的非苏格拉底式结论 ⁸ ，在伦理学中，反思摧毁知识”。 ⁹ 威廉斯洞见到了伦理生活作为一种伦理现象的在先性，但又在整个《限度》一书中赋予反思以特殊地位。其对反思能力的一般性信念与其对于特定伦理生活承载特定需求的洞见之间构成了一种矛盾。与威廉斯关于伦理的“厚概念”与“薄概念”的区分相关，我们可能不得不处理“超级传统社会”与“超级反思社会”之间的落差，不得不面对“反思摧毁伦理知识”的悖谬现实，也不得不思考“包容性的我们”与“排他性的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一些与伦理讨论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上，威廉斯的反思工具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哲学的性质，进而寻求一种更为切实的哲学处理工具。在《羞耻与必然性》的写作过程中间，威廉斯的思想开始有了一种“历史转向”。他开始思考一种“有历史的哲学”。 ¹⁰ 而尼采式的谱系学则进一步被他用来作为自己这种新转向的方法论。

在《理解人性》 ¹¹ 中，威廉斯给出了其谱系学方案的一般架构：

一种尼采式谱系学——以一种分析哲学感到尴尬的方式——典型地混合了历史、现象、“现实”心理与概念阐释（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而且，这些历史故事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惊人地变化着。尼采的有些处理步骤可具体地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角度观之，而其一再的惊叹则完全可以从诸如基督教这样的事情中观之。但是我们需要这些要素协同起作用，这一主旨则肯定是对的。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的什么样一些部分，在何种程度上是文化地在地的（culturally local）。当我们要去理解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们的图式的某种实际的（actual）人类图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定位这样一个图式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历史中，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图式的历史中去发现它。为了理解其他图式，以及为了理解为什么在这些人的图式和我们的图式之间会有这种差异，我们需要将其当作人类的图式来加以理解；这就是用相似性来理解差异性，这种理解需要调用心理阐释。确实，极为粗略地来讲，一种尼采式谱系学现在可以看作是从戴维森加历史出发。 ¹²

无历史的概念图式加上有历史的本地性理解，这就是威廉斯从《限度》的反思立场转向《真理》的哲学谱系学立场的一般表现。威廉斯的最终目的，是要破除将人视作“无拘的理智存在物”的主张，还原人的多重复杂性。在上述架构中，“历史的”涉及文化，“现象的”涉及社会理解，“现实心理”涉及具体的有灵魂的人（我们因而会关注道德心理学），而“概念阐释”则涉及传统的哲学反思，以及对于传统反思在哲学工作中间的位置的界定。哲学谱系学乃是对于多角度视角的综合调用。我们的伦理观念，或者说我们的哲学观念乃“是许多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复杂沉淀”。 ¹³ 现在，我们的哲学事业乃是阐释、解释和理解，而不再是论证（argument）、辩护（justification）和概念反思。

晚年的威廉斯主张一种“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哲学”，并认为哲学的事业就是“一项理解的事业”，一项“人文的事业”。这个话题是要回答“哲学应该做什么”“什么算是做得正确，什么算是做对了”，或者说是要回答“哲学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问题。 ¹⁴ 威廉斯强调，哲学“致力于更好地理解（make sense of）生活，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理智活动。” ¹⁵ 而“为了达到理解，我们需要根植于我们的本地实践，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不同概念和解释。”也即需要一些“由人所建立的或者或许由历史所建立的本地概念”。 ¹⁶ 区别于对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主义解释（如进化论解释），“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具有普遍的人类特征，人类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¹⁷

在将谱系学做出上述理解之后，谱系学将会成为一种叙事（narrative），而不再是一种论证或辩护。哲学谱系学则进一步演变成为对于我们的伦理与政治实践做出在地性理解的活动。威廉斯定义说：“谱系学即这样一种叙事，它通过刻画一种路向，尝试解释一种文化现象所得以发生、本可得以发生、或正如可以想见的那样得以发生。” ¹⁸

在威廉斯的这样一个刻画中，“所得以发生”对应于“事实的谱系”，“本可得以发生”对应于“推断的谱系”，“正如可以想见的那样得以发生”对应的则是“臆造的谱系”。如果臆造意味着人为虚构，那么自然状态理论就是一种“虚构的谱系”。那么，“不管说是什么事情吧，一个虚构的叙事为何可以解释之？这是一个好问题。” ¹⁹ 或者说，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自然状态是某种臆造之物，我们怎么可以解释什么事情？” ²⁰ 而这正是谱系学的当代英国传统的“自然状态”理论：从一种事实的、臆造的或推断的人类存在状态或联合状态出发来开始其谱系学考察。

