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质作出鲜明概括。体用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如何理解“体”“用”的相互关系和体用观的内涵？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以及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进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围绕上述议题，本期圆桌对话特邀4位学者展开讨论。

嘉 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洪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曹润青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赵金刚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董彪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1、“体”“用”的丰富内涵与体用观的千年流变

主持人：“体”与“用”，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很早就出现在传统典籍之中。回顾思想史，“体”“用”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体用观又有着怎样的内涵？

赵金刚：早在先秦时期，体用观念就孕育生发，如《周易·系辞》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道德经》的“弱者道之用”，《论语》的“礼之本”“礼之用”，等等。但在那时，中国人还没有特别明确地使用体用范畴表达思想，而是更多使用“本末”表达本根论思维。至魏晋时期，体用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阐释。宋代以后，体用已然成为不同流派思想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宋明理学更是将对体用的探讨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思想家胡瑗对传统体用观的一个创造性用法，即“体用文”。北宋刘彝对此解释道，“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在他们看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有层次的学问，有体、有用、有文。“体”指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用”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的行为要求和具体展开；“文”则指这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可能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这一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体用的相互关系深有启发。

杨洪源：纵观体用观的演变史，概括地说，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可以从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维度进行理解。

从主体与功能的关系维度看，“体”指实体、主体、形体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具有独立性的东西；“用”则指该事物的作用、功能、属性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荀子·富国》中指出的“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认为有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即一切事物同时存在于宇宙中，只是形体各不相同；它们虽然不能主动去迎合人们的需要，但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或功能。具体到文化这一事物上，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维度看，“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最高本体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内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综合反映。与之相对，“用”指代本体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是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和客观形式。宋明理学经常在上述辩证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尤其是朱熹对体用范畴进行了广泛运用，以至扩展到对心性的阐释。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体用范畴显然可以适用于对文化的理解。

从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维度看，“体”有根本原则、内在目的之义，“用”则为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内在目的之实现方式，即具体方法、外在手段。例如，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起初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揭示出来，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正式提出，最后由张之洞作出全面阐释，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所谓“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西学为用”，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董彪：的确，对体用关系的理解，可以从上述主体与功能、本质与现象、原则与方法等角度予以划分，但也要看到，此种划分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功能不过是主体的规定，现象不过是本质的显现，方法不过是原则的运用，它们是同一种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两种状态。因此，中国传统经典中常见“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相即”等说法。

对于天地自然中的事物而言，体用关系的统一性是自在自发的，比如“道”之为体，是指天地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和根本原则，“道”之为用，是指其繁育、化生、滋养功能。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道的运行不是某种有意志、有意识的行为，更没有用言语向他人来表达自身的意志或意识，因而这里体用关系的统一是自在自发、自然而然的。但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其体用关系的统一性要通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才能转变为自觉自为状态。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对于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和道德实践而言，要实现体用统一，必须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基础，在认识论上充分把握“体”，即把握事物的形体结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在方法论上充分彰显“用”，即让事物的属性、表象、功能得到充分显现。易言之，只有明体达用，才能体用贯通，这里彰显的正是人的主体性自觉，即人的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曹润青：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主体性式微，在西方文明强势冲击下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文明危机。如果用体用范畴来解释这场文明危机的话，就是曾经作为独立、自洽、自足存在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丧失了对自身的信心。这一时期产生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以及文化复古主义等代表性观点都表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之“体”无法支撑近代之“用”，中华文明在体用之间出现严重断裂。这一断裂，为中华文明带来了两难困境，即中华民族对近代文明之“用”的追求与维护自身文明之“体”无法兼得。中华民族渴望近代文明，向外部世界广泛学习先进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知识，但由于中华文明体用的断裂脱节，近代文明之“用”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反过来瓦解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体”，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极大伤害。

2、“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体用观的新时代表达

主持人：理解中国近代以来从文化自卑到自省再到自觉自信的进程，体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范畴。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复兴前景光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如何认识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质？

曹润青：在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体用断裂的危机得以应对，明体达用的传统得以恢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自信地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传统体用观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奠定了思想前提。

杨洪源：在对体用关系的表达方面，“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的内涵是一致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体达用”始见于元代张光祖对胡瑗教育主张所作的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明体达用”的原义是将圣贤之道传授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用于小到为人处世、大到治国安邦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体用贯通”则是现代才有的说法。在新时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被赋予新的内涵，用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与此同时，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的意识的支配，故而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指导实践，在于它能准确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须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主张理论同实践相统一。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理论特质的鲜明体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十一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内容，成为这一重要思想在“体”的层面的基本架构；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这十六个方面的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重要思想在“用”的层面的主要内涵。

董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所谓“明体”，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所谓“达用”，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所谓“贯通”，体现为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统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的贯通：一是“魂脉”与“根脉”的贯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中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二是物质与精神的贯通，掌握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把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追求；三是传统与现代的贯通，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古老文明赓续和更新的结果，而非消灭和割裂古老文明的产物，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是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既要让理论创新深深扎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也要使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3、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主持人：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体”与“用”有机统一，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做什么、怎么做，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新征程上，如何坚持这一思想的理论品质，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曹润青：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指导我们，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应当特别重视“体”的作用，做到以体摄用、以用明体。任何具体工作都是载“体”之“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引导人们见体、明体、识体，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不仅指向体用一源的知识论、方法论，同时特别强调文化之“体”的存在和作用，强调文化在延续、维持和促进民族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突出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我们以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充分展现独特魅力。同时，既要自立吾理，又要融通中外，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不是要走向排外主义、封闭主义，而是要在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对“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落实，最终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普遍性的揭示中，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使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既体现中华文化立场，又能够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赵金刚：“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意味着我们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破除一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尤其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思想解放的结果，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理论产物，要求我们立足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打破各种制约发展的教条，讲清楚新时代各文化要素在当下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做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才能使得各种积极的文化要素发挥应有的效能。

董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启示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激活与丰富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瑰宝，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现代文明的要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紧扣时代主题和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深深扎根中华大地、融入人伦日用，获得更加丰厚的中华智慧滋养，产生更加强大的思想力量。

二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

三是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也不能盲从教条本本，要善于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更要善于以中国理论推动世界发展，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同时，要坚持胸怀天下，既努力推动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又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视界、实践场域和国际影响。

杨洪源：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基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辩证关系的角度理解“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从根本上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来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的历史节点。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与此同时，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风险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则，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谱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华章，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3日 11版）