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理解科学的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主流科学哲学家深受近代认识论范式的影响,致力于解答“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为此,他们坚持不懈地围绕意义标准、合理性、客观性等议题展开工作,力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然而,思考“如何可能”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那就是遮蔽了科学的“现实性”。所谓现实性,就是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如何现实地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如何可能”预设了科学的现实性,但从未追问现实性是如何实现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把目光转向了科学实践,共同推动了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的发展。[1]
这种转变绝不只是研究主题的变更,它还涉及研究方法乃至哲学位置的转换。康德以来,哲学将自身定位为“元科学”(meta-science):外在于科学并同时为科学奠基的反思活动。它采取规范的研究方法,探求科学之为科学的逻辑的、形式的、先天的条件。因此之故,康德严格区分“事实问题”(quid facti)与“权利问题”(quid juris),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严格区分“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相反,以“现实性”为己任的科学实践哲学将自身限制在“事实问题”的层面,致力于描述知识的现实生产过程,真理的现实达成过程,以及对象的现实构造过程。这决定了它不能也不愿占据“元科学”位置,而自觉地进入科学现场以呈现纷繁复杂的实践之面相。
然而,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张力。与任何历史一样,科学实践的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利益、政治、权力、性别、阶级意识等社会政治要素与认知要素相互交织。如此这般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合逻辑的、理性的?不合逻辑、非理性的知识还是知识吗?围绕科学实践哲学,反对者们发出了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种种责难。规范认识论将“发现的情境”排除在外,正是为了驱逐历史而为逻辑留下地盘。现在,科学实践哲学反其道而行之,似乎不得不承受上述指责。
倘若执着于认识论范式,如此这般的指责或许不无道理。可是,如果科学实践哲学无意置身于该范式呢?谈论科学实践,绝不是打算知识还原为社会文化建构,以对抗理性主义的正统科学形象。相反,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科学实践哲学主张科学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由此,我们获得的科学观念是存在论的(ontological)而非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根据“认识论的科学观念”,科学或者是对外部世界的表象,或者是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除此之外,很难想象第三条道路。根据“存在论的科学观念”,我们必须放弃主体/对象或者自然/社会的二元存在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科学是“在世存在”的实践成就。事实上,实践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存在论冲动。如果说“理论”(theoria)是置身事外的“静观”,实践就是参与其中的“介入”,创造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依据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任何事物都必须经由此在的“操劳”才能呈现,成为“现象”。对此,我表示怀疑。所以,“存在论的科学观念”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而诉诸德勒兹主义。所谓“在世存在”事实上是异质性能动者相互作用的生成(becoming)过程。它代表着拒绝一切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纯粹内在性(immanence)实践场。任何事物只有参与实践场才能成就自身,科学也不例外。这条以异质性联结为导向的动态存在论将被称作“能动存在论”(agential ontology)。它有力彰显了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意蕴。
讨论科学的“现实性”,刻画科学的实践过程,思考知识的生产方式,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现实的关照。如今,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世界的存在方式无不受到科学的强有力形塑。面对这一局面,倘若哲学依然执着于“理想的科学”,那么它将离当下境遇越来越远,甚至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转向“实践的科学”,展示知识、政治、社会、自然的复杂交织,同时是对我们时代的参与性反思,对我们自身之存在的关切。
从“认识论的科学观念”转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并尝试阐发“能动存在论”,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涉及一系列重大议题:近代科学革命与二元论形而上学,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重构存在论,德勒兹主义,游牧知识论等等。我并不指望本书能够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确实希望本书的思考能够尽绵薄之力!