威廉斯诉诸谱系学方法的学术动机有二。他一头拆解道德必然和理性必然（在其对于罗尔斯等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批评中可以看到） ²¹ ，一头抵御相对主义（见其对于罗蒂的批评）。威廉斯旨在走出一个哲学上的中间路线。威廉斯对于谱系学的描述展示的都是事情发生的“实际所是”（the one we actually have）。 ²² 有着“实际所是”的托底，事情的客观性就有了基本保证，相对主义也不再那么相对。

二、“自然主义”与“认知的”

哲学谱系学发展的高光时刻在于尼采和福柯，由他们所奠定的“颠覆型谱系学”一直被公认为典范与正统。在他们看来，我们既有的信念、价值和概念受制于背后隐藏的话语制造结构和权力支配结构，并不是客观真理的真实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既有价值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乃至颠覆。谱系学的功用因而也就典型地表现为拆穿和倾覆。

威廉斯敬重尼采，其“哲学需要历史”“有历史的哲学”等主张均源自尼采。但其谱系学的展开则是一种“确证型谱系学”，在形式上他没有接受尼采的“颠覆性谱系学”。本文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两种不同的谱系学类型产生？“确证型谱系学”何以独立？

为了能够准确地抵达我们的目的，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如下两个基础概念：“自然主义”与“认知的”（the epistemic） ²³ 概念。我们知道，尼采和威廉斯在哲学上均为自然主义的进路。这种进路与近代自然科学共享着对于世界和事物的“自然的”理解。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近代背景之下，采纳自然主义，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关于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为止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

第二个概念为当代英国的哲学谱系学（克雷格、威廉斯、弗里克）所共同使用。他们称自己的谱系学乃是一种“认知的自然状态”（the epistemic state of nature）理论。这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和“自然状态”假设为近代以来英国人的独特传统一样，“认知的”这条进路同样支持着“确证型谱系学”的独特性，进而导致其与“颠覆型谱系学”的分道扬镳。

“自然主义”的主旨是要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事情要在自然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这里接续的乃是休谟在《人性论》中对于“自然”概念的界定。在那里，休谟提出，“自然”概念是在与“神迹”“不常见的事物”和“人为的事物”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 ²⁴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个世俗化的（而非神学的）常规意义上自然地谈论问题。

与“自然主义”主张密切关联，一个现代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认识范式在当代哲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乃是因为我们需要思考，与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人的实践及其相关物（信念、价值与观念）有关，其本身到底是一个独特的领域，需要独特的认识方法，还是说它同样可以被还原，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来加以统一地认识？在第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关于伦理与政治事务，关于人的信念、价值与观念，我们的一个上佳选择（虽然绝非唯一选择）乃是将其做谱系学的独特理解，而不是将其做自然科学的还原。

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共享了对于世界的自然理解。麻烦也因此而产生。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兴盛乃至强势，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将一切理解，包括对于社会科学的“文化”的理解，还原为自然科学的理解的问题。现代科学主义盛行，科学自带理智权威。科学主义者因而主张哲学要从科学中分享这种理智权威，并将其奉为唯一通用者。而实际上，人文科学具有独特性，不能够将其简单地还原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解。也就是说，与自然主义相关，谱系学的自然主义需要特别申明其独特性。因此，第一，自然主义主张自然的问题要自然地来理解，而无需诉诸神迹、反常和人为。第二，谱系学的自然主义同时认为，在一个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的事业仍然需要独立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来加以理解。

这两点理解同样适用于尼采。关于尼采与自然主义的关系，莱特尔就主张，我们可以在上述第一点立场基础上，进一步将尼采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做特定的联系。“哲学探究应与科学中的经验探究保持一致。” ²⁵ 贾那韦则批评莱特尔的这一主张过于激进，他过于夸大了尼采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 ²⁶ 而在这个问题上，威廉斯也早已贡献了其独特洞见。在其研究尼采的名篇《尼采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心理学》中，威廉斯明确提出，尼采绝非简单的自然主义者，他更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²⁷ 谱系学的自然主义必然强调人文科学的独特性。

从《限度》到《真理》，威廉斯作品中的相当大篇幅都是用来处理自然主义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威廉斯尝试回答：如果我们对于人的文化实践不取自然科学的还原论理解，那么我们是否还有与还原论迥然有别的独特进路？威廉斯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一问题进一步把我们引向了关于人的文化实践的“自然状态”假设理论。

《真理》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是“自然状态不是更新世”。如果我们熟悉克雷格的相关工作的话，就会发现威廉斯这里借用的乃是克雷格的表述。威廉斯这里是在说，关于我们文化实践的“自然状态”假设乃是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理解进路，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把“自然状态”理解为类似于自然物种均已存在于自然世界，之后只是需要生物演化这样的过程。相反，对于我们的“文化实践”的人文理解来说，“自然状态”假设乃是一种解释装置。它具有诺齐克所主张的“潜能解释”（potential explanation）的特征，但是它更类似于克雷格的知识的“自然状态”假设。 ²⁸

也就是说，到这里为止，“自然状态”假设被赋予了人文理解的功能。人文的事情需要人文地来加以理解。“文化实践中的变化经常可以用生活于该文化中的人们所拥有的价值或信念来加以说明。” ²⁹ 至此，在区别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差异的意义上，我们已经把握到了威廉斯从“自然主义”走向“自然状态”假设的理由。

转向“认知的”（the epistemic）理由同样是内在的。它起源于“真理”这样一个大问题。真理问题与知识和认知问题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认识真理是困难的，乃至是会被误导的。我们可以把人们在认知上所遇到的认识真理的困惑称作“真理之难”。当代知识论称“知识就是被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信念、真和辩护成为知识的三个核心构件。“真理之难”的核心，就是我们在真理是否存在、真理可否获得，以及真理可否辩护这样三个问题上存在着疑问。正是这种疑问的存在，促成了对其做出否定性问答的可能性。而在事关人类文化实践这样的问题时，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对其做出质疑和否定的回答就会变得更加合理。而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谱系学叙事的展开。可以说，“真理之难”问题乃是谱系学叙事最为隐秘的哲学关切。

在20世纪复杂的理智氛围中，怀疑“真（理）”和怀疑“辩护”流行，知识被进一步收窄为对于人的信念的考察。威廉斯的《真理与真诚》，开篇就是对于这种知识状况的描述。威廉斯的立场，既要反对存在绝对真理的绝对主义主张，也要反对什么都行的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威廉斯提出，“信念旨在求真”（Belief aims at truth） ³⁰ ，即便我们不能够保证获得真，起码我们能够要求每个人在向其他人传递相关的知识信息的时候乃是“真挚”的。也就是说，即便存在“真理之难”，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具体认知活动可以实践地得以展开。转向认知活动如何展开，乃是对于“真理之难”的一种回应。

“真理之难”可以内在地支持我们沿着认知路径思考谱系学，而（始于克雷格的）“认知的自然状态”理论则是这种思考的一个当代发展。不过在逻辑上，与“真理之难”相关的“认知困惑”也同样内在地催生了尼采-福柯理论。在根本的哲学关切上，尼采-福柯路径同样是对于真理的存在、认识与获得的“认知的”理由的回应。基于“真理之难”而转向谱系学叙事，这是“克雷格-威廉斯-弗里克”路径与“尼采-福柯”路径共通的认识论基础。两种进路的后效差别在于，尼采-福柯进路因怀疑而拆解，通过揭示知识对于权力的依赖而质疑信念、价值、概念的有效性，从而形成了“颠覆型谱系学”。英国进路因怀疑而转移叙事，将注意力转向了“对于知识的实践阐明”（克雷格），或者转向获得知识应该具有的德性（威廉斯），或者是对于知识可有效传递的障碍（认知非正义）的指认与克服（弗里克），从而形成了“确证型谱系学”。

本文因而主张，单纯从“自然主义”和“认知的”这样两个概念入手并不足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谱系学。不但如此，深入两个概念的哲学关切，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概念反而是两种类型谱系学共同的哲学关注点。导致两种谱系学产生差别的深层原因应另外去寻找。

三、什么是“确证的”，何以区别于“颠覆的”

本节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确证的”，以及什么是“确证型谱系学”？第二，威廉斯的“确证型谱系学”何以区别于尼采的“颠覆型谱系学”？