下面简要介绍各章内容。第一章讨论了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简称STS)的“存在论转向”,借此引出存在论主题。在STS的发展历程中,从社会建构论到后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实践转向与存在论转向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在批判社会建构论的同时要求重思存在论,以突破近代以来的二元论存在论。第二章回顾了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二元论形而上学的历史起源。近代科学革命导致了怀特海所说的“自然的分岔”(bifurcation of nature)。世界由此分裂为“原因自然”和“显现自然”。它蕴含的二元存在论为认识论哲学搭建了舞台。在此舞台上,现代人只能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作出无奈抉择。主观主义从主体、思维或意识出发,客观主义从对象或客观世界出发。这就是“二元论魔咒”。
第三章致力于打破“二元论魔咒”,正面探寻替代性的后二元论路线,即“能动存在论”。“自然的分岔”源于“错置具体性谬误”。为纠正谬误,我借鉴了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哥白尼式的反革命”(Co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将哲学的重心转移到居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这一举措带有鲜明的德勒兹主义色彩。德勒兹的内在性、根状茎(rhizome)和单义性(univocity)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这场革命的意义。这条以异质性联结为导向、以能动性(agency)为核心的后二元存在论被命名为“能动存在论”。第四章回到科学议题,尝试探讨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之维。科学实践哲学主张,科学是参与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不是静观世界的理论活动。为揭示其存在论意义,我引入德勒兹的“皇家科学”(royal science)与“游牧科学”(nomad science),以阐明不同科学观念背后的存在论结构与规则。这两种不同的规则分别是“逻各斯”(logos)与“诺莫斯”(nomos)。然后,本章依据能动存在论对科学实践进行阐释,刻画了“存在论的科学观念”的基本轮廓。
第五章与第六章旨在对知识进行新的阐释。第五章的主题是知识的位置。科学实践哲学将“发现的情境”和“辩护的情境”置于同一个实践空间,这意味着知识是有位置的(positioned)。科学不是无情境的、普遍主义的“无处之见”(view from nowhere)。同时,它也不是相对主义的“处处之见”(view from everywhere)。我主张,知识应该是“某处之见”(view from somewhere)。位置并非限制知识,位置构造知识,没有位置就没有知识。然后,借助海德格尔、拉图尔和莱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等人的工作,本章进一步阐明了位置的意义。第六章旨在探讨新的知识模型,即“游牧知识论”(nomad epistemology)。知识是有位置的,这是否意味着走向“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我们应区分地方性知识的两种解读:相对主义解读和非相对主义解读。我赞同非相对主义解读,它呼应了科学作为“某处之见”。接着,借鉴德勒兹的游牧科学,非相对主义的地方性知识被表述为游牧知识论。在二元存在论的框架下,流行的观点是知识的跳跃(saltatory)模型,即主体跳过认识论鸿沟抵达客体。在能动存在论的框架下,知识是位于特定位置的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成就。游牧知识论的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知识即实践,实践即游牧。此外,本章还涉及到科学的独特性以及实在性与建构性的关系等议题。在结语部分,我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德勒兹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为能动存在论增添宏观的思想背景。
[1] 目前,科学实践哲学有两种英文表达: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与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前一种表达的意义比较明确,即对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其对立面是对科学理论的哲学研究。后一种表达有两种含义。第一、对science in practice的哲学研究,这与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基本同义。第二、实践中的科学哲学,这意味着科学哲学不应当是扶手椅式的、沉思式,而应当是参与性的,科学哲学家要主动投入到实践中去,积极走入科学现场。对于这两种表达,本书不作严格区分,因为对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本身必然要求研究者参与性地呈现科学实践。

科学实践哲学与能动存在论
孟强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12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STS 与存在论转向
一、从STS 谈起
二、后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三、认识论的“经验化”与“社会化"
四、存在论转向的两种意义
五、走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
第二章 “自然的分岔”与二元论魔咒
一、“自然的分岔”与近代科学革命
二、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
三、康德与“哥白尼式的革命”
四、客观主义及其问题
第三章 走向能动存在论
一、相关主义批判
二、错置具体性谬误
三、哥白尼式的反革命
四、德勒兹主义
五、能动存在论
第四章 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之维
一、科学实践哲学概览
二、皇家科学与游牧科学
三、逻各斯与诺莫斯
四、科学实践的存在论阐释
第五章 知识的位置
一、重返“发现的情境”
二、某处之见
三、“科学的本质是研究”
四、实验系统作为经验化的“研究”
第六章 游牧知识论
一、地方性知识的两种解读
二、知识的游牧模型(1)
三、知识的游牧模型(2)
四、科学何以独特?