“确证的”（vindicatory）这一概念乃是威廉斯思想中一个特殊的过渡性概念。他欲借这一概念的辨析树立一种独特的哲学观，用来处理观念转型、价值重估之类的基本问题。但是从其实际的使用效应上来说，这一概念一直存在着令人不够满意的地方。如前所述，威廉斯注意到，人文事业完全不同于科学事业，人文事业有其自身特点，也应有其自身独有的方法论。而且，威廉斯不但是要反对上述的科学主义，同时是要反对其同时代的哲学主流主张。这种主流主张就是将哲学设定为论证和辩护的事业，或者，退后一步，把哲学设定为反思的事业。而这些传统主张对于我们解释和理解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即解释和理解观念和历史的转型（the transition） ³¹ 均不足敷用。 ³² 关于观念和历史的转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这一全新的观念就是“确证”。

威廉斯提出：“对于从一种图景到另一种图景的转型加以解释，这样的观念被称作‘确证的’。”“后一理论，或者（更为一般地说，后一）图景（outlook，世界观）致力于理解自我、理解早期图景，以及理解从早期图景到后一观点（理论）的转型，在这样一些措辞中间，双方都有理由承认这种转型乃是一种改进。我把满足这一条件的一种解释称作确证的（vindicatory）。” ³³ 也就是说，“确证的”乃是一种有意识的解释理解活动，它旨在对于我们的观念转型给出正当的解释和理解，这种解释和理解需要兼及各方。

在这里，威廉斯把观念转型设定为涉及新旧观念双方的事情，而特意把“论证”和“辩护”设定为某一单方（如新观念一方或旧观念一方）的自我确认活动。与这个设定相关，威廉斯把“解释和理解”设定为涉及转型双方的共同事业（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人文事业），把“确证”也设定为“双方都有理由承认的”。不但如此，这种兼及双方的“转型”“确证”需要让双方都有理由承认其为“改进”（an improvement ³⁴ ，或good thing ³⁵ ）。很显然，这里同时还包含了另外几个关键要素。第一，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第二，事涉转型各方，我们要的不是“赢了”某种论证或辩护，而是对于转型的两方面的理解。 ³⁶ 第三，这是一种争取正当性或信心的活动。

威廉斯特别注意到，“单纯拥有历史并不明显地就是一种确证。” ³⁷ 如果只是陈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碰巧成为了我们的观念，这种叙述不是“确证”。我们所说的“科学的危机”乃是一种解释的危机。“它们是信心危机或正当性危机（of confidence or of legitimacy），如果碰巧只是这样一种观念而不是另外一种观念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基础，这样的解释并非字面意义上所说的确证。” ³⁸

也就是说，只是对于某种信念、价值与概念做出历史描述，即便这种描述表面上看起来涉及转型，那它也不是“确证”。在《限度》以及其他多个地方，威廉斯还曾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的近代叙事，认为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一种价值“赢了”，即便论证漂亮，也依然不是对于近代转型的恳切说明。一种叙事想要是“确证”的，这种叙事应该有着更多的考量。而这种更多考量，就是引入“在地的理解”和“在地的传统”，而不是简单地诉诸“论证”或“辩护”。这是一种“将我们的图景与他人的图景加以比较”的活动。 ³⁹

威廉斯的“确证”概念用意深刻，并且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效地改变了我们哲学主流传统的一些成见。比如说它改变了哲学囿于“论证”或“辩护”的单向模式，主张哲学要关注真实历史变化中的各方力量，又比如说他将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概念与现代性展开后的各种社会限制条件关联，较好地解释了导致这些概念出现的客观历史约束力量。

不过，威廉斯的“确证的”概念存在着诸多困难：兼顾各方何以可能？何为双方都承认的“改进”？如果在理论上“为解释一个好的信念立场所要诉诸的理由只能从人们已经持有的信念当中去获得” ⁴⁰ ，那么解释信念的“转型”何以可能？等等。也正是在我们所考虑到的上述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基础上，我们说“确证”概念本身乃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的概念。对于“确证的”解释与理解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确证型谱系学”，我们对于其可能发挥的功用均宜持有一种审慎态度。

在对“确证的”的哲学含义给出说明之后，威廉斯进一步转向讨论“确证型谱系学”的可能性。在《为什么哲学需要历史》中，威廉斯提出，慑于哲学上的“生成谬误”指责，有些思想家否认“确证型谱系学”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一看法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被论及的价值可以用谱系故事，使用那些本可能破坏其效力的术语来理解自身，表达自身，并且主张自身的权威。” ⁴¹

他还以我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为例来说明“确证型谱系学”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历史解释的问题。就问题得到了一个消极的回答而言，不存在着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那种形式的确证型谱系。但是如果剥离了其错误的自我理解，剩下的那些重要部分就可能的确拥有一个确证型的谱系，在那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它，同时尊重它，支持它，并在其中生活。我们还可以竭力主张它，以反对那些其自身理解不能够经受谱系学调查的其他信条（如神圣启示）。” ⁴² 在这里，威廉斯给出了谱系学考察的正面功用，也即将谱系学叙事用以正面“确证”一种信念、价值与观念。

在威廉斯看来，追问一种谱系学是否是确证的，“就是追问这种谱系学是否可以解释一种价值，追问在其得到理解之后，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人们对于这一价值的信心。一种确证型的谱系学理解特定价值。” ⁴³

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中对于“自然状态”谱系学的刻画系统重述了前述克雷格的知识要点。在该书第二章第五节中，威廉斯区分了尼采的“颠覆型谱系学”和他自己的“确证型谱系学”。前者旨在揭示事物不道德的（可耻的）起源，进而贬低（拆穿）其价值。后者则寻求展露事物的“高贵”起源以赞美其对象。或者说，通过叙述其起源来确认其权威。

“确证型谱系学”在功能诉求上不同于“颠覆型谱系学”，“我们可能直觉地感到，一个‘好的’谱系可以显耀（reflect well on）一种观念、概念或价值。”“不仅解释了，而且辩护了其作者所偏爱的政治安排。”也就是说，它拥有了“一种规范意义”。 ⁴⁴

也就是说，在威廉斯看来，谱系学不仅能够发挥其拆穿、颠覆性功能，而且能够在适当的条件环境中发挥其展露一种信念、价值与概念的高贵起源，确认其权威的功能。威廉斯将这样一种能够发挥其正面展露确认功能的谱系学称作“确证型谱系学”。

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一般性地刻画了“确证的”概念与“确证型谱系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威廉斯式的“确证型谱系学”何以不同于尼采式的“颠覆型谱系学”？这则是一个为人们所更加关心的问题。上文已经说过，“自然主义”和“认知的”这样两个路径，就这两个概念的一般含义而言，它们乃是两种类型谱系学的共同进路基础，并非导致二者产生分歧的学理理由。那么，导致两种类型谱系学产生分岔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提请大家注意詹金斯对于威廉斯谱系学进路独特性的分析。在詹金斯看来，“现实的心理学”和“伦理的自然主义”乃是威廉斯谱系学叙事的两个基石。与学界主张威廉斯在学术上紧随尼采的一般看法不同，威廉斯这两个主张的真正学术根源乃是修昔底德，而非尼采。威廉斯与尼采思想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威廉斯从修昔底德那里获取了“悲剧感”与“无偏感”，而这两点则要求一种“现实的心理学”和“伦理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在谱系学、现实心理学，还是在伦理的自然主义问题上，无论是尼采还是黑格尔都不是威廉斯的典范。这一荣誉要归于修昔底德。” ⁴⁵ 如果这一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威廉斯与尼采在哲学谱系学上的分歧就有了踪迹。

詹金斯主张，威廉斯思想有着如下三个基本信念。第一，“得体的哲学需要现实的心理学”。第二，“只有包含了具有谱系学精神的历史意识，我们的哲学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合理的与准确的。” ⁴⁶ 第三，“只有当它承认了世界的根本的偶然性，我们的哲学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合理的与准确的。” ⁴⁷

“威廉斯看到，心理现实可以削弱哲学奇想。” ⁴⁸ 如果能用现实的心理学解释伦理现象，我们就永远不要急于把道德生活做还原论（还原为某种特定伦理概念）的解释。也就是说，威廉斯突出地强调，我们要将伦理生活作为一种我们所直面的基本现象，将其置于优先地位，但凡能够用其他东西加以解释的地方，我们就尽可能不主动动用伦理学概念，不去主动将我们的现实生活伦理学化。这就是威廉斯的“非理论化”或者说“非伦理化”主张。原因就在于，在威廉斯看来，回答“反复出现的自然（主义）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生命这一现象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的方式，需要一种“伦理的自然主义方案”的说明，而非一种伦理的观念的说明。 ⁴⁹