五、“越建构,越实在”
结语 德勒兹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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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理解科学的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主流科学哲学家深受近代认识论范式的影响,致力于解答“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为此,他们坚持不懈地围绕意义标准、合理性、客观性等议题展开工作,力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然而,思考“如何可能”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那就是遮蔽了科学的“现实性”。所谓现实性,就是自然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如何现实地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如何可能”预设了科学的现实性,但从未追问现实性是如何实现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把目光转向了科学实践,共同推动了科学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的发展。[1]
这种转变绝不只是研究主题的变更,它还涉及研究方法乃至哲学位置的转换。康德以来,哲学将自身定位为“元科学”(meta-science):外在于科学并同时为科学奠基的反思活动。它采取规范的研究方法,探求科学之为科学的逻辑的、形式的、先天的条件。因此之故,康德严格区分“事实问题”(quid facti)与“权利问题”(quid juris),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严格区分“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相反,以“现实性”为己任的科学实践哲学将自身限制在“事实问题”的层面,致力于描述知识的现实生产过程,真理的现实达成过程,以及对象的现实构造过程。这决定了它不能也不愿占据“元科学”位置,而自觉地进入科学现场以呈现纷繁复杂的实践之面相。
然而,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张力。与任何历史一样,科学实践的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利益、政治、权力、性别、阶级意识等社会政治要素与认知要素相互交织。如此这般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合逻辑的、理性的?不合逻辑、非理性的知识还是知识吗?围绕科学实践哲学,反对者们发出了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种种责难。规范认识论将“发现的情境”排除在外,正是为了驱逐历史而为逻辑留下地盘。现在,科学实践哲学反其道而行之,似乎不得不承受上述指责。
倘若执着于认识论范式,如此这般的指责或许不无道理。可是,如果科学实践哲学无意置身于该范式呢?谈论科学实践,绝不是打算知识还原为社会文化建构,以对抗理性主义的正统科学形象。相反,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科学实践哲学主张科学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由此,我们获得的科学观念是存在论的(ontological)而非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根据“认识论的科学观念”,科学或者是对外部世界的表象,或者是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除此之外,很难想象第三条道路。根据“存在论的科学观念”,我们必须放弃主体/对象或者自然/社会的二元存在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科学是“在世存在”的实践成就。事实上,实践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存在论冲动。如果说“理论”(theoria)是置身事外的“静观”,实践就是参与其中的“介入”,创造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依据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任何事物都必须经由此在的“操劳”才能呈现,成为“现象”。对此,我表示怀疑。所以,“存在论的科学观念”没有遵循海德格尔的道路,而诉诸德勒兹主义。所谓“在世存在”事实上是异质性能动者相互作用的生成(becoming)过程。它代表着拒绝一切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纯粹内在性(immanence)实践场。任何事物只有参与实践场才能成就自身,科学也不例外。这条以异质性联结为导向的动态存在论将被称作“能动存在论”(agential ontology)。它有力彰显了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意蕴。
讨论科学的“现实性”,刻画科学的实践过程,思考知识的生产方式,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现实的关照。如今,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世界的存在方式无不受到科学的强有力形塑。面对这一局面,倘若哲学依然执着于“理想的科学”,那么它将离当下境遇越来越远,甚至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转向“实践的科学”,展示知识、政治、社会、自然的复杂交织,同时是对我们时代的参与性反思,对我们自身之存在的关切。
从“认识论的科学观念”转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并尝试阐发“能动存在论”,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它涉及一系列重大议题:近代科学革命与二元论形而上学,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重构存在论,德勒兹主义,游牧知识论等等。我并不指望本书能够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确实希望本书的思考能够尽绵薄之力!