威廉斯把“现实的心理学”用于对于伦理观念的自然主义说明，并将其赋予更加醒目的重要性。这使得他的伦理的自然主义不同于尼采。 ⁵⁰ 这一看法也为威廉斯自己的表述所印证。在威廉斯看来，在尼采那里，依然残留着“混同历史和心理”的情况，尼采犯下了一种黑格尔式的错误，那就是将观念图景与历史混同。尼采没有能够将黑格尔式的目的论与其自己的偶然性主张做出全面彻底的区分。“有可能尼采自己依赖一种用心理术语来表达的历史解释，其所受到的黑格尔观念论的影响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更多。” ⁵¹ 我们这里已经涉及对于“伦理的自然主义”中的“自然主义”概念的特殊理解。我们认为威廉斯坚持了一种“彻底的伦理自然主义”。与之相对照，尼采的伦理学自然主义则是不够彻底的。

同样的，在上一节关于“认知的”概念的一般分析基础上，我们可能进一步涉及对于“认知的”这一概念内含的核心特征即“透明性”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将进一步将威廉斯与尼采区分开来。威廉斯自己总结说，尼采式谱系学之所以具有令人不安的破坏性特征，源于其谱系学的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尼采是对既有道德的整体加以考察，这种整体性的道德是自足的，不能用功能性的解释来正面说明之。第二，这种解释是用“力量”（forces）这样最简单最原始的非道德概念来进行的。第三，由于前两个特点，尼采所援引的解释过程不仅要回避基于个体的意向的或慎思的路线，而且注定需要是无意识的。 ⁵²

也就是说，尼采所揭示的传统道德所具有的“血腥残忍”特征，根源于这种道德体系本身抗拒认知的透明性。如果尼采在其理论分析过程不做这一假设，则其对于所分析对象的一般刻画就会被瓦解。与尼采不同，威廉斯的“确证型谱系学”则沿着认知的透明性方向正面地加以展开，其所辩护的价值乃是“可透明地得以维持的，而不是无意识地受到破坏的。” ⁵³

詹金斯援引威廉斯，提出了涉及认知问题“透明性”与“非透明性”对立。威廉斯的谱系学之所以是“（可）确证的”，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透明地”加以正面解释的。尽管这样一种对于“真之德性”的解释仍然需要“历史的有意义补充” ⁵⁴ ，但是这已经让我们这里对于威廉斯式的“真之德性”谱系学获得了正面的信心。这种谱系学乃是认知透明的。而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之中的谱系学分析则需要将其思考对象设定为一种认知非透明的。

在认知透明性的问题上，威廉斯自己的表述比较含混。 ⁵⁵ 詹金斯部分地点出了这一点。本文认为，认识到尼采与威廉斯在谱系学分析过程中间存在着认知透明性假设的差异，可以让我们完整解释二人对于谱系学所赋予的任务的差异。尼采的“颠覆型谱系学”只能够将被叙述的道德体系视作一种非透明的整体，而威廉斯的“认知的自然状态”理论具有设定了一种对于人类认识过程的透明性思考，这种思考呈现出正面“确证”的特征。

“透明性”概念乃是笛卡尔以来近代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一种知识体系越是透明的，其认识论就越倾向于是正面的和建设性的。而一切非透明的信念、价值和观念必然是透明性的敌人。对于非透明的东西加以瓦解和摧毁，这是近代认识论的应有之意。

本文主张，基于彻底的自然主义的“现实心理学”，以及基于“认知的透明性”的“认知自然状态”理论，威廉斯在这两点上与尼采的差别，已经足以促成威廉斯发展出一种有别于尼采的“确证型谱系学”。因此，本文第二节关于“自然主义”和“认知的”概念的一般理解，揭示的只是威廉斯与尼采哲学谱系学的共同进路基础。而本节所涉威廉斯对于“伦理的自然主义”和“认知透明性”的特殊理解，才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确证型谱系学”与“颠覆型谱系学”产生差别的根本缘由。

【脚注】

1. 又作“辩护型谱系学”或“坐实型谱系学”。本文尝试廓清威廉斯使用该术语的特殊含义。

2. B.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London：Routledge Press， 1985， p.131.

3. 本文统一将“justify（justification）”译作“辩护”，而将“vindicate（vindicatory）”译作“确证（的）”。

4.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3.

5. B.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p.236.

6. B.Williams， Essays and Reviews：1959-2002，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05.

7. B.Williams， Essays and Reviews：1959-2002， p.406.

8. 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即知识，而威廉斯这里提出，反思可能摧毁伦理知识。

9. B.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p.148.

10. B. Williams， “A Mistrustful Animal：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 A.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8.

11. 威廉斯用“understand”来对应一般性“理解”，而用“make sense of”来对应“有历史的哲学”所主张的厚实的“理解”。我们可以称后者为“有其意义”。

12. B.Williams，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75-76.

13.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

14.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80.

15.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82.

16.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p.186-187.

17.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88.

18.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20.

19.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21.

20. E. Craig， “Genealogies and the State of Nature，” in A. Thomas ed.， Bernard William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87.

21. 主流分析哲学家仍然认为，对于概念的哲学理解（信念的真假）与该概念和信念的历史无关。哲学因而被划分为“关联于历史的”和“不关联于历史的”两种类型。谱系学方法的主张者因而预设了“语境关联”或“语境依赖”，而主流分析哲学家则仍然主张哲学乃是独立于语境的“辩护”事业。

22. cf. E.Craig， Knowledge and the State of Nature：An Essay in Conceptual Synthesi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2.

23. 术语“the epistemic”表明这一路径是与知识相关的人的认知行为。我们因而用“认知的自然状态”表明该假设所讨论的人的认知行动，用“知识”表明这种认知活动的结果。

24.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10—511页。

25. B. Leiter， Nietzsche on Morality， London：Routledge Press， 2002， p.3.

26. C. Janaway， “Naturalism and Genealogy，” in K. A. Pearson ed.， A Companion to Nietzsche， 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337.

27. cf. B.Williams，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p.68.

28.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31.

29.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29.

30. B.Williams， Problems of the Self，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p.151. Also cf.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67.

31. 转型（transition）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

32. 威廉斯在《限度》中用哲学反思来反对将哲学等同于论证辩护，或者将哲学等同于语言分析等主张。而其《羞耻与必然性》则进一步用“有历史的哲学”或“尼采式的谱系学”来反对简单的哲学反思。

33.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89.

34.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89.

35. B. Williams， “A Mistrustful Animal：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 A.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p.201.

36. B. Williams， “A Mistrustful Animal：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 A.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pp.198-199.阿伦特提出：“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赢了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E.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p.513）汉普什尔提出，鉴于观念“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们需要“倾听另一面”（S.Hampshire & P. Sheehy， “Interview Sir Stuart Hampshire，” Philosophy Now， no.28， 2000）。贝弗尔提出：“对于世界的一个好的说明，应该既能说明其本身为何与如何产生，又能说明其对手为何与如何产生。”（M. Bevir， “What is Genealogy？”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o.2， 2008）威廉斯曾明确表示，他深受其同事汉普什尔相关观念的影响。

37.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90.

38.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91.

39. B.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191.

40. G. Longworth， “Vindicating Reasons，” The Monist， vol.105， no.4， 2022， p.15.

41. B.Williams， Essays and Reviews：1959-2002， p.410.

42. B.Williams， Essays and Reviews：1959-2002， p.410.

43. B.Williams， “A Mistrustful Animal：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 Williams，” in A. Voorhoeve， Conversations on Ethics， p.210.

44. A.Srinivasan， “Genealogy， Epistemology and Worldmaking，”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119， no.2， 2019， p.106.

45.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Chesham：Acumen Press， 2006， p.165.

46.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3.

47.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4.

48.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2.

49.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p.26-27.

50.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162.

51.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38.

52. 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37.

53.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165.

54. M. Jenkins， Bernard Williams， p.65.

55. 伦理观念所要求的“权威”与现代性所要求的“透明性”之间存在着张力。（B.Williams， Truth and Truthfulness， p.21）因此，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迫于“透明性”承诺，“置于谱系学解释下的道德乃是高度不稳定的”。（B.Williams， “Naturalism and Genealogy，” in E. Harcourt ed.， Morality， Reflection， and Ideolog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0）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公众号 2024年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