下面简要介绍各章内容。第一章讨论了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简称STS)的“存在论转向”,借此引出存在论主题。在STS的发展历程中,从社会建构论到后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实践转向与存在论转向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在批判社会建构论的同时要求重思存在论,以突破近代以来的二元论存在论。第二章回顾了近代思想史,特别是二元论形而上学的历史起源。近代科学革命导致了怀特海所说的“自然的分岔”(bifurcation of nature)。世界由此分裂为“原因自然”和“显现自然”。它蕴含的二元存在论为认识论哲学搭建了舞台。在此舞台上,现代人只能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作出无奈抉择。主观主义从主体、思维或意识出发,客观主义从对象或客观世界出发。这就是“二元论魔咒”。
第三章致力于打破“二元论魔咒”,正面探寻替代性的后二元论路线,即“能动存在论”。“自然的分岔”源于“错置具体性谬误”。为纠正谬误,我借鉴了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哥白尼式的反革命”(Co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将哲学的重心转移到居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这一举措带有鲜明的德勒兹主义色彩。德勒兹的内在性、根状茎(rhizome)和单义性(univocity)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这场革命的意义。这条以异质性联结为导向、以能动性(agency)为核心的后二元存在论被命名为“能动存在论”。第四章回到科学议题,尝试探讨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之维。科学实践哲学主张,科学是参与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不是静观世界的理论活动。为揭示其存在论意义,我引入德勒兹的“皇家科学”(royal science)与“游牧科学”(nomad science),以阐明不同科学观念背后的存在论结构与规则。这两种不同的规则分别是“逻各斯”(logos)与“诺莫斯”(nomos)。然后,本章依据能动存在论对科学实践进行阐释,刻画了“存在论的科学观念”的基本轮廓。
第五章与第六章旨在对知识进行新的阐释。第五章的主题是知识的位置。科学实践哲学将“发现的情境”和“辩护的情境”置于同一个实践空间,这意味着知识是有位置的(positioned)。科学不是无情境的、普遍主义的“无处之见”(view from nowhere)。同时,它也不是相对主义的“处处之见”(view from everywhere)。我主张,知识应该是“某处之见”(view from somewhere)。位置并非限制知识,位置构造知识,没有位置就没有知识。然后,借助海德格尔、拉图尔和莱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等人的工作,本章进一步阐明了位置的意义。第六章旨在探讨新的知识模型,即“游牧知识论”(nomad epistemology)。知识是有位置的,这是否意味着走向“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我们应区分地方性知识的两种解读:相对主义解读和非相对主义解读。我赞同非相对主义解读,它呼应了科学作为“某处之见”。接着,借鉴德勒兹的游牧科学,非相对主义的地方性知识被表述为游牧知识论。在二元存在论的框架下,流行的观点是知识的跳跃(saltatory)模型,即主体跳过认识论鸿沟抵达客体。在能动存在论的框架下,知识是位于特定位置的异质性能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成就。游牧知识论的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知识即实践,实践即游牧。此外,本章还涉及到科学的独特性以及实在性与建构性的关系等议题。在结语部分,我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德勒兹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为能动存在论增添宏观的思想背景。
[1] 目前,科学实践哲学有两种英文表达: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与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前一种表达的意义比较明确,即对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其对立面是对科学理论的哲学研究。后一种表达有两种含义。第一、对science in practice的哲学研究,这与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基本同义。第二、实践中的科学哲学,这意味着科学哲学不应当是扶手椅式的、沉思式,而应当是参与性的,科学哲学家要主动投入到实践中去,积极走入科学现场。对于这两种表达,本书不作严格区分,因为对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本身必然要求研究者参与性地呈现科学实践。

科学实践哲学与能动存在论
孟强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12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STS 与存在论转向
一、从STS 谈起
二、后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三、认识论的“经验化”与“社会化"
四、存在论转向的两种意义
五、走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
第二章 “自然的分岔”与二元论魔咒
一、“自然的分岔”与近代科学革命
二、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
三、康德与“哥白尼式的革命”
四、客观主义及其问题
第三章 走向能动存在论
一、相关主义批判
二、错置具体性谬误
三、哥白尼式的反革命
四、德勒兹主义
五、能动存在论
第四章 科学实践哲学的存在论之维
一、科学实践哲学概览
二、皇家科学与游牧科学
三、逻各斯与诺莫斯
四、科学实践的存在论阐释
第五章 知识的位置
一、重返“发现的情境”
二、某处之见
三、“科学的本质是研究”
四、实验系统作为经验化的“研究”
第六章 游牧知识论
一、地方性知识的两种解读
二、知识的游牧模型(1)
三、知识的游牧模型(2)
四、科学何以独特?
五、“越建构,越实在”
结语 德勒兹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